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省老瞿村、连江公社和定远县文革初期农村造反运动的梳理，以理解距政治中心遥远的农民为什么要起来造反、以及他们如何在造反和派性冲突中作出自主的选择。本文认为，在文革被发动时尚未结束的四清运动是认识农村里造反的关键。四清运动过度整治并撤职了一批农村的大队和公社干部，但四清工作队未能为这些干部的问题做结论就在1966年底匆忙撤出农村，在这些干部中留下了怨愤，以致这些干部和支持他们的农民抓住了文革的机会，成立了以翻案为目标的造反组织，与四清上台干部所组织的派别相对抗并导致了武斗。这种以翻案为中心的文革造反与冲突在安徽的其他县区和其他省份的农村都有发生。四清下台干部和他们的支持者对造反以及派性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因为只有翻案后才可能官复原职，找回失去的利益，而这一利益对处于生存线水平的农村干部和农民都极为重要。农村里的造反运动所展现的动机和造反者的个人利益选择都说明：农村文革中不存在一个学者们和知识分子所辩论的向官僚制度造反的“人民的文革。”
关键词：四清運動、下台幹部、農村文革、翻案、造反
一，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相關著述已是汗牛充栋，但关于农村文革的研究依然很少，并且就大部分对文革有兴趣的研究者而言，农村没有什么文革，即便有也影响微小。对农村文革最早进行研究的美国政治学家鲍瑞嘉（Richard Baum）1971年就断言：“文革明显是城市的现象。”鲍分析了1967至1968年中国报纸和广播所报導的与人民公社和村庄有关的约三百个事件，总结出农村的文革基本发生在接近城市、铁路和交通要道的社镇与村庄，大部分农村地带没有被文革触及。[[2]]鲍的这一断言长期体现在对文革的研究中。在文革四十周年时宋永毅主编的以海内外华人学者为主的文革论文集里，五十篇论文中只有兩篇与农村有关，且并非是研究农村：一篇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另一篇研究县以下的集体屠杀。[[3]]在同时期出版的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与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文革名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农村和农民只是在谈及城市粮食供应和农业经济停滞时才提及。[[4]]
导致农村在文革研究中长期“缺席”可能有三重原因。首先，文革的发动者没有打算在农村把文革搞得轰轰烈烈，限制或推迟了文革在农村的开展，使得农村的文革没有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1966年９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以下簡稱〈規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5]]到了12月15日，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以下簡稱〈指示〉】，指出要在农村里开展文革，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革中去；农村应发展红卫兵；农民搞文革要“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6]]而在这三个月里城市红卫兵的狂潮已瘫痪了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造成了“天下大乱。”[[7]]其次，农村文革是很地方化的现象，它发生在村里、公社里、甚至上升到县里，通常缺少与全国性文革大事件同步的韵律，对研究文革在全国的发展不具重要性。第三，研究农村文革会遇到资料稀缺的问题，使得有兴趣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农民缺乏物质和文化条件办文革小报与通讯，他们即便有过惊心动魄的运动也罕有文字留下来，因此研究农村文革要靠研究者進行口述访谈。个别村庄会有文革时期的村庄档案，但理解这些档案中的人和事仍然靠访谈。县级档案馆可能有一些农村地区文革的资料，但前提是这些档案馆对中外研究者开放。
在1980至1990年代，澳洲社会学家安格（Jonathan Unger）曾试图依靠访谈对农村的文革做些研究。通过在香港和西方国家里访谈了来自中国10个省份的31位农村文革见证者之后，安格指出，在1966至1968年，尽管许多村庄如鲍瑞嘉所说没有直接经历文革的动盪，但在一些农村地带，暴力的惨烈程度超过了城市。由于认识到靠有限數量的访谈很难了解农村文革的实际情形，安格只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梳理农村文革的各种现象，试图归纳出农村文革中纠纷和暴力的深层原因。安格在通过这些访谈认为，农村文革的发生主要源于四种“催化剂”：农村中学生的骚动；县镇和社镇动乱的影响；文革前下乡知青对他们所受的待遇的抗议；四清运动的余波。一旦被催化后，农村的文革便主要是在革命语言外衣之下传统的宗族之间和宗族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的争斗。[[8]]安格这项研究对理解农村文革具有启发意义，但缺憾也很明显。首先，由于缺乏对访谈对象村庄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同一村庄更多的见证者以印证史实，安格的研究缺少案例。其次，正如笔者曾指出，中国的村庄在生态和文化上差别很大，农村的文革冲突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地方化的宗族争斗。[[9]]
到了2003年，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苏阳通过对农村地区「非自然死亡」人口的研究，有力显示了农村在文革研究中不可缺席。魏和苏审视的是十年文革而非仅仅是1966至1968三年的造反和冲突的年代。他们检索了1,520种县志，发现文革中农村地区「非自然死亡」人数约在75万至150万之间，受伤人数也大致相同，另有3,600万人收到了政治迫害，并且绝大部分的死亡、受伤和迫害事件发生在1968至1971年。魏和苏的研究纠正了鲍瑞嘉1971年的断言，因为数据表明文革对农村的影响非常大，196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超过城市。他们也挑战了安格的看法，因为被屠杀和被迫害人数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农村地带的文革并非以村庄为中心，而是更多地发生在县级或地区级，由军事或权力机构所操纵。[[10]]在这项研究发表后，苏阳进一步依靠县志、访谈和地方档案研究了1967至1968年间广西和广东农村地区带的集体屠杀，不仅给出了更细緻的数据，并且给出了具體案例。[[11]]在同一时期，作家谭合成也写出了湖南道县1967年文革大屠杀纪实。[[12]]
农村地区受到操纵的集体屠杀固然骇人听闻，但它们大都偶发在边远地区少数一些县，并非整个农村文革的主要内容。文革在农村还有“群众运动”的一面，尤其是在1966至1967年造反的时代。魏和苏认为与集体性屠杀相比，以村庄为中心的农村文革不重要。[[13]]后来苏阳进一步阐述了在文革的早期阶段，指从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到1967年下半年，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捲入文革。[[14]]这些认识显然低估了农村中的文革。前述中共中央1966年９月的〈规定〉附件里清楚地说到，黑龙江双城县在8月22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到9月2日，全县21个公社中已有11個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不少社队干部出走。[[15]]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ulamithH.Potter and Jack M. Potter)1979年以后在广东东莞县茶山公社增埠大队做田野调查时也了解到，从1966年底开始，茶山和增埠出現农民造反运动，公社好几个干部在被批斗后自杀身亡。不过波特夫妇研究的重點是改革后的农村，对文革的造反和死亡没有仔细描述。[[16]]以上两例说明在文革早期，以村庄为中心的造反运动在有些农村也是非常激烈，只是缺乏对外传播的信息通道而鲜为人知。
