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东岸保山城，1944年滇西反攻的大本营。飞机甫一降落，走出舱门，气象已是不同，四周群山环抱，云低天高。

出保山向西，穿横断山支脉，跨怒江往南，有当年血战之地松山和龙陵，再翻高黎贡山，就是抗日名城腾冲。继续向西南走，经芒市，到达中缅边境城镇畹町，沿途已是一马平川。

这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大致路线。今日重走一遍，格外感觉山河壮阔。车窗外，天空湛蓝，高山体态敦实，其上一片苍茫绿色，云朵飘过形成大块阴影，土地殷红，热带作物茂密，雨后怒江色调昏黄，愈发显得浑厚，江边坝子却是翠绿如洗。

10天中，在这幅大画卷前，我听着抗战老兵们讲述当年的血火亲历，听普通百姓讲当地名士的铮铮风骨，听国殇墓园内鸟啼蝉鸣，听松山峰顶松涛似海……宛若沉浸在一首宏大深沉的叙事曲中。

“如此大好河山，岂能沦丧倭寇手中？”同伴一声感慨，道出此曲个中真情。

不屈老人

在滇西腾冲，有一座当地人视为精神家园的国殇墓园。墓园修建于1945年，当年7月7日落成，以纪念为收复腾冲，洗刷滇西人耻辱而牺牲的近万中国远征军官兵。

墓园忠烈祠后，有一座不高的小土丘，上边密密麻麻地树满了30多厘米高的石头墓碑，墓碑上刻着红色小字，说明阵亡者军衔和姓名。

当年远征军36师106团2营便衣队的14岁上等兵周光永告诉我:“其实，这里每一块墓碑下边埋的并不就是墓碑上刻着名字的那个人。战役结束后，20集团军把收容的中国士兵骸骨放在一起火化，在每一块墓碑下面撒了一把（骨灰）。”

战史记载，腾冲之战，1944年由夏徂秋，前后历经大小40余战，击毙日军6000余人，城内日军无一逃脱。中国远征军伤亡官佐1334员，士兵17275名，其中大多滇西本地人。

抗战前繁华的“极边第一城”腾冲经此一战已成一片焦土，但当地人却无任何遗憾。因为，在他们看来，1942年5月，驻腾冲的腾龙（腾冲和龙陵）边区行政监督、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龙纯武不战而逃，让292个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据这座边关要塞，才是奇耻大辱。

国难当头，有人逃跑，更多的滇西人却挺身而出，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国民党元老、腾冲人李根源。在滇西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生于高黎贡山。1905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校长，参与领导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运动。

1939年，李出任云贵监察使，面对老家沦陷，上书蒋介石要求成立一支“老子军”奔赴滇西抗战。在滇西沦陷至反攻的两年多时间内，李根源随抗战军队转战滇西，把“云贵监察署”的办公地点一再往西迁，从大理一直搬到最前线腾冲，并以60岁高龄联络怒江两岸中国军队和抗日游击队共同作战。

曾给李根源当过侍从的周光永至今难忘老人家所写《告滇西父老书》中的语句:“云南已成战场，滇西即是前线……驱逐敌人退出腾冲，退出龙陵，甚至退出缅甸……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保住云南抗战历史上有光辉一页……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而更多本地老兵则都对“李国老”在大理黄埔分校的每周讲话印象深刻。1942年，国民政府采纳李根源建议，在大理成立“滇西战时工作培训团”，后成为黄埔分校。在李的保荐下，近千名从滇西沦陷区逃出来的热血青年进入这所学校，培训之后，分入各支部队，担任少尉排长，参加光复家乡的战斗。

已经83岁的刘志声是保山人，当年从大理军校毕业后进入第2军9师27团，从保山一直打到缅北。他回忆说，大理受训时，崇圣寺三塔下，每周李根源都会与20集团军司令宋希廉一起训话，“他们站在土台上面，李根源长袍马褂，宋则是一身军装。李根源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我们滇西人必须雪耻，必须打回老家去。我们在下面听着个个热血沸腾”。

直到现在，刘志声还依稀记得李根源为他们所作的歌：

“仇比洱海深，意志比苍山高。滇西青年奋起，雪耻救国责在双肩，团结一致，勇敢向前，哪怕血染千里滇缅。”

腾冲光复后，又是李根源主张建立国殇墓园。现在，墓园最高处纪念碑上，“民族英雄”四个蓝色大字，为李根源手书；陵园最低处，跪向墓碑的地方还有一个收集日军尸骸的土坟，立有黑色“倭冢”二字，也是李根源手书。

