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在武汉，是1980年以来一个一成不变的信息。他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年转会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他唯一的变动。这种不变，在学术领域似乎也一以贯之，他执著于译介、研究德国哲学，以此称誉学界。

今年十月，邓晓芒新书《讲演录》出版，他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接受采访的那天晚上，过了约定时间，记者却迟迟联系不上他。原来，他有午休的习惯，而且要拔掉电话线，当天歇息完，忘了接上。这个65岁的学者，用拔掉电话线的方式，暂时阻挡外界的干扰。

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启蒙思想变成了旷野里的呼声；新世纪以来，启蒙在民间自由生长，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这就是进步，我们需要肯定。”邓晓芒说。

【启蒙的任务】

邓晓芒列举了第三次启蒙面临的三个任务：

第一，以理性对抗天理，就是要讲道理，而不是首先讲立场。

第二，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

第三，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不要把老百姓当成未成年的儿童，避免大众崇拜。

庆幸

自我启蒙

“阅读，就是想让自己变得聪明点，因为我们已经两次失落了，一次是上山下乡，一次是‘文革’，满腔热情地投入，却受到愚弄、打压，理想破灭了。”

共和国成立前一年，邓晓芒出生在东北解放区，随父母南下到了长沙。他的父亲有暴力倾向，“我是挨打长大的，用棍棒、皮带、扫帚打”，家中门框上常年插着一根竹条，用来揍人。作家残雪是邓晓芒的妹妹，父亲喜欢女孩，她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长大成人之后，我忍受不了别人打孩子，见到了，心里就慌，慌得很。”受此影响，邓晓芒跟父亲的关系向来冷漠。

因为是毛泽东的故乡，1964年，长沙的年轻人已开始大规模下乡，比全国要早四年。那一年，邓晓芒本要考高中，因父母都是“右派”，一刀切地加入了下乡的队伍，成为了一名知青。

在湖南最南端的江永县，带着一种“朴素的理想”，邓晓芒希望能在农村发挥自己的能力。“文革”开始，他积极投入运动，不久武斗升级，武装的农民堵住了回长沙的路，他和一群知青只好绕道逃回了城里。“一路很惊险，我们逃到广西，被堵了回来，又逃到广东，顺着京广线逃回来，回到家，鞋子丢了，汗衫也发臭了。”

这一路，邓晓芒的思想慢慢发生转变，“不再盲目相信，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思想彻底发生转变，则是在1969年。

从这两年开始，他心里升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除了《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作品，还读了不少马列的哲学著作，每一本都读很多遍，做详细的笔记，想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邓晓芒的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教他，“基本上没有思想交流”。在家中，父亲藏有《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等，邓晓芒读黑格尔“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每段都做详细的笔记，还是没看懂，不过，借此受了逻辑思维的训练”。早年这样的阅读训练，在自己成为教师后，邓晓芒沿用下来，以“句读”的方式教学生。

说到这里，邓晓芒忽然跳脱出来，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开始“发作”。他说：“现在年轻人缺乏这种训练，因此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猴子掰苞谷，一边看一边丢，那就没有什么收获。”

那段阅读时光，多年之后，被归纳为“自我启蒙”。

得意

妥协与自得

在课堂上，邓晓芒总能深入浅出，让康德哲学变得平易近人。邓晓芒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国内没有人敢像我这样上课！”

1979年，邓晓芒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他只有初中学历，但直接考取了研究生，“在我们班上，像我这样的情况有好几个”。

那时，“研究生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老师很少系统地上课，所谓上课就是讨论，“教室变成了学术会议厅”。比如“方法论”课，同学们就此展开讨论，结束后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最后收集成册，名曰《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最让邓晓芒称道的，是彼时课堂上的氛围，“把求学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一上课大家抢着发言，争论得面红耳赤，可以说，我们正酝酿着思想风暴”。

三年后，邓晓芒毕业，留校任教。此时，作为老师，他已经注意到了学生的变化，相比于自己上学的情况，本科生年纪轻，起点低，“上课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讲，没有什么讨论”。有时候，邓晓芒尝试着给研究生上讨论课，比如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采用了句读、讨论的方式。

《纯粹理性批判》这本著作，邓晓芒讲句读连续讲了七年。新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则是由本科生课堂一个学期的录音录像整理而来。在讲演录自序中，他认为：“课堂讲演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对康德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引经据典，这样就显得比较全面系统。”

