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为此后几代知识者不断追忆，就因其切实影响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在世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据“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是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政治抗议的，因有“火烧赵家楼”的戏剧性场面，长期受公众关注；至于坚持“文化运动的，可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很容易被其师长们的光辉形象所“遮蔽”。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期。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便是1921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成平——即日后成为一代报人的成舍我先生(1898—1991)。

1898年出生于南京的湘人成舍我，原名勋，后改名平，以笔名行世，十八岁即投身新闻事业，1991年病逝于台北——那一年，成氏亲手创办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获准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办报兴学问政达八十年”的成舍我，平生事业，最为世人及史家瞩目的，莫过于20年代的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以及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在北平、桂林、台北三次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既是著名报人，又是新闻教育家的成合我，其“办报兴学问政”的志向，与“五四”时期就读北大大有关系。

1920年4月，日后成为著名“舆论家”的成舍我，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讨论作为“社会底向导”的舆论家所应该具备的态度与修养，最后的结论是：

总之，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以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凭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  (《舆论家底态度》，1920年4月]5日《时事新报》)

照成氏的说法，此处之只提端正态度，而不谈个人修养，实在是“降格以求。——后者需要静下心来“读十年书”，非起步不久的中国新闻业所能普遍接受。

已经投身新闻业多年的成君，竟然高标准严要求，断言“中国现在，若是严格说起来，简直可以说一个报馆也没有”(成平：《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人》第5号，1920年8月)。如此居高临下的放言高论，与其说是年少气盛，不如归因于背靠北京大学这棵大树。“五四”时期北大提倡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崇高地位，以及蔡元培校长亲自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出版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无疑都使得大学生成平深具改造中国报业的责任与信心。实际上，蔡校长之强调新闻事业的巨大意义、论证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特别之经验与广博的知识，以及徐教授之主张新闻“在文化运动中，占甚重要的地位”，故应“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应“谨慎据实直书。，应代表国民舆论而不是党派利益等，都对青年成舍我产生巨大影响，并落实在其时所撰《舆论家底态度》《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知编译社报告书》《新知书社计划书》等文中。

作为南社社员、《民国日报》编辑，成舍我在柳亚子与朱鸳雏的唐宋诗之争中，由于支持朱而被柳一并“驱逐出社”。此举因祸得福，促成其“毅然乘舟而北”，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关于成君上书蔡元培校长，因“文笔条畅，言之有理”而得到入学特批的说法，仅见于郑逸梅的《南社丛谈》，不好遽下判断。但已有数年报馆经验的成舍我，确实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这使得其进入北大后，有可能继续发挥特长，除了兼职《益世报》外，还在校园里“呼风唤雨”。

“由陈独秀安排前往北京，考入北京，与别的从校门到校门的青年学生不太一样，因其相对丰富的生活阅历与社会活动能力，在大学校园里必定“不甘寂寞”。考察北大时期的成舍我，明白其事业上的“野心”，对于理解成氏日后历尽艰辛奋斗不辍的精神，将是一个很好的“视窗”。

1918至1921年，成舍我就读北大四年，正是这所大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时期。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提倡与鼓励，“五四”时期的北大校园里，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这实在是个奇迹，校园里五花八门的社团，既促进了学生思考，又可引导社会思潮。即便名气不大的新知编译社，也都令今人刮目相看；而社长成平的文化眼光与组织能力，更是日后大展宏图之预演。

1919年10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新知编译社成立记》，介绍刚成立的以中国文学系学生成平为社长的新知编译社。文末附有该社的《简章》，称其“宗旨”为：“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以图世界根本的改造。”该社分文学、哲学、政法、理化四部开展编译，如此庞大的工作计划，明显超出学生的能力。即使如此，依然“已得校长及各方面的赞许。”校方的态度，大概是出于信任与鼓励，允许“狂妄”的大学生们大胆尝试，并相信其能够自我调整。

果然，一年多后，成平撰写《新知编译社报告书》，总结成绩并重新调整发展战略。据报告书称，已经完成的译著只有两种，正在编译中的有十一种，其中由成平负责的便有如下三种：翻译俄国杜洛斯基著《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俄国列宁著《列宁文集》，编写《中国小说史》。不难想象，心高气傲的成君，根本无法兑现其诺言。成译《列宁文集》未见任何踪影，《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也没有专书，不过后者有刊于1919年5月2日至5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的舍我译杜洛斯基《广义派与世界和平》可以取代。至于《中国小说史》，以新闻为毕生事业的成君，估计是无从落笔的。另外，北大图书馆藏有成平等译《罗素、勃拉克讲演合集》，出版此书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正是因此回成君所拟报告书的提议而成立。

