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公号“镜厅论道”。
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今天的话题是“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帝国的想象”。这个问题来源于这样一个现象，即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共生共存。这两个概念本身大家其实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来看。
自由主义一般被当作政治理论、政治思想的概念或某种意识形态去讨论与分析，这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密尔等等。而帝国主义在很多时候则被放在国际关系、政治史的发展中去理解。绝大多数时候这二者不会被放在一起讲。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欧洲近代的历史，会发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出现的时间是高度重合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发生、成熟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帝国主义从出现到鼎盛的时期。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我们去重视以及去分析？我觉得是的，这是我今天发言的初始。
关于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我先介绍一下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首先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是《转向帝国》（A Turn to Empire），是美国政治学家皮茨（Jennifer Pitts）写的。《转向帝国》提到很大一批思想家具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具有帝国主义的立场。“转向帝国”是什么意思？19世纪初期以前，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倾向于批评帝国主义，但是半个世纪后，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对帝国主义的拥抱。这是皮茨发现并讨论的一个现象，也是其书名的由来。皮茨说，“在1780年代左右，对特定的帝国主义行为和无限止的扩张计划的怀疑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识。然而，仅仅五十年之后，我们就很难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确，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是热心的帝国主义者。”
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帝国的态度
“转向帝国”之前、之后都有哪些人？早期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亚当·斯密、边沁、柏克、康德、狄德罗、孔多塞等，转向支持帝国的包括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托克维尔、鲁瓦耶—科拉尔、基佐等人。这些人大体来说都算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我们对自由主义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把概念范围放得较宽的话，以上这些都可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基本都会批评专制权利，倡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试举其中的一些例子：狄德罗是比较早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他在1783年就说过，“欧洲的探险者们来到一个‘旧世界’中的人从未涉足过的‘新世界’，然后立刻埋下一块小金属条，上面写着：‘这个国家属于我们。’ 但为什么它属于你？你对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没有任何所有权。你没有将这个国家的人看作你的兄弟，反而将他们看作你的奴隶。哦，我的同胞们！”
而密尔则是支持英帝国的，他曾经在《论自由》这本书当中就这么说过，“在与野蛮人打交道时，专制主义是一个合法的统治形式，前提是这一统治的目的应在于促进他们的进步，以及统治的手段事实上能达成这一目的。”他在《论代议制政府》中说，“落后人类的一个共同且迅速成为普世性的境况是，他们要么处在更先进人类的直接统治之下，要么生活在其完全的政治优势之下。”大家都非常熟悉密尔的《论自由》，我们国家的严复先生很早就把密尔的“On Liberty”一书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我们也很熟悉他关于代议制政府方面的理论。而密尔恰恰在这两本他的代表作中写过这样的话，可能之前很多人没有太注意到，或注意到了也没有太重视。
托克维尔在1837年说过，“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竖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有一个时期，我们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同英国人在新大陆上平分秋色。往昔，法国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乎有整个欧洲那样大小……但是，一连串举不胜举的原因，使我们失去了这笔可观的遗产。”
梅塔：自由主义“天然地”具有帝国主义内核
以上这种例子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关于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共生还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比较典型的是梅塔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一书中认为自由主义基本上无视特定地域在人们的情感中的力量，经常抱持着一种狭隘的进步观，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帝国主义的内核。
印度裔的著名政治学者乌代·梅塔（Uday Mehta）就曾专门分析过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的关系，他基本上认为自由主义事实上应该为多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负责。他在《自由主义和帝国》（Liberalism and Empire）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常常坚持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因而容易导向某种狭隘的进步观，无视或漠视特定地域在人们的情感中的力量，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内核。
而皮茨则拒绝这一观点，她认为梅塔忽视了自由主义本身包含的对批判帝国主义的潜力，从而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解。对皮茨来说，即便存在支持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我们也很难说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皮茨认为，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事实上互相纠缠在一起，“自由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出现，它可以被‘表现’（presented）为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从而，我们应该考察自由主义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思想家那里是如何获得此‘帝国主义’前缀，而不是否定自由主义本身。”
皮茨：托克维尔的悖论
我自己在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如果对某一位或者几位思想家的作品做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上述历史或者思想史的建构都很成问题。我在这里主要以托克维尔为例，并且比较托克维尔和密尔，来说明这点。