在课堂上，邓晓芒总能深入浅出，让康德哲学变得平易近人。在《讲演录》一书中，谈到知性、判断力、理性三者的分工时，邓晓芒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为例解释道：“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各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以当一个好的士兵，有些人能够当一个好的将军，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当统帅。士兵只需要有知性就可以了，一般人都有健全的知性；而将军则需要有判断力，在两军交战的时候，战况是瞬息万变的，将军的判断往往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将军可以将兵，但不一定能将将，只有统帅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足够的理性，能够掌握全局。”

对于这种“满堂灌”讲西方哲学经典的方式，邓晓芒坦承，这是自己做出的某种妥协。当年，他在武大读书时那种热烈的讨论氛围早已不复存在，他试图在研究生课堂上有限地恢复当年的状态，“但他们都不愿意开口，我只好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读，分享自己的理解”。

尽管如此，他的课还是受到学生的热捧，开学时，课堂总是人满为患，不仅有校外的学生、老师来听，甚至把书商也吸引过来了；但学期结束时，耐心耗尽，“能留下二、三十个人就算不错的成绩”。

邓晓芒的学生苏德超教授在武汉大学也教康德哲学，把句读的教学方式接续了下来，不过，句读只占整个课程的三分之一。“在此之前，你可能读书都不会读，通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即使不懂，也知道不懂在什么地方，这很有必要，而且很有效。”苏德超对记者说。

执著

国事之外还有自己的事

“中国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义，因为只是诉诸常识的话，反思不够，那些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的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里？还是需要深层次的理性分析。”

1982年，邓晓芒成为了一位大学教师。当年，刘道玉校长正在武大展开教育改革，教学风气为之一变。“据说，哲学系一个老师讲哲学原理，讲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班干部在那里听。这就是刘道玉先生治下学生自由化的表现。”说完，邓晓芒呵呵笑了起来。

象牙塔之外，社会已风起云涌。在邓晓芒眼中，八十年代是一个开放时代，“解放思想”是时代的关键词，“外面的东西尽管让它进来，不停地引进、介绍，不要急于去批判，要从其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最终的目标是振兴中华。”

这被认为是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模式和五四运动的模式是一样的，只是任务不同，前者是要振兴，后者是要救亡。”邓晓芒说。

在启蒙思潮中，学界提出了不同的途径，有的学者鼓吹自由主义，有的强调新威权主义，有的主张重新发扬五四精神，但他们的目标一致，都想以此振兴国家，“谁也免不了，恐怕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当时，产生了一批文化偶像，人们对李泽厚、刘小枫、甘阳等学者趋之若鹜，邓晓芒读了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一书后感觉“大开眼界”。

今年四月，在一次演讲中，邓晓芒提出：“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状态，知识精英眼睛朝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最终被掌权者听进去，当然也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们只代表了人民对领导和上面政策的消极等待。”

对于学界的这种普遍状态，上世纪90年代，邓晓芒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他认为把政治当作第一生命的心态存在明显局限：“不只有家事国事天下事，还要有自己的事，你不能谈着这些，自己就没事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中国向何处去，取决于每个中国人向何处去。”

对这种反思本身，邓晓芒也进行了反思：“我们经历坎坷，曾经全心全意相信某些东西，跌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之后才展开反思。这和七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完全不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什么东西，但又可能已经被洗脑了，很尴尬。”

在启蒙运动中，邓晓芒扮演的角色是译介德国哲学。他认为，启蒙至少可以概括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英国经验主义的诉诸常识，“讲话讲究逻辑，揭穿一切虚伪虚假的东西，易于理解接受”，另一种是德国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

“中国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义，因为只是诉诸常识的话，反思不够，那些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的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里？还是需要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德国哲学就能提供分析方法。”邓晓芒着力倡导理性的回归。

无奈

无人响应的呼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启蒙如同旷野上的呼声，没有人响应。启蒙的声音忽然就沉寂了。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启蒙只是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一种策略。没有在理论层面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寻找根据。如今，启蒙更应该重新起步。

不仅在学界，在课堂上，理性的回归也成为某种共识。在武汉大学任教，邓晓芒感受到学生对理性思维训练的强烈需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来上我的课。”邓晓芒笑了笑。

学生的渴望，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渐稀薄。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大潮泥沙俱下，农民进城，知识分子下海，时代关键词变成了“欲望”，邓晓芒则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九十年代。“这个时候，教学最不景气，学生很少向学，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少得多了，基本上没有第一志愿报考哲学系的，文科生很多人报的是经济、新闻、法律等专业。”邓晓芒说。

回望这段历史，哲学在社会的口号声中逐渐退往边缘，学者政治上的追求已经被证明无效。邓晓芒深感无奈：“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大潮中，离开了政治，不能被权力赏识，学术上的追求就好像没有了意义，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只好去赚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太讲求治国平天下。”

