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好书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一是机缘凑合，别开生面。若是后者，往往与特定时代氛围有关。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属于后者，故谈论此书的得失，必须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与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作为必要的参照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大量西方新旧学说被译介进来，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需要一个辨析、沉淀、转化、接纳的过程。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革”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逐渐登上舞台，一个生机勃勃、激情洋溢的文化热及学术变革时代开始了。我不是弄潮儿，只是这个大潮的追随者与获益者。谈论中国小说而从“叙事模式”入手，若非这个大潮，我不会这么提问题，也没有相关的理论准备。

在中国，将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从事研究，是上世纪初才开始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五四”先驱借助于十九世纪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清儒家法，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根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小说史家越来越注重小说的社会内涵。五十年代起，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成了小说研究的中心课题乃至“指导思想”。八十年代学术范式的转移，落实在小说研究中便是将重心从“写什么”转为“怎么写”。不再借小说研究构建社会史，而是努力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来展开论述。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选择“叙事模式的转变”作为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关键来辨析，且在具体论述中，努力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借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在此书的初版自序中，我谈及“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证”。这一学术立场，使得我在具体操作层面，更接近于常规研究。赶上了文化及学术变革的大潮，但因另一种力量的牵制，导致我比较谨慎，没有过多地随风起舞。打个比喻，起风了，没有翅膀的小猪，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观察、思考、选择，而不是凑到风口上硬起飞；这样，也就不至于一旦风停下来，摔死在百里之外。

这个牵制我不至于四处漂流的锚，就是那时刚建立不久的博士培养制度。我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个博士生之一，入学当初是被寄予厚望的，自己也感觉责任重大。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和我联名发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及“三人谈”，一时风生水起，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不时被提及。可风头正健时，我没有趁热打铁，而是赶紧抽身，沉下心来经营我的博士论文。我始终记得，博士招生考试前，钱理群将我的一篇论文交给王瑶先生，据说王先生看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表扬：“才气横溢”；第二句则是警戒：“有才气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即便在最得意的时候，我也牢记这个警戒：就这么点小才气，千万不要“横溢”了。

与同时代众多很有才情的同道相比，我的好处是及早受到学院体制的规训，强调沉潜与积累，不争一时之短长，因此能走得比较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开山祖，王瑶先生早年治古典文学，有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传世。平日聊天，王先生要求我借鉴古典文学的研究思路、立场及方法。理由是，现代文学根基浅，研究者大都倾向于现实关怀，在当下思想解放大潮中可以发挥很好作用，但长远看，是个缺憾。当初，《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好几位日本学者对我自序中这段话感兴趣：“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时代年轻气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都思辨性强而实证性弱，接近文学创作而非学术研究，而我的书有点特别。了解师承后，当即释然。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后，读者一般关注上编的“输入新知”，我则更看重下编的“转化传统”。这里牵涉一个小八卦，若你到北大图书馆查我的博士论文，会发现题目不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是《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好笑，当年北大很穷，规定博士论文只能打印十万字左右。我和王先生商量，上编见功夫，但下编更具创见，因而裁剪成这个样子。答辩时，樊骏先生说我忽略一个问题，我说有的，在上编，接着哇啦哇啦说了一通；再提一个问题，还是在上编，又哇啦哇啦一通。大家都笑了，说你们北大不能这么抠门，既然都写出来了，不要藏着掖着，让答辩委员猜谜。记得第二年起，这个制度就改了，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全文打印，不限字数。不过，这一不得已的裁剪，也可见我们师生的趣味。日后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下编的好多论述，直到今天仍有生命力。

得益于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的时代潮流，但又因学院体制的保守性，对此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与警惕，防止走向另一种“以论带史”——在一个学术革命的时代，带入常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这或许是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好处所在。

这就说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是八十年代我喜欢读的书。他谈的是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问题，可我以为对于人文学者同样有启示。库恩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一旦旧范式解决不了新问题，科学家们必定锐意创新，经由多年努力，若在理论、观念及方法上有大调整，且成果明显，那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没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

可也正是这一观念，导致我的小说史研究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十年间写了五本书，除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较大的还有《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此书流播甚广，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刊行了英译本。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不再从事小说研究，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常规建设，好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我需要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及话题。

因此，最近二十年，我左冲右突，力图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处耕耘。像《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都因其在学术立场、理论设计及研究方法上略有创新，而在中外学界获得好评。可我很清醒，已经不是八十年代的语境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影响力。一方面好手如林，学问的领域、技术与境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课题优先，数字为王，个人特立独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在学术革命的时代保持对于传统的极大敬意，而在常规建设时期又老是突发奇想，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上的冒险性格，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精神遗存。

进入常规建设，还有一点我必须调整，那就是如何处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学界开始分化，有人埋头学问，不问窗外的风声雨声；有人进入大众传媒，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书斋。九十年代初，我有一篇流传很广的随笔，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谈的便是这种艰难的抉择。如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经由一番摸索，我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介入现实、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特殊窗口，那就是大学史与大学研究。二十年间，先后出版七八种相关书籍，若《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都是兼及学问与文章、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在教育界及大众中有很好的口碑。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在回应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获奖，促使我反省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利弊。谈不上特立独行，同样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只是略有规避与调整，不至于太随波逐流而已。接下来的日子，还有若干著作在认真经营，希望对得起这个奖项以及广大读者的期许。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shanghais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