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项根本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产物，其构建是人类发展进程的大势所趋，是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从最终形式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有形”的，即是囊括地球上所有地区、国家、社会的全方位的人类组织架构。构建的过程应当秉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由小及大，由易到难，从想象到实践，从理念到实体。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球性组织是联合国，其成员包括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还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全球合作架构？显而易见，这不是在现阶段能够预测和提供答案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从推出理念到建成实体，需要以一个地区合作组织或已经形成的多边国际机制为依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提出的长远目标，又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全球责任。提出这个设想，标志着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和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但是，共同体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中国号召、引领与协调，同时找到一个落脚点。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做了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习主席在这次演讲中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好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6年11月19日，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又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块茎始终长在根基位置。同样道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
我们认为，中国在同世界各国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应当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起步，扎根亚太，由近及远地向外拓展，形成亚太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打下基础，并提供借鉴和榜样。我们提出这一设想的根据是：
第一，中国的经济腾飞起步于亚太，首要安全关切也在亚太。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借鉴的是“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然后将对外经贸关系拓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及至整个世界。2016年中国大陆与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58.7%；中国大陆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八个（美国、东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位于亚太地区。
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周边安全有赖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核问题涉及中国的重大安全利益，中国绝不能坐视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和动乱。中国同若干邻国在东海、南海和青藏高原等地区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尚待解决，个别大国利用这些纠纷阻碍中国崛起的图谋值得警惕。
第二，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截至2016年底，亚太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4.47%。据估算，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将达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届时亚太地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将增长至全球军事总开支的四分之三。一旦本地区发生大国战略对抗或大规模战争，将对全球稳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时，鉴于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卫生、打击走私贩毒和非法移民等全球治理问题，也必须靠建立和完善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来解决。
第三，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以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和组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现有的任何亚太区域合作机制都难以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更不足以承担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任。现有的区域组织和机制，包括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十加三”（中日韩）、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要么只涵盖局部地区和国家，要么侧重于经贸金融合作，要么侧重于政治与安全议题。冷战时期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都没有考虑到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之外的国家的安全关切，更不利于缓解地区军备竞赛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在这种形势下，设计一个包括本地区所有国家的综合性、全方位的亚太合作机制，进行可行性研究，是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核心集团”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没有成功。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内容空洞，无疾而终。近些年来，一些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又分别提出或探讨过建立本地区共同体的构想。例如，2008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美国亚洲协会澳亚中心的演讲中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的设想。2009年9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提出按照欧盟方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支持，但李光耀主张美国应被纳入东亚共同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否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说至少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态势？”
上述领导人和战略家提出的地区共同体构想，都借鉴了现存的欧盟、东盟或美欧紧密合作（“大西洋共同体”）的经验，但都没有提出更加具体的设想，例如本地区的地理范围是什么，哪些国家应当参加，共同体的目标、任务、组织形式是什么，建立的步骤和时间框架是什么，等等。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提出亚太共同体设想，应当充实其内容，有利于实现以下目标：（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整合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使之涵盖整个亚太地区和主要经济领域。（二）缓和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改善区域内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三）尽快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加强对核不扩散的承诺。（四）和平解决领土和其他国际争端，减少区域内武装冲突和军备竞赛的危险。（五）有效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遏制极端主义倾向和恐怖活动。（六）促进文明间对话，加强人文、教育、科技交流，构建本地区的共享价值观。
构建亚太共同体的路径，首要的是观念先行。目前，本地区国家对“亚洲”和“亚太”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地理上的“亚洲”包括西亚，由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倡议的“亚信”会议有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成员国；APEC的成员包括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如果印度是亚太国家，那么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排除在地区共同体之外，就缺乏根据。造成更大混乱的最新事态是“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概念的提出。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亚洲期间，反复提到了“印太地区”，大有用“印太”取代“亚太”之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等官员在此前后的表态，说明“印太”概念的提出是经过美国等国家长远战略谋划的，有明显“抬印抑华”的意图。假如把从西亚到拉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都视为亚太地区，那么地区共同体的建设就无法操作，也失去其本来意义。因此，观念先行，意味着本地区主要国家需要在亚太地区的界定上达成基本共识。
在目前条件下，解决这一政治概念问题的相对简单可行的办法，是以现有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包容性较强的地区多边协商机制为基础，构筑出一个对话平台。这个平台上的国家就是亚太共同体的当然成员。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牵头撰写的一项关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报告，提出以东亚峰会为基础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倡议。东亚峰会由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东亚外五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组成，有较大代表性，近年来有比较明显的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核心和内涵做了明确的阐释。亚太共同体的构建无疑要从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形成本地区各国人民都认同的亚太共同体观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保持明确的方向感和坚定的信心，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理想砥砺前行。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建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