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上历来不乏以乡土文化与民间历史为核心的大地书写，也从不缺少以灾难贫穷和奋斗挣扎为主题的苦难叙事，二者都产生过一批令人瞩目的史诗性作品。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生命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新路径，并在二者相结合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学该题域之内的扛鼎之作。
一、大地书写与生命尊严的建构
《荒漠里有一条鱼》作为大地书写的文本，既写出了人类精神异化的根源和趋势，也构建着人类抵抗心灵异化的途径。“大地书写”是赵本夫个人标识化很强的一个审美特质，但又在他的创作史中不断地改写和增添着大地书写的内涵。过去我们更多地把赵本夫笔下的大地书写与一般所说的乡土小说等同起来，同时也更习惯于在城市文明与大地自然的对立框架中理解他小说的文化意蕴。赵本夫用他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文本表明，以前这些题材归类的阐释方式已经越来越落后于文学本身了。但是，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大地意象被赋予了更新颖、更丰富、更深刻和更具超越性的内涵。早在世纪之交，赵本夫就高高举起了“人类战胜不了大自然，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托”这样一种掷地有声的审美旗帜，明确表达了一代文坛巨匠的大地书写的立场。甚至在201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对大自然、对大地的向往的审美立场的时候，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和城市的文明，最后还是要被大自然打败”，导致城市文明销毁的，“也许是一场瘟疫”。①在今天这样一种瘟疫蔓延全球的特殊情境下，在整个人类生存都受到严峻挑战的“无土时代”中，重读这句话，再对照《荒漠里有一条鱼》的阅读，会有特别的感慨和启示。
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作家重新建构了大地伦理。大地意象不是土地、乡土的简单对应，而是结合了国民性的重构、人性结构的重新探索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几个层面。大地意象在小说中，并不像一般理解的是单纯崇拜的对象，而是敬畏的对象；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或者生命崇拜，而是对大地上的生命规律的尊重，是对大地上的生命精神的发现。小说这样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思想原型与审美问题提供别开生面的路径。
从国民性重构这一角度来看，小说一改“五四”文学传统中的国民性批判的思路，不再是从愚昧/文明、保守/进步等思想框架中思考问题，而是更为认真地探索鱼王庄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为什么几乎能够本能地通往“向死而生”，鱼王庄人像荒漠里的鱼那样本来是活不下来但又确确实实地活下来，这样一种奇迹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如果从道德、伦理、现代性等标准去谴责鱼王庄人，可以有一百条理由去剖析和批判其丑陋、落后、麻木、愚昧等等劣根性。但是，如果鱼王庄人以现代性的尊严来要求自己，鱼王庄人是必然要毁灭的。就像荒漠上本来是不可能栽出一片片森林的，鱼王庄人本来也是不可能活下来的，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面对无法抗拒的威胁的时候，小说叙述道：鱼王庄选择了忍受。这是一个屈辱的选择。但是，“老扁会时常在夜间拿出那把短枪，压上子弹，心里默默地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梭子弹打出去！”对于其中隐含的意味，也许很多人缺乏同感、不以为然，也许很多人无从理解、嗤之以鼻，但是恰恰是老扁的对手龟田反而深切感受到“忍受不是忠诚。忍受是武力胁迫下的无奈选择。对这一点，龟田心里很清楚”。鱼王庄人所体现的国民性格，其中所潜隐的可怕的坚韧品性、强悍意志和生命强力，正如同荒漠里那条鱼那样，虽然无声，但却是小说压抑不住的灵魂呐喊。
面对绝境，老扁创造性地动用身为党支部书记的权力，给大家开出盖上大红印的介绍信，鼓动集体外出要饭。他的理由表面看来十分简单明了：“我脚下的沙丘告诉咱们，鱼王庄不治住风沙，就永无出头之日！治住风沙就得栽树！想栽树人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出去要饭！”这一番话道出了绝境倒逼鱼王庄人外出要饭的逻辑。如果把这逻辑正过来，那就可以表述为：只有要饭才能暂时活下来，暂时活下来才能回到鱼王庄栽树，栽了树才能治住风沙，治住风沙才能安身保命。前后两两之间既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其中的逻辑既简单又绝对，是惟一选择，也别无选择。
