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罗伯特·基欧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约瑟夫·巴拉姆（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国际政治年刊》总编辑）

陈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亚当·珀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保罗·罗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

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管）

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包道格（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

戴博（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政治

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秩序迎来“新时代”，美欧年轻一代民主理念淡漠

李向阳：世界多极化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国家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国家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对比变化。从经济规模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已达到可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地步。但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发达国家仍是全球秩序的主导者。近来，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主要盟友的分歧加大。相反，新兴经济体通过构建新型合作机制正在不断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罗伯特·基欧汉：发展中国家迎来了集体崛起，这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一种变化。在中国和印度，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从这一点看，过去三四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间段，人类福祉大大提升。发展中国家崛起对发达国家也十分有利。

苏格：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牵动国际力量对比版图持续变化。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尽管这个转移还处在“进行时”，但亚太地区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约瑟夫·巴拉姆：在以西方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体制中，美国长期是领导者。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显得无力维持这一秩序。当特朗普表示美国必须赢时，显然是一种零和思维。与此同时，中国在坚定捍卫开放型经济和自由贸易。

陈刚：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特朗普主张将美国战略重心放在国内，就是对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一种反应。世界多极化进入新阶段，矛盾碎片化日益明显。除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全球化与地方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都更加深刻复杂。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全球秩序正进入“后后冷战”新时代。

李向阳：2016年美国大选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现象超越了美国本身。在国际社会，美国大选及其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对西方民主体制、理念的质疑和反思。

张宇燕：美欧年轻一代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淡漠，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深陷泥潭。在美国《福布斯》日前刊发的《千禧一代放弃民主理念了吗？》一文中，作者尼尔·豪罗列举了2017年西方国家和部分奉行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坛上的各种“异象”：奥地利迎来年仅31岁的右翼总理；德国选择党获得年轻选民支持，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联邦议院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极右翼政党；马克龙虽然在法国大选中胜出，但他在青年选民中只是第三选择……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让全球千禧一代团结起来的，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背离。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被美国主流知识分子视为国家真正的心腹大患。

陈刚：民粹思潮在西方国家持续，一方面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迟迟不能消散有关，另一方面与全球化带来的诸如产业转移、移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关。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新问题，相反，由于财政赤字的扩大，西方福利制度正在一些国家变得难以为继。许多结构性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

美欧思想界的反思一直在继续。曾认为“历史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盛行天下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国家治理能力非常重要，中国崛起、中东动荡等对世界秩序产生很大影响，民粹主义的扩散将使世界更为动荡。

经济

世界经济逐步向好，各方信心显著增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4.6%

亚当·珀森：目前全球经济扩张的广泛性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由于货币或金融失衡现象并不显著，这让经济扩张本身更可持续。

贸易的增长未能像过去先于经济提速、高于经济的增长，原因有三：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和投资造成的破坏非常大，因此需要大量的GDP增长动力，特别是通过固定投资来重启贸易增长。第二，在危机爆发前的10—15年间，全球供应链增长异常迅猛。由于供应链扩张的回报正在减少，这种现象难以持续。第三，贸易紧张和保护主义弥漫。虽然还不至于到可怕的地步，但反贸易政策和威胁正在抑制贸易增长。

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两大因素推动全球经济出现广泛增长。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整体经济活动加强。很多欧元区国家虽然存在高失业率，但我们至少对其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二是结构性快速增长，如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活动十分活跃，表现出很强的韧性。潜在风险仍存在于不少方面，如金融行业管制相对宽松，资产评估偏高，地缘政治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等。

技术的发展重塑了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方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生活方式，但还没有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许有些工作会因技术的发展而消失，但肯定会出现新的工种，有些或许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但在未来一定会带来惊喜。

保罗·罗默：区分两种类型的趋势增长很重要——像美国这样位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趋势，以及像中国这样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的增长趋势。这两种趋势也必须与商业周期的影响区分开来。处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是缓慢而可持续的。而像中国，正在经历的快速增长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放缓。美国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增速也可能放缓。

欧美日设定的2%通胀目标似乎难以超越，出现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帮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如果一个国家有其他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复苏，低通胀并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央行一般会使用低利率来帮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像美国，已实现充分就业，就没必要维持低利率了。

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在长期宽松环境下，西方国家实现2%的通胀目标依旧困难，原因有二：首先，很多国家失业率高企，但货币政策比较宽松，这给工资增长造成一定下行压力。工资上涨缓慢，资本就更容易流动到其他领域。其次，已持续一段时间的通胀低迷导致预期通胀反应也在低位徘徊。如果货币通胀低迷，利率还维持低位的话，货币政策的空间会非常小，很难通过利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经济体而言，加息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就美国来说，失业率约为4%，处于历史低点，美联储很自然地会采取相应的货币措施。美联储需要在低利率和低通胀之间实现平衡。过去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很多迹象表明就业市场依然吃紧。

亚当·珀森：中国自1979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这也给其他经济体提供了相关经验，例如允许发展私营企业、贸易开放等。中国GDP增长率的下限比一些怀疑论者认为的要高得多，也更可靠，因此尚未达到“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会出现突然的增长放缓。此外，中国的债务是可控的，资本管制很容易稳定汇率。