这些造反运动显示了对农村干部和权威的挑战，可以被视为“群众运动”。正如1966年12月中共中央的〈指示〉所指出的那样，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17]]这些造反运动需要得到了解，否则农村文革的研究乃至整个文革的研究可以说還是很不全面的。中国在1966年人口接近7.5亿，其中农村人口超过6.1亿，[[18]]如此大量的人口在文革政治中所发生过的一些造反运动当然不应缺席于文革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安徽定远县老瞿村庄的访谈以理解文革初期农村中的造反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与更大范围的文革政治的联系。筆者对老瞿的访谈起因于对大跃进期间大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因为定远在大饥荒中有筆者所读到过的全国县志中最高的死亡率：1960年该县死亡率为313.21‰。[[19]]选择老瞿并非因为它有任何典型性，只是因为它位于大饥荒发生最严重的地区。正因为老瞿不具有预知的典型性，它才更能以最普通的方式展现饥荒在村庄级或微观水平上的成因与问题。在老瞿的访谈中，农民常是三四人一起，互相印证自己的记忆，连互相间曾有过的矛盾也说得毫无保留，使得對歷史事實的回憶比较完整和可靠。关于文革的谈话则始于作者假设：大饥荒及其死亡所导致的怨恨可能是五六年之後的文革中农民向乡村干部造反甚至报复的主要原因。
于是便有了关于文革的访谈和本文想要探討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起来造反？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发动文革要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但那是“天高皇帝远”的事情，与安徽乡下的农民有关系么？那些不识字、信息闭塞的农民理解刘少奇和走资派的问题吗？如果缺乏理解，他们为什么起来造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如果有所理解，农村里的造反革命为什么没有持久？
更有意义的事实是，文革初期是一个罕见的农民可以在政治上自主作出选择的短暂时期。从1950年土改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农民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各类工作队的指示和各种运动的驱使，一直在“被运动”。但例外发生在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下半年，各类造反组织风行，各级党委瘫痪，各级领导即便下指示农民也可以不听。当农民可以自主选择时，他们是如何做出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当他们参加不同派性的造反队，批斗本地当权派时，他们的选择是基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往的人际冲突与仇恨、抑或现实的经济利益与其他好处？他们如何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文革政治中理解自己的造反？寻求农民造反的原因无疑会使研究农村文革问题变得复杂，它需要了解村庄和地方的历史，但这正是研究者得以深度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途径。筆者從对老瞿农民的访谈中得到如下啟示：从四清运动去认识农民的文革造反。
二，四清运动前老瞿的社区与历史
老瞿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可以说是偏、累、穷[[20]]。它是个自然村，位于安徽省定远县南部，距县城所在地定城镇26公里，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成为一个生产队，属于连江公社东风大队。该村距省会合肥72公里，距合肥至蚌埠公路上的张桥镇3公里。由于合蚌公路长时期里长途客车很少，村民外出远门通常靠步行。老瞿的自然地理属低矮丘陵，水稻是主要作物，旱地作物亦很多，使得村民总是在忙于劳作，且劳动强度很大。从前单干时农民冬季里比较空闲，公社成立后农民在冬季须参加水利建设，一年四季都变得劳累。老瞿处于江淮之间易受旱涝的区域，土地较贫瘠，农业产量低，以致大部分农户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在文革十年里，老瞿生产队每日工分值在3角5分上下，年终分红时一个劳动力大约能分到350至400斤原粮作为一年的口粮和40元左右的现金。[[21]]
老瞿是一个单姓村庄，有着自己内部的矛盾。在祖先于清初建村后的漫长岁月里，有些农户搬了出去，在附近另建了三个瞿姓村庄。在老瞿内部，宗族有大房和小房之分。大房占全村人口约六成，1949年前全是中农，他们大都身高体壮，在村里占支配地位。小房除了少数几户中农外，还有五户贫农和一户地主。但这户地主的土地全在附近的村庄，在本村并没有势力，和大房的人口也没什么冲突。由于小房在人口和体能上比不上大房，常感到受了欺负，所以希望在智力上取胜，通常送他们的儿子去上学。1966年，老瞿共有五個成年农民识字，其中只有一人出自大房。但这五人除了地主儿子瞿汉琪外，都是初小没念完，识字仅限于认识姓名、会打算盘和记账，无法阅读报纸。瞿汉琪1949年前在定城镇读了初中，但限于他的阶级出身，生产队没法用他做会计或保管员。[[22]]
老瞿在重要事务上都通过大小房的合作来作出决定，并且这种合作传统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在清末民初，老瞿在村里建造了当地瞿姓的祠堂，并成立了祠堂管理会，设立了四十亩公田。祠堂和公田由大房人掌控，小房的人参加了管理会，但从未担任领袖或试图夺权。1949年之后，新的领袖及领导方式崛起。1953年，大房的瞿汉佑率领了小房的五户贫农成立了互助组，这一政治积极性让他在1954年二十六岁时成为共产党员。在1957年老瞿与附近两个村子一起成立高级社时，瞿汉佑担任了社长，并选拔了小房二十四岁的贫农瞿汉岗担任了老瞿生产队队长。在新政权之下，瞿汉佑成了老瞿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具有大房的宗族力量，同时还有着共产党所赋予他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而瞿汉岗担任生产队队长则显示了大小房之间的合作。