逻辑虽然可以理清楚，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遇到来自人心内外的重重阻碍。因为它与传统习俗、伦理风尚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在生死边缘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扁其实也深悉这一点，因此他事先就打了预防针：“到这地步，没啥丢人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脸皮不如肚皮当紧！”后来，老扁将新婚妻子草儿献给日本人糟蹋，其惟一目的就是保住鱼王庄的树林。他说：“龟田，如果我的林子保不住，你会死无葬身之地！”显然，他这种惊人的忍受力，绝不是因为他对女人心狠，对尊严不敏感，或者一时冲动。恰恰相反，这是他深思熟虑后坚定选择的理性行动。因为他坚信，保住树林，就是保住整个鱼王庄人的集体生命。在所有人不理解、鄙视、仇恨的情况下，老扁依然坚持他的决定。康德就把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状态”称之为“无情”。通常情况下“无情”是个贬义词，但在道德哲人看来，它是“德性的真正力量”，是一种“心灵宁静，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经过深思熟虑以坚定的决心将规律付诸实施”的力量。生活教会老扁以理性，正是在这一理性的主宰下，他就“可以不顾艰险，鄙弃诽讥，无私无畏地去担当起自己的道德责任”。这一力量能够“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清洗全部利己的意图”。②在生死面前，老扁放弃了所有的自尊，坚守着道德让步于生命的信念。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所说的：“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多么正确的真理，人是卑鄙的。谁要是为此把人叫作卑鄙的东西，那么他也是卑鄙的。”应该说，老扁对于生命信念的建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受到梅云游的影响，接受生活的教训之外，其自我理性亦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少年时，他在神圣的鱼王庙撞破求子求女者的杂交乃至乱伦的秘密，他一度不理解，但在他成为鱼王庄的当家人后，他再也不愿去打碎鱼王庙的神圣。“鱼王庙求子之谜，老扁会永远埋在心底。那是鱼王庄的生命宗教。”他终于明白“其间蕴藏了一个令人肃然的精神内核，就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尊重。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面前，所有人类的道德伦理都显得黯淡无光！”“也许，在文明世界看来，这是多么落后，多么愚昧，多么污浊，多么野蛮，多么卑琐，多么肮脏，多么不堪的一伙子人。”“你尽可以捡起世上最恶毒的语言泼向他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多么坚韧、多么顽强的一群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年乞讨归来的女人们怀有身孕，产下不知是什么人下的种的婴儿，鱼王庄人总是“欢天喜地”，没有任何人鄙视她们。小说叙事极其形象和传神地展示了这样一种大地伦理景象：鱼王庄人以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为至上，爱情、自由、知识等现代宏大叙事的概念和主题只能退居其次。
从鱼王庄人对老扁既爱又恨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无可置疑的生命规律及其重要性。为了栽树，老扁用那根紧攥在手的鞭子狠心地打骂干活的人，但是“大伙一边骂老扁，一边还是跟着他栽树”，这也表明，大家在感性上很抵触老扁的言行，但在残存的那点经验理性之下，仍然能够明白栽树是他们惟一的希望。正因如此，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鱼王庄从原先的几百口人，增加到两千多人。
但是，小说叙事对于国民性的这种重新发现，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强大的并且合理的生存意志面前，作为 “人”的生命之外的其他要素就完全失效，变得无意义、无价值，或者说变得可有可无了呢？发生在荒漠里的生 命至上与现代性潮流所追逐的尊严，是不是就完全相 悖、互不兼容和相互否定呢？《荒漠里有一条鱼》并没 有回避这一问题；相反，作家在锐意探讨和追根究底地叩问着其中的深层逻辑。