以这位不屈老人为领袖，滇西各地乡绅、土司纷纷投入抗日救国，其中还有一位颇为著名的张问德。此人62岁赋闲在家，见日本人占了腾冲，竟临危受命当了沦陷区的县长，在腾冲发动全民抗战。他敢于责令畏敌逃跑的前县长交回印信，痛斥日军诱降花招，为周旋生存，先后8次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当年被誉为全国沦陷区500个县长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中有一镇馆之宝，就是1943年李宗仁亲赠张问德的红藤杖，上面题了8个字：抗战到底，步步前进。

同仇蚁民

60年前，曾有文如此记载滇西反攻时的场景：“天空机群蔽天，沿江卒伍遍地，支前民工，酷似蚁群”。读罢不由豪气顿生。

曾组织过后勤支援工作的85岁老人杨鸿恩告诉我，在这场壮阔的民族战争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滇西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太可怜，也太好了。高黎贡山海拔4000米，还有怒江天险阻隔，没有老百姓提供的巨大后勤保障，反攻根本就没有可能”。

杨鸿恩是保山人，曾任20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20集团军是滇西反攻的右翼军，总指挥宋希廉，主攻方向是腾冲。左翼军为第11集团军，主攻龙陵。

杨鸿恩说，其实早在1942年中日两军沿怒江对峙之后，就已着手反攻准备。期间，他勘察了保山所有通向怒江渡口的道路，道路都用工具进行测量，保证不低于2.5米，凡是不够标准的道路，均有当地乡镇政府组织民工加以整修。

“反攻开始前，军方确定4条支前线路。保山36个乡中没有沦陷的34个乡全部动员起来，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每个乡都组成了一个民夫大队，一共组成了17到18个黄牛运输队，25个骡马运输大队。从战前开始一直到胜利，每天都有2.5万到3万民夫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前线供血。

“4条路线中，前两条还好，后两条，其实以前只是马帮运货走过，路途艰险，那时候走得慢呀，一去就要两三天的时间。尤其反攻的时候是雨季，道路泥泞，根本就没法走，每个民夫，或者用肩挑或者用背篓背，每个人都是几十斤，一步一滑地走在崇山峻岭之间。远远望去，在山间的小道上，不间断的民工运输队真的就像一群蚂蚁一样。

“那时候，民夫每人每天二十四两米（16两为一斤）、三钱盐巴，骡马加倍。而那些马帮的头领，根本就不要钱粮。吃不饱，还要日夜不停地赶路，许多人是被累死在路上的，还有些人一个瞌睡就跌下了几百米深的峡谷，一路都是死尸。腾冲沦陷之后，当地男人有的去打游击，有的被组织抬担架，男人都没有了，我亲眼看到过，在运输队里居然有很多小脚女人。她们哪里走得了那种路呀，挑的东西一般就是军粮和子弹，数量很少，但看见她们，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人的眼圈又红了。

在腾冲，还有家喻户晓的户帕送军粮的故事。60万斤军粮，老百姓只用了五六天时间，翻越高黎贡山送到了腾冲城，很多人在路上活活饿死，却没有动背囊中的一粒粮食。

保山市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的铭文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滇西反攻时）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两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3850多人，这几乎相当于一场战役中一支军队的阵亡人数。要知道，那时候，保山县全部人口不过30万而已。也就是说，为收复国土，1%的当地人死在了支前路上。

所以，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大会时，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总结滇西缅北抗战胜利原因的第一条就是：滇西老百姓的无私支持。

“那些老百姓觉得保山没有沦陷，我们没有沦为日军的奴隶，那是军队将士的功劳，所以只要能够收复失地，只要能够把日本人打出去，出多少钱多少力都是应该的。”杨鸿恩的话算是对滇西人民不计回报的付出作了注释。

浴血松山

在滇西反攻中，一共有三场著名战役，一是腾冲攻坚，二是松山大战，三是收复龙陵。三战无不惨烈异常，至今战场遗迹仍保存完好的就是松山。

松山大战，从1944年6月4日一直打到9月7日，中国远征军第71军和第8军先后上阵，一共发起了10多次总攻，伤亡官兵8000多人，最终使用坑道爆破的战法，这才彻底消灭盘踞在这里的日军“拉孟守备队”1260人，生俘敌28名，慰安妇数名，缴获步枪437支，轻重机枪34挺，各种火炮16门，战车3辆。

登上松山那天，恰逢7月7日。主峰子高地之上，两个直径近10米的巨大弹坑赫然在目，那是当年中国工兵部队从地下掘进使用70箱共3吨炸药将日军主碉堡炸飞后留下的标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小弹坑散落在山坡山顶各处，如今里面落满了干枯的松针，浅浅的，只有几十厘米深。掩体、散兵坑、战壕和交通壕依旧相互通连，最深的一段交通壕深达2米，据说当时中国远征军为向地道里搬运炸药而挖。

