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过123年。理论上说，人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研究者也会渐渐将这段历史作为纯粹的学术题目进行研究，不再掺杂那么多的感情因素。然而，由于中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这场战争似乎并未远去。回望过去一百二十年来的甲午战争研究，前一百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最好的总结应该是甲午战争史研究泰斗戚其章先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这是《历史研究》杂志社2000年组织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题之一。此外，许华先生对甲午战争史的学术史也有系统梳理，其主要成果见于陈高华、张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本文的描述，在范围、细节上不可能超过戚先生、许先生，因而本文不拟像他们两位那样进行学术史的细致描述，而是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学术成果的总体把握，归纳出一点想法，以供方家指教。我的大致看法，可以借用美国中国历史学教授柯文先生对义和团战争“历史三调”的归纳，以政治、历史及启示三个层面或视角，概述过去一百多年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作为政治的甲午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打成那个样子，一败涂地，丧权辱国，主要的不是中国军事上不如人，而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谓的政治纷争。政治分歧、派系斗争，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也是一百多年甲午战争研究始终无法走出的历史怪圈。
就理论而言，那时的中国，是一元帝制时代，皇帝拥有至上权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虽说略有夸张，但君权至上、君权神圣，君宪改革后的日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而中国自身也往往以效率、统一自诩。正像驻日公使汪凤藻当年所观察的那样，日本政府受制于宪政后的议会、舆论、民意，甚至还受到军方、君主的牵制。然而，如果仔细研究甲午战争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分权的日本从表面上看没有中国式的动员能力、速度，但为什么一个没有悬念的胜局，却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失败的那样惨不忍睹，令人窝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一个表面上统一、和谐的中国，受制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在几乎所有可关联的地方，只有冲突，没有和谐，更不要说一致：两宫之间，在战与和上不一致；在最重要的大臣之间，李鸿章与翁同龢，李鸿章与张之洞，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被分属于各自的阵营，没有可以共同遵守的底线，没有为之一致奋斗的理由，有的则是借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在朝野，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原本对清廷、李鸿章寄予极大希望的孙中山，在关键时刻，转身反水，趁势抄了清廷的后路，这不仅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埋下了伏笔，也是一百多年来甲午战争研究许多分歧无法消弭的根本原因。
站在孙中山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看，这场战争一无是处，清廷腐败，李鸿章腐败，北洋海军腐败，中国还处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中，因而孙中山对这场战争不是旁观，而且顺势、顺手，准备趁着日本军队的进攻，顺势发动反对满洲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按照孙中山、革命党人给出的叙事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多年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不是将这场战争视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看作“清日战争”，看作“新异族”日本驱逐“旧异族”满洲人的斗争。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甲午，可以看到清廷、清政府、清军几乎所有举措无不错，毫无可取之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要推翻的清廷，在最后时刻确实没有经得起考验，满洲统治集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彻底的失语者。历史是后来者写的，也是胜利者写的。更须注意的一点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是传统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赋予“革命”的意义，因而孙中山所反对的清廷，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随着国民党执政而“去妖魔化”，相反，由于此后历史的复杂性，国共两党在孙中山之后争正统，不仅国民党的近代历史叙事将1894年甲午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将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为清廷腐败的证据；即便将国民党从大陆驱逐出去的中共，其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也没有另起炉灶，重新建构，而是以孙中山为先驱，继续视清廷反动腐朽，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为历史必然，为中国革命的开始。
与孙中山的情形相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后来与清廷闹得极端不愉快，因而康梁留给后世的甲午叙事虽然精彩、精致，但仔细思索，康梁对甲午的认知，与历史本身可能还有很大距离，具有不易克服的偏见。
康有为对翁同龢有知遇之恩，因而在康有为的叙事中，翁同龢战前主战，战后主张赔款不割地，这些原本不过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主张，在很多时候却被渲染为道德上的正当性，甚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假如清廷当时听取了翁同龢的意见，而不是听从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战则胜，败也不会那样惨。
其实，康有为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对甲午战争进行慎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康有为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建构的历史叙事，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其弟子梁启超对甲午战争的讨论，对李鸿章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感到他们师徒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康有为极端同情翁同龢，而梁启超则对李鸿章的谋略予以大致认同，对于李中堂的憋屈给予无限同情。
政治立场深刻左右了甲午战后的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成为甲午叙事中一道歧见杂陈的风景。脱政治化，应该成为甲午研究者的自觉，没有与政治的自觉疏离，没有脱离政治的独立思考，甲午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就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历史的甲午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将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去研究，即便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大人物，他们也没有办法左右历史叙事，他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最大限度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科学的、历史的甲午战争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发生。