我们知道，现代性是伴随着人的发现与个体的发现而发生的，而人与个体的发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肯定人的价值与个体的尊严。但是价值与尊严的复杂性、谱系性及其内在的层级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人们在激进现代性的裹挟之下，很容易远离生存与生命维度的地平线，而热烈地拥抱更高维度的价值，比如追求爱情，比如自我实现，比如富国强民，等等。这些美好的现代性价值如果不能够充分地“接地气”的话，容易沉浮于虚无缥缈的半空，不上不下，徘徊动摇，难以立足，无从发力。因此，从哲学上说，鱼王庄的确丢弃了一部分尊严，丢弃了那些没有力量保存我们的尊严，而确立了一种特别的生命尊严。正如康德指出的：“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③他们在别无选择中抛弃了一些价值，但是却维护了没有等价物可代替的尊严——生命尊严。进而，从道德哲学上看，这也流露出作家对于一种基于生命尊严之上的大地伦理的建构。
赵本夫的小说叙事以丰沛的想象力表明，鱼王庄本是一个自我拘禁于荒漠的自然王国，但是因为有了梅云游，有了老扁他们，这个自然王国同时也成为一个目 的王国。在康德意义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共同体，“由于规律、法律命令他们相互对待如自在目的，这样组成的王国是一个目的王国。这些目的，不但包括作为自在目的的人身，也包括个人的目的，这些目的都必须是与普遍规律相一致”。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提示我们，必须把这个目的王国里的“一般成员”与它的“最高领袖”区别开来。一般成员“都是些有限的理性动因”，而“最高领袖”是“一个无限的理性动因”。只有这个无限的最高的理性动因才“具有一种内在的、无条件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才具有真正的“尊严”，才是这个目的王国的“立法成员”⑤。按照鱼王庄作为一个自然王国的自然规律，鱼王庄人的生命必会因荒漠而集体丧生；按照老扁的意志和信念，鱼王庄的惟一希望全部维系于“栽树”二字。于是，无条件地、不计一切代价地栽树，就成为老扁领导之下的鱼王庄的最高理性法则，这使鱼王庄被赋予了目的王国的性质和色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难发现，不栽树就死，这是自然规律；而栽树就活，这依然是自然规律。所以，当栽树被“立法”为鱼王庄无条件去践履的最高准则的时候，并非出自那种粗暴的“人定胜天”乃至“逆天”之举，而只是将理性的或自由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合而为一，将目的王国与自然王国叠加在了一起。可以说，这是由“一个由普遍客观规律约束起来的有理性东西的体系”产生的一个王国，这也正是康德所说的“理想的目的王国”⑥。以生命至上原则为核心，以生命尊严为肌理，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赵本夫意义上的大地伦理。老扁接受龟田投降时又出人意料地把军刀还给龟田，这时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良善之心能不能回来。”泥鳅在最后心甘情愿地被杀死，也是其良心未泯的必然结果。
二、苦难叙事及精神人格的重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如是说：“他们有苦难，但是，他们毕竟活着，活得实在，并不虚幻；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岂不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教堂礼拜，尽管很神圣，可也太乏味了。”这里深刻地揭示出“苦难即生活”的内在逻辑，在苦难中人们仍然不虚幻地实在地活着，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内在价值之所在。赵本夫在以荒漠里搁浅的一条鱼为象征意象建构起以生命至上为原则的大地伦理 的同时，也同步并合乎逻辑地为苦难注入了新的审美内 涵，为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开辟了新的路径和境界。
《荒漠里有一条鱼》作为苦难叙事，既写出了苦难本身的意义，也道破了作为人的生命的高贵本质之所在。梅云游在向着那片破烂的棚子和破烂的人群跪下时，在“向卑贱致敬”时突然感悟出一个道理：“高贵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无忧无虑优雅地生活，那活得太舒服太轻松太容易了。高贵就应当像他们这样，在绝境中顽强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生命的高贵！”他心里充满对自己的厌恶。他觉得自己比他们矮了半截。的确，“衣食无忧地活着，算不得本领；饥寒交迫地活着，才真正了不起”。
正如有学者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苦难叙事时所指出的：“一切社会苦难的回顾或总结 , 如果单单空洞地指向抽象的‘历史’、‘社会’或者‘政治’意义，忽视个人苦难，增加的只是个人内心的沉重。苦难的意义被抽象化，削弱了现实的具体性，使得苦难仅仅成为目的，而强烈的目的性带来无意义化的压抑。”比如，宗教中苦难的价值在于使人们配得神的荣耀；现实层面上，人们通过苦难对社会、历史、革命进行反思，进一步寻找自我苦难和社会苦难的根源，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论断，于是决心向西方学习，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苦难的书写由此进一步发现外在的引入、一定程度的改良根本无法改变现状，从而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和战争的爆发中。由此，“承受苦难的意义及苦难本身被无限的扩大化”。文学应该关注苦难，但“不是为苦难而苦难，不是忽视个体歌颂苦难，而是经由个人苦难认知人生的意义，毕竟苦难是文学的关键词，而不是文学的目的和实质”。⑦赵本夫在《荒漠里有一条鱼》中聚焦于生死苦难，显然又拒绝将苦难本身视为目的，也避免将苦难的根源止步于表层社会文化结构中，而是锐意开垦由苦难叙事通往更高价值的通道。