考虑到上海各大书局之“唯利是图”，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北大学生提出：“我们如想重大的发展，就非组织一书社，自行印刷发行不可。”据成平的报告书称，新知书社的业务有四项：一、印刷发行新知编译社之图书杂志；二、由欧美日本返运各种学术上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三、代印书刊；四、代售教育用品。为了书社的开张，至少须募集五千元股金。成平对此很有把握，理由是此等好事，教授们定然也会支持。几天后登出的《新知书社招股广告》，肯定让今天的读者大吃一惊。总共十三处募股的经收处，以北大学生银行打头，接下来的竟是：李卒白(第一院出版部主任室)、沈士远(第一院庶务主任室)、沈兼士(第一院国文教授会)、李守常(第一院图书主任室)。两个月后，果然募集到6920元，其中李大钊处三百、沈土远处五十、沈兼士处五十。风头正健的教授们，竟如此热心介入学生社团的活动，于此一端，也可见“五四”先驱者的风采及境界。

起草《新知书社计划书》的成平，也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一下子准备组织出版四套丛书，外加一个月刊《书报评论》。除了《书报评论》希望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推广本书社的图书这一策略涉及经营管理，其余四套丛书(学史丛书、概论丛书、新文化丛书、平民学校教科书)的设计，都是只谈必要性，不讲可行性，更不要说经营之成败与得失。如此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近乎“迂阔”的计划，很有北大特色。

1921年3月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有《新知书社开会纪事》，值得一读。主持会议的成平发表演讲，称“中国现在救济知识的饥荒，实比救灾还重要”，于是决定成立以“发扬学术传播文化”为宗旨的新文化书社。在筹备委员会中，出任总务股委员的竟然有李大钊。其时李已积极投身实际政治运动，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竟然还有兴致关注此种小事!这也正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说师生“打成一片”有点夸张，但教授们确实对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文化乃至政治活动给予很大支持。

北大学生之所以能够保持远大抱负，并且尽快出现在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的前沿，与在校期间的“操练”大有关系。成平们的新知编译社，除了组织新知书社，还要“设立读书会”，主要工作包括研究、讲演，办杂志、编纂教科书及百科全书四项。这就更无边际了，在学期间即想编纂百科全书，如此“狂妄”的计划，竟然没有受到时人的嘲笑，也可见时代风气之激扬。不问是否“可能”，只问是否“必要”，此等眼光和襟怀，令后世无数学子追慕不已。“我们认定大学生的地位，是要对于文化上有点贡献的，不是为弄张文凭，便可去升官发财的。”将“切实的文化运动”，视为“救国的唯一良法”，成平等人于是有了众多“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因其“大而无当”，读书期间根本无法实现，但作为一种眼光与抱负，奠定了其日后奋斗的方向。因此，不但不应该嘲笑、而且应该学会尊重大学生们的“幼稚”、“空想”与“狂妄”。

在积极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同时，成合我已经开始介人社会上的新闻事业。除了常被提及的为《益世报》撰文和编辑外，我更看重其在《新人》杂志上发表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这篇明显带有北大胎记的文章，本身并非十分精彩，但对于理解此后成舍我的追求，实在再合适不过。批评了众多对于“文化运动”的误解，成氏推出自认为正确的定义：

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认为增进全世界文化的运动，就纵的方面说起来，是融合固有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就横的方面说起来，是融合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我们不问新旧中外，只问能适合于现在的人类，和能增进现在人类的文化不能，是合古今中外而为一的运动。

此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自我反省，说不上深刻，但很真诚，好处是视野开阔，志向宏大。所谓“合古今中外而为一的运动”，实非易事，除了志向，还需要学识。不以思想深刻或学问渊博见长的成平，着力发展其组织活动方面的才华。“我极主张，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非有各种大规模的组织不可”。依此思路，成平开列出三种从事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日后努力的方向：报馆、书局、大学校。

已经投身新闻事业多年的成舍我，不满国内报馆之或转译路透社电讯，或充斥“流氓访客”糊弄来的“敲竹杠的新闻”，而将“完备的报馆，健全的舆论”作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理由是：“我以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注重文化运动，而不是一般的新闻写作技巧，此乃北大出身留下的深刻印记，终其一生，大概都很难完全磨灭。

北大当年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响，令所有师生难以忘怀；正因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将办大学作为自己的理想。像所有毕业北大的文化人一样，成君也对大学的意义有极高的估价，认定“大学校是一个文化运动的中心点。”成氏之设想建立大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仿健全的文化运动。来造就这种人才的地方，就是大学校”；一是主张“我以为国内应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私人大学。”日后成氏之三办新闻专科学校，很可能源于年轻时候的梦想。

之所以把第二点“书局”放到最后来讲，因前两者所需资金甚巨，只能留待日后实施；而创办书局的理想，作为北大学生的成平，已经开始付诸实行。有感于大书局之“为发财主义起见”，只出“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书，而“组织完备，主张彻底，真能为文化运动先驱的大书局”尚未出现。既然社会上缺乏此类理想的书局，那就自己动手，集合师生的力量，承担“尝试”的历史重任。于是，有了上面提到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成舍我日后以报人及新闻教育著称于世，早年的意气风发，以及大学阶段的文化运动三大计划，不大为人所知。重提旧事，一来便于理解成君日后的发展，二来展现当年北大校园的风釆，三来为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大学生的视角。

文字来源：《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