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是破解转型发展中社会矛盾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偏低。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依据国际经验判断，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应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从新时代的发展趋势看，改革仍然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重要的动力源。
发展需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键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规模可能增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经济结构将显著优化，新增长空间不断拓宽。消费结构升级将不断创造增长新动能，预计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能扩大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产业变革、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城乡结构变革将释放农村大市场的潜能。未来5至10年，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将形成近百万亿元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成为中长期发展的“最大红利”。
目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但主要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出现资本“脱实向虚”现象，资本过剩与实体经济“缺血”现象并存;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价过快上涨，导致过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房地产领域，也推高实体经济发展成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需要把主攻方向放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上。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首先，加快企业制度变革，在加快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的同时，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形成既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又有利于激励创新型企业的体制安排。第二，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形成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实质性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第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产业变革的新动力。第四，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形成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务实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改革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动力
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新动力。在乡村振兴方面，如果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实现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被盘活，估计每户农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万元左右。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主要的动力也来自改革。以振兴东北为例，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破题，就能够形成全面振兴东北的新动力。
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点，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这就需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形成保障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制度安排，并逐步实现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各地区通过加快改革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例如东北振兴，关键是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要目标，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为重点，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手段，以开放合作为动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二是加快人口城镇化的体制创新。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使更多农民和农民工成为“扩中”生力军
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一方面，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偏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新两步走”战略，对新时代的改革提出新的具体要求。
经济发展的“含金量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明显提高。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更需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按照“新两步走”的要求，确立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发展目标。依据国际经验判断，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要避免两极分化，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应当达到70%左右，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变革，形成中高收入的现代职业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创新，使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成为“扩中”的生力军。形成稳定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长效机制，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创新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尽快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以及劳动力获得财产性收入。此外，还应当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化发展的短板为发展的动力，需要深化“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迟福林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