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左”、右两方面干扰，必须明确“左”与右质的区别：“左”一般在主观上赞成社会主义，客观上起干扰作用；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观上，都反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
这场关于改革开放的大争论，既有必要性，也有必然性，是中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当前，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当中央把六中全会的基调定为“和谐社会”时，国人要考虑，一方面，改革争论本身也存在一个如何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接受中国“文革”与苏联“肃反”当中那种极端情绪的教训，不能让“争论”也成为“和谐”的干扰素。另一方面，关于“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确有论清楚的必要，否则不仅“改革开放”难以为继，恐怕“和谐社会”也将付诸东流！笔者以为，科学全面公正地评价改革，防止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是构建和谐社会、促使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
科学全面地评价改革
科学全面评价，就是“实事求是”地对改革功过是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27年，终结了“文革”时期积重难返的困境，使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在苏东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仍能“独立寒秋”，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全球扩张时代”，仍能高举“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仍能以“社会主义大国”的面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说，这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改革开放”确实功不可没。
科学评价的基本方法
另一方面，对上述功绩要有综合评估。“新自派”将“成 就”完全归功于“改革开放”，而将“问题”完全归罪于“旧体制”，这种观点是典型的西方线性思维与形而上学。因为，中国改革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而是在新中国27年国民经济“存量”基础上进行的，即便存在“十年动乱”，新中国前27年依然保持了年均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评价改革开放成就，主要是计算“增量”，简单说，从6%增长到10%，这4%就是改革的“增量功绩”。在4%当中，还要分清计算方法不同的“增量因素”，比如，原来依据“工农业总产值”，现在依据“GDP”，至少前者不包括“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等等。当然，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这4%的增量值也越来越大。
争论双方都不断摆出“是与非”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弄清“科学评价”的方法。有学者认为，按国际上对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成就进行评估，至少考量四类基本因素：
一是原政治经济基础。即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基础设施，人力和自然资源条件，资金积累和储备，内外部环境(社会稳定、国防能力、外交合作等)。就上述基础和条件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具备了相当实力，不足主要是“文革”的负效应。
二是新增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增加，资金增加(新增货币、外资投入、国家外债、内债等)，资源开发增加(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但是，新增生产要素也存在负作用，比如，劳动力增加可能带来资源紧缺，大量发行债券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同时，资源过度开发会影响长远发展。
三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如国家教育水平和社会成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和新设备的应用、普及和推广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有专家指出，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过去的20%上升到40%。
四是国家体制和政策影响。如对体制调整的作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税收和投资环境的影响，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等等。对四类因素做综合评价，才能对改革开放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防止左右两方面干扰
中国革命和建设，从来是在适时反对“左”和右两方面干扰当中发展的。刘少奇说过，就像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才能往前进。邓小平历来的态度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反“左”，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等，因为“左”成为干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风波”之后，主要是反右。此后，人们又对改革开放产生顾虑，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调整航向。中国革命建设几十年，从来是在同“左”与右的较量中前进的。今天，当改革争论空前激烈的时候，同样要考虑“左”与右两方面的问题。当前的“左”，主要由于痛恨“贪污腐化”、“权钱勾结”、“资本专政”等，提出只能“用文革方式，搞继续革命”。这样的激烈态度，很可能导致全国性社会震盪，有可能干扰现有的安定团结与社会和谐局面，同样会干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利益。
现阶段主要危险是右
防止“左”、右两方面干扰，绝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和谐”也绝不是“和泥”。必须明确“左”与右质的区别：“左”一般在主观上赞成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能起干扰作用；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观上，都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笔者以为，现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新自派”以“深化”为名鼓动的种种“改革”，基本是“全盘西化”与“和平演变”内容，从“西山会议”有人提出“共产党不合法”，到坚持“新自由主义转制方案”，足以断定右的思潮，已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按右的主张办事，中国离苏东、拉美的困境，离“坏的资本主义”，都不远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反右”至少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