人民公社的建立改变了老瞿及其周围村庄的政治权力结构并在大饥荒里给老瞿带来了骇人的灾难。1958年9月连江公社成立，老瞿与周围八个村庄一起组成了东风大队。这九个村庄里，三个姓张，三个姓瞿，三个姓蔡，大队的主要职务也在这三大宗姓间按人口的比重进行了分配。张姓人口最多，接近整个大队的一半，他们的人担任了大队书记；瞿姓第二，瞿汉佑担任了大队长；蔡姓最小，他们的人担任了大队会计。在历史上这三姓村庄之间没有很大矛盾，相互通婚频繁，相处得比较和睦。但在人民公社成立一个月之后，这些具有传统特点的宗族领袖权被打断了。1958年10月，瞿汉佑被派到160公里外的淠史杭水利工程去担任东风民工连连长，瞿汉岗被派到90公里外的朱巷去炼钢，老瞿失去了自己瞿姓的领袖。在尔后兩个月里，上级派了一批外来干部在东风大队及其属下各个村庄里担任了新领袖。这些干部来自于外大队或外公社，与老瞿和周围村庄的人没有血缘和亲属关系。他们在贯彻上级的征粮政策、农业生产方针和方法、公共食堂制度、口粮分配管理，以及日常惩戒方面特别严厉，其结果是，到了1961年大饥荒结束时老瞿饿死了101人，还剩97人。饿死人的事情几乎全发生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外来干部完全掌权之时。死去的人中包括瞿汉佑的妻子；她死于饥荒引起的浮肿病，而她死时瞿汉佑尚远在淠史杭工地。
1961年春，农村里短暂的整风整社让老瞿人有了一个对大饥荒的悲惨和大跃进中作恶干部泄恨的机会。1960年12月，安徽省委规定12月至来年4月在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以求彻底纠正所谓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并在1961年初向全省农村派出了六万多人的工作队。[[23]]定远县委也在同期向全县各公社派出了“反五风”工作组，发动群众揭露批判干部的错误。[[24]]这些工作队和工作组也到了东风大队。省县委整风整社的意图是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做法，但在实践上却让农民能够泄恨和报仇，因为它要求乡村干部到群众中去做检讨，外来干部回到工作过的生产队和大队去接受批判。对老瞿农民来说，大饥荒中人人都长时间挨过饿，几乎家家都饿死过人，这些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由于省县委只是说干部犯了错误，没有说干部犯了罪要被逮捕或审判，因此报复式的暴力整风成为了农民问责的方式。
在大饑荒时，老瞿的掌权人物是来自10公里外郭集公社一位姓张的农民，他担任了老瞿和附近两个村庄共同的政治指导员。但他在回到郭集之后便没了音讯，连江公社大概也没有管辖他的权力，结果他没有回到老瞿接受批判。不过，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在东风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是来自于3公里之外连江公社余陈大队的任公富，他在1960年夏天回到了余陈。在任公富被命令回东风大队接受批评的大会上，老瞿的瞿立九用一块带有铁钉的木板猛打任的头部，打出了鲜血。如果不是受到工作队的阻拦，任会被打死。瞿立九是瞿汉佑的儿子，当时约十二岁，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他当然无法忘记自己的母亲是在任当权时饿出了浮肿病而死去。[[25]]当然，老瞿人也并不都是大跃进政治的受害者。当时老瞿的一位党员瞿立新被派到了2公里外的路程大队中新集村当政治指导员，他在那里极为严厉地推行各种政策和惩罚，结果是中新集饿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在瞿立新回到中新集去参加整风整社大会的晚上，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大部分的牙齿也被打落。[[26]]
在整风整社泄了愤之后，老瞿人过上了几年安静的日子。村庄很快回到了其传统的宗族与政治合一的管治方式。在1960年春末，大跃进的各种项目已难以为继，外来干部逐渐离开了东风大队，本地人领袖也逐渐回到村里并掌握了权力。5月，淠史杭工程停工，瞿汉佑离开工地回到了老瞿，不久后担任了东风大队的大队长。瞿汉岗在1958年底完成炼钢后被分派到张桥公社的赤塘寺村任生产队长，在1960年9月也回到了老瞿，后来于1962年担任了生产队长。[[27]]瞿汉佑和瞿汉岗的回归使得传统的大房掌权、大小房合作的方式在老瞿再现。此外，村民在泄了愤后也需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他们忙于生产、特别是自留地上的生产，希冀让自己掌握足够的粮食；他们也忙着生孩子以期能恢复大饥荒中失去的家庭人口。
三，四清在老瞿造成的怨恨
就老瞿的文革而言，1966年的四清运动所造成的怨恨播下了造反的种子。虽然老瞿人在大饥荒后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但中央政权却不断地在城乡搞政治运动。1965年9月，四清开始在定远县展开，[[28]]不过四清工作队抵达东风大队和老瞿开展工作时则已是1966年8月30号的中秋节。来到连江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大约有四十多人，全部由与定远县同属一个地区的来安县县直机关的干部组成，分到东风大队的工作组领导人是来安县林业局的副局长张炳贵（音），[[29]]分到老瞿生产队的是来安县教育局的干部周起平（音）。由于老瞿是东风大队九个村庄地理上居中的村庄，大队部和大队的小学都在老瞿的祠堂边上，四清工作队的队部和张周二人都驻进了老瞿，使得老瞿特别感到了四清的压力。[[30]]
四清工作队有一套中央制訂的政策和方法。毛泽东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曾认为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因此当社教運動具体化为四清运动时，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需要人人被审查、过关。四清的指导方针是依靠贫下中农，在每个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工作队进村后的基本工作方法是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秘密串连，个别谈心，搞背靠背检举揭发，在摸清了阶级斗争和乡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后，然后开群众大会，确定运动的对象，搞面对面的斗争。[[31]]在老瞿，作为生产队长的瞿汉岗及生产队的副队长、会计、和保管员都被查过，虽然他们在被查时觉得精神上有压力，但最终都没有什么问题。会计瞿东亚限于文化水平，把账目做得一塌糊涂，被另外找人取代，不过他本人没有贪污，得以过关。[[32]]但在东风大队，瞿汉佑被确认为四清斗争的对象，他非常不服气，以致在文革开始之后他成了造反派的核心。
瞿汉佑的两条主要错误是“搞资本主义的发家致富”和“多吃多占。”他的这些错误显然与他的经济条件有关。在妻子于大饥荒中去世后，瞿汉佑在1961年又结了婚。前妻留下了三个儿子：老大瞿立九去了8公里外的二龙公社中学念初中；老二是个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老三年幼，在东风大队的小学念书。后妻带来了一个半大的男孩，很快又和瞿汉佑生了个女孩，但后妻体弱多病，劳动能力有限，所以瞿汉佑的经济负担很重。[[33]]作为大队长，瞿汉佑只是农村的所谓“半脱产干部”，没有国家工资，收入主要是靠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他一年里可以在劳动中缺勤三分之一时间，专门替共产党干工作，这缺勤部分享有从各生产队缴给大队的补贴工分。但是老瞿的收入只是在生存线水平，瞿汉佑靠劳动所得来养家活口是不够的，因此他養了一只老母猪，让它一窝窝地下崽，卖钱挣收入，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发家致富“错误。但餵養一窝猪很不容易，饲料主要靠打猪草拌麸糠。瞿汉佑家没有足够劳力去打猪草，因此他有时会打开猪圈让猪隻自己去找吃的，实际上是吃生产队地里的庄稼。此外，他的妻子经常在干活时点个卯就跑回家或甚至根本不出工，却要记工员给她记上满勤。生产队在招待上级或外生产队来人时开小伙吃好的，瞿汉佑经常去吃却不付钱。[[34]]这些事情加起来就是瞿汉佑“多吃多占”的错误。老瞿人对此气愤，但在他的权威和比较强烈的性格之下，长期没有人敢言。
