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首次公布涉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大批珍贵谈话记录，名为:《基辛格抄本:1969-1977美国外交逐字记录》。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罗斯认为，“就基辛格而言，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离开政府近30年后，他还像1977年一样，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这一点很不寻常。通常说，当领导人从政界淡入历史之后，人们就会开始对他们形成一致看法。然而历史学家或者其他人都尚未就基辛格达成共识。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刚刚公布的绝密级的基辛格对话录无疑非常有助于人们去了解这位昔日外交和政治明星。但它也有一个副作用，你此前所了解的现代史可能要遭到颠覆。

非同寻常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4月26日首次公布涉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大批珍贵谈话记录，并由该馆高级研究人员威廉·巴尔编纂成册，名为《基辛格抄本:1969-1977美国外交逐字记录》。

这份档案集共收录了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国务卿时的2100次谈话记录,大部分为逐字逐句笔录形式，共2.8万页。其中包括305页的目录，141页的人物姓名索引和一份529页的名词解释索引，还附带一份参与对话者相关个人背景介绍。

别的先不用说，看看对话者名单上的那些人物吧，简直就是一份当年的时代风云人物榜，而且那群人还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风云人物，绝非今日媒体炒作出来的庸碌之辈。分国别和地区不完整罗列如下: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老布什、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美国前国防部长、前能源部长、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对苏联“强硬派的代言人”）等。

苏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苏联前外交部长、前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苏联前驻美大使、前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前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等。

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

越南:黎德寿（越共中央委员会前顾问、前政治局常委。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阮文绍（原南越的“越南共和国”总统）等。

西欧:英国前首相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詹姆斯·卡拉汉，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

东欧:铁托、齐奥塞斯库等。

中东: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和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等。

非洲: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南非前总统沃斯特等。

此外，当然还有拉美、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领导人。

基辛格与这群强人所谈及的话题内容更是足以构成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史的主要部分。巴尔教授将其不完全地概括为15个方面，包括:

基辛格对美军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统御 / 促使北越、中国和苏联间相互影响以结束印支战争 / 印支战争最后阶段美国对南越傀儡政权垮台的反应 / 美苏缓和 / 1970年约旦“黑9月”危机 / 美中接触 / 南亚问题（特别是1971年印巴战争后尼克松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倾斜）/ 中东“10月战争”及石油危机中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 1973年至1975年让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谈判时的穿梭斡旋 / 国际经济与能源 / 美国对智利政策（特别是与皮诺切特的关系）/ 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 / 葡萄牙革命和阿安哥拉内战 / 美欧关系 / 就津巴布韦问题与南非谈判。

这些文件当年均属绝密级，在文件左上角和左下脚标注着“最高机密/敏感,仅供翻阅”的字样。同时，每份文件还都清楚标明了对话在座人员姓名、发生地点和时间，时间精确到分钟。

与名人谈大事，这其实还不足以让一档节目拥有非同寻常的分量，更不用说档案集了，否则的话，国内各家电视台蜂拥而上的所谓高端对话节目都可以成为重要史料。这份对话录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参与者均身为当事人，对主题极端关切，且在私密情形下能坦率而直接对话——这可不是外交官们常挂在嘴边的那种场面话。

美中靠近

由于内容太多，对某一问题有兴趣的不妨可以进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网站下载。就巴尔教授的观点看，这批档案中的20份分量最重，它们揭示了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他还专门为它们撰写了短评，不过，仅这份短评打印出来也长达20多页。

这份档案集详细记录了基辛格力主美中靠近，并为此不懈工作，其中包括白宫最初为建立与中国联络的努力、基辛格1971年7月的“秘密之旅”、随后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多次会晤、尼克松和福特于1971年和1975年访华等。当然，这一切背后自有其战略目的。

在1971年8月12日基辛格与保守派领袖的对话中，基辛格称，对中国开放是制衡苏联的必须。巴尔指出，当时为了将新的对华政策与此前支持台湾当局的政策统一起来，基辛格曾告诉保守派议员们说:“如果台湾被逐出联合国，那么我现在就对华政策所做的辩护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几个月后，联合国就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很难说基辛格当时这么说是判断失误，还是他故意敷衍国内的批评声音。事实上，当时基辛格表面上假装欢迎“来自右派的压力”，而背后却希望那些在场的听众闭嘴，因为“他们声音太刺耳”，应该“停止对我的叫嚣”。

在1972年6月20日星期二下午2时5分至6时5分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中，基辛格甚至向周恩来抱怨说，在美国官僚机构中，与亲华相比，大多数人甚至更亲苏，他们几乎全体一致地反对他的政策，而“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的整体战略”。

