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重要又有最重要和次重要之分。现在的年轻人对上大学看得越来越轻了。有些甚至以缀学创业为荣。但如果你问问七七级的中国大学生，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一定会说，是七七年的大学入学考试。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七七年的考试是中国“文革”十年后的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它是中国“文革”后教育回归的标志；它也是中国“文革”结束的一个休止符。它改变了无数中国青年的人生。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无仅有，惊心动魄。
像当时大多数的中国青年一样。在十年“文革”当中，我经历了太多: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挖防空洞，拉练，建校办工厂。停课闹革命时无书可读，复课闹革命时屡被批判。挖防空洞时从做砖坯、烧砖窑做起。校办工厂设备简陋，工作又脏又累。有时还非常的危险，以致险象环生。记忆中最痛苦的事，是高中恢复招生了我却被排斥在外。记忆中最幸运的事，是在去插队的最后一刻，被留在城里工作。“乱世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历经风雨十年，到1977年时我已经在北京市物资局金属公司马莲道仓库工作了六年。我已经从一个稚弱的搬运工人，变成了一个青涩的办公室干部，在仓库的财务股做会计工作。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20个初中生当中，一个人因为交通事故已经去世，另外一个因为工伤失去了双腿，还有一个因为工伤断了半个手指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搬运过重的物品，得了腱鞘炎。我自己也头上、背上伤疤累累，甚至已经有了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经过了种种波折，似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那一年发生的唯一大事，就是几年前推荐去清华大学念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回来了。她坐到了我的对面，成了会计股的新成员。死水微澜，冥冥中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些什么，直到那一年的盛夏。
姑父是七七年八月份邓小平举办的教育座谈会的33名代表之一。他一回来就说要好好准备，大学要公开招考了。当时觉得不大可能。直到一、两周以后，坊间的小道消息到处都是的时候，才行动起来。但是考什么呢？是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按我的背景，工作多年，没上过高中，杂书看了不少，应该考文科。但我们是被“文革”和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吓怕了的人，并且当年流传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家里和自己都是想上理工科，但又怕考不上。犹豫来，犹豫去，决定先学数学。学好了就去考理工科，学不好就去考文科。学数学好办，有一个近亲是景山学校的数学老师。那时的中学老师的生活还是很苦的。亲戚带两个孩子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小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个蜂窝煤炉。那时一周休息一天。我星期六晚上到她家，她先安排好两个小孩子睡觉，然后辅导我的数学。先是答疑，然后再重点讲解新的课程。我们用了一、两周补习初中的课程，然后就以一周半本书的进度讲解高中的课程。这样努力学习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高中的数学课补完了。她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理工科。受到了她的鼓励，心中有了一些自信。就开始收集物理和化学的资料，开始补习物理和化学。
物理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没有了好老师，只好周末向姐夫请教。姐夫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像现在许多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样，很聪明也很牛。问了一、两次之后，他就得出结论了。“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明年再考吧”。我高中没上成，憋了一肚子的气要考大学，岂能就此罢休？他不教怎么办？想想家里还有一个亲戚是大学物理老师，就跑去请教她。亲戚很热情，也很客气。在解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之后，她轻轻地说：“我觉得你不如好好的准备一下，明年再考。”一盆冷水浇下来。心中没有了底。怎么办？是考还是不考？心中开始惶恐了起来。好在这时《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已经在10月21日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准备高考已经成了一个全民运动。大家都行动了起来。我的中学，北京市十三中学，组织了高考复习班。中学的好友找我一起去参加复习班的学习。别人是复习，我是学习，感觉还能赶上进度，这样就慢慢又有了一些信心。更幸运的是，胡同里的玩伴，自己不考大学，却介绍我认识了两位做高中化学老师的邻居夫妇。像我的数学老师一样，这夫妻俩都是教学高手。都在给人做私人辅导。根据我的程度，他们让我旁听太太的私人辅导，不用交钱，可以提问。一次一个多小时，听了有三、四次。自学有些问题半懂半不懂。听她一讲，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效率增加了数倍。感恩，感恩他们当年的热情相助。