在四清工作队强力动员下，瞿汉佑很快受到了批斗，并被撤了职。工作队利用了老瞿宗族的大小房矛盾，鼓动小房的人起来批判瞿汉佑。小房的人贫农多，是四清政治路线依靠的对象。但小房的人更感到的是瞿汉佑的权威，一开始敢站出来批判瞿汉佑的很少。后来工作队看上了短期做过生产队会计的小房的瞿汉广：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汉农民，出身贫农，能够认字和记账。瞿汉广父辈租种地主家的田，家境很穷，在大跃荒中他一家九口人饿死了五口，他自己被则派到张桥公社小蔡生产队做会计活了下来，后来在1962年回到老瞿后又做了一年会计。可能因为年青和家庭的遭遇，他养成了较狂野的性格，胆大且做事不是特别顧虑后果，在老瞿有“狼子”的绰号。工作队把他作为培养对象，准备发展他入党当大队干部。有了工作队撑腰，瞿汉广领头对瞿汉佑做了面对面揭发和批判，导致了瞿汉佑在秋收后被撤去了大队长的职务。但瞿汉广没能取代瞿汉佑。瞿汉广娶不起老婆，可能因为受到了工作队重用后地位有了上升，他很快与同村一位同辈的堂嫂通姦，且不是特别避人；其同辈堂兄是大房的人，在1965年参军去了福建。到了冬天，瞿汉广在通姦中被大房的人抓住并毒打一顿，然后被告去了法院，被以破坏军婚罪判刑后去安徽白湖农场劳改了三年。[[35]]
四清在已趋安定的老瞿造成了新的怨恨。一方面是农民间的怨恨。大小房之间本来有些矛盾，但没造成严重的对立。在瞿汉佑于生产队和大队被面对面激烈地批斗了几次并被撤职后，瞿汉佑和大房的人觉得小房的人做得过分了。[[36]]火爆的批斗场面灭了瞿汉佑的威风，可能也动摇了大房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瞿汉佑个人对四清的怨恨。他不否认自己犯有错误，只是觉得他的错误没有批斗会上讲得那么多，从原则上来讲算不上严重。他对为共产党工作和为个人利益打算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用他的话来说：
“一个共产党员，自留地与（集体）大地里粮食成熟了，先忙谁？口头上先集体后个人，实际上都要搞自留地，要先要搞私人的事情。在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尽量维护地方利益”。[[37]]
他的思想距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员也许相去甚远，但他觉得农村的现实就是这样子，要照顾个人利益和地方利益。在淠史杭工地时如果他不是违背上级指示扣下口粮，他手下的民工恐怕会饿死很多，所以他觉得工作队不应该就这些错误把他从大队长职务上拉下马。这是他的认识，也是他一贯的态度。后来在1976年上级工作组来搞“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他又被揭发了一堆问题，还是发家致富和多吃多占，但在「四人帮」倒台和工作组撤走后这些问题就被翻案了。正如他自己指出，“贫下中农揭发我的问题，后来都翻了，都是胡乱哼，大多数事情实际上没有。”[[38]]但是四清对他来说光承认错误是不够的，他还要退赔，这损害到了他的个人利益。瞿汉广还记得，四清中他自己退赔了20多元，因为他在生产队招待上级和外人时吃了几顿。[[39]]
四，老瞿和东风大队的造反运动
如果没有四清运动留下的怨恨，很难想象老瞿和东风大队会有一场文革造反运动。首先，老瞿与国家的政治时事基本脱节，没有革命造反的外在条件。老瞿没有报纸，没有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电力供應，农民的生活就是白天干活，天黑睡觉。大队部在老瞿祠堂旁边，里面没有电话；公社社部在5公里外的江巷镇，通知东风大队做什么事都得派通信员专门跑腿送信。文革在全国开始后，老瞿人主要是从四清工作队那里听说一点儿文革的事情，不过老瞿几乎没有人去过定城镇，北京的事情距老瞿人更是太遥远。其次，老瞿和东风大队没有很多能够起来革命造反的年轻人口。大饥荒造成了太多人的死亡，每个村里十五至二十岁并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极少。1967年，老瞿有137人，大约32户，其中四十多人是1961年以后出生的小孩。[[40]]在二十至五十岁的人中，大部分忙于养家糊口，只有六个單身汉家务负担少，通常是各种活动的中坚，但这六人中只有被劳改的瞿汉广能够识一些字，或许能说上几句“文化”大革命。第三，老瞿人已习惯了由上级派工作队来开展政治运动，对于文革也是一样。从土改到四清，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上面派来的工作队来领导、动员、撑腰、整人。文革要达成什么目标，老瞿的人并不懂。中央在1966年9月的〈规定〉里说得很清楚，农村的文革“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那么对于老瞿人而言，怎样開展文革要听四清工作队的。
对大饥荒的愤恨也未能成为农民起来造反的原因。有些农民依然怀有对大饥荒的愤恨。例如，1959年冬，老瞿十多岁的瞿立元偷了生产队喂牛的豆油饼吃，被前来巡视工作的公社干部江晓鲁（音）抓住，在隔壁万圩村的一棵树上被吊了一天。1968年，瞿立元被东风大队派到公社去出差担任群众专政队的队员。在批斗公社走资派之一的江晓鲁时，瞿立元弄了些砖瓦碴子，迫使江长时间跪在其上，并在江的耳边轻声问，“你可记得当年在万家圩子吊我？”[[41]]不过，1961年的整风整社已基本上消解了大部分农民对大饥荒愤恨的能量，没有老瞿人把大饥荒的苦难和文革的造反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老瞿，文革造反的始于四清工作队的匆忙撤退。1966年12月，造反已在全国风起云涌，中央12月的〈指示〉指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在农村里，农民们开始按照<指示>建立红卫兵。在这种情形下，安徽省委也决定“把屁股迅速转向造反派一边去，”[[42]]四清运动已无存在的必要。基于安徽省委的决定，安徽农村里的四清工作队在12月底之前统统撤离，张炳贵的工作队也在年底前撤离了东风大队。但在东风大队和连江公社，四清工作队走得太匆忙，未对被撤职和停职的四清“下台干部”的案子做最终核实与结论，这使得下台干部们感到受了非常不公的待遇并引起了他们的愤恨。在工作队离开后，瞿汉佑很快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在东风大队鼓动和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兴无灭资造反团”，后来通常被称为“兴无”派。或许因为瞿汉佑觉得自己身上有四不清的问题不好出面，“兴无”的领袖经选举后由瞿汉岗担任。但瞿汉岗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全公社性的组织，只是觉得文革来了总要参加个革命组织，“觉得兴无灭资名字好”。[[43]]
“兴无灭资造反团”是个全公社性的组织，其主要目标是推翻四清的案件，中坚力量是四清下台干部。造反团的领袖是公社社部的一位小学教师张曙兰（音）；实际控制人则是公社的原党委书记朱长文和原管委会主任周传训，二人均在四清中被撤职。他们被撤职的具体原因老瞿人不太清楚，猜测是贪污腐化，但朱周二人显然觉得自己是冤枉的。他们已在连江公社工作了八年多，与全社十个大队中的许多干部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兴无”造反团得到了全社大队乃至生产队四清下台干部的有力支持。
朱长文自己有着革命资历。他是15公里外早庙公社人，抗战中参加了新四军，当过班长，在一次夺取敌人碉堡中受了伤，1949年后转业，属于受优抚的残废转业军人。周传训是定远东部池河公社人，土改出身的工农干部，追随朱长文并与其关系密切。朱为人既豪爽也霸道。在谈及公社干部下农村吃喝的问题时，老瞿的农民瞿立训听到朱长文说过：“只要是连江的狗来了，就得要给吃”。[[44]]朱与瞿汉佑在大跃进中结下了友谊。在淠史杭工地，朱是连江民工团政委，瞿先是东风连连长，后被朱任命为营教导员。1960年春节前，瞿的营饿死了几个民工，跑掉了三十多人。瞿决定吃空饷，死掉的跑掉的一个都不上报，以使其余的民工可以多吃一些粮食。朱明知吃空饷的事情，派人到各个营去检查人数，但实际上不管，放任吃空饷。[[45]]如果朱想处置瞿的话，后者可以被撤职，甚至被逮捕。这种在困难时期结下的友谊和四清中相同的命运让瞿成为朱的坚定支持者。
