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计划是一个和平计划”，这是一句在欧洲研究领域中广为人知、常被使用的话。这里的“欧洲计划”指的是“二战”之后的欧洲各民族国家超越几百年的战争、冲突，联合起来建立的一个所谓“欧洲联盟”的宏伟计划。相对于过去残酷的欧洲战争史，这一计划的确是指向和平的，著名欧洲研究学者蒂莫西·加顿艾什在描述现代欧洲层面的整体认同时，就用相对于过去的战争、纳粹主义和屠杀来描述欧盟对今天的“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但“‘欧洲计划是和平计划”这一口号同时也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即“欧洲计划”是一个“去殖民”的计划，因为欧洲过去的民族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有着对外殖民征服和扩张的历史。汉娜·阿伦特在分析纳粹极权的起源时，就将欧洲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看作最重要的缘起之一。如果欧洲整合是对欧洲民族国家的超越，那么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对其殖民主义过去的超越。这也正是今天的欧盟对自己的理解。在欧洲议会设立的欧洲历史博物馆中，有一段关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展示，但很明显它是被放在欧洲整合之前的篇章中，与欧洲整合本身没有内在的关联。而在今天卷帙浩繁的欧洲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欧洲研究学者也是持类似看法，典型如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欧洲：一段历史》（Europe：A Hi s tory ）一书中说：“去殖民化是一个新的由平等和民主伙伴所构成的欧洲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威廉·希区柯克也在其影响颇众的《为欧洲而挣扎》（The Struggle forEurope ）中说：“当欧洲变得更富有时，其内部的国家逐渐由经济和政治纽带联系在一起，殖民地的重要性萎缩。”但真的是如此吗？

佩欧·汉森（Peo Hansen）和史蒂芬·容森（Stefan Jons son）出版于二〇一四年的《欧非：欧洲整合和殖民主义未被讲述的历史》（Eurafrica：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lonialism ）一书就对上述极为流行的话语和历史认知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本书从欧洲早期关于欧洲统一和欧非共同体的乌托邦式想象开始，大致按时间顺序写到欧洲整合的实质进程，最后以当代欧非关系和欧盟的自我认知收尾，但我们不妨用倒序的方式，先看最高潮的部分，即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左右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成立的过程中，殖民主义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汉森和容森一再强调，在对欧洲整合的认知中之所以出现“殖民主义盲点”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人们习惯性地将殖民主义问题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一众欧洲国家都有着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从“二战”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历史仍在塑造着人们对这些国家的想象，英国的国王仍然会造访其英联邦的海外成员国，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不断地提醒着人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尔及利亚都曾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欧洲联盟如何与殖民主义历史关联？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以“欧洲”为主体的殖民扩张，只有以欧洲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殖民扩张，而且这一扩张恰恰导致了各国之间的剧烈竞争和欧洲内部的高度分裂，“欧洲计划”正是对这一民族国家竞争状况的超越。那么，当我们在说欧洲整合的殖民主义起源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

汉森和容森花了最多的笔墨在欧共体的成立过程之上，原因在于该过程最能体现殖民主义在欧洲整合中的实质作用。在一九五七年三月《罗马条约》（欧共体成立的最核心条约）签署之前的最后谈判阶段，欧共体的六个成员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间争议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如何处理海外殖民地的问题。从技术性的角度看，问题首先出在法国身上，因为在这六个国家里法国拥有最多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法国尤为敏感。对法国来说，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共同市场、走向整合固然可取，但阿尔及利亚是否应该被纳入这一共同体？如果将其排除在外，那么就生造出一个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边界区隔，这和法国当时强烈反对阿尔及利亞独立的主流民意大相径庭。当时就连法国最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都说：“没有欧洲的少数，阿尔及利亚的多数大众的命运将会更糟，其现代经济体系将会崩溃。”然而，另一种选项也不见得有多好：如果将阿尔利亚和其他法国殖民地都纳入到欧洲共同市场中来，它们就不再完全是法国的了，其他欧洲国家势必也可以获取资源和市场准入，法国花费巨大代价获得的海外殖民地就这样拱手让人？尤其是德国将从中获取巨大利益，这公平吗？

