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加拿大、英日联盟与华盛顿会议》一文刊于哥伦比亚大学主编之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35年3月号。作者在此文中揭发一大外交秘密：Science 1935年3月号）中揭露一大外交秘密：1921年英帝国会议本已原则上决定延续英日同盟，加拿大保守党首相梅根舌战群英，取得最后胜利——同意秘密废除英日同盟。（此部分主要参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也许对加拿大崛起的最溢美之词是对它作为英美之间的口译和中间者的反复描述。在加拿大和英国它已经成了陈腔滥调，在美国也可能是，因此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就像大多数陈词滥调一样，它包含了大量的真相。危险在于夸大加拿大影响英国和美国行为的能力，因为偶尔的情况使她不仅仅是一名翻译。在1921年6、7月的帝国会议上，加拿大右派、总理阿瑟·梅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检查了他的英国和自治领同事们关于决定恢复英日同盟一事，从而迫使他们更加冷静地考虑这些在华盛顿会议达到高潮的问题。这个戏剧性事件在几个方面都是一个里程碑，远比典型事件更为壮观。由于它被更宏大的国际谈判所迅速遮掩，也由于在接下来几年它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大多数观察家并没有察觉到这是英国远东政策的转折点。这也是战后英美关系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由于时段太近，且涉及几项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所以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对此讨论进行记录，但自1921年以来，有足够可以获取的信息用来进行准确描述，尽管为有限制的描述。以下的叙述，除了明确指出的地方，不包含有意识的假设。
就像自治领国家在1912年由被告知帝国外交政策到分享帝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进展一样，1921年的帝国会议是他们在战争时期的帝国战时内阁及之后的和平谈判中的行为的首次进展。事实上，会议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召开一次制宪会议以决定各个自治领新的政治地位。然而，1921年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帝国的外交政策，并探讨实现它的途径与方法。联合王国和各自治领已经公开反对国际联盟的"盟约"。想必他们将在联盟的活动上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的特殊问题使自然统一的前景变得不可能。
当他们观察国际局势时，会议成员们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和俄罗斯对帝国的威胁至少暂时被消除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加拿大人外，其他国家在承认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上普遍犹豫，而且还不习惯把日本看作是第三或第四大国。对英日关系与英法关系在规模和含义上的差异保持清醒是特别困难的。尤其是厄尔·寇松，也许因为他刚刚履行外交大臣的职责，把自己对亚洲事务的执着归结于重塑欧洲和近东的艰辛乐趣，他把他的国家描述成一个理想的国度，限制固执的法国，并向陷入困境的国家分配平等和纪律。当他们想起时，他和其他人可以正确评估在战争期间自己对日本的巨额债务，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对海军的援助，但他们好像不太能意识到日本通过在其他地方瓦解中国来利用英国的关注。他们也被日本人对进攻更敏感，不如欧洲的政治家那么容易打交道这样的假设所困扰。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日本是一个独特的任务，终止与它的联盟是一项危险的事业。
外交天空中的巨大乌云是一个容易遗忘的地方。美国在和平解决、联盟和国际事务中经常出乎意料的背叛，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不知所措。一个大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美国弃权的惊人效果已经让一些观察家对新总统和他的国务秘书Hon.C.E.Hughes的早期活动感到麻木。当今的习惯是，除了可能会有阻碍之外，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期望，可以确定，关于任何事情的持续政策都不能从它那里获得可靠的参与。
然而，仅仅数日，就使得英日联盟成为帝国会议的主要事务，所以它的成员们不断地被迫应对这个神秘的美国巨人的存在和它对日本的态度的现实。成立于1902年的联盟在增加了任何一方都可以免除承担战争义务，第三者应当缔结一项总的仲裁条约的一个条款后，于1911年获得自治领同意后恢复。尽管由于布莱恩的英美"冷淡"条约导致的格雷参议院的仲裁条约的早期失败，这一反英美冲突的附加条件在1914年9月生效，日本和美国的公开言论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频繁关切。帝国会议曾警告说该条约将于1921年7月13日到期，理由是1920年7月8日英日联合发表的与国际联盟不相容的讲话相当于解约。一些困惑已经出现，因为还有一个与日本谈判达成的延期三个月的额外暗示，但6月20日会议开幕日的设想是，如果大会没有安排续期，联盟将在3个月之内期满。