“兴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揪斗四清工作队。在1967年1月下旬，造反团组织了连江公社的造反派去来安县，试图把工作队的人员带回连江做检查。当时安徽的造反派已经批斗了省委第一书记、“安徽头号走资派”李葆华，造反派的势力在各地节节胜利；[[46]]全省的四清工作队则被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回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去做检查，以肃清资产阶级路线的流毒。“兴无”造反团召集了连江公社上百人步行去了100公里外的来安县城，其中老瞿的瞿汉岗和贫农单身汉瞿汉顺等六七人参加了行动，走了兩天才抵达。东风大队“兴无”组织的任务是去来安县林业局抓张炳贵。到了来安后，那些曾担任过四清工作队队员的人全部避而不见，其单位的人也不透露他们的家庭住址，来安县的造反派出面和定远县来的造反派谈判，提出他们也要批斗本县的走资派，人不能让定远的造反派带走。按瞿汉顺的说法，这根本就是来安人要护着自己人，不能让定远人带回去打。这次揪斗没有成功。来安县林业局同意为东风大队的造反派提供十天食宿，给他们发了饭票，让他们在林业局食堂里吃饭和睡地铺。在等了两天抓不到人之后，东风大队和整个连江的“兴无”造反团也只有撤退。[[47]]如果能抓回工作队的人，暴力虐待是少不了的。当时在定远县西部七里塘公社任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來成为安徽知名农民作家的闫立秀指出，定远一些地区“把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揪回来批斗，说是‘肃清流毒，挽回影响，’其实是对他们实施体罚、毒打……甚至将人置于死地”。[[48]]
在东风大队，“兴无”的主要成员是瞿姓农民，在瞿汉佑影响下，“兴无”还發動了批斗本地的当权派、大队书记张仁山。瞿汉佑认为，“四清时没被搞的是一派；被搞的是一派，气愤，我们要掉过头来搞你”。[[49]]大约在1967年1月下旬，东风的“兴无”造反团组织了对张的批斗会。当时全公社造反派批斗公社和大队的当权派盛行，没人把一次批斗会当成大事。但是当瞿汉佑想再召开批斗会时，事情变得很困难。首先，张个人没有多少事情可批。张参加过新四军，1949年后复员回乡，政治上有革命资历。他平时俭朴，没搞多吃多占，四清中没有问题，经济上和人品上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其次，张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也没有多少事可批。1963年春节前东风大队各个生产队已丈量好了土地准备实行“包产到户”，但春节还未过完上级就来指示取消了包产到户政策，所以刘少奇在农村的所谓“三自一包”错误路线在东风大队并未得到贯彻。[[50]]
最后，对张仁山的批斗会还导致了东风大队文革两派的出现和地方宗族的对峙。批判张显然被认为是向张姓挑战，让张姓的人感到了不满。张仁山的儿子张清涛是定城中学的初中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回家了，他不能容忍“兴无”对其父亲的批斗，于是也组织了一个造反队，先称为“红卫兵”，后改名叫“斗批改”战斗队，目的就是保卫其父。“斗批改”只是东风大队的组织，参加者主要是张姓农民，但它也地吸引了老瞿农民中对瞿汉佑有所不满的一些小房的人参加；例如小房的农民瞿立训就加入了“斗批改”。[[51]]很明显，两派的形成使得传统的宗族矛盾浮起：在东风大队层面，它形成了瞿姓和张姓的对峙；在瞿姓内部，它形成了大房和小房的对峙，任何进一步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宗族之间和宗族内部开始比较激烈的冲突。如果冲突在宗族之间发生，瞿姓明显不占优势。瞿汉佑对两派对峙中所潜在的宗族冲突心知肚明：“（在东风），姓蔡的压不倒张、瞿；姓瞿的压不倒姓张的……姓张的人稍微多些”。[[52]]
由于瞿汉佑没有继续推动对“当权派”张仁山的批斗，东风大队的两派没有陷入直接冲突。在1967年的冬闲时间里，两派的活动只是各自一些主要的成员聚会过一两次，双方没有过任何公开的革命大辩论，也没有相互贴过大字报。[[53]]可以理解的是：贴大字报要买墨汁、毛笔、纸张，革命经费谁来出？还有，大字报贴在哪里，谁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春耕在即，农民要整天上工了，不干活谁来给饭吃？革命和造反都需要停下来。
五，从连江公社到定远县的文革舞台
实际上瞿汉佑对“兴无”派造反所寄托的期望也不在东风大队。他想要的是洗刷自己在四清中所谓的“问题”，他的期望寄托在公社“兴无”造反团真正首领朱长文的身上。只要朱能翻身，他就会有机会翻身。但朱长文的期望则首先寄托在县里，只有上级领导才能恢复其名誉和官职。1967年1月，朱组织了连江公社“控告团”，带着他的最重要的追随者周传训及一些支持者去了定城镇，要控告四清工作隊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要翻案。朱的行动影响了全县各公社的四清下台干部，他们紛紛加入朱的「控告团」，形成了一支全县性的势力。但在1967年的1月底到2月初，定城镇以中学生为主的造反派正向县委夺取，没有人能为朱的控告做主。于是朱带着定远县“控告团”去了合肥上访，但省里的造反派也是刚向省委夺权不久，且迅速分裂为两派，也没人能为朱做主。朱紧接着去了北京上访，但党中央此时更关心的应该是席捲全国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朱在首都的申诉没有任何成果。[[54]]回到定远县，朱显然决定要自己起来闹革命。他解放自己的第一件惊人行动是烧毁四清中所谓整人的“黑材料”。《安徽省志·档案志》记载：“1967年春，定远县不法分子朱长文等纠集一些人，组织‘控告团’，在全县搜集、焚毁四清和其他各种档案材料25万份”。[[55]]
朱长文横贯全县的造反行动触及了四清“上台干部”的利益，迫使他们也行动起来和“下台干部”的组织对着干。在表面上，大家都是要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台干部认为四清是按照刘少奇在1963至1964年搞的「后十条」（〈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和河北的“桃园经验”开展的，是整干部和群众，实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否定。但上台干部认为四清后来是按照毛主席1965年搞的「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指示进行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成果需要保卫。[[56]]但实际上，双方的成员更看重的是个人利益。闫立秀指出，七里塘的四清上台干部坚决保卫四清成果，反对县里及本公社的“翻（案）派”，他们以四清中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为基础，成立了一个“五保卫兵团”，成为“保派”。这样，七里塘“就形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立情绪愈演愈烈”。[[57]]闫自己是从农民演艺人被四清工作队提拔为公社文革会主任的，但其身份仍是农民而非国家干部，在“翻派”于公社夺权并把公社大院和闫的办公室洗劫一空后，闫的感觉是“眼前的困境令我举步维艰，无衣、无钱、无粮，我拿什么来抚养孩子……生活的来源在哪里”？当天闫就出头担任了七里塘「保派」的领袖，三天后领着三千多人打着「保派」的大旗包抄了“翻派”的总部，迫使“翻派”逃走。[[58]]