《荒漠里有一条鱼》与当代文学史上的苦难叙事相比，还从两个方面表现出微妙的变化，进而开拓出有关苦难叙事的大气象。其一，如果说更多的苦难叙事往往倾向于追踪苦难的根源，挖掘苦难的社会性，《荒漠里有一条鱼》则是对于苦难的重新认识，苦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甚至它就是人的存在本身。渡过了一个劫难，会迎来另一个劫难；苦难的一种根源失去了，另一种苦难的危机和苦难的根源接踵而至。这就如鱼王庄在荒原上种出的一片片林子，注定要遭受一次次劫难。这也是小说叙述中的事实：即便树林能够从战火中重生，仍然有可能在和平时期遭遇灭顶之灾。如“大跃进”那一年，为了解决一座座炼铁炉燃料短缺的问题，荒滩几十万亩树林被盯上。在撤职查办了坚决反对毁树的抗日英雄出身的副县长王亮后，县委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说服老扁同意。没想到的是，老扁与一百单三村的村民，一人抱着一棵树， 誓与树木同生死，于是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护林运动。可以说，苦难的惘惘威胁如影随形，人类永远不能指望有苦难永远止步的那一天。这是自然境遇，更是文化境遇，这样的思想意识使小说的整体叙述笼罩上强烈的苦难哲学的色彩。
其二，当代文学的许多苦难叙事往往倾向于将苦难与克服苦难纠结在一起，将苦难的过程与承受苦难的结果捆绑在一起，将苦难的意义聚焦于克服苦难带来的幸福和成功，等等。甚至可以说苦难叙事就是追求“衣食无忧地活着”，假如承受苦难的结果并不能遂人愿，那么必然会解构承受苦难的自身价值。但作家通过《荒漠里有一条鱼》极为形象也非常深刻地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气韵，即把生命的高贵视为生命的过程，视为一种生命接受苦难检验的过程，并由此隐晦地批判了现代性的逻辑悖论和内在隐患。比如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类享受方式，即种种“衣食无忧地活着”的繁荣表象，恰恰是用生命的腐朽充当生命的目的，用消费的价值来取代生命的价值。如以奢侈品牌的服饰显示主人的高贵身份或身价；再如有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各种脚艺按摩和全身推拿店，就是一种生命高贵的假象。其实跑跑步，游游泳，干点出汗的活，这些主动的身体运动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更大，而且不用花一分钱。消费主义思潮深入人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的正是人性的高贵本质的异化。正如梅子后来在给老扁的信上说的：“这些年在鱼王庄活得很有意义，也很精彩。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从没有看成是苦难。不然，我不会在鱼王庄住这么久。”梅子眼中的精彩，并不是指鱼王庄开辟出了一片片绿洲，让多少人能够活下来这样的结果，而是指她感受到和体验到了那种甘心与苦难斗争的浩瀚之气。
梅云游作为小说的重要主人公，在他身上更是集中体现出了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态度，面对苦难的抉择和面对苦难的自我救赎。散尽家财，立志变荒漠为绿洲，这一行动尚只是梅云游回归人性高贵本质的表面现象。在其心理动机与精神抉择的层面上体现着一个复杂的和个体化的过程。另一位在小说世界中占据同等重要审美地位的主人公老扁，在形象塑造上则可以与梅云游形成互补和互文的效果。首先，梅云游是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投身苦难。与那种被迫在苦难的泥潭中挣扎的人生形式不同，梅云游本来是可以远离这种苦难的，投身苦难的使命是他自我赋予的。而仅仅是被动地、自在地或者宿命论式地与苦难斗争的人一旦走出苦难，也许会抓住一切可以享乐的机会和条件来补偿自己的苦难，形成一个始于苦难终于享乐的怪圈。与此不同，梅云游是以莫大的勇气“承担”苦难而非简单地“承受”苦难。从这一意义上说，梅云游的抉择带上了某种宗教精神的意味。
其次，梅云游的抉择体现出的是“为承担苦难而承担苦难”的精神意志，也就是不计代价也不计效果、不思回报也不管条件地与苦难相拥抱。这不仅指的是主人公在主动的抉择之下，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不会因为失败而畏惧，更意味着作为一个承担苦难者，无论结局是什么，都不会自我消解苦难的意义和价值。“为苦难而苦难”是浮浅的，但“为承担苦难而承担苦难”却是坚实的。梅云游不惜一切代价将在荒漠上建城堡造树林的计划付诸实施，不可思议地娶斜眼睛姑娘为妻，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说他“疯了”。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精神意志。坚定的意志就像老八和大船在泥潭中发现的那条黄河巨鲤一样。巨鲤靠腮边的一汪混浊的泥水，对抗着污泥的包裹、拖车的践踏，不知多少年，与痛苦、艰难、屈辱相伴。但“任何伤害、孤独，都不能动摇它活下去的决心。”“这一汪浊水，维系着一个苦难、神秘而倔强的灵魂”。这是真正的鱼王，也是真正的鱼王精神。从梅云游到老扁身上，正体现出了这一精神意志的延续和再生。