梅根先生抵达会议时反对续约，因为他觉得这意味着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表达一定程度的纵容，加拿大人民中立地发表了同样的观点。美国国内一股类似的情绪威胁要消除这样的认知，即联盟明确排除英国在日本与美国的战争中对日本的援助。加拿大担心任何美日冲突对自己领土的影响，让她维持英美之间最好的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更加紧迫。联盟的恢复必须受到抵制，因为它对良好英美关系、加美关系的威胁是如此强大，而这两种关系都有赖于加拿大的安全意识。
梅根先生的决定之路并不容易。他作为加拿大摇摇欲坠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罗伯特·博登爵士的继任者还不到一年。他所在的保守党，一贯强调对英国关系的忠诚，在外交政策上几乎一致接受英国的领导。实际上梅根先生已经在1912年和1913年博登关于为英国战舰捐赠3500万美元的提案的辩论中赢得了声望和联邦内阁中的地位。
尽管他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问心无愧，然而，无论他的个人和党派倾向如何，他发现加拿大具有北美的性格，受到战后第一次萧条的重创，他们主张与美国一样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重生的自由党试图利用这种情绪。它的一家主要报纸，"多伦多环球报"，早在1920年12月28日就明确反对联盟的延续。在3月和4月的下议院中，其发言人作出了两项坚决的努力，试图迫使梅根先生承诺反对联盟，但他设法避开了这些。然而，这些过路的武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4月底之后，一般在大会上只限于宪法问题的新闻界开始向读者介绍英日同盟。忽视不表态和不知情的情况，对条约的一般反对可以说只有两个突出的例外。蒙特利尔之星，一份极端保守的报纸，为鼓励续约而发起了鼓吹运动，如果加拿大特别保留了对日本移民的控制权，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太平洋省则倾向于赞成它。反对续约的最鲜明、最明智的声音是温尼伯自由出版社资深的西方自由派编辑达福先生。不像其他加拿大记者，直到在华盛顿定居，他在1921年一直坚持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的许多加拿大选区的读者从来没有忽视或忘记它。
梅根先生有勇气去忍受这样的尴尬，即支持自由主义者竭力先发制人的行为，但在会议召开前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意图。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报纸《渥太华日报》，暗示他在离开加拿大之前下决心反对该联盟。该报纸的奥利先生在加拿大新闻出版服务会议担任特约记者。会议开始前，加拿大总理本人还没有公开发表声明，奥利先生在他发往加拿大的电报中不仅断言了梅根的立场，而且还列出了他的理由。
梅根先生，相对没有经验，在帝国中几乎不为人知，发现在会议上除了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努力使联合王国摆脱法国，并在自己高度评价的国际联盟的支持下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的南非斯穆茨将军提供的很偶然的帮助外，自己只占少数。英国常驻代表团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英国常驻代表团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劳埃德·乔治先生比往常的主持更加谨慎，因为忙于处理其它至关重要的事务，所以他不得不把所有关于政策的争论交给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寇松伯爵已经准备好以外交部的风格对来自帝国外部游行的政治家的外交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他准备去告诉他们，考虑到所有因素，为什么英国内阁倾向恢复英日联盟，在短期内以恰当的国际联盟的形式，在太平洋事务上达成更广泛的国际协议。他得到了殖民地国务秘书W.S.丘吉尔的积极支持，比右派稍逊一筹。在适当的场合，奥斯丁·张伯伦这位耀眼的新星由于受到来自大法官伯肯黑德子爵以及军事部，海军部，总参谋部和航空部的部长和官员的站场和支持而增添了光彩和分量。
就联盟所关心的来说，摆在梅根面前很大程度已经解决的管辖权问题意味着自己几乎成了右派。澳大利亚总理W.H.休斯和他的忠实追随者新西兰总理W.F.F.马西，因为南非人主要关心统治地位的宪法影响，纽芬兰没有代表，印度代表团主要关心印度的自治和印度人在南非的待遇。休斯和梅西已经让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知道他们想要复兴联盟。休斯的这种立场代表了一种相对近期的转换，也许是更为热情的。在战后的第一年左右，他和他的政党在澳大利亚对"白色"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依赖有点不满，并且欢迎通过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力量来缓解压力的美国威尔逊海军计划。但当商品价格下跌似乎就要毁掉澳大利亚时，当英国自己的苦恼使得伦敦的债务无法得到明显的缓解时，当新加坡的基地远远超出计划时，澳大利亚感觉她几乎不能依靠英国在太平洋地区海军竞赛的有效性。那似乎意味着要在日本和美国之间选一个作为盟友，休斯想起了在战争期间日本比盟友更慷慨，这也反映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漠不关心，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他和梅西可能比寇松和英国内阁更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个人行为在这次会议上的行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主角们的特点值得关注。劳埃德·乔治和寇松都为人所熟知，一个是因为他的迅速，机变，另一个是因为他的罗马风格和熟练的总结能力。然而，应该被铭记的是，寇松刚开始变现出一种顺从，对劳埃德·乔治则表现出他的朋友和传记作家觉得迷一样的明显的排斥。总理知道，即使在个人和内阁的承诺问题上，他也可以毫不顾忌地无视他的外交大臣。当爱尔兰移民问题，埃及问题，煤炭罢工问题以及英国远东政策的未来方向等关键谈判都出现在谈判桌上时，他当然有一些理由改变自己的看法以展现政治家的风度。