我们现在多少已经遗忘的是，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一九四九年刚成立的时候，在法国的坚持下，阿尔及利亚作为当时法国的一部分，也在北约保护的范围内。在一九五六年左右，法国的坚定立场首先是，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不能因为欧共体的成立而人为分隔。在权衡之下，法国希望和其他欧洲国家达成协议，实现“利益均沾，成本共担”，即法国将其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海外殖民地都以某种方式纳入到欧共体中来，但其他欧洲国家同样要这么做，而那些拥有殖民地较少甚至没有的欧洲国家则要贡献资金，建立“发展基金”，共同开发非洲。这里当然主要针对德国，因为德国既是西欧大国，同时又因为“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被剥夺了海外殖民地，因此它最能从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开放”中获益。根据汉森和容森的记录，欧共体成立前的主要争议就是关于此“非洲发展基金”的争议：德国等国家要不要出钱，怎么出钱，应该出多少钱？各国立场不一，德国国内也有颇多不同意见。在此过程中，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后来也被认为是欧盟奠基者之一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阿登纳在德国国内的争议中力排众议，认为德国出资多少的问题可以谈，但德法乃至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与联合是必要的，是不用谈的。当时德国的总理内阁公文记载：“总理认为长期来说法国能够提供的经济前景远胜英国，法国拥有潜在的财富，想一想拥有石油和铀矿的撒哈拉，赤道非洲也有巨大的储藏。”

正是因为阿登纳的这一基本立场，德法之间最终达成妥协，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被“联合”进欧共体，德国能分享这一联合所带来的利益，但同时也要贡献资金发展非洲。在这一谈判中，比利时——当时另一个国虽小但殖民地不小的欧洲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利时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居间调停，极力缩小德法之间的立场距离，最终在巴黎达成约定，为接下来《罗马条约》的正式签订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德法之间达成的约定同时也正是欧共体的约定，它成为《罗马条约》乃至欧洲整合的共同基础，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都被纳入这一合作框架之中。而在整个这一过程中，非洲国家和人民都没有任何参与和发言权，他们完全被动地加入了欧洲整合之中。因此，与我们今天一般印象十分不同的是，欧洲整合不仅仅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整合，更是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整合，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以次等领地的身份被纳入到了欧洲新成立的超国家共同体中，这在历史上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意味着欧洲国家之间不再因殖民竞争而对立，而是联合起来共同占有、开发和使用殖民地。在一九五六年的《巴黎和约》之后，斯巴克半带自夸地说，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我认为在巴黎所完成的涉及非洲领地的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一，一个拥有五千万居民的市场向欧洲国家开放；第二，约定超出纯粹商业和经济性质，因为它引出了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共同政策”。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但为什么欧洲在这个时候可以合作，而在以前不行？在学界对欧洲整合的解释中，“二战”创伤的痛苦回忆、德法和解的政治动机、战后经济复兴的需要、冷战背景下苏联阵营的压力等等，兼而有之。但汉森和容森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给过的解释，即在新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合作控制非洲的需要。冷战的确给欧洲整体带来外部压力，似乎可以部分地说明欧洲国家为什么有联合的动机，但这也需要放在全球的视野中看，尤其需要和“二战”后的反殖民浪潮结合在一起。五十年代正是越南战争前夕，在几经挣扎之后，法国最终被迫放弃了对越南的长期殖民控制，事实上交由美国接手。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欧洲国家在亚洲殖民地的命运：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手中独立，老挝、柬埔寨从法国手中独立，印度、巴基斯坦等一众国家从英国手中独立，等等。丹麦著名政治家赫蒙德·兰努（Hermond Lannung）在当时就评论道：“欧洲已经在‘亚洲之战中失败，现在（欧洲）国家应该联合起来避免在‘非洲之战中失败。”很多欧洲人担心，如果反殖民的浪潮波及非洲，欧洲将失去在地理意义上最近的自然资源来源地和市场，“全球欧洲”将被彻底压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其内部的资源和市场也无力支撑毁灭性战争后的重建。另外，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的两极，欧洲则被相对地边缘化。

