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青年学人的英年早逝可谓在朋友圈中刷屏，似乎隔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就会被拿出来说一次，隔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就会被拿出来“反思”一次，尤其是在我们大学老师群里，传播的尤其广泛，似乎，某网友或朋友的一个转发意味着一次告诫，提醒我们，要注意身体，否则没了身体，什么都没有了，何以学术？
然而，在我的身边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位（个案）青年博士，确切地说是一位即将踏入校园，却因癌症而夺去其继续学问机会的年轻人。他死的时候32岁，可谓风华正茂。而他的孩子，才3岁左右。而其母亲，也因胃癌而早早离开，只留下父亲一人将他们扯大。
不幸的是，这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明明到了快要孝敬父亲，回报家人的时候，他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临时之际，父亲在床边守着；去世之前，我们见了最后一面。恍如昨日，不敢遗忘，却又奈何。
求学的悲叹
他一直有学术梦和好强心。2011年之前，他还在一个偏远的甘肃农村学校任教，我们曾听闻其略微谈起，却不知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在该校，他是一名比较优秀的教师。
但为了他的妻子，他一边教学，一边复习考研。这其中必然很是辛苦，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刻苦，从一个甘肃的山沟沟里考了出来，顺利进入一所985大学学习和深造。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妻子在兰州上班），而不用两地分居。另外一方面，他还是希望通过提高自己的学历，找个收入和平台更好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记得那会，他总是很少在寝室里待着，时而来一下，马上就离开。而住宿费他也出了，怕万一当晚回不去或学校有事，他可以留一晚，不至于晚上没有去处。
来回的奔波，其实看似很容易，却很艰辛。既要照顾孩子和家人，又要照顾自己的学业，实为不易。尤其是在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较多，所以，不得不来回多次，但这些他还是坚持过来了。
而后最耗费精力的莫过于硕士学位论文，他还是顺利地做出来了。同时，其在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了若干篇很好的论文，其中不乏CSSCI等国内期刊。
毕业后，他没有去师友介绍的一所大学工作，而是继续考博士。我们后来才从他的口中得知，其晚上带孩子要到凌晨，然后再复习几个小时，几乎就快天亮，这样的日子，他一共熬了大概4个月左右。并且，他还是跨学科考博，从社会学跨到人文地理学。他告诉我们，很多知识需要重新学习。想必在这一行的人都清楚，这种跨度是极为不易的，从工科跨文科好说，而从文科跨工科，而且还是读博士，这需很大的勇气。
读博的岁月里，我们见的并不算多，但也偶然间有联系。每当我去兰州的时候，我们总是约出来聊一聊。他总是问关于学术的事情，论文的事情，还有读书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我们还是在那个烤肉店，他说，“总算是快熬出头了”，发的论文也够了（英文期刊，SCI级别）。说的时候，他略带苦笑。他希望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北的那个母校去工作，就已心满意足。
而后，我们再见面，聊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告诉我们，学习新的东西，刚开始真的非常困苦，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然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他的“老板”对他也还可以。但不能说完全靠导师，还需自己努力才能够真正的立足于学术圈，立足于他所研究的领域。这一点，可以从他发表的论文中看出，一些“一作”的好文章，的确是他付出了大量的调查（石羊河流域）和反思而成的。在同行看来，他已经做到了对自己相当的自觉。
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做的这个主题，石羊河的荒漠化治理。
身体的悲叹
某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出事了。我本以为是车祸或者其它不幸，结果是得了癌症。我当时放下电话后就痛哭起来，心里格外难受。我给我的妻子消息，表明我想去看他。
那会，我在澳门，他在兰州。
