摘要：本文试图在20世纪去殖民与革命历史的脉络中寻找今天中国新“区域研究”背后可能依赖的问题意识基础。我们发现，在抽象地进行国家“政体”讨论的同时，“国家的治理”这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层面也应当得到深入分析。本文强调《小邦大治》一书中透露出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兴趣，及其对“政体”思维的反思，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浪潮中建立起的新国家、乃至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政治发展走向。本文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将“传统”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还原到西方19世纪以来帝国史与殖民史问题意识脉络中。进而反映这种作为“帝国知识”的“区域研究”在西方学界逐渐细碎化与边缘化的内在历史与政治原因。
关键词：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治理、区域研究、帝国史
作为一名对殖民史及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去殖民独立运动感兴趣的研究者，我从欧树军的新著《小邦大治》中获得了极大启发。从基本方法上，这本对现代“新加坡故事”的研究是一个从政治制度角度对“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的细致梳理。然而，与一般在比较政治学或者是国家统治形态研究框架内展开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同，《小邦大治》的独特性体现在它为这种讨论设定的基本历史基调与现实关怀。在开篇的引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地向我们表明，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城邦”，新加坡的诞生来源于一个宏大的“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历史进程”。正是作者对这一历史意识的声张，令本书不仅仅得以超越了一般性的对国家制度的教条式分析，开始与包括冷战史、后殖民研究等具有理论及全球史关怀的宏大问题产生了对话。甚至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当下全球语境下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给出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的范本。正如王绍光老师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开篇明义，这本有关新加坡的书是“写给中国读者的”。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重又兴起了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的浓厚兴趣。从对象上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了西方之外。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专注欧美“发达国家”的潮流的一次革命。虽然，这场巨大的知识革命仍在萌芽期，但这的确已经从客观上，迫使我们不得不从认识上将原有的局限在“西方”的“世界”观念，扩展到更为广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全球。同时，这种地理全球的再浮现，又督促着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自己原先赖以理解“世界”的诸种理论工具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我们是否应当将这诸多声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本身放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重新拷问。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长起来的区域研究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应，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中国的区域研究，与既有的区域研究传统究竟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回应，加了“中国的”这一修饰语的区域研究，所创造出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我看来，《小邦大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新将我们的研究视野拉回到了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回应了新时代区域研究双重使命中的前部分。透过《小邦大治》，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仅仅是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成功的作为经济偶像的新加坡，更是一个在去殖民进程中，通过政党建设、国家治理而获得真正独立的作为政治主体的新加坡。
为了理解《小邦大治》体现出的有别于“传统”区域研究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诞生的历史现场。
在美国冷战背景下形成的区域研究与其在欧洲殖民世界帝国中诞生的前身“殖民地研究”（colonial studies）、及“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欧洲殖民时期形成的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学术兴趣，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套完整的帝国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在这套庞杂的帝国知识体系中，涉及了从生物学、医学、地理学再到人类学、历史学、法律等等一系列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学科知识。我们可以视这套欧洲现代知识体系为其在殖民扩张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这种欧洲中心的殖民知识体系，也作为一种文化霸权，通过其对世界的描述，发挥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在18世纪晚期，随着欧洲在世界的殖民扩张，殖民政府希望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组织方式、治理制度等基本问题需求也越来越紧迫。显然，一个普遍帝国更需要了解在其治下各个地方的矿产资源、居民风俗、乃至语言文化。于1772年至1785年间担任英属孟加拉总督的华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便曾表示“所有知识都对国家有用。特别是在那些我们以征服而获得治权的土地上，通过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交流而获取的知识。”哈斯廷斯的表述可以说是很好地勾勒出了之后欧洲殖民地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这种为国家意志服务，以田野调查的形式收集一手材料并加以分析的方法，一直到20世纪的区域研究中也能找到其深远影响。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殖民帝国，它对世界知识的兴趣以及整理是多方面的。这一对帝国属地情况进行“档案整理”的任务则大多由地理学会承担。与今天的“地理学”概念不同，19世纪末期之前的地理学内涵及其丰富。包括俄国、荷兰以及英国在内的诸多欧洲殖民帝国都设立了各自的地理学会，为帝国的扩张与治理贡献其必须的知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俄国地理学会对中亚地区进行的人种与地貌的调查，还是荷兰皇家地理学会对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探索，或者是法国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地区伊斯兰社会宗教及部落习俗的考察都不无例外地与帝国军事扩张密切相连。