当朱长文把自己的造反从连江搬到了定遠县城这个更大的舞台，有了焚毁档案的惊人之举后，瞿汉佑觉得朱把事情“搞大了，”自己已跟不上朱的脚步。[[59]]瞿是朱在连江时的忠实支持者，积极参加了“兴无”造反团在公社的活动，他明白朱是自己的政治后台，正如他多年后很坚定地说：“我跟朱长文是一派的。”[[60]]但朱是国家干部，有工资拿，有粮票用，到了定城镇后抢占了县直机关的一片建筑为自己的造反的据点。相较之下，瞿在下台后身份只是个普通社员。可以想象的是，他需要在老瞿养家活口，喂老母猪和猪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不具备一个像朱那样去做造反革命家的经济条件。此外，去县城造反对瞿来说也是不现实的：想坐长途车去通常买不着车票，步行去更不可能，就算到了县里，一个农民没有粮票在哪里可以吃上饭？肯花钱为了造反而去住旅店过夜吗？
或许因为一大批像瞿汉佑这样的四清下台乡村干部不能到县里参与造反活动，朱长文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力量：像他自己一样的复员转业军人。大约在1967年3至4月间，朱把自己的「控告团」转变成了一个造反组织“大促联”，并担任了司令，与县里另外两个组织“炸委会”和“炮资处”并称为定远县三大造反派组织。[[61]]定远人通常称“炸委会”和“炮资处”为“炸委”（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炮委”（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它们是1966年县城里的中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组成的造反组织，主要的活动在定城镇，力量和影响都有限。[[62]]定城镇在1962年底只有七千人，经1965年下放了一批城镇人口后，至1966年不会超过八千人。[[63]]而在1967年，定远全县成立了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造反派对各级领导人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批判，使得各级机构陷于瘫痪。[[64]]并且如定远县政协委员王树民所回忆，公社一级造反派自己之间的派性武斗和枪战时有发生。[[65]]朱长文的“大促联”是个标榜促进「大联合」的组织，成立得比“炸委”和“炮委”晚，人数虽不多，但它显然主导了定远县当时的文革，因为能贯穿全县的政治斗争主要发生在“翻派”和“保派”之间。此外“大促联”也最具武斗实力，因为它的主要成员是复转军人。在全国武斗风行时，“大促联”的成员也需要用枪来增强自己的实力。1967年春夏间，“大促联”冲击了县人民武装部，并去南京军区抢枪。正如《定远县志》总篆（县志上写为“篆”）之一的朱邦福指出：“朱长文这一派是少数，粗人多，武人多，转业军人多，比较文雅的那一派搞不过他们”。[[66]]
也许是认识到了自己的人手比较少，朱长文串连了附近城市相似的造反组织，与淮南市的“红卫军”建立了紧密联系。“红卫军”的司令张家祥也是一个复员军人，在1949年前打仗时受过伤，不过据说他是在打仗中当逃兵时受的伤，因此长期没有受到残废军人的优抚待遇，一直只能在淮南市开了个小店修鞋为生。[[67]]文革开始后，张认为解决自己待遇的时刻来了，在1966年秋冬之际成立了造反组织“红卫军”，成员大都是要求提高待遇的复转军人。到了1967年夏，“红卫军”已弄到许多枪支，是安徽最著名的武斗组织，在淮南武斗中导致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皇高寺”等一系列事件和多人死亡[[68]]，并且曾由几百个人分乘十几辆卡车、在车头上驾着机枪进入合肥市中心而震惊了省城的市民；“红卫军”也是一个在1967年春和1967年夏两次被中央文革论及安徽问题时点名要处理的组织。[[69]]
朱长文与淮南“红卫军”的合作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但却导致了定远县残酷的武斗。1967年8月22日，朱的“大促联”与淮南“红卫军”从水家湖火车站开了一趟专列全副武装去定远县炉桥区及七里塘公社帮助当地的“翻派”。炉桥区“保派”的人武部长调集了全区基干民兵全副武装在炉桥的安徽八一拖拉机厂迎战，结果是“大促联”和“红卫军”复转军人打败了“保派”，打死了“保派”一方七人，其中三名是七里塘文革会主任闫立秀的熟人，闫自己和七里塘公社的人武部长也只是侥幸躲过了弹雨。[[70]]在武斗时代，“大促联”打死的也并非只是炉桥的“保派”。1967年夏，朱的手下打死了与朱对立一派的领导人、县城南部耿巷公社的耿树忠（音）。[[71]]
朱长文从要求“翻案”出发，在无法得到满足时一步步地造成了全县“翻派”和「保派」的势不两立，把全县带入了武斗杀人的惨烈阶段，在到了恢复秩序时则受到了惩罚。1967年8月，李德生率领十二军进入安徽，强力制止了武斗并强迫各地的不同派别头领参加学习班实行「大联合」。1968年4-5月，在李领导下的安徽省革委会成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了革委会，文革的混乱逐渐结束。在淮南，“红卫军”司令张家祥被作为“反革命破坏分子”被枪决。[[72]]在定远，朱长文在实行「大联合」之后就被关押了起来，1968年里在全县到处被批斗。县人武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朱虽未亲手杀人，但他的“大促联”武斗导致了多人死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由于朱是个有革命资历的转业军人，判其死刑的报告送到了由军人主政的省革委会后很长时间才获得批准。[[73]]1970年10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滁县地区法院军管组在定城镇召开了十万人的宣判大会，判决朱长文、周传训死刑，执行枪决。[[74]]
对于朱长文去省里和北京上诉，在县城里风起云动的一切，瞿汉佑都知道。[[75]]但他在老瞿只能是远远注视着，在精神上响应，毕竟他和朱有着友谊和共同“翻案”的事业。到了朱和周传训在全县被批斗、被枪毙时，瞿只能沉默了。但他心里应该是明白的：文革虽然搅乱了生活，但农村归根结底还是得按农村的传统方式来；东风大队几年来一直是张仁山书记在当家，但它必须要有一个姓瞿的去担任二把手，因为瞿姓是第二大的人口，而此人除了自己外没有其他人可以胜任。四清中崛起的瞿汉广似乎有领导的魄力，也有胆量，但他只是扶不上墙的泥。瞿汉佑终于等到了自己官复原职的一天：1971年5月，他被任命为东风大队革委会主任，相当于从前的大队长职务。[[76]]四清的成果最终被人遗忘。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重新审查文革中的案件时，朱长文被定为“有罪不该杀”，周传训为“有错无罪错杀”。[[77]]那曾经震惊十万人的死刑宣判反而是个错误，“翻派”的造反似乎不是全无道理。
六，结论
以上的論述展示，四清是理解农村文革造反运动的一个关键。四清过度整治了乡村干部，运动本身受到了文革的冲击突然中止而未能完成对被整治的干部定案或结论，许多冤假错案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下台干部有着不服和怨恨，因此翻四清的案成了许多乡村干部造反的动机，他们的造反也得到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加上四清工作队很快被说成是刘少奇路线的执行者，因此在要翻案的干部及其农民支持者眼里，他们的造反有着正当性。大饥荒曾让老瞿这样的村庄死亡惨重，但在饥荒结束时的整风整社中农民有过发泄怨恨的机会，並向伤害他们的干部实施了批斗和暴力，该报的仇已报了，怨恨积累起的情绪和能量已得到释放，因此在老瞿，没有什么人认为文革的造反与大饥荒所导致的怨恨有关。但在文革开始时，许多人对四清的怨恨还没有得到发泄。对于许多像瞿汉佑一样的四清下台干部而言，文革造反既是为他们找回名誉和地位的方法，也是泄愤和报仇的机会，他们必须要达到这些目的。正因如此，以四清下台干部为主的农村造反运动在定远县才能兴起和形成势力，导致的派性争斗才会激烈，暴力报复才更残忍。曾任连江公社人武部长的金世龙对这些说得最清楚：“农村讲报仇，你搞过我，我就要造你反……文革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是一种报复。”[[78]]