在那次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就苏联、越战、南亚等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谈话记录看，巴尔评论说，基辛格全无隐晦之意，他甚至标明华盛顿将中国也置于自己的核保护伞下，如果“苏联发动一场将亚洲置于一个欧洲控制中心之下”的攻击时，美国将作出核战反应。

双方谈论最多的还是越战，当时越南还在激战，美军加紧轰炸北越，并在一些港口布雷阻止北约进攻。而中国一方面反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一方面又处于与美国关系解冻的关头。

基辛格先是抱怨头年5月北越在谈判中提出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即美国强迫西贡政权下台。他说，这与个人喜好无关，而是因为不可以要求一个国家把背叛作为基本外交政策。

基辛格说，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将美国拖入越战时曾辩解说，越战的发生部分原因是中国图谋控制世界。而他本人则从1967年开始就与北越秘密谈判撤军，自从尼克松就职后，美国的政策就是想办法从越南脱身，其目的是为了国内稳定。

他明确说，一旦美军撤离印度支那，白宫愿意接受任何历史变革的结果，“尽管我们不能将一个共产党政府送上台，但是作为历史发展并可能在一段时期后发生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我们也应该能够接受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政府”。

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基辛格进一步承认，美国或许可以接受河内对南越的武力接管，只要此事发生时间与美军撤离有足够时间差。他说，如果在美国撤军并交换战俘1个月后，越南就爆发内战，华盛顿大概会认为和平协议是个陷阱而不得不重新插手越南事务，但“如果北越与南越进行认真谈判，而且在我们全部撤出后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开始谈判，我个人判断，我们再回越南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在1975年11月26日基辛格与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的会谈中，双方用大量时间交换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正准备与中国建交。其内容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邓小平的前景和中国在东南亚的作用等。在谈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时，基辛格说，尽管他认为那是一个由“暴徒”控制的政府，但请泰国人转告红色高棉，美国“将与他们交好”，这是因为他把柬埔寨看作一个对北越的有效的“平衡力”，特别是当柬埔寨与中国联手的时候。

“因此，我们的战略是让中国人进入老挝和柬埔寨，充当对越南人的篱笆。”基辛格说。

妙论无数

其实，除去美苏关系、中美关系这种严肃的话题，在这部档案中着实收录了不少今天看来让人感觉意外的妙论。

论日本。1972年8月31日,基辛格与美国驻当时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在夏威夷一家酒店早餐。基辛格前一天刚刚得知日本要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消息,他见到邦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在所有背信弃义的狗娘养的之中,小日本是最坏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卑鄙地急匆匆地去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他们居然挑选(中国)国庆日去干这事。”

论智利。1971年8月17日，当时智利阿连德政府准备将铜矿国有化，美国商界巨头感到担心，于是和基辛格举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各方似乎对应采取何种“强硬立场”发生分歧，基辛格倾向于通过封锁摧毁智利经济，他说:“如果我们同意开放智利的国际账户，那么我们就是正在加快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过程。”

论越战。1969年8月4日，那天基辛格秘密会见了北约代表，而后又和法国总理蓬皮杜和法国外长会谈，会谈主题依旧是越南问题，基辛格表示，美国霸权的信用是他考虑这场战争的重点。他说:“我们不能被一个五流的农业国家挫败，这点很重要”，“像美国这样的主要霸权国家在政治上被北越摧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法国人则建议基辛格说，“与中国人保持某种接触”有益于理解北约的立场，甚至可能影响北越的想法。

论古巴。在1969年9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古巴问题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基辛格建议与会者从另一个方面想想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存在的“好处”，他暗示“华盛顿有兴趣在古巴保留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这样就可以利用古巴和苏联斗”。他还说：“古巴共产主义的好处之一是，它是一种不具吸引力的共产主义模式”，即使古巴走“铁托道路”也是一样。他问道:“拉美出现一个开明的共产主义国家符合我们的利益么？”他给出否定答案，因为“一个拉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说，感谢上帝，苏联入侵了捷克，因为如果捷克模式成功了，它将成为别国的样板”。

还有一次有趣的论战发生在1975年10月8日的国务院秘密会议。

成为国务卿后不久，基辛格就建立了与国务院高级官员定期碰面的制度，以随时掌握世界局势进展。在那次会议上，当讨论到美国没能及时发现葡萄牙政变时，气氛变得充满敌意。

基辛格对批评很不服气，他争论说：“我们是在每个国家都管着一个联邦调查局吗？我们说，葡萄牙是独裁，有内部安全措施。那些他妈的内部安全措施都没有发现那场政变，凭什么他妈的我们就该发现？”

“这也许就是我们拿薪水的原因。”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海兰回击道。

基辛格马上说:“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全世界寻找政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