这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大规模知识生产在英国的帝国扩张进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勘测”（survey）这一概念不仅仅表示了对大地的测量与地貌的描绘，它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跨学科”内涵。这其中涉及到了对于该土地上居民的人类学观测，也包含了对该地区植物、动物种类的收集与整理，对当地文物古迹的历史调研等等。可以说，随着英国殖民孟加拉地区开始，这种由帝国政府组织的“勘测”行动便成为了欧洲殖民帝国治理行动中的核心组成部分。1765年，时任古达罗尔（Cuddalore）圣大卫堡副总督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st Baron Clive）委任海军军官、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詹姆斯·热内（James Rennell）对新近征服的孟加拉地区进行勘测。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热内系统地整理了该地区的地理、政治以及社会知识。并且，这项工作随着英国在印度半岛的领土扩张而不断推进。最终生产出了对印度半岛上各地动植物、地理、人类学、人种学、经济作物、历史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系统性知识。
对于殖民帝国的治理来说，对帝国边疆的系统性了解也包含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帝国培养殖民官员的核心知识基础。从19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以“殖民地研究”为名的机构与大学讲席职位开始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兴起。法国1889年设立的“殖民学院”（école coloniale）是这其中的先行者。随后比利时1894年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国际殖民学院（Institut Colonial International）。在这之后，罗马、里斯本等伊比利亚国家也纷纷效仿，成立了自己的殖民学院。这类殖民学院不少与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或者本身后来就很快成为了大学。1908年在汉堡设立的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在短短11年后便重组成为了汉堡大学（Universit?t Hamburg）。
除了成立独立的殖民学院之外，在大学中设立殖民史讲席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手段。1902年，欧洲最早的殖民史讲席教授在荷兰的莱顿大学设立。在此之后，牛津大学也于1905年设立了贝特殖民史讲席教授。除了殖民史之外，莱顿大学还开设了殖民地法学（1910年），柏林大学设立了殖民地地理学讲席教授（1911年）等等。一套完整的以殖民帝国为中心，且明确服务于殖民帝国利益的世界知识体系，在这短短的30余年间得以形成。
这种对帝国属地情况的“档案整理”除了在帝国统治与知识精英培养层面上发挥着巨大作用之外，还向帝国的普通居民们展现了这种普遍帝国所带来的威权与神圣感。博物馆则是向帝国民众传递这种帝国所带来的“世界体验”最有效的方式。这类建筑宏伟的自然与历史博物馆从19世纪中期便不断以“殖民地博物馆”（colonial museum）的名称在欧洲各个城市出现，帮助帝国中心的居民们想象这个能够覆盖世间一切事物的帝国的能量。自然博物馆同时还作为帝国威权的象征，出现在殖民地城市。毫无掩饰地向被殖民者展现着宗主国驾驭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神圣能力。
除了这些服务于殖民官僚体系的“殖民学院”之外，对于殖民地的知识论述还在帝国秩序建设中占据着更重要的理论性地位。理解这一点，便需要将“殖民地研究”追溯到更早的“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研究中。在殖民帝国的政治框架下，关于他者的知识彻底地服从于帝国中心所着力建构的那种差异性秩序。这种对差序秩序以及对帝国中心地位的强调则在19世纪晚期英国出现的“帝国史”研究中便已经得到了极好呈现。一般认为，剑桥大学里格斯现代史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在1881年至1882年讲授的一系列课程开创了作为一个研究门类的“帝国史”。这一系列讲座在1883年结集出版，成为了著名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试图从国际（或者准确的说是欧洲及其殖民地）竞争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英国作为世界新秩序霸主的崛起。在这系列演讲的开篇，希里强调从全球角度出发讨论英国的历史与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英国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且看不到其衰退的迹象。因此，研究英国的历史便是对世界未来做出“启示”（prophecy）的行动。相比之下，那些诸如“荷兰与瑞典”等曾经伟大的国家，他们对自身历史的兴趣则仅仅是“情感趣味（sentimental）或是纯学术性的（purely scientific）”。
希里对英国历史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趣上。他的真正关怀是希望叙述一个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方向，并在这个普遍主义理想中，寻找到英国国家的历史意义及道德基础。换句话说，希里笔下的英国是一个对“山巅之城”的描述。只有在英国的强大引领下，人类文明才能得以发展到新阶段。在这一前提下，希里将现代英国历史最具影响力，最为核心的一个特点归结为——世界性扩张。在希里看来，扩张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实，更是不列颠得以被称为“伟大”（Greater Britain）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对殖民地的研究便超越了实用主义的治理术范畴，成为了论述宗主国历史中心地位，宗主国建设世界帝国合法性基础，以及宗主国历史观普遍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诞生于19世纪欧洲政治现场，从帝国史与殖民史角度出发，叙述世界历史与知识的路径随着帝国本身的衰退而逐渐丧失了其合法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广大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更进一步拆解了帝国的政治秩序。而当万隆会议将“亚非国家”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推向历史前台之后，帝国史这种普遍性秩序语言则更失去了其解释能力。1982年，在其就任维尔·哈姆斯沃斯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中，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便明确指出，今天的帝国史研究已经于二战之前的帝国史研究大不一样。因为帝国本身早已不复存在。他指出，今天的帝国史研究者已经于希里的时代不同，他们不再像希里那样享有一个作为帝国的政治主体。菲尔德豪斯直言不讳地说，这令今天的帝国史研究者们的忠心（loyalty）无处安放。