当然，并非所有的农村文革造反都与四清相关。中国农村差别很大，四清不会是所有农村造反运动的唯一成因；四清运动结束的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四清有没有留下未解的怨恨。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指出，在河北五公村，四清发生于1964年初至1965年1月，当时以劳动模范耿长锁为主的大队干部得到了上级的保护，四清工作队没有做出成就，也没导致怨恨。文革中當地真正起来造耿的反的只有几个人，与四清无关。[[79]]李怀印的研究也显示，在江苏东台县的秦村，四清在1965年1月结束时，72%的乡村干部都被定为有“四不清”问题，但工作队没有撤去这些干部的职務，只要求“换思想，不换人”，因此也没有留下怨恨。文革开始后秦村有少许人造反，与四清无关，文革在当地人的记忆里只是“好玩和兴奋。”[[80]]但在文革开始时四清还没有结束的地方，該運動所造成的矛盾成为了文革造反的源泉和冲突的主流。除了老瞿和连江公社外，张乐天研究的浙江陈家场也是類似的案例。四清工作队在1966年后期撤掉了陈家场的大队书记和一批干部；虽然文革最早造反的是两个对现状不满的回乡知青，但到了1967年1月造反高潮时，全大队最大的造反活动就是揪回四清工作队批斗，并让工作队扶上台不久的大队书记陪斗，只不过陈家场的人没有使用暴力。[[81]]即便在下乡知青带头造反的皖南大坦公社和广东陈村，文革冲突的根源也还是四清：四清工作队在1966年后期整治乡村干部时重用了知青，当文革兴起后，知青成为匆忙撤离了的工作队的替罪羊。[[82]]
本文还显示，當农民可以自主地选择造反和加入不同派性组织时，他们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并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当地的政治文化。从老瞿到连江公社再到定远县，四清下台干部是农村造反运动的主力，因为对于瞿汉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翻案才可能让他们官复原职，找回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保卫四清成果的一方，个人利益也是选择的依据：闫立秀担任了七里塘公社「保派」的首领，因为只有保住了他在公社文革会的职务，他才可能留住资源，养活孩子。作为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朱长文的造反可能少一些经济的因素，但他也还是因为感到个人在四清中受到了迫害而要“控告”和造反。他要找回的是失去了的个人权威。对于那些个人利益动机表现得并不强烈的农民而言，造反更多地是与当地的政治文化有关。瞿汉顺参加“兴无”似乎没什么值得谋算的个人利益，只不过整个老瞿在一开始都参加了“兴无”，他也不例外。当造反开始分派时，老瞿小房的一些农民宁可选择参加“斗批改”而不是坚持待在“兴无”里，显然是出于对大房和瞿汉佑的意见，是基于传统的宗族斗争的做出的选择。但如果不是有朱长文、瞿汉佑这样的领袖在背后操纵，像瞿汉顺这样的普通农民可能根本就不会参加“兴无”或其他任何组织，因此农村的文革造反说到底还是由其领袖们基于利益所推动的一场运动。
从老瞿到定远县造反的经验也表明，农村里不存在一个（種，中国学术界有“两个文革”的辩论，所以用“个”比较好）中国学者和知识份子所一直辩论的“人民的文革”。“人民的文革”主张者基本认为，文革初期就有着一个有意识的反官僚运动，与毛泽东清洗政治对手的“上层的文革”相平行。红卫兵与各种群众有独立的意识，他们利用了文革的机会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尤其表现为以造反来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从官僚压迫中解放自己。[[83]]但对瞿汉佑和朱长文等人来说，在造反中向县里、省里和中央“控告”，首先要表达的是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目标是为了重新进入官僚阶层而非反对它，因此他们的造反谈不上是“人民的文革”。只是在各级党委都瘫痪了后，他们才自己解放自己，不再依靠官僚权威来为他们正名；而在造成了严重的派别冲突後，他们的武斗行动更谈不上是“人民的文革”。从农村微观层面看，参加造反的农民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瞿汉佑、瞿汉岗、瞿汉顺等都是既不识字也听不到新闻广播的人，想让他们弄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并不容易。他们只是比较能够把文革运动与自己生活中经历的历史事件具体联系起来，使文革地方化，使得地方的积怨、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上升为他们心目中文革的主要议题。假如老瞿乃至中国的农民是在进行一场“人民的文革”,真的有自己的反对官僚权威的独立意识，他们首先要反对的可能是也应该会是由官僚权威强加给他们、并长期束缚了他们行动自由的户籍制度。
最后，本文还显示了农村的造反和文革为何无法持久。文革在老瞿农民记忆里主要就是1966年底到1967年夏的造反和武斗，农民积极参与也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里的冬闲时间。尽管农民在参加造反中企图追逐个人利益，但文革的问题在于，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它不能给普通农民带来实际利益。毛泽东认为自己毕生做了两件大事：打败国民党和进行文革。他希望文革能够继续或重复发生，即所謂的“继续革命”。但文革与1949年前的共产主义革命不同，它鼓动不了农民。那场革命至少喊出了要打倒地主、重新分配他们的土地，因而能够鼓动很多贫穷农民持久地为实现这一利益而斗争。但文革对于农民而言没有明确的利益目标，相反，它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人“斗私批修”，限制个人的利益，因从它在农民中无法持久。文革的所谓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都是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从土改以来农民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见识过多次，没有很大兴趣。正像金世龙指出：“过去翻来覆去地斗、搞，最后大家谨小慎微，大家都不管事”。[[84]]即使有农民愿意「继续革命」，农村的实际生活也让这样的革命无法持久。就像瞿汉佑很愿意跟朱长文去翻案、去造反，但是谁来管饭吃？谁来替他在田里劳动？谁来帮他喂养家中的猪崽？对于农民而言，真正参与文革不仅需要有文化去弄清楚要革谁的命，还需要有经济能力革得起这个命，可是對這兩者，他们大都闕如。
注释：
[[1]]作者感谢接受访谈的老瞿农民，并以此文纪念已去世的瞿汉佑和瞿汉广。作者也感谢两位匿名的评审者，他们的意见使得作者能对文章进行了更好的思考和修改。
[[2]] Richard Bau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atomy of a Limited Rebellion," i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ed. Thomas W. Robinson(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367-476.