1901年，李鸿章去世。稍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了《李文忠公全书》，比较全面反映了李鸿章一生的事功、思想。这部书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自然也是研读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是甲午战争研究基础建设的起步。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主帅，在战前几十年具体负责处理中朝、中日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是曾国藩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汉大臣，读懂了李鸿章，才能读懂晚清几十年的历史。李鸿章参与处理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熟悉中日、中朝关系的历史，因而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作为，非常值得分析。有学者强调甲午战争为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显然太过，但无视李鸿章的思路，不能进入李鸿章的内心世界，也很难弄清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吴汝纶的这套书奠定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吴汝纶在编辑过程中，具有为李鸿章辩诬止谤的主观诉求，因而有意无意删除了一些不利于李鸿章的言辞，这是这部大书的不足。
假如留意对李鸿章研究的变迁，不仅可以明白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势，而且对于重新理解甲午战争，从历史事实本身弄清这场战争的缘起、转折，以及中国失败的症结之所在，都极有好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李鸿章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卖国贼，是汉奸。这些指控虽说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但毕竟三人成虎，信以为真，即便贵为国家领导人，也很难摆脱历史成见。改革开放之后，对近代中国许多问题都有新的解释，李鸿章的研究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了极大改观，研究者比较多地肯定了他在甲午战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与李鸿章的影响相类似的有翁同龢、张之洞。翁同龢的日记也在1920年代出版，虽然因各种原因，此次出版也有为尊者讳的不足，但鉴于翁同龢的地位、影响力，其日记在甲午战争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张之洞是甲午战争中仅次于李鸿章、翁同龢的重要人物，在战争后期台湾前途交涉中，张之洞的作用，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揭示。张之洞全集也在其去世后不久开始编纂，1928年予以出版。
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相关资料的出版为甲午战争全方位研究提供了可能，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尤其是清史研究工程的推动，这些人的资料都有新的整理本，更全、更准确，而且范围也有极大扩展，诸如与甲午战争有关联的袁世凯、张謇、张荫桓、李秉衡、文廷式、黄遵宪、严复等人的资料，均相继整理出版。
甲午战争基础史料的整理，还有《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值得注意。前者为清光绪朝官方档案，甲午战争缘起、过程、结局，何以如此，都能在这套档案中找到解释。后者为王彦成、王亮父子相继辑录的清军机处等衙门外交史料。此外，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也值得重视，他的用心是要将中国外交史学术化，而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国家立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叙事简略，但其对甲午战争由来、转折及结局的分析，极富创见。
甲午战争研究最基础的资料，首推邵循正等编辑的《中日战争》七卷本，这是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由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是国内外研究甲午战争案头必备书，可以说没有一个甲午战争的研究者可以无视这部书的存在。上个世纪末，戚其章先生受托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正续两编基本上将甲午战争公私档案文书一网打尽，贡献极大。
将甲午战争尽量进行学术化处理，是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共同心愿，他们在加强资料储备的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危机。为了汲取历史教训，王芸生在《大公报》开辟专栏，详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稍后结集出版，共七卷，前三卷围绕甲午战争展开，其资料价值非常高，对于此后中国政治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是近代中日关系奠基之作。
紧接着，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初由清华大学研究院作为“毕业论文丛刊”之一出版。这是蒋廷黻、钱稻孙、张荫麟指导完成的专题研究，充分挖掘中日文史料，详细描述两国政策演变、情势推移，至今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后重印于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民国丛书》。
与王信忠的论著稍有不同，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也是学位论文，完成于1948年，其指导老师为陈寅恪。这部著作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的考察，以为此役实为近代中国转捩点。其失败，固然有国际形势变化演变的深刻影响，但根本点则是因为中国此前三十年所谓“自强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内政的失败，是甲午战败最直接的原因：一是晚清士大夫不明世界大势，因而耽搁了许多根本性改革；二是太平天国内乱导致汉人势力崛起，满洲人的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三是政治场上的清流、党争、言官，极大削弱了中央凝聚力。这部书正如刘桂生先生序言所表彰的那样，对史料的收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不过，这部书直至1997年方才正式出版，此时，许多细节的研究，在学术界已有很大进步。
从学术上建构甲午战争研究，还有很多成果值得注意，张忠紱、张荫麟、左舜生、千家驹、孙毓棠、戴逸、周一良、陈诗启、胡滨、祁龙威等都有精湛的研究。而台湾学者王家俭、李国祁、李守孔、林明德等，也都在甲午战争学术化方面做出各自贡献，极大扩展了研究资料、学术视野。
在如此众多的成果中，陈伟芳1959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最值得注意。这部书以极其冷静的笔调描绘了朝鲜问题的由来，其超越性的国际视野，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学术作品。
当然，在1949年之后，真正从学术上为甲午战争研究建构一套完整自洽的范式，不论是大陆，还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把交椅非戚其章先生莫属。戚先生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出任华东军政大学教员，1952年因病返乡，担任威海一中教师，因地理之便，兴趣使然，开始在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用功，属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先后出版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主编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其扛鼎之作为《甲午战争史》。这部书初版于1990年，后修订再版。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优长之处在资料，由于作者负责编辑甲午战争资料集续编，因而有机会采集中日英已刊未刊资料，作者据此系统研究甲午战争海战、陆战各役战略战术，中日双方布局、得失。作者长时期潜心于甲午战争史料，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的视角，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中国失败、日本获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部书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其范式建构，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无法超越。