那时我是有全日工作的。工作的单位比较远。坐车一个来回要三个多小时，骑车要快一些。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趟大概50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下班后还要政治学习一个半小时。加上路上的时间，每天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只好少睡觉。上班的时候不能学习，但可以闭目养神，或者午休时间，趴在桌上打个盹。我是记帐员。工作熟悉了以后，还是很清闲的。但高考的消息公布了以后，单位忽然说要培养我。他们说需要我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做一做，这样就把我调到了出纳的岗位上。这下麻烦了，出纳是管现金、管报销的人，是一个非常繁琐，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人来人往，现金来，现金去。每天别人下班之后，出纳还要账账相对，把账目与现金核实相符了以后才可以回家。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时间就更少了，并且常常累得晚上无法念书。考试将近，还没有准备好，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了起来。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下子胃出血，病倒了。
父亲病得不轻，住院了。大家都到了医院里。母亲轰我回家去复习功课。开始，我还在医院的楼道里复习，后来还是回家了。回家了也没有去上班。打电话，请事假。请事假是要扣工资的。我是国家的正式职工，有三十七元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大家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收入，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扣工资对个人来讲是一个损失。更重要的是，单位是不能没有出纳的。两天后，单位派车直接去了医院。核实了父亲确实病重住院之后，车直接开到了家里与我做了出纳的交接，允许我继续请事假。我们单位高考政策执行得比较好，每个高考的人都给两个星期的公假准备考试。这样事假加公假我在考试前有了将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这对我能考上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的考试是在1977年12月10号和11号分两天举行的。十号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考的是政治。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考的是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第二天依次是数学和语文。数学考试我发挥得不错，最后一道大题应当是给出了完美解。理化考卷里有一道酸碱平衡的考题，我一看就乐了。我们初中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个教化学的老教师，他教书很认真，很希望我们能学些东西。但每次他教到或者复习到酸碱平衡度时我们就又停课闹革命了。再复课时，我们要先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停课、复课，停课、复课，反反复复，我们学了三、四遍酸碱平衡，一直到毕业我们也没有翻过酸碱平衡这一章。虽然当时多数学生并不好好学习，但老师不放弃，每一次都认真、不厌其烦的讲解，使我对酸碱平衡已是烂熟于心。感谢老师当年的不忘初心，这道13分的题，对我来说是得来易如反掌。
我是在右安门外的一个中学参加的考试。从家里骑自行车去要四十多分钟。第二天考试结束，我真的是很累。有精疲力竭的感觉。在教室里坐了一阵子，才慢慢地走出来。准备骑车回家，因为是考试，姐姐特地把她的二八凤凰自行车借给了我。本以为可以一缕轻骑，打道回府，与家人庆祝一下。没想到车锁怎么也打不开了。左试，右试，试了半天，锁没打开，警卫来了，把我连车带人给扣下了。警卫一查，麻烦大了，这不是我的车，我成了偷车的贼。警察都来了，晚上要进拘留所了。警察再一查，问题又小了，另一个考生把我的车给骑走了，把他的车留下了。他也是借的他姐夫的车。认不太清，可以原谅。可恶的是，他的钥匙可以开我的锁，我的钥匙开不了他的车锁。他不肯回来换车，警卫又不让我撬他的锁。折腾到半夜，我只好搭公共汽车回家了。那会儿没有电话，考完试，不回家，家里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很是着急。庆幸的是，这事是发生在第二天的考试之后。要是发生在考试的第一天，我这学就上不成了。