帝国本身的衰退使得帝国史从原先对人类整体历史的叙述，退居为对人类一种“中介物”（intermediate）形式的学理性阐述。随着帝国的政治消亡，帝国的普遍性意义及其世界观也随之消亡。在菲尔德豪斯对帝国的叙述中，新一代的帝国史研究者不得不将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对象化，将其缩小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组织模式。在菲尔德豪斯看来，研究帝国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我们尝试理解世界多样性一种组成部分的方式。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们再也无法想象一个宏大的整体史叙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经验性整理。换句话说，此时的帝国史研究者们似乎变成了希里笔下那些研究“荷兰与瑞典”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世界的兴趣，是局限的，是“纯学术性”的。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菲尔德豪斯会对霍布森（John A. Hobson）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强烈批评。在他看来，列宁与霍布森对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秩序形成过程中扮演的决定性作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是凭空揣测出来的。殊不知，在霍布森与列宁时代的帝国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那时的帝国是一种普遍的全球秩序霸权。而到了菲尔德豪斯的时代，曾经作为“山巅之城”存在的世界帝国则蜕变成了由官僚与治理术组成的破旧机器。
既然帝国史的衰亡无可避免，菲尔德豪斯则为当代的帝国史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他看来，今天的帝国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去考察“互动地区”（area of interaction）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便是今天所谓“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冷战背景下诞生的区域研究几乎延续了最初19世纪欧洲殖民地研究与帝国史研究的精神传统。它不仅仅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治理提供重要的知识基础，也承担了培养帝国官僚的责任。而19世纪帝国史中所承担的塑造帝国道德与合法性普遍意义的任务，则交给了诸如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凯南（George F. Kennan）、基辛格、亨廷顿等一系列外交智囊与政治学者。在此我便不再赘述了。
我们发现，帝国霸业的政治现实从根本上支撑了“传统”地区研究与帝国史的普遍主义理想与宏大叙事。那么，今天中国所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否能继承这种有着明确中心主义情节的问题意识呢？毫无疑问，今天中国对区域问题的大规模关心与中国本身的历史性崛起密切相关。倘若这种崛起仅仅是重复了西方近代历史中霸权更迭的故事的话，那么我们势必会看到今天中国的地区研究会走上19世纪欧洲殖民史与帝国史研究的道路。所幸，在《小邦大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怀。
在《小邦大治》中，作者不断重申去殖民这一历史与政治主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所关心的是前殖民地如何通过自力更生、政治与行政实践而进一步完成对国家精英与公共行政部门的“去殖改造”。这种在行政过程中结合新加坡社会历史与实际情况，对殖民时代遗留的威斯敏斯特体制进行的改造，在作者看来是“让新加坡政治长期保持活力”、令其“政治体系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作者强调，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在英帝国的政治秩序中，其社会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帝国中心。因此，在这种秩序下建设起的行政效率与官僚体制体现的是英帝国而非殖民地本身的国家能力。而在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通过巩固“行政主导的发展型政府”，则将社会资源转向本国的公共建设和社会服务。我们发现，在作者对行政效率的分析中，行政效率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抽离语境讨论的一般性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组成部分，讨论发展行政效率的目的及其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行政效率的发展还与政党合法性与执政能力挂钩。这便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讨论中，仅仅以普选作为合法性唯一源泉的陈词滥调。
《小邦大治》体现的一个核心关怀是要以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为例，寻找在去殖民过程中新加坡获得政治主体性的根本动力。作者不断提醒我们，殖民帝国秩序衰亡的重要标志是其在殖民地“人心尽失”。随着帝国文化领导权的消失，帝国蜕变为“狡黠的权谋”。这个表述实际上揭示了前文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帝国史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与那些帝国史研究者们所看到的世界不同，在《小邦大治》中，这一旧殖民帝国神圣性的丧失恰恰标志了新世界的崛起。与旧的世界秩序不同，在去殖民进程中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人民与具有政治主体性的被压迫国家为核心的。因此，对于这种新秩序的描述则必须深入分析这一政治觉醒的过程，以及这种觉醒对普通民众的真正意义。
与一般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关心的是具体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问题。本书对抽象的国家进行了具象化、历史化以及制度化的分析。《小邦大治》所处理的去殖民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建设、政党建设、社会建设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本书处理了一系列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诸如住房、养老、就业、城市交通等。国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的外交与国际政治层面，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小邦大治》将去殖民这一宏大历史潮流变成了普通人的现实体验。因此，在本书中，去殖民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追求，也不是一个混乱的历史时刻。去殖民从一个反抗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细致的国家建设的故事。在这一叙述基础上，《小邦大治》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是政党正当性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衡量去殖民浪潮历史性价值的普遍性准则。