接续戚先生，一批年轻的甲午战争研究者脱颖而出。许华对甲午战争史全局的把握，姜鸣对北洋海军建军史的研究，陈悦对黄海大战尤其是各战舰细节的研究，在新资料的发掘、局部细节的重建上，都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过往百年，甲午战争历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这篇短文没有办法详细介绍。张海鹏先生主持编辑的《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论文选编》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厚厚一大本汇集了百年来甲午战争学术研究的精华。
作为启示的甲午研究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的心灵之痛，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先前几十年从容的改革进程，因这场战争而彻底打断。李鸿章、梁启超等人强调这场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蕴含的深意，就意味着这场战争不仅将近代中国几十年历史一分为前期、后期，而且将几千年的中国史一分为古代、近代。
就近代中国历史而言，中国并没有在19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迅速转身学习西方，而是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面对太平天国内乱困局无法化解时，不得已而采纳的变通方略，是“学洋救国”。基于此，清廷主导的学习西方，并不是国家再造，不像日本在经历了尊王攘夷政治剧变后开始的明治维新，着力于政治上的改革。清廷1860年代的觉醒，就是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就是要用这些东西继续维护满洲人的政治统治，因而在此后三十年，中国经济急剧发展，军事力量也有很大改善，北洋海军成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但是，清廷统治者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想过权力分享，因而尽管经济发展、军事提升，一个传统的中国一旦遇到经过近代化改造的日本，还是原形毕露，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是体制之败，是中国不改革的必然结果。所以，等到这场战争结束，清廷主政者引领中国开始一轮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转身向东，学习日本，重走日本维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确实将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此后的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从容逍遥于世界体系之外。
就大历史而言，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人，普遍没有弄明白近代的意义，西方的意义，不知道近代西方之所以不同于古代中国，不是中国文明不如西方，而是中国文明代表了过去，代表了农业，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一种工业的、商业的文明。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不是简单的入侵、主权丧失，而是中国能否利用后发国家优势，急起直追，充分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同时，适度、适时改造传统文明中与现代化不合的因素，尤其是体质。甲午战前，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这些道理；甲午战后，失败给了中国人深刻的教训。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实际上就从甲午战后开始。
中国历史学传统素来强调经世致用，通古今之变。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割地，朝鲜的脱离，宗藩体制彻底解体，都是中国人的惨痛，之后百年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成果，差不多都是从中国的教训切题，都希望为中国的未来更加顺畅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刘大年在评价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价值时，一方面强调其学术意义，另一方面肯定这部著作对于抗战动员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实际上，王芸生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致力于六十年来中日关系全面检讨，本意就是要为中国即将兴起的救亡运动提供历史性的依据。
这类研究成果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较为普遍，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中日关系进入低谷，甚至一触即发，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就更显致用功能。今年长时期居于畅销书排行榜的《甲午殇思》，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这部文集的作者以军方将官为主，分别从学术、制度建设、战略战术、文化等角度，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寻找甲午战争的启示，立足于打赢可能第三次发生的中日战争。
在这本书中，刘亚洲将军从制度、战略、信仰、国运等层面探究中国失败根源，以为甲午之败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是一个前现代国家面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惋惜的理由。刘亚洲认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也是民族之幸。中国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中国人真正睁眼看世界，真正走向世界，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变。
海军将领丁一平在这本书中集中分析了甲午海战的战略战术，以为海战的失败，深层原因是清朝统治者腐朽奢靡，苟且偷安，派争党伐，是政治腐败、冥顽不化、不思进取的必然结果。就海军发展战略而言，丁一平认为，那时的决策者对世界不太了解，对日本的海军战略也缺乏准确的判断，辅助决策的军机处既不懂军事也无权典兵，战略决策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战争始终处于被动应付。至于战术层面，丁一平也有很精彩的检讨，其立足点都是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甲午殇思》为“启示派”甲午战争研究集大成，如果一定要说其问题，就是有些讨论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张扬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浓烈的复仇意识，至于对日本战略战术的检讨，也多以阴谋论路径进行分析，因而显得离历史真实稍远。
甲午战争是已消逝的过去，这场战争之所以在一百二十年后依然引起中国人的沉痛反思，主要还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延续维新的路径一直走过来，走到中国的复兴、强大，而是几次转弯，几次迟疑，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内外徘徊。
历史学的研究，说到底是弄清事实。未来的甲午战争研究，应该渐渐从政治的研究思路中走出，渐渐消解甲午战争的启示，回到历史学的原点，弄清甲午战争是什么，让读者在清晰的研究思路中恍然有悟，明白，或者似乎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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