再次，也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主人公承担苦难的整个过程也象征了一种自我人格的重构和精神 自由的实现。“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⑧显然，无论是梅云游，还是老扁，当他们无条件地选择了以生命宗教为核心的“栽树事业”之时，也就选择了抛弃自我之利和利他之 义。反过来，让更多的濒临绝境中的人活着，而且能够带有希望地活着，其最终价值和意义仍然回归自我——当然不是回归个人的外在利益，而是获得自我人格的内在构建。
这种人格形态表面看起来既不正统，也不高尚，既不像英雄，也不像布道者，可以说是亦正亦邪，如怪似魔。梅云游为了把鱼王庄的人赶出去收购树苗竟然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家；老扁的有些行为更是让村民觉得他简直就是个不讲理的“邪恶的家伙”。但村民们即使不理解，最终还是在铁的事实面前最大程度地认同了前者， 即使眼见老扁做了令人可恨之事，最后也恨不起来了。实际上，对于自身行为的可恨之处，老扁内心深处充满着不为人知的痛感，只是具有更高意义的栽树护林的使命不容许他流露出来。他最后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自知对不起疯了的草儿，也是他精神人格完成的最后一笔。梅云游死后，老扁接班之前，鱼王庄的栽树事业一度陷入夭折的境地，村民们似乎轻松多了，但同时“他们忽然发现，没有了活着的心气”。显然，这也从侧面充分折射出两位苦难承担者的人格精神及其莫大的价值。
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服刑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 ,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句《地下室手记》中的名言告诉人们，苦难不可怕，承受苦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白白地承受苦难。有学者在解读弗兰克《活出意义来》时就读出了“配得上”苦难的方式。正如弗兰克深刻感悟到的，“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的那些集中营内的伙伴们”，“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⑨老扁、梅云游人格建构的过程，在更为深刻的文化层面上象征了一种不失为“配得上”苦难的精神上升轨迹。“配得上”苦难绝不单纯指的是成功地在荒漠中开辟出树林，让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和延续，更重要的是其“精神自由”的实现和“内在成就”的完成。
在小说叙事中，精神自由的获得被赋予了较之人格的圆满更有价值的意义内涵。实际上，如果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老扁、梅云游等人物形象是有性格缺陷和道德缺陷的，更谈不上完美。这也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完美的人性的问题。赵本夫认为，文学的职责之一是守护殊异，揭示那些在文明的“框线”之外浩瀚生长的人性力量，有时恰恰是这些力量，比如鱼王庄人对失德的宽恕，在苦难年代里维系着族群的绵延，推动着社会的前进。“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正如我在上一部《天漏邑》中所表达的，天和人都是有‘漏’的，这个‘漏’就是残缺。有了‘漏’，世界才有千姿百态、万千气象。”⑩梅云游吃喝嫖赌，一朝浪子回头；老扁一度野蛮生长，邪气十足。可以说，惟其“漏”，方有自由精神表达的宽阔天地，惟其“漏”，方有自然自在与自由规律的审美统一。赵本夫笔下的形象塑造坚实地扎根于荒原与大地，深深地扎根于民间与生活，而非出自现代性的口号、书本上的概念或者浪漫主义天马行空的幻象，所以才有了老扁这种文学史上罕见的“这一个”形象。