但因若干原因，去看望他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下。我还是找出了一点时间和机会去了兰州。我现在都能清晰的记得，在201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见他的样子。他那会，他的胃割掉了2/3,刚做完手术，康复的还不错。我们一起在年会的巨大logo下合影，一起再去某烤肉店吃串。我们喝酒了，他没喝，而是热情的给我们倒酒，有说有笑。但之前，他是“逃不掉”的。
开会期间，我还专门去了他所在的学术论坛小组，听他的学术演讲，不为别的，只为这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感到敬佩。明知道自己做了手术，还要匍匐在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上。他完全可以在家里休息，等我们开完会后去他家里找他。但他却舍不得“学术”，还有“我们”。
他那会是站着讲的，足足有一个小时左右。讲完后，他和我，还有他的硕士生导师，以及其他几位校友在会议场外聊天，有说有笑。
我们在这次分别后，再见却是噩耗的加重。我接到了一个好友的电话，告诉我，他快不行了。癌症复发，且已经放弃了治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这对于他来说，这相当于学术生涯的终结。我给他爱人去了一个电话，问了一些情况。我给在医院治疗的他转了点钱，然后告诉他，我尽力快点安排好事情之后，第一时间过来看你。他让我不要来了，我说“不行”。电话里，他哭的特别伤心。他是一个自尊感很强的人，害怕让我们看到他憔悴、无奈又悲惨的样子。害怕我们心里的落差，一个活生生的年轻学人，一瞬间的功夫变成了十分瘦弱，声音微小且无力的“病人”。
2017年的春节前，我买了全价机票去了兰州。这一次，他不在市区了，而是在他家附近的乡镇上租的一个房子里。据说是因当地有一个什么习俗，不能直接回老家。但具体什么内容，没问。很无奈。
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没有力气。身上插满了管子，有的是用来排体内的东西，有的是用来输液用。
我们当晚并未离开，而是在他的住处睡了一夜。算是陪他走完。他也十分辛苦，让其父亲和两个姐姐给我们做饭，把铺盖安排好，问我们要不要吃夜宵，等等。总之，西北人的那种热情和周到，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依然能体现出来。那一晚，我未眠，我害怕睡去，因为秒针走一下，就意味着我们相聚的时间少一秒。
冬天，西北的夜晚十分的安静。而内心却十分复杂、凌乱，我们不得不接受身边的这个学人即将离开的事实，且我们又无可奈何，我们将其拉不回来了。而他自己，心理上也感觉累了。
但是，我们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不情愿”，那种“依恋”，那种“为什么是我”，那种“我需要正面对待”的心理。所以，在他的“病房”里，依然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他还起身，坐起来，继续写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说“快完成了”，说的时候有气无力的，但他已经用尽力气，仿佛是一个宣告。同时，他给他的儿子写信，一封封的，他需要交代一些什么。他有说不完的话需要说，却被疾病打住和牵绊，不由自己。他坚持写不了多久，但他还在坚持，一笔一划，很是吃力。
他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书，尽管从我书桌上拿，反正也没有什么用了。你们能用，就拿走吧。我们回答说“什么都不缺，真的。你留着吧，或者给你儿子留着，他以后来帮助你‘此生未完成’”。但他还是执意要我们拿。我拿了一本《集体行动的逻辑》，并让他给我们签名、写点话，算是留作一个念想吧。这本书，至今还放在我家中的柜子里，我害怕去翻看。我在一篇我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我是故意为之，我想有替他去“说”，替他去“学术”，替他去——·
那晚，我们不敢让他说话，但他和我们说了很多。他知道自己是要走的人了，劝我们不要伤心。好好生活，好好对待家人。其实听到这些，于心间，有一种难掩却又想嚎啕大哭的冲动，揪心的疼痛感和无力感在折磨着我们这群还在学术圈里的人。相信，这种挣扎感也在折磨着已处在“学术边缘”的他。
时间，注定是挡不住的另一种伤害。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屋子外转了转。我把这里当做是他的“家”了，我想去留意，并用眼神以及照片来纪录下这个他生活过的地方。虽然他并未告诉我们他真正的老家在哪里。他只说过，再住一阵子，就该回家了。老家的房子还空着呢，打扫打扫，也是可以住的。
但——·天注定亮了，我们却该分别了。可我们真的希望多陪陪他，他说，你们走吧，好好的啊。我们哽咽，把眼睛里的泪水强忍着，不敢流出，生怕被他看到我们的悲伤，他肯定会更加悲伤。