对上述心态的反映，可能没有比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好的例子了。一九五六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立刻触怒了作为老牌殖民国家，同时也是老对手的英国和法国，两国联合起来先是支持以色列发动对埃及的武装侵略，随后直接派军队参战。美国和苏联则试图让事件降温，在其各自的动机驱使下向英法施压。最终，英法被迫做出让步，它们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遭到打击，人们一般也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正式让位给了美国。这一事件让很多欧洲人清醒地意识到，在美苏两极斗争的格局之下，欧洲会成为牺牲品，如果这个时候欧洲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那么他们的战略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压，不仅会失去非洲的殖民地，其自身的自主地位恐怕也将不保。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欧洲整合的强势推动，欧洲各国虽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联合的动机要远大于技术细节上的矛盾。至为关键的是，这一联合不仅仅是欧洲国家之间的联合，而且是要将非洲“联合”到欧洲共同体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做到自主自立，从而能够在美苏之外有自己独立的战略空间。所以，当今天人们在热议美国和中国竞争的大背景之下，所谓欧盟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问题和前景时，同样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真实地被欧洲人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罗马条约》建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第一任主席路易斯·阿曼德（Loui s Armand）在当时半调侃地说：“我们应该为纳赛尔立一个雕像，向欧洲联邦创立者致敬。”被欧洲人描绘为“暴君”“希特勒”的纳赛尔也成了欧洲整合的奠基者，颇具讽刺意味的同时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相。

歐洲整合就是欧非联合，这一在今天看起来有点“炸裂”的结论在历史上却极为真实地存在。而“炸裂”的印象又和我们在今天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遗忘了这段历史的事实有关，无论这一遗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但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去联合非洲、整合非洲，以此来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就跟民族主义运动需要一些最起码的原材料作为民族“想象”的基础一样，欧非联合体的出现也需要一些正式政治议程以外的、流传于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话语作为支撑。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欧洲，还真的存在一个非常主流的话语，支持着后来的欧非联合体的正式出炉。这也正是汉森和容森这本书的主书名的由来：“欧非”（Eurafica）。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与俄罗斯当代保守主义有关的“欧亚”（Eurasia）或“欧亚主义”（Euras iani sm）概念重新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但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欧非”的概念。与“欧亚”一样，“欧非”首先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它想象一个欧洲和非洲连成一片、构成一个共同体的场景，该共同体有边界，有内外之分，在世界格局中也有其重要位置。在这一想象中，地中海就不再是国际性的海域，而变成了一个属于欧非联合体的内湖。其次，“欧非”还是一个包含着等级序列和价值判断的概念。如上所述，欧非联合体不是一个平等的联合体，欧洲国家可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平等”地整合，但非洲明显是附属于欧洲的，即便是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地方，在欧共体谈判达成的妥协中，其居民在欧洲本土迁移和工作的自由也被大大地限制。作为一个价值判断概念，“欧非”话语还认为，欧非联合体是有利于非洲人的。欧共体谈判中法国方面主要参与者、法国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即说：“非洲的未来在此，在这一大陆上承担特殊责任的欧洲民族在今天需要响应旧殖民地人民对解放的强烈欲望，非洲的命运与这一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失去非洲的欧洲则将被孤立。”阿登纳同样认为，脱离“西方先进文明”的非洲将前途叵测，难以想象“非洲，一个黑大陆，与其他大陆一起独立存在”。类似的观点数不胜数，很明显，它们也是近代欧洲殖民主义运动中“白人负担”“文明使命”这类话语的直接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欧非”话语中，阿登纳等人又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泛欧运动（Pan-European Movement），特別是该运动的创始人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 凯勒奇（Richard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的影响。凯勒奇在一九二三年发表了小册子《泛欧罗巴》（Paneuropa ），号召全欧洲联合起来，声称“不联合，即战争”，而这一联合又应是“作为西方人的欧洲种族的自觉”。更重要的是，在凯勒奇看来，非洲应该是“欧洲的种植园”，“非洲可以为欧洲提供工业原料，为欧洲人提供营养，为（欧洲）过度人口增长提供土地，为（欧洲）产品提供市场”。对他来说，欧洲国家之间的整合与联合起来殖民非洲应该是合而为一的，二者都很重要，且互相支持。他说：“非洲的问题把我们带回到欧洲整体上来，如果欧洲不联合，非洲就不能为我们所用，欧洲的联合必须始自非洲。”在泛欧运动一九三0年的章程中，还专门有这样一句话：“所有欧洲公民应该享有在热带非洲殖民地内的平等经济权利。”说泛欧运动是欧洲整合的前身并不为过，而且该运动直到今天仍在欧盟内部存在且有积极活动，尽管其内容不再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特征。但正如汉森和容森所说，凯勒奇的观点只是一个代表，从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后其实存在相当多的泛欧主义或欧洲联合体想象，例如当时许多地图都曾明确描绘欧洲和非洲的联合，也有明确以“欧非”为题的书，如皮埃尔·诺尔（Pier re Nord）的《欧非：我们最后的机会》（LEurafrique， notre  dernière chance ）等。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相当主流的话语支持下，才有了一九五七年左右欧洲整合议程的丝滑出场，以及最后整合的成功。