休斯和梅根一点都不像他们的英国同事。休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斗士，几乎没有寇松那样的刻板，也没有劳埃德.乔治那样善于妥协。一旦被他自己的义愤所点燃，他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他的对手已经得出结论的基础上，让自己去无情地攻击他和他们，一个也不放过。他同样热情洋溢地宣称自己的事情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作为反对派，梅根是最辉煌和最有效的，在受到攻击时，也沉着应对不屈服。然而，他的讽刺，他对事实的简洁阐述和他的清晰的论点，迫使别人对自己的论点表示敬意，因为这一点是顽固不化所不能控制的。休斯和梅根都是世界上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早就认识到，太平洋地区，而不是欧洲，今后必将成为国际的焦点。
与联盟有关的事件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除了一些尖锐的个人交流，以及对休斯和马西赞成恢复联盟的早期强调的主张，从6月20日到27日的会议是相当拘束和乏味的。寇松展示了自己外交政策的概貌，但梅根延迟对联盟的提及以对其做出评价。相反，他提出三个供讨论的原则来指导联合王国和自治领的外交政策，这些原则逻辑上遵循劳里埃和博登过去的宪政进程。6月28日，寇松介绍了英国内阁恢复联盟的情况，并警告说会议只剩下十六天的时间了。因此，直到6月29日，梅根最后面对寇松和其他成员的批评时才表态。加拿大反对以任何形式恢复联盟，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已经过时了，这样的纠缠与国际联盟的想法不符，美国和中国都认为任何类似协议意味着不信任，意味着对日本侵略的善意中立。他提醒会议，良好的英美关系是英国政策的试金石和世界的希望。早在2月份，为反对恢复同盟，他就曾敦促劳埃德·乔治在日本、美国、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召开一次有关太平洋事务的会议。他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点上，尽管有委婉的打岔，甚至是休会，休斯还是爆发了。仅仅因为美国违背了所有的协议，站在加拿大的立场，命令她那样做，英国就抛弃和侮辱了一个忠诚的盟友？这样的行为将在美国得到蔑视而不是尊敬，而日本将不可避免被冒犯。大英帝国在太平洋地区必须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不可能指望美国做任何事情，而一个深受伤害的日本将会寻机报复。帝国会议严重分裂的部分详情已经见报，在6月30日公诸于众。
当劳埃德·乔治意识到寇松传统的外交策略可能会加深梅根坚定的信念并进一步激怒休斯时，第2个阶段就开始了。他首先大干了一场，以拖延时间和避免冒犯日本。在做了平息梅根和休斯的短暂努力后，他对这次会议感到震惊，会议认为他不相信1920年7月向联盟发出的不结盟声明是对联盟的谴责，以及他曾要求大法官向他们汇报政府法律官员的意见。于是伯肯黑德子爵被迫对总理的观点进行巧妙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一个不可能在如此不合法的领域做出外交文书似的解释。在条约的终止条款下，他深信该会议在十二个月后被任何一方谴责之前将继续进行。随即成员们休会以便再次行动，在第二天早餐时，都阅读了他们所谓的秘密会议的详细条款。
从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些口头上支持梅根关于太平洋会议的想法，它以一种友好但必然没有结果的形式建议当英日同盟被改成国际联盟的形式时，美国要成为其中的一员。日本驻英大使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试探，但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由于驻伦敦的哈维大使不被认为是新哈丁政府的官方发言人，人们通过英国驻美大使奥克兰·盖德斯爵士向华盛顿的国务卿休斯先生进行了指责。在寇松提出于6月28日恢复同盟的内阁事件之前，格迪斯告诉他休斯强烈反对恢复同盟，但对三方行动有兴趣。由寇松传达给大会的信息还没有超过日本所坚持的论点，然而，与梅根的二月提案一样，它已经在英国案中打开了轻微的缝隙。在梅根和休斯缔造和平的努力中，对三方会议或协议的更有利的参考已经被用来起到缓解作用。因此，7月1号，当梅根在新的伯肯黑德假设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时候，他的对手已经削弱了他们的地位。通过把逻辑的楔子敲进他面前坚固的墙的裂缝里来庆祝自己祖国的生日。减少他与休斯的不和，拒绝接受自己滑稽立场之上的争论，因劳埃德·乔治默认它而直接抨击他。当攻击集中时，他竭力拉拢斯穆茨和寇松，把他们当做盟友而不是敌人，无视他们维护联盟的辩论，通过把他认为关于局面的正确解释全部放进温和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偶尔认同他的看法。