保罗·罗默：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做得非常好。鼓励城镇化、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的战略，是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部分。

大多数新技术降低了对劳动力的体力需求，但会增加对脑力的需求。数字技术在所有经济体中都带来了这种效果。正确的政策应对应该是确保劳动力在脑力劳动的过程中不断进步。正如经济学家艾德·格莱泽所说，“城市让我们变得聪明”。政策必须创造更多空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城市工作、生活。

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很多，其速度与规模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排名第二到第十四的13个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总和，因此，对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中国保持这么快的增速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7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4.6%。中国经济不仅体量大，还非常开放，影响着世界贸易体系，现在中国已经在金融市场上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也不小。例如，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增强私营部门对经济驱动作用，更加重视消费等。目前来看，风险比较突出的是在金融领域。需要考虑如何确保新技术、新平台提供的金融产品有适当的金融监管，从而确保金融稳定。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关部门已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采取应对措施。

安全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合作需克服“猎鹿人困境”

李向阳：2017年全球传统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地区：中东与东北亚。前者主要源于宗教对立，后者则是冷战后遗症的发酵。朝鲜与美国攀比式的战争威胁不断升级，加上核安全风险，不仅威胁地区安全，而且有把大国卷入战争的可能。

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威胁的来源既有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也有西方国家内部的反社会极端分子。同时，国际层面，反恐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这是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反恐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各国只有真诚合作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围绕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界定仍然是大国合作的重要障碍。

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全球化的衍生物。这就需要强化全球治理，不断改革和升级全球治理来应对这些挑战。但现实中我们看到，西方某些大国奉行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不仅拒绝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而且放弃提供公共产品，退出全球治理体系。必须要意识到，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一国不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有选择地参与某些领域。

陈刚：国际反恐合作虽有成效，但也存在问题。大国间如美俄等合作缺乏诚意，有时甚至存在很大分歧。各国在界定恐怖主义组织和行为的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和领导者，国际合作始终面临“猎鹿人困境”，即猎人们（主权国家）经常不愿为了猎鹿（全球共同利益）而放弃抓捕身边的小兔子（本国国家利益）。

由于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已陷入僵局。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在缺乏有效跨境治理和监管的情况下，经济资源的流动越全球化，越可能带来社会不公、财富差距加大、大众需求乏力和环境污染，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治理

多重国际机制因美国政策调整感受到了压力，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改革带来新气象

罗伯特·基欧汉：2017年全球治理领域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多重国际机制因为美国政策调整感受到了压力。美国没有认识到，尽管国际政治存在着无序的一面，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国家都基于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而行事，理想世界从不存在，但各国采取共赢合作的机遇依然广泛存在。

张宇燕：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国产出持续接近，正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经济总量快速追赶美国的同时，中国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也奋起直追。使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关键变量之一，是中国全面且坚定地回归世界舞台中央。

戴博：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部分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对移民和多元性的怀疑上升，以及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热情下降。

李向阳：过去一年，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立场，围绕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美国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不仅会阻碍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的倒退。

约瑟夫·奈：我多次提出，今天的世界不应把精力花费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上，而应该更加注意“金德尔伯格陷阱”。今天，美国和中国都应吸取历史教训，必须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展开合作。当前，中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扮演的负责任角色十分重要，也应受到各方欢迎。

罗伯特·基欧汉：我同意约瑟夫·奈对“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批判。认为新兴大国出现必将造成冲突是愚蠢的。这种观点看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即守成大国要做出调整，新兴大国也要做出一些调整。这种调整并不容易，美国政府此前对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即是一个例子。各方真正需要做的是认清问题、理解问题，而不是认定冲突不可避免。着眼未来，世界秩序仍将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各方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找到相互尊重、和平相待的方式。

中国的政策明显在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例如在二十国集团，中国对提供公共产品都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正在扮演更负责任的角色。

包道格：二战以来全球治理不断提升，并取得了诸多成功。这其中，最重要的成功或许是避免了重复二战的错误。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部分国家自我认定主权或者自主性受到了削弱，进而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这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代价，即众多国家在二战后被纳入了全球体系以及全球化的生产贸易链条。

中国自身利益范围不断延伸，中国更加积极支持多边主义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选择。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负责任的目标，并采取了一些显然对国际体系有益的行动。

张宇燕：随着中美力量对比进入质变期，两国博弈的界面、强度和方式都会有所改变。两国密切关联和不断膨胀的共同利益是不以双方好恶或爱憎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国，双方的共同利益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世界发展的推进器和全球秩序的稳定锚。中美两国本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利益攸关者。

李向阳：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建设做出了一系列突出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一，参与并支持现行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维护者。比如，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中国的立场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第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第三，中共十九大关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蓝图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第四，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意愿。

苏格：国际社会普遍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世界，希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求稳定、谋发展，应该是国际社会之最大公约数。

中国不断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提高，是我们最大的“内生”战略机遇。新旧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国际结构的重组，为中国外交折冲樽俎、合纵连横提供了“外生”机遇。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踏上伟大历史新征程。

（人民日报记者李应齐、胡泽曦、冯雪珺、俞懿春、吴乐珺、高石、倪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