一九五0年五月九日，罗伯特·舒曼发表了《舒曼宣言》，这一天后来成了“欧洲日”，每年欧盟都会热烈庆祝。该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拥有更多资源的欧洲将能够完成其核心任务之一，即非洲大陆的发展。”在今天，如果只看宣言本身，我们可能会感到这一句很突兀：为什么欧洲整合宣言中突然提到开发非洲？但在上述背景和历史脉络之下，我们就能够理解其背后的意思。但这也指向了另一个事实，即欧共体成立之后，带有明显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色彩的“欧非”话语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但又没有完全独立，它们仍然被框定在已成既定事实的“欧非”联合体中，原有的殖民框架被新的合作、发展、援54助等所取代，一九六三年欧共体与十八个非洲国家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签订的“雅温得协定” （Yaoundé Convention ）建立了殖民主义欧非联合体的现代版本。令人唏嘘的是，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精英最终倒向了该协定，从而使非洲国家继续以依赖欧洲的方式与欧洲联合在一起，并没有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欧洲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着非洲的安全保障、资源和市场。这些非洲精英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往往过上了极富有的生活，但普通非洲人的生活却与独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依然普遍贫困。正如汉森和容森《欧非》一书最后一章标题所示，这是“通过确保殖民主义的延续来终结殖民主义”。或者用非洲政治家、左翼思想家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的话来说：“《罗马条约》可以被看作一八八五年柏林会议的延伸，后者奠定了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牢固基础，前者则标志着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开始。”

在今天的布鲁塞尔，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雄伟铜像坐落在离欧盟总部机构不远的地方，欧洲议会所在地叫“EspaceLéopold”，欧洲历史博物馆在利奥波德公园里。利奥波德二世是谁？刚果曾是他的私人殖民地，他在刚果实行异常残酷的殖民统治，经常用砍去孩子的手来惩罚不听话的“野蛮人”，后来在世界反殖民浪潮的压力之下，将殖民统治积累的财富部分贡献出来服务公共利益，包括建造布鲁塞尔城市，欧盟机构今天仍然在他直接的“荫庇”之下运转。然而，欧盟机构内部的人却普遍认为欧盟是一个与殖民主义过去完全断绝关系的存在。这一认知上的盲区象征着人们对欧盟殖民主义起源的遗忘，无论这一遗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恢复对该起源的历史认知，也是对今天以及未来欧洲的更完整、更准确理解的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