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季小军：谢谢校长对北大发展的一个梳理，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下面跟我一起梳理一下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一些关键的结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1年中国入世、互联网兴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回首，这是一个“接力前行，改革开放开启强国之路”的历史进程。接下来通过一段视频进入我们改革开放风云际会的第一篇章：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社会生产力。
接下来请上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实践者、见证者。他说：老祖宗没说过的也能做，他是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有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
高尚全：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参加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因为我对北大光华很有感情，我早在八十年代就受聘于北大，当了兼职教授，先后带着20多位博士生，而且他们现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成长起来。
一、四十年来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不断解放思想
还不到一个月就迎来中国改革四十年。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推动了整个国家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向全方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五大转变，国家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改革40年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想就是解放思想。正因为解放了思想，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可以说，40年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新的思想，是经过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了长期实践的经验得出来的。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一句名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障碍，这个障碍主要是思想理论的障碍，例如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姓公姓私的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投资是社会主义，私人民间投资是资本主义。改革初期，有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不能说，更不能做。改革冲破了这些思想理论的障碍，但改革是无止境的，思想解放也是无止境的。不久前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就是消灭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消灭私有制，而且大大发展了私有制，中国路走错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文章甚至号召：“在私有企业里面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夺权， 推翻剥削制度。”还有一些人以本本为依据，狠批所谓私有化，说：“国务院36条是私有化，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私有化，物权法也是私有化。”是不是私有化？我认为，私有化的帽子不能乱扣，否则会严重影响改革进程。国资委的领导讲了，我们国有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44万亿了，144万亿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私有化了，那还有必要成立国资委吗？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所以说我们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私有化，而是实践提出了要求，时代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坚持这个思想。我们要敬仰老祖宗，但是老祖宗处在什么时代？是一百多年的时代，那时还没电灯，他如果看到互联网时代，看到物联网，看到云计算，看到人工智能，他一定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们要不断创新，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跟着时代的这个步伐。改革无止，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仍然要不断解放思想。
二、新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个新的思想怎么形成的？应该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001年在深圳开了一个高级顾问会议，讨论深圳如何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参加会议的层次很高，包括广东省的领导，深圳市的领导，还有学界的是马洪（中国社科院院长）、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我（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顾问提出来，我们要当示范区，首先应明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明确怎么能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呢？他提出的问题有道理。但是当时会议一时冷场了，大家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大家要我讲讲，我讲了四条。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目标；第四，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我讲到第四条的时候，广东省书记任仲夷他坐在我旁边，他说，“民主民主，由民做主”，这个民主政治，就是老百姓当主人，民主政治。我说，您说得很对。原来流行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讲完后，马洪同志对着我说：你讲的四条很好，我想建议加一条，加什么？中华文化。我说这个意见很好，我赞同。所以我讲了，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这就五条了。
最近学习十九大，我叫我的助手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历史记录。深圳2001年开顾问会议的记录，查出来几个网，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一个是“新浪网”，一个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网站都有这样的报道：“高尚全：2001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特征。”
三、新体制只能在实践中才能构建好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着力构建“三有”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靠群众和基层的创造。上级管理部门和研究单位下基层不是指手划脚，而是虚心学习，总结经验，提升推广。 我在浙江大学兼任了多年的管理学院的院长，并建立了民本经济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调研，我觉得浙江的经验值得推广。记得2003年习近平同志任浙江书记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西湖国宾馆宴请了杜润生和我两个人。在宴会上，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浙江的经验不能光是浙江来分享，还应由全国来分享。我说浙江人的“五千精神”，有动力，有活力，有创新力，值得推广。
什么是“五千精神”？第一是千辛万苦来创业；第二是千家万户搞生产；第三是千方百计来经营；第四就是千山万水找市场，你到南美也好，到北美也好，到欧洲也好，到大洋洲也好，都可以看到浙江人，都可以看到浙江人办的市场。为什么？因为你创业了以后，你要找市场，所以不管水有多深，山有多高，都有浙江人的足迹；第五是千头万绪抓根本，政府职能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我说“五千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为老百姓为企业提供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老百姓安心可以创新创业。有了这样的环境以后，老百姓就富起来了，给国家上交的税收也就多了，政府就有能力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所以这样就进入良性循环。我们看到有的省现在负债累累，负债率已经到了140%了，政府没有钱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我在浙大创立了一个民本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总结浙江的经验。所以我说这要请习书记支持，他当场表示，肯定支持。
十九大提出，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经济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体制。那么“三有”体制靠谁来创造，靠谁来执行，还是要靠广大老百姓，老百姓自己来创造。因为搞计划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老百姓是被动的，是“要我干”的体制。现在搞市场经济，主体是企业和老百姓，所以动力就不一样了，活力就不一样了，创新力就不一样了。最近我去了浙江桐庐，他们创造了“只跑一次”改革。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因旧的经济体制就是“九龙治水”，不是创造环境让你搞活创新创业，而是要这个，要那个。所以这个只跑一次的改革很值得推广。
什么是“只跑一次”？过去老体制，企业办事要跑无数次，盖许多章，时间很长，影响了创业创新，影响了企业发展。现在是“只跑一次”改革，只要盖一个章解决问题，通过网络全覆盖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倒逼了各部门的改革，倒逼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只跑一次”改革，实现行政审批信息全上网，综合监管全入库，行政监管全覆盖，确立标准管理、信任管理，倒逼审批制度改革，使工业投资项目审批从原来的42个环节减少到10个，从原来用时131天减少到10天。
与此同时，法律上怎么样为老百姓创业创新提供服务。省人大作出了《关于推进和保障桐庐县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决定》，为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他们为了只跑一次，清理了法律法规，发现与“只跑一次”改革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有22部，行政性法规有33部，大量法规都是部门制定的，这些法律不适应只跑一次改革，所以该废的要废，该立的要立，该改的要改。
“只跑一次”推动了改革，推动了创新，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一步深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的体制还是要靠实践，总结基层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国家体改委原来很注重实践的经验，地方的创新，专门成立改革试点司，试点成功了再全国推广，这个值得总结。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三有”新体制，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和基层实践创新精神。
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也可以说
季小军：特别感谢高老，我们喜欢听故事，您能不能讲一个故事，在改革开放初期，让您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
高尚全：这样的故事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对《中共中央委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评价。邓小平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部很好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文件好，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个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是指什么？就是《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新话，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因为过去为什么有姓资姓社之争？首先问一下老祖宗说过没有，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你不能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你不能做。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当时在起草中讨论要不要写上商品经济？有的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里搞了商品经济，哪里的经济就发展快，哪里的老百姓口袋就鼓起来。所以我说提出商品经济是老百姓的要求，是实践的要求，没有问题。所以我坚持要把商品经济的理念写入到《决定》中去，但是，在起草小组内部就通不过，有的怕写进去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在西苑旅社开了一个理论研讨会，有二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提出商品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之路。我把会议讨论的情况，向中央建议提出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提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建设民富国强的新中国。马洪同志组织了社科院同志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在《决定》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中央《决定》中说了，所以我觉得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也可以说，也可以做，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谢谢！
(2017年12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