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教授题记：在大学期间，受流行观点的影响，我对马基雅维里完全否定。在研究生期间，我受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影响，开始从正面肯定马基雅维里，并翻译了斯金纳的两卷本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Thought （《现代政治思想基础》）。2017年4月6日，我主持斯金纳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为“Machiavelli: the Ruler and the State”（“马基雅维里：统治者与国家”）。听着他的演讲以及与同学们的互动问答，我再次重新反思马基雅维里及剑桥学派的观点，又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本文便是这一反思的结果。

对于一些人来说，马基雅维里就是恶魔和撒旦，他不仅骨子里充满着邪恶，而且公然地、毫无遮蔽地将各种邪恶教给人们，特别是教给统治者，消除从恶者的羞耻感，使恶人作恶变得心安理得。英文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至今仍然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而且是承上启下的共和主义传承人、“人民自治”的倡导者，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来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爱国者”。

马基雅维里的多面性，集中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在如何看待理想国家、政治主体和伦理道德等基本问题上，马基雅维里几乎都存在着悖论。

关于理想国家。马基雅维里在这一问题上的悖论是：他既向往共和政治，却同时推崇君主政治。

关于政治主体。他有时说贵族最值得信任，有时又说贵族执政必然导致政治无序。马基雅维里真正纠结的还是平民与君主的关系。他有时说，国家权力不能托付给人民，而必须由一人独掌；有时又说，君主其实是靠不住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比君主更值得信赖。

关于伦理道德。马基雅维里认为一般的伦理道德只适用于普通民众，不适合于统治者，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利益可以不受普通伦理道德的约束。这样，马基雅维里便在普通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伦理道德之间制造了一个悖论，这一道德悖论被后人进一步演变成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悖论：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从方法论原则、政治制度、社会转型和个人性格等四个视角，来解析上述的所谓马基雅维里悖论。

方法论原则。任何人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方法论原则，在众多的方法论原则中，最高层面的方法原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由于理想与实现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每一个具体的思想家，很难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身。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是一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丑陋的现实与美丽的理想便这样在马基雅维里身上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作为现实，一位好的君主便是理想；而作为理想，共和政治令人憧憬。理想的目标虽然美丽，却常常可望不可及；现实的权谋虽然丑陋，却总是十分有用。

政治制度。马基雅维里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马基雅维里自己不仅清醒地看到了各种政治体制的内在不足和弊端，而且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政治选择中的矛盾。他试图通过一种“混合政体”去努力消除各种政体的内在不足，发扬它们各自的优势。他认为最好的国家制度是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某些要素于一体的混合体制。

社会转型。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巅峰，传统的观念、价值、制度和习俗开始全面倾覆，而新的观念、价值、制度和习俗正在形成之中。在社会急速地从传统转向近代的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身上几乎都兼有传统和近代的某些特征，马基雅维里同样也不能例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体，也是一个传统与近代的矛盾体：他既向往民主共和，却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他既高扬人的理性和德性，又公然宣扬人的兽性。

个人品性。人类自身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身上同时存在着兽性和人性，不断以人性克服兽性，正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马基雅维里憧憬民主共和政治，强调统治者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公共福祉，追求公民的政治自由，痛恨专制独裁，倡导爱国主义，所有这些体现着他品性中善良高尚的一面。然而，马基雅维里显然更加强调人类的兽性，更加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

总之，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政治思想的巨人，马基雅维里的悖论，深刻地反映了天国与尘世、人性与兽性、传统与近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和矛盾。马基雅维里留下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遗产。一份是积极的遗产，包括崇尚人类理性，倡导民主共和，维护政治自由，增进公共利益和弘扬爱国主义；另一份是消极的遗产，包括贪婪自私、不择手段、言而无信、欺诈陷害、暴力专制、投机钻营、残酷无情。远离“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消极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马基雅维里所倡导的理性、尊严、自由、民主和共和，是人类政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唯一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