一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的学人，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转而松开了他的手，奋力的上了停在门口的车，一边跑，一边哭。我也快忍不住了，然后和他道别、安慰，——·一边走，一边哭。到了车上，全然不顾他的亲人，我们两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这一刻，注定是来了，挡不住。而与“他”，下次见不知道是何时，骨灰又会安在何处？至今未知。
生命就是这么的苍白与无力。你越是想去实现某个东西，完成自己的一个理想，奋力地向上流动，但玩笑就那么一瞬间将你打翻在地，并且狠狠地再给你一拳，让你不得“翻身”。这或许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相遇”吧，你遇到了什么，不是你能完全做主的。
“假如”的悲叹
诚然，这是一个个案，也是若干与其同样命运人的写照。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时间能够回去，或许他的命就将改变。
首先，假如当初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是选择硕士毕业后去高校工作，会不会不那么早或直接不触发癌细胞。这一点，我们一直在惋惜，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放弃了去高校的机会，而是选择攻博。
其次，假如当时不读博士或许就不会得这个病。做科研和读博士，是需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的，而一般人是难以接受。弄不好，就会和近期的西安某博士生一样选择自杀（见《西安交大博士自杀身亡，读博是种致命赌博》，转引自http://news.163.com/18/0112/11/D7US5CHN000181TI.html，2018-1-12，上网时间：2018-1-17），或者其它。对他而言，如远离了这个圈子，去做点别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不会因此而过早的逝去。他是“安逸”了，可孩子怎么办？家里的老父亲怎么办？
再次，假如他的家底好一点或许就不会如此卖力拼搏。从山沟沟里出发，一步步考大学，再去教书，再考硕士，再考博士，这都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跳龙门”吗？难道不是为了实现社会流动？他的老父亲和姐姐们，之前还因他的学历感到骄傲（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到了他的这个荣誉问题），毕竟这种在当地农村孩子中不多。而他命运太差，过早死去母亲，自己又过早的成家，虽然辛苦的流动上来，却压力颇大。
第四，假如他身体好一点或许就不会得这个病。身体好是需要前提的，尤其是锻炼和吃饭等。但做过学问的人都知道，一坐就是一整天，所谓“冷板凳坐穿”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自己要安静一点吗？其实也是说，要下功夫，花时间。科研与身体，有时候真正的是矛盾的，尤其是对一些专心搞学问的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想锻炼，而是太多事情缠身，太多“任务”要完成。
第五，假如他有一个为他分担多一点的家庭就好了。事实上，他并不是这般，正如我们在上述中所说的，他在凌晨把孩子哄好了，还要去复习考博，直到天快亮。恰好，这几个月过后，没些日子他就被查出来患了胃癌。
种种假如所直面的是一个学人要承受的种种压力，科研的，家庭额，还有自己的，这些压力加在一起组成一个东西，即“另一种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压垮科研人“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且看曝光出来的这些英年早逝的教授们、学人们，一般都是年轻有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之前必然付出巨大，否则为何不是大器晚成呢？所以，他们要承担的身体风险比其他人更多。但选择混，则或许就不会这般。
如今，我时而还会拿出于娟的《此生未完成》读读，同时我还买过这本书送给其他人，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来促进反思，而不是把他者的教训当成空气。同时，我还想说，我们常常费尽力气看各种英文论文，读各种经典著作，弄懂一些知识点，摸清一些问题，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是否可以花点时间也读读这类易懂的书呢？我们是否可以尽力让悲叹不再诞生？
所以，假如时光能回到2011年，我想我也会送他一本《此生未完成》（湖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假如他能读完，或许我现在就不用熬夜来写这篇文章以怀念他了——我们的杨怀德“博士”。
2018年1月9日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