希望有一天会议的来龙去脉能公诸于众，因为它必将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个人强迫一群人把他们的知识融入到一个改变了世界的新的逻辑模式中。梅根希望他们认识到太平洋的重要性，在美国愿意在太平洋事务上合作，反对他们认为的这是对日本的一种冒犯和可能受到的报复赌一把。当休斯打断了另一场实际上完成他的工作的激情演讲时，他带来了劳埃德·乔治和寇松，考虑召开一场三强会议或四强会议的途径和方法。
劳埃德·乔治立刻以某种方式控制了局面，这表明他已经逐渐与梅根达成了基本协议。似乎可能被会议室里不断泄露的信息对日本造成的影响所震惊，他认为巩固英美两国友谊的机会值得冒险。在他的要求下，会与提出一立刻实施的程序，以安排一个会议，来解决日本、美国、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太平洋事务，寇松对这个令人不安的会议感到震惊。当其他成员对这一提议进行调解时，他们发现自己和劳埃德·乔治一起，重复了梅根反对休斯的论点，休斯突然成为少数派中的一员。他感觉天旋地转，感到愤怒和困惑，他甚至不能保证，如果太平洋会议失败，联盟将会持续。那天见证了英日同盟的搁置，它也将继续搁置。
第3个阶段，在梅根于7月1日取得胜利后开始，太复杂，不能在这里描述。这个联盟的影响已经突破了会议室，侵入了世界各地的外交部和大臣。简而言之，在局势紧张的太平洋地区和海军裁军可能进行的国际合作对一个深陷经济萧条的世界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致更大的问题迅速席卷了英日联盟。哈定总统7月10日的邀请很快变成了一场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性会议，这摆脱了在伦敦与日本、中国和美国进行谈判时的不可能的纠缠。优先考虑的细节和外交程序的一些要点迅速遭到遗弃，以至于偏远的日本和受挫的澳大利亚很可能被冒犯了。劳埃德·乔治把这个消息从帝国会议传到了下议院，在演讲中他不能抵制帝国会议的影响，倒不如哈丁总统或国务卿休斯策划的喜事。梅根对达成的目标非常满意，他首先通过接受加拿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国际地位，这个地位明显低于它在凡尔赛和日内瓦的地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后来成为大不列颠、法国和美国自然选择之外唯一一个与加拿大交换外交代表的国家。
如此清晰的情节，制定大英帝国政策的统治权这种第一次引人注目的时刻，自然容易接受过于简单的解释。例如，它未曾表明加拿大能在其他时刻决定英国的外交政策。在阻止日本决定离开国际联盟的徒劳努力中，因为对企图阻止约翰·西蒙的行为的解释不够充分，事实上，目前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和人民陷入了困境。更倾向于多边国际协议而不是双边并不意味着梅根先生和加拿大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在1921年，联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会议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美国脱离孤立的时候，她自然会转向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她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加拿大也享有特殊的安全，她有门罗主义和英国海军的庇护，既没有像澳大利亚那种暴露的感觉，在威斯敏特也无需担心不能与在远东无处不在的日本和美国相抗衡。
对这一事件的真正严重误解是休斯先生对加拿大和美国的统一误解，唯一的理由是如果好的英美关系对于帝国其他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对加拿大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加拿大真正的利益和政策并非如此简单。美国有意识无意识伤害加拿大，再加上对一个强大的邻居的弱小民族的自然感觉，使加拿大反美和亲英方面十分明显。也许梅根先生付出同冒着加拿大亲美主义的嘲讽的风险同样的勇气去应付住休斯先生。然而，他最终获得了加拿大的赞誉，而不是嘲讽。原因是1921的危机如此严重以致于它突破了反美和亲英等肤浅的外壳。梅根先生发现了加拿大和他自己身上的加拿大主义，与加拿大在快速变化的太平洋上的地位有关。加拿大的利益和政策表明自己与美国的利益和政策非常相似，这并不奇怪，他们都来自一种北美主义，两国在时间和经验上都同样根深蒂固。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柏莱柏诺（John Bartlet Brebner，1895-1957），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参与编辑《加（拿大）美关系》丛书，且为最后第二十五总结论专册之撰写人。此书一经问世，即被誉为代表加邦史学最高水平之作。作者与芝加哥大学的乔登为三四十年代美国主要大学英史教授中仅有的两位被“征”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的。著作有North Atlantic Triangle: The Interplay of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北大西洋三角：加拿大、美国与英国的交互影响》）等。
译者简介：
邢宗民，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专业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