在学院体制内，邓晓芒秉承自我，岿然不动，存折上长期只有两块钱，也不到外校去兼课。“人们没有回到自我，而是回到了物欲。我并不反对物质追求，但物质追求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你对人生有所思考，如果没有，你就失去了自我，成了动物。”

自然而然，八十年代的风云已经消散，在邓晓芒眼中，“九十年代的启蒙如同旷野上的呼声，没有人响应”。“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弱点就是没有在理论层面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寻找根据，因此，进入九十年代，启蒙的声音忽然就沉寂了，为什么会忽然沉寂？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启蒙只是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一种策略。”邓晓芒解释道。

时代的变化，启蒙的失落，在文学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80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与此相应，九十年代的文学飘零无主，“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

1998年9月，邓晓芒出版了《灵魂之旅》一书，探讨的是“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在序言中，他写道：“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

文学评论家樊星曾和邓晓芒一起参加过知青联谊会，都曾在武汉大学教书。对于邓晓芒《灵魂之旅》一书中的观点，樊星表示：“他的解读和文学评论家不一样，他以批判为主，只肯定了两个作家史铁生和残雪，所有的批判都归结为恋母情结，虽然有新意，但多少失之偏颇。”据说，邓晓芒还把评论邮寄给了当事作家，以加深评论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对话。

与此同时，不断有人提出要重返八十年代。邓晓芒认为，启蒙应该重新起步，但在某种意义上，“重返”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我们能够做的是：“拿出八十年代面对西方文化时的那份好奇心，把启蒙精神往前推进一步，要在知识界关注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它陈旧，那是你还不曾真正掌握的东西。”

期待

启蒙应该是低调的

“启蒙不应该是暴风骤雨式的，这会把其他东西席卷进来，冲撞了启蒙本身。启蒙应该是低调的，有一个想法分享出来，人们能通过它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就可以说达成了启蒙。”

新世纪以来，启蒙思想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法学学者贺卫方认为这才是启蒙应有的状态，他对记者说：“在这个时代，所谓的启蒙是有分工的，它跟民众对接，但又提供专业意见，比如在药家鑫案件的讨论过程中，你会发现专业分析与一般民众的情感表达存在很大落差。”

“启蒙不应该是暴风骤雨式的，这会把其他东西席卷进来，冲撞了启蒙本身。启蒙应该是低调的，有一个想法分享出来，人们能通过它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就可以说达成了启蒙。”邓晓芒解释道。

2008年，在《读书》杂志上，邓晓芒和同门师兄许苏民展开了一场关于启蒙的论战。他的《启蒙的进化》一文，提出启蒙有自己的进化过程，五四时期只是起步，八十年代的启蒙更为开放，但没有跳出过去的模式，因而中国需要第三次启蒙。

在一篇题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的演讲中，邓晓芒认为，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改造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从根基上发生变化”。

2009年12月，邓晓芒转会华中科技大学，在那所理工科学校，报考哲学系的学生人数在增加，“情况好多了”。尽管这只是教育界一个微小的变化，但已经能够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总体变化。在更广阔的领域，虽然没有明确的启蒙旗号，但是在用启蒙思想解决现实问题，“比如网络舆论的形成，宪政的讨论，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人们的关注、参与、维权帮助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知识分子漠然以对，便是失职”。

有评论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启蒙者看起来似乎不知所终，启蒙也找不到对象，事实上，启蒙者和启蒙对象都蕴藏在民间，在时代的细枝末节之处发生。在邓晓芒看来，到处都有启蒙的对象，“比如大学生、农民工，抗强拆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比比皆是。”

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则对记者说：“最应该启蒙的，是当年那些启蒙者，有些人糊涂得不行了。”刘苏里完全赞成邓晓芒启蒙的进化的观点，但他提醒，谈论启蒙不能忽视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改革，两者相辅相成。

启蒙对象在民间，邓晓芒倒选择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且乐在其中，“我经常说，要像卢梭、康德那样在书斋里做学问，中国正缺乏这样的人。”互联网的发达，帮助他解决了现实感的局限，每年寒暑假，他都会回到长沙，看望老母亲，和知青朋友聚会，“这也加深了我对现实社会的了解”。在和母亲看电视时，他偶尔会感动落泪。

邓晓芒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而是希望影响知识界：“我试图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如果你们要进行启蒙，就要关注底层民众。我希望在知识界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虽然现在还没有形成。”

没等记者提问，邓晓芒紧接着说：“会形成的，从中国当代的发展进程来看，必然会形成。”（记者吴亚顺）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79年以初中学历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学位，师从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底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