住在主峰下的董姓村民有40多岁，他告诉我说，小的时候，他和其他伙伴经常上山挖弹片、弹壳换钱，他自己一共挖到过上百斤的战争废品，都挖出了经验——“那时候多得很，弹坑四周很容易找到弹片，子弹壳一般散落在战壕中。我还挖到过迫击炮弹后边的尾翼，是铜做的。”

当年中日军队为何要在这座山上殊死拼杀呢？到了实地，答案一目了然。当时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条补给线滇缅公路，就在松山半山腰盘旋而过，松山海拔大约为2150米，而滇缅公路这一段则为1600米左右，从公路仰望，松山顶峰几乎直上直下，可谓扼守要冲，不可不争。

当初日军负责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兵力不算多，但是，自1942年占据松山以来，他们已经在这座险峻山峰上准备了两年。据战史记载，日军共在松山及附近山头修筑了20多个阵地和观察所，每个阵地依地形在制高点构筑1～3座主碉堡，在主堡两侧又构筑若干子堡，并在阵地前构筑侧射潜伏小堡。阵地之间堑壕交错，互相连通。

日军碉堡大多分三层，上层用于射击观察，中层休息兼射击，下层储存弹药。每个堡垒上掩盖数十厘米直径原木4到5层，再铺上3毫米厚钢板数层，钢板上再堆厚度1米以上的沙土。堡垒露出地面部分四周，又安置盛满沙石的大汽油桶3层，桶间同样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这样的堡垒，38厘米榴弹炮直接命中都不能摧毁。

日军曾扬言：“中国军队不死亡10万人休想攻克松山。”最后，中国军队的牺牲数字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经历那一仗的第8军103师309团卫生员李文德说，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死人。

309团是最后投入战场的预备队，那时战斗已经打到子高地之下，距离峰顶只有100米而已，但中国军队却再也无法取得进展。其中原因，亲临实地就会明白——在子高地近60°的百米斜坡之下，是一处宽约20米的山间坪地，没有任何遮蔽物。坪地之下，又是近70°的斜坡，日军守在此处，上边有火力掩护。即使中国军队攻上山坪，也会完全暴露在子高地机枪火力之下。

李文德说，那时候，他就从那块山坪向下抬伤员和死尸。有中国士兵的，也有日本士兵的。伤员一般需要经过军医检验，检验死亡后，卫生员们就把尸体拖到现在高地下的水塘里。

“那时候没有水塘，那是一个美国飞机炸的大弹坑，后来下雨才变成水塘的。”他回忆说：“我自己最多的一天拖过七八具尸体，拖过去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仗打得激烈，那些死人的军装都没机会脱，武器装备也不拿下来，连臂章都没得摘，就那样带着手榴弹，穿着衣服，扎着皮带堆在一起。”

现在，在水塘边山还有一块墓碑，为103师松山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志铭记载，其下所埋忠骸未及当日牺牲者数目之一半。

“那些日本人的尸体就往山下的峡谷里一扔，所以很多都被水冲走了。打了那么长时间，有1个月，我从来没洗过脸，没换过衣服，每天拖伤员、死尸，那时候，两只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结在一起变硬了。”老人说。

李文德记得，子高地被攻下来那天是8月20日。头天，团长把全团还能作战的人员都集中在了一起，包括李文德这样的卫生兵。点名结果，全团还剩下450来人。

“团长什么也没说，就问了一句:‘谁愿意当敢死队举手。’”李文德回忆说，“有150人举了手，我也举了手。团长下命令说，这150个人分成三组，他自己、副团长和另外一个营长一人带一组，剩下没举手的人一样也得冲锋，就是跟在敢死队员后边。”

老人说，团长当场给敢死队员们每人发了2000块“国币”。当时，在保山城里，吃一碗耳丝的价格是5块“国币”。

战史记载，整个战役，103师参战两个月，所有直属部队都拉上前线，师属特务连和工兵连伤亡殆尽，普通的步兵连，最惨的只剩下2个人。而李文德的数字则更为感性，他所在的卫生队，本应最为安全，但一仗下来，40人中也只八九个人没有受伤，光军医就打死好几个。

采访后，我曾如此感叹：壮阔滇西，壮阔胜利。那可以说，是对这片土地荣耀历史的一种由衷咏叹。然而，当我在深山中面对一个又一个贫困却自足的抗战老兵时，我又听到了乐曲中最低回的声音。

好，不说惭愧，不究过往。我只想每个愿意倾听这首滇西叙事曲的人去动手写下新的音符。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被称为“打不死”的寸时中老人，当提起遥远的北京，有一个老兵论坛（www.52laobing.com），有人每月募捐给他50元生活费时，他笑得像个受宠的孩子一样。

(作者:新华社国际部)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