首先是皮茨的“思想史-历史”建构在托克维尔身上的应用。如果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托克维尔的很多文字表述看上去都直接和帝国主义立场是相对的，比如他说“根据现代的、民主的，以及我们可以说唯一正确的自由的观念，所有人都从自然那里获得指导其自身行为的智力，他们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务上不应该受他人的干涉，应该有权以其自身的意志规划其未来。”皮茨认为，这一段文字表达了“托克维尔在原则上对所有人的自治能力的信任，”从而也在事实上无条件地否定了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托克维尔能够自圆其说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否定帝国主义。换句话说，托克维尔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自身理论上、思想上的立场无法相容。进而，他的帝国主义立场一定是出于某种理论或者思想之外的原因，不能从理论当中找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皮茨的解决办法是将托克维尔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认为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压力和焦虑导致了托克维尔接受了帝国的立场，尽管他的思想和理论本身只能是反帝国的。皮茨说，法国当时面临着很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危机重重，包括刚发生不久的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动荡，人们希望建立稳定的共和国而不得。这反映在托克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就形成了对作为微观个体的他的某种压力或焦虑，进而促使他开始拥抱那种和其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完全不相容的观点，即战争和扩张似乎能对国家危机有所缓解，有助于法国渐渐过渡到一个稳定的共和政治体制之中。
另外一方面的历史因素是政治文化的氛围转变。皮茨提出，18、19世纪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化主导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人民及其文化的态度，随着欧洲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逐渐加强，他们对欧洲以外的文化和人民的态度也从包容（甚至某种程度的仰慕）转向批评和排斥。
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压力”和“焦虑”到底来自于哪里？皮茨说，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社会——包括法国——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个人从公共领域中的撤退，现代的个人主义在物质主义的伴随下蚕食着自由赖以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如果不存在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将面临着新的专制主义的危险。为了回应这种“压力”和“焦虑”，托克维尔越过了红线，对国家荣誉的向往导致其对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关键的一步使得托克维尔与其自身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不相符合。
其实，皮茨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早在托克维尔自己的时代，其好友密尔曾经就给托克维尔写过信，他说：“最愚蠢和无知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在外国人眼中的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大声的、喧闹的对此重要性的宣称，这一宣称的效果只能是带着愤怒的软弱的表现。一个国家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其工业、教育、道德以及良好的治理。”密尔在这里其实是在批评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立场，认为他不应该因为某种虚幻的国家荣誉而去支持法国的对外扩张。但正如前面所说，其实密尔自己也持帝国主义立场，他背后的意思是，你支持帝国主义可以，但是你的理由和动机错了。
巨大的误解
在我看来，无论是皮茨还是密尔其实都对托克维尔有巨大的误解。就以皮茨来说，其“历史-心理学”解释有两大缺陷：第一，对托克维尔帝国主义倾向的心理分析大大降低了有关帝国的文字在他的整体著作和思想中的重要性；第二，由于皮茨将托克维尔对政治共同体的强调看作一个“错误”，她大大低估了这一点在托克维尔自由概念中的地位。换句话说，皮茨认为托克维尔写了那么多关于帝国的文字，并支持帝国，他其实是犯了一个错误。尽管考虑到当时历史情境，这一错误可以理解，但这无疑导致了托克维尔思想内部的自相矛盾。
我完全不同意皮茨的这一解释，我认为托克维尔没有自相矛盾。相对于其《论美国的民主》等书来说，他关于帝国的文字也不是某种思想水平上的降低。一个重要例证是，托克维尔写那些关于帝国的文字的时间，和其写《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的时间高度重合。我们能说托克维尔今天写《论美国的民主》，明天写关于帝国的文字，好像人格分裂了吗？不可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再比如托克维尔对于殖民暴力的分析。当时很多“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美化殖民暴力，说殖民统治能使“落后文明”进度到“更高级”的文明，典型代表如密尔。托克维尔对此类观点极其鄙夷，他对北美印度安人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之下的悲惨境遇做过十分具有洞见的分析。还有其他更详实的证据，时间关系就不再一一细讲。
托克维尔：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
那么托克维尔支持帝国的原因是什么？有非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托克维尔支持法国帝国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现实政治的考量，他不希望法国当时沦为第二等级的国家。也就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时法国可以持一个非常高尚的立场，从帝国扩张的事业当中退缩，但如果这么做肯定会有一些后果，后果是什么？他认为法国一定会在欧洲沦为第二等级的国家。因为其他欧洲国家都在这么做，特别是英国、德国等等，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以在道德立场上满足自己，但后果一定是法国被挤出欧洲强国俱乐部，被其他欧洲国家支配。
这个后果会延伸很多年，对所有法国人及其后代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样的后果国民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托克维尔的一个担心是：当时很多法国人并不十分清楚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种选择。所以他支持法国的对外扩张，尤其要守住在北非一带（也就是后来的阿尔及利亚）的领地，防止他们落入其他欧洲国家之手。但他并不像他的好朋友密尔那样，认为北非那里的人很野蛮，建立帝国就是要让他们变得更高级、更文明一点。
托克维尔给密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密尔，我无需告诉你，威胁着如我们一般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最大病症是民情的逐渐衰弱、心性的堕落、品味的平庸化……。我们不能让这一民族轻易地养成牺牲他们认为崇高的事业以获取安逸、放弃伟大的事物而安于庸碌的习惯；这样做是不健康的：允许一个民族认为她在世界上的位置比现在更低，她要从祖先为其安排的位置上衰落下来，但她可以从建造铁路、和平地获取繁荣—不管这种和平是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的—以及私人个体的福利中找到安慰。”
这里托克维尔对“崇高事业”的强调要和上述现实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看，不能像皮茨一样简单地把它看作托克维尔被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冲昏头脑的证据。而前面引的密尔给托克维尔的信其实就是对这封信的回复。比较这两封信，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的立场。他们俩曾经一度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思想也有很多共鸣和互相影响，但恰恰就是因为在帝国的问题上的分歧，后来他们就基本不再说话了。通信到这儿，他们友谊的小船就翻了。
“自由”概念之 古与今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试图在思想史和历史上建构一种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联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理由，不能轻易地说他们在思想上是分裂的、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帝国时刻”各自有别，历史建构需慎之又慎。
另外一个重要启示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思想史或历史建构都会预设某种观念，进而用它来梳理长时间段的历史。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有时候同样一个词，它在我们今天的含义和几个世纪以前的含义是否一样？“自由”一词即是这方面重要的例子。其实托克维尔的“自由”概念和今天所熟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相差很远，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用今天的所谓“自由主义”去套他的思想。（完）
（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近代英、法、德三国对外干涉的理论与实践”的圆桌论坛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