以苦难叙事而蜚声文坛的阎连科曾经慨叹：“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写作已经渐趋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面对我们苦难的民族历史时，我们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的历史的伤痛和内疚。”⑪他甚至不惜以“文学的空白”这种说法来批评这种面对苦难的浅薄和苦难叙事之深层维度的缺席。此前，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等力作业已突破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的探索框架，而转向昭示人与人之间的动态性的生态关系，并为当代文学注入了一种生命理想主义的独特气韵。他的《天下无贼》等文本中则充满了独具特质的、浓厚的托尔斯泰气息。其创作以极其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叙述逻辑，向下挖掘人性之根，向上求索道德的自我完善，并深刻地呈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到了《荒漠里有一条鱼》这里，苦难叙事的笔锋愈发尖利，也愈发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本夫正是在疼痛的个人化写作与民族苦难历史相结合的书写中填补了“文学的空白”。
从《天漏邑》中的千张子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已经见识到作家对于不完美人性的独特思考。备受彭城人爱戴的抗日英雄千张子竟然有严重的同性恋倾向，这其实本无可厚非。让人真正难以理解的是他居然因为怕疼而出卖了县长，尽管他以“自己活着出去能比县长杀更多的鬼子”为理由为自己辩解，并且也确确实实地死命地为县长复仇杀敌，甚至希望以自我牺牲了却歉疚的折磨。在这一人物身上真正体现赵本夫审美气度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一个“疼”字。大节有亏也好，得到原谅也罢，那些心理描写的波澜起伏和故事情节的曲折演绎，其实都源于千张子身体对于“疼”的那种比死还可怕的、根本忍受不了的个体感受。的确，真正的个体疼痛感在不同的人身上是千差万别的，以自己的身体承受力和体验去要求别人是难以沟通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千张子的叛变绝非缘于信仰不坚定，他随时可以为理想而牺牲。只有那个“疼”是他不可承受的“阿喀琉斯之踵”。据笔者所知，这种个体疼痛之感既有生理学的根据，也有生活中的原型。到了老扁、梅云游这里，作家更是恢复了个体的疼痛感与民族苦难精神二者之间的多维关系，呈现出更为真实、微妙和复杂的现实逻辑。一个人是否存在着性格上的缺陷乃至道德上的污点是一回事，他能否实现精神自由则是另一回事。相对而言，前者静，后者动；前者要看过程，后者要看结果。将二者在传统认识的层面上分开，同时独辟蹊径在另一层面上重新贯通起来，这是赵本夫的小说叙事隐含的重要的生命意识和审美选择。
严格说来，大地书写离不开苦难叙事，苦难叙事亦不可拒绝“接地气”的大地书写，只是在现代性思潮及其异化趋向日益严峻的“无土时代”，许多以大地书写为主题的文本不愿承受“地母”之沉重，而许多苦难叙事文本又无力超越苦难的局囿通往自由精神的审美世界。赵本夫锐意于自我的更新，亦自觉地回应时代对于文学的深层需要。这使得《荒漠里有一条鱼》在审美分析的许多层面上都属于不可归类之作。现实与魔幻、混沌与理性、逼真与虚幻、精巧与笨拙，等等，多元对立的元素都被“荒漠上的鱼”这一强大的意象所裹挟、搅乱和重构。
可以说，小说从整体审美表现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一种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审美辩证法。这表现为，一方面是整体书写的象征性与细部描写的真实性的高度结合，另一方面也是精神书写的寓言性与现实刻画的历史性的高度结合。小说一开始写道：“母亲曾告诉我，那是一条真实的鲤鱼，大得吓死人。黄河决口后，它搁浅在城北一片沼泽里。发现它时，已是遍体鳞伤，只在鳃边含一团泥浆，它不仅顽强地活着，而且身上剩下的鱼鳞依然金光闪闪……”这条鱼既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更是个体的化身。它成为小说叙事贯穿始终的精神气韵。再比如，小说写螃蟹藏在麦秸垛里吓死偷情的老男人，写他如何在寒冷的雪夜蜷缩在麦秸垛里睡觉，写他如何呼吸，如何取暖，还有那草窝里弥漫着麦秸发酵的有点酒味的气息等等。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人几乎难以想象，而有过这种经验的人读之顿若身临其境，会被小说叙事唤醒一种久违了的沉睡的生命感觉。这种细节的真实性又使小说在寓言化色彩之上，既充满了鲜活的历史感，又获得了发人深省的现实意识。
注 释
① 黄尚恩：《赵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托》，《文艺报》2012年8月22日。
②③④⑤⑥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代序》，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55页、121-122页、122页、53页。
⑦ 刘俐莉：《苦难叙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⑧⑨ 郑晓江：《存在的品质——读〈活出意义来〉》，《书屋》2004年第6期。
⑩ 见冯圆芳、熊越：《亦新亦旧赵本夫》，《新华日报》2020年7月16日。
⑪ 阎连科：《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此文原载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