事实上，本书最令人感到激动的部分来自从第五章开始的后半部分。连接这些章节的一个核心关怀是希望理解在国家新生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政党与人民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今天在绝大多数推行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国家里，政党常常以竞选为核心目标与追求。在这种竞选目标驱动下，人民在政党政治话语里便从一个具有主体性地位的能动角色，蜕变为选民这一单一的使动角色。相应地，本应当作为国家公器的行政资源很容易被政党作为交换选票的私产。在这一利益交换的过程中丧失的不仅仅是议会政党的代表性，更使得国家本身的神圣性逐渐消失。
而《小邦大治》则向我们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民行动党的统领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在《小邦大治》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在国家去殖民社会建设中寻找施政方案，以推动改善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恰恰成为人民行动党得以建立社会各阶层共识，获取政治权利正当性的基础。这就使得本书对政党政治正当性的讨论超出了一般的西方政治学框架，避免了采用自上而下的教条规则，硬要将非西方世界政党政治套进西方民主政治话语的错误。而从自下而上的实践论角度，去推导出人民行动党的合法性来源。透过《小邦大治》对新加坡的分析，我们看到政府的正义性一方面表现在政府自上而下地设定良好议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政府本身行政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责任感。
《小邦大治》深刻地向读者指出，一个脱离群众的党更加符合殖民者的利益。而人民行动党本身的去殖民化体现在其对“群众路线”的坚持上。在作者看来，这种实践论的精神造就了人民行动党“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的混合式政治理念。这也使得新加坡的独立虽然没有经历腥风血雨的暴力反抗，但是却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政治独立意味。相比在去殖民运动中获得形式上独立，但却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上持续受制于人的国家，新加坡在“独立自主”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国家建设运动，则是更深刻地体现了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真正理想。
实际上，从《小邦大治》对新加坡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政治观念。作者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持久性建立在政治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上通下达”的“双轨形式”。在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政治前提下，知识精英对实际政治生活的参与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有利于知识精英为政府施政提供建设性批评，同时也有利于生产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舆论氛围。作者认为，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群众路线还保证了社会“建设性批评的理性讨论环境”，这也反过来为政策制定过程中让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前提保证。而有了这种互动，则更容易形成和平环境下，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共识。而这种良好互动的基本前提则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以及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一点则必须由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政党与政府提供。《小邦大治》用“公共部门政治化”这一表述向我们表明，政党与政府不分家，在这一机制中是重要前提。
本书最后一章的讨论将这一具体的对新加坡的案例分析推向了一个对普遍问题的探索。作者回答了一个何为新加坡“模式”的问题。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新加坡模式，并非停留在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教条性总结，也不是对新加坡“民主”性质的经验性讨论。这种新加坡成功的“模式”恰恰来源于实践为先的精神。这一精神被总结为“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实际上，与其将这一精神视为新加坡的“模式”，不如将其视为对“模式”的教条性迷信的批判。这一态度也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在接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屡次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不可能复制中国道路，而从中国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唯一一条普遍性原则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今天对国家治理的一般性叙述中，充满着对康德理性主义原则的简单化理解。在这一逻辑里，个体作为一个绝对的理性人，其自由建立在绝对的自主与免于约束的无政府原则之上。《小邦大治》在最后一章中，借用王庚武先生的讨论阐述了对这种迷思的批判。用作者的话，即是用一种乌托邦取代另一种乌托邦的行为。脱离了国家去想象一个理想社会，想象一种绝对的个人解放无疑是镜花水月。除此之外，在本文的讨论语境下，《小邦大治》里体现的这种对国家治理能力重要性的讨论还体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在帝国史的框架下，国家仅有一个。因此，通过对普遍主义观念的教条式声张，帝国史叙事消解了帝国之外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冷战时期站在意识形态二分法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国家的分类模式，则也是这种霸权的体现。事实上，就像新加坡一样，绝大多数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置身于“资本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阵营”的简单二分之中。而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选择国家发展的前进道路。重新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实践历史，发现他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政治主体性，则无疑是对教条主义叙事中体现的帝国文化霸权的建设性反动。这也是《小邦大治》所体现的理论价值，更是在去殖民语境下展开的新的区域研究的意义。
本文原载《比较政治研究》第13辑（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