七七年的高考录取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通知过高考基本录取线的考生参加体检和政审，第二步是通知录取。时间在等待中匆匆度过。1月18号是发体检通知的日子。早上在上班，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楼上的工会干事小刘（我中学的同学）跑来问我，你觉得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考得还不错。她说，那就对了，宣武区打电话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过体检线的考生的材料没有拿走，让我们去拿。这事由工会主席老赵负责。我马上上楼去找老赵。老赵是个老资格，是位每月拿99块钱的正科级干部。他秃头，带个厚厚的大眼镜；整天叼个大烟斗，做沉思状；一副深不可测,或者说是神在九霄外的样子。我去找他。他很和蔼，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放下烟斗。以一付关心、爱护、特地拉长了的语调慢慢对我说，“小孙啊，考不上不要紧嘛。工作还是有的吗。要好好地安心工作。”他站起来，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区里开会。没有我们的通知书，只给了一些要安心工作的材料。你拿去看吧。”得，这下没考上大学不说，还需要感谢领导的关怀。感谢过他，退出了他的办公室。看看手里的宣传材料，一肚子的无奈与丧气。回家跟父母说没考上。父母一夜没合眼。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小刘又来找我。她说，“你与老赵昨天谈的怎么样？今天区里又来电话让我们去取材料。”我一听就跳起来了。这次我直接去找我们的一号领导人孙主任。孙主任是军队上的转业干部。他个子高高大大，办事干净利落。他一听情况，马上就说，这是好事，我马上派人去拿。下午材料就拿回来了，果然是我的体检通知书。拿到通知书，我高兴的不得了，手舞足蹈。还是有同学好，还是孙主任好，多年后都是这么想。体检，政审一切正常。体检时还遇到一两个一起复习的同学。大家都非常兴奋。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
北京市是78年2月25号发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收到，有些着急。这次小刘也没收到电话，没有好消息给我。倒是有人说，你初中毕业，就是高考刚刚过体检线，录取的可能性也不大。那我到底考了多少分呢？我很想知道。单位的前院，有一排平房，是公司总部派驻代表的办公室。公司总部的年轻人很多家里都很有背景。其中一位熟人跟我说，他母亲可以查考试成绩。我就请他帮我查一下。第二天他就拿来了。成绩很好。以我的基础，这已经是上上乘的成绩了。这下我坐不住了。开始给北京市招生办写信，并且去招生办上访，一阵折腾。招生办说还有一批扩招。我就天天去传达室等我的信，天天去。对大多数人来讲招生已经结束了。我还天天去传达室等录取通知书，这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我已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好心人的规劝。我的善良的张股长逢人便说，我“大学没有考上，人倒落下了毛病”；很为我伤心。说他善良是真心的。我做出纳时擅自请假，后来又不安心工作，东跑西问，去上访，这些都耽误了工作。他有压力要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处理。他说我落下了毛病是尽量把这处理往后拖，或者是希望可以不了了之。是接受批评，还是考上大学，度日如年般的等待。终于有一天，传达室的班长亲自把我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一个大大的信封。他把信封重重地拍到我的桌上说，好小伙子，还真让你等到了。办公室里欢腾了起来。
等到了，等到了。几度山穷水尽，几度柳暗花明。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曲折，酸甜苦辣，磕磕碰碰。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感谢我的数学老师，感谢我的化学老师，感谢我的中学同学和老师，感谢我的同事和领导。感谢一路走来的同路人。那一夜，我翻来覆去，一夜无眠。想起将要面对的北师大数学系的高山，就想马上起来挑灯夜战，开始苦读。那一夜，父母睡得香甜。一路鼾声。
那一年全中国共有570万人报考；包括从1966年到1977年各届的考生，还有78届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提前参加考试。所以77年是13届考生同时进考场。考生年龄相差很大，从37岁到13岁（这是77级考试的年龄限制），相当于两代人。有一家父子、母女同时考上大学的，也有一家兄弟姐妹多人考上大学的。第一批录取结束后又扩招了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包括扩招的6.3万人，本科和大专最后录取的总人数是27.297万人，录取率是29:1，是4.8%。这在中国高考历史上是最低的。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小部分人。但是我们的幸运是建立在我们的不幸之上的。读书应当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权利。整整十年以上，中国的年轻人失去了这个权利。这是错误的，是不正常的，是历史的悲剧。四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有多少庆幸，有多少惋惜？有多少欢乐，有多少痛苦？桂冠之下，又有多少同龄人的叹息？“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中国今非昔比，作为当年的幸运者，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希望这样的事以后不要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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