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式。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
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要总结过去做对了什么，更要展望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是非常新颖，也很有深意。
如何去理解新的矛盾提法，怎样进行下一步改革？首先需要稍微回顾过去的成功道路。过去三、四十年里，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乃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这70年里，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资本积累方面，成就卓著。
蔡昉教授讲过，克鲁格曼这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没这么重要，有些国家也接受这个观点，不去搞资本积累，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比如说巴西的国民储蓄率只有15%，美国仍保持在18%到20%。要知道，巴西比美国的收入低太多，总量很小的情况下，储蓄率还这么低，怎么能够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中国在过去70年里做对的事情，归根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加速资本积累。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搞出口导向模式，用各种手段进行资本积累。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当然，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很多。
资本积累的成功，背后有很多要素，其中一个就是蔡昉教授指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对我国的资本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我们的人口红利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参与全球化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一倍，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印劳动力加入进来后，全世界的价格水平都被压低了，全球化的成果转化成了各国的积累，中国的积累当然是最多的。
下一步，中国政府应该做什么？
回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上来，我个人觉得，最大的转变还是政府转型。我国政府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生产上面，前40年可能是成功的，往后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政府不能再把那么大的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
政府眼下为了增长，正把很大精力转到创新上来，很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借钱，就开始想新的办法，披上新马夹，比如搞引导基金，本质上又在做企业式的投资。
但真正的创新是否可以由政府来做呢？北大国发院有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的争论，我自己认为是要看阶段、看地域。在沿海地区，我们的创新已经赶上，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是否还需继续大力投入？政府在中西部地区或许还能发挥作用，但真正的创新由政府来做是不合适的。
孙正义当年投资阿里巴巴，后来的回报率大概是2900倍。2900倍的回报合理吗？孙正义除了投入2000万美元，似乎别的什么都没做，貌似不合理。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这又是合理的，马云成功了，但是恐怕还有不止3000个没有成功的马云，孙正义眼光好，运气好，中奖了。政府去投资成功率这么低的创新活动就不太合适。
政府一方面是谋求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中国的创新有问题。事实上，中国创新没有问题，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资金已经非常雄厚，也许大家看不起出口加工业，但是出口加工业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海量的储蓄，今天这些储蓄正在起作用。20年前，我到美国去参观一个朋友的化学实验室，他给我拿出一个试管，说里面的试剂每一支2000美元。当时我想我们不可能追上美国，但今天中国有钱，就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水平也不错。有人说我们教育水平不行，教育制度不行，从中学开始就搞应试教育，没有创造力。但大家注意到，最近网上在传一个帖子，叫做北大数学学院的黄金一代，2000级北大数院的学生们就是应试教育出来的，从高中就搞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全世界得奖，这批人现在已经出来了，他们将要改写数论、几何方面的历史，这是我们国家的强项。
日本仅从本世纪以来就已经有17人获得诺贝尔奖，要知道，日本的教育比中国还要严厉。我在中国做老师，学生都踊跃发言，挑战老师。到日本去，没有一个学生敢提问题，他们怕提错问题。日本已经有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17个人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等于是中国的现在。所以中国未来的创新真不需要政府去操心。政府操心反倒不好，而且造成很多浪费。
易纲行长讲到政府的一些管理体制正在转型，比如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就非常振奋人心，这是过去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推动的事情。政府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黄季焜老师提到农业也是同样的问题，政府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的补贴最终并没有导致一个好的结果。
政府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政府转型都说了20多年，一直没有转到位，就是观念没有转过来。过去的观念是基于中国穷，勒紧裤腰带也要赶上去。前30年勒紧裤腰带，到了后面30年，还是用各种手段让大家勒紧裤腰带，比如固定汇率政策就是用于补贴出口，少消费一点，多储蓄一点，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大家勒紧裤腰带。过去穷，所以要勤劳致富，可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过去的做法。
今天我们北大国发院举办国家发展论坛，今天可是星期天啊。星期天大家还坐在这儿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恰恰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这是中国的长项。但未来恐怕要转变思路，是不是应该提倡适度的享受，大家都稍微停一停，适度享受一下。知易行难，观念上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是很难的。
我每次讲这个问题，都会立即有人挑战，这怎么能增进效率呢？什么是效率？效率就是经济增长。那么，什么叫适度享受呢？适度享受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未来至少到2035年，也就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中期目标，应该完成这样一些事情：
第一，把环保搞好，让环境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用17年的时间能否做到，应该是大有希望的，现在北京的蓝天数量就在明显增加。当然付出很大。其实我们国家最污染的行业是农业，却是看不见的污染，水体都被污染了，人种都有变异的危险。所以应该减少一点农业污染，在全球范围内谋划粮食资源和水资源。
第二个是社保。现在有一种说法，把个人账户变成现收现付，60和70后因为婴儿潮，人数众多，20年后如果还采用现收现付，社保绝对无力承担。所以在有钱的时候应该多补充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建立养老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资。这个工作量也非常大，农村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养老保险。
第三是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城市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两个世界。我多年研究农村、农业问题，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整个社会管理机制被瓦解了，谁都不提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说了将近20年，但基本上没有推进。在未来17年里，能否完成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挑战。
第四个方面是12年义务教育。据北大独立调查，农村地区当前最年轻的这一代人都没有完成初中教育。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能否用15年的时间普及高中教育，把12年教育变成义务教育。
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最终劳动力会被AI全部替代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一个大风险。提高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以适应新时代，恐怕是政府最应该做的。
总而言之，在过去40年乃至70年里，中国政府做得相当成功，但要保证在下一个15年、30年里做得更加成功，政府的转型就是必要的！谢谢大家。
（未经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