[[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目录页；页574-81、685-710。
[[4]]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0-72; 661-93.
[[5]]<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1966年9月14日)。參見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ccradb.appspot.com/post/60。
[[6]]<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參見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cradb.appspot.com/post/86。
[[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页49-119。
[[8]] Jonathan Unger, “CulturalRevolution Conflict in the Villages”, TheChina Quarterly, no. 153 (March 1998): 82-106.
[[9]]陈意新：<老知青与农村文革运动——安徽省祁門縣大坦公社的案例(1966-1968)>，《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12月号，页70-84。
[[10]] 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no. 173 (March2003):74-99.
[[11]]参見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参見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記实》（原文为“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
[[13]] 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Countryside”.
[[14]]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7.
[[15]]<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16]]SulamithH. Potter and Jack M.Potter, China’s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0): 88-89.
[[17]]<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18]]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1983），页103。
[[19]]定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編：《定远县志》（合肥：黄山書社，1995），页128。
[[20]]老瞿村在研究农村大跃进饥荒时已被探讨过，因此本节前半部分对老瞿四清前的社区和历史的介绍主要着眼于对理解该村文革的有意义的部分。对于该村比较详细的介绍，参阅陈意新：<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页49-58。以下內容如無特別註明，均出自此文，不再另註。
[[21]]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22]]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23]]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页160-62。
[[24]]《定远县志》，页34。
[[25]]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26]]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27]]瞿汉广、瞿汉岗、瞿立丰、瞿汉高访谈，2000年5月30日。
[[28]]《定远县志》，页35。
[[29]]由于被访谈的老瞿农民都不知道工作队干部的姓名的写法，下文「(音)」表示这些姓名只能按读音处理，不再另注。
[[30]]瞿汉岗、瞿汉佑、瞿立丰、瞿汉广、张保强访谈，2000年5月29日。
[[31]]邱学信：<亲历“四清”运动>，载郭德宏、林小波编：《“四清”运动親歷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页134-37。
[[32]]瞿汉广、瞿汉岗、瞿立丰、瞿汉高访谈，2000年5月30日。
[[33]]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34]]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35]]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36]]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37]]瞿汉岗、瞿汉佑、瞿立丰、瞿汉广、张保强访谈，2000年5月29日。
[[38]]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39]]瞿汉广、瞿汉岗、瞿立丰、瞿汉高访谈，2000年5月30日。
[[40]]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41]]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42]]郑琳春：<1966年的安徽历史天空>，《江淮文史》，2016年第1期，页61-72。
[[43]]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44]]瞿立训访谈，2008年7月15日。
[[45]]瞿汉岗、瞿汉佑、瞿立丰、瞿汉广、张保强访谈，2000年5月29日。
[[4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页223。
[[47]]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48]]闫立秀：《如戏人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33节，「再去上海」（2006年10月11日），参见：闫立秀作家的博客，blog.sina.com.cn/s/blog_4a10118b0100071f.html。
[[49]]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50]]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51]]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瞿立训访谈，2008年7月15日。
[[52]]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53]]瞿汉岗、瞿汉广、瞿立丰访谈，2000年5月28日。
[[54]]闫立秀：《如戏人生》，第33节，「再去上海」。
[[55]]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档案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转引自：http://60.166.6.242:8080/was40/detail?record=5&channelid=43274
[[56]]闫立秀：《如戏人生》，第34节，「血溅炉桥」（2006年10月11日），blog.sina.com.cn/s/blog_4a10118b0100071g.html
[[57]]闫立秀：《如戏人生》，第34节，「血溅炉桥」。
[[58]]闫立秀：《如戏人生》，第34节，「血溅炉桥」。
[[59]]瞿汉岗、瞿汉佑、瞿立丰、瞿汉广、张保强访谈，2000年5月29日。
[[60]]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61]]《定远县志》，页35。
[[62]]王树民：<十年动乱的记忆>(2011年6月11日)，定远县政协网，zx.dingyuan.gov.cn/content/detail/52fd7c97356cf4cf2a1bac38.html
[[63]]《定远县志》，页131。
[[64]]《定远县志》，页35。
[[65]]王树民：<十年动乱的记忆>。
[[66]]朱邦福访谈，2012年12月23日。
[[67]]楚樵：<震撼华东的‘淮南李庆云案’>(2015年3月18日)，鳳凰博報，「淮南楚樵的文化小山」，blog.ifeng.com/article/35161584.html。
[[68]]楚樵：<凝固的历史：‘红卫军’事件始末>（2013年5月23日），“淮南老樵的个人空间”http://sprxoy.space.aboluowang.com/home.php?mod=space&uid=34093&do=blog&id=17347
[[69]]梁守福：《乱流沉浮半生缘》，第七章，「潮起潮落」，「文革」博物館網，www.cnd.org/CR/LiangShoufu.htm。
[[70]]闫立秀：《如戏人生》，第34节，「血溅炉桥」。
[[71]]瞿立训访谈，2008年7月15日。
[[72]]楚樵：<震撼华东的‘淮南李庆云案’>。
[[73]]朱邦福访谈，2012年12月23日。
[[74]]《定远县志》，页36。
[[75]]瞿汉佑、瞿汉顺、瞿立成访谈，2000年5月28日。
[[76]]瞿汉岗、瞿汉佑、瞿立丰、瞿汉广、张保强访谈，2000年5月29日。
[[77]]《定远县志》，页36。
[[78]]金世龙访谈，2000年5月27日。
[[79]]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5), 94.
[[80]] Huaiyin Li, Village China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9，118-20，141.
[[81]]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页207-209。
[[82]]陈意新：〈老知青与农村文革运动〉，页70-84；Anita Chan, Richard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04-26.
[[83]]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載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页2-17。
[[84]]金世龙访谈，2000年5月27日。
本文选自香港《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