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祁门县大坦公社一批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在文革中造反活动的叙述和分析以图理解文革在农村中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文显示：四清工作队对知青的指示导致了急欲投身文革的知青组织起了红卫兵并带动了农村的造反运动，四清工作队对知青的信任使用则奠定了文革中派性的基础；明显是基于愤恨，四清中受到伤害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成立了贫革司与知青为主的红革司相抗衡；最终，以当地利益为核心的强势的贫革司击溃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弱势的红革司，实质上拒绝了国家欲在农村打倒走资派势力的文革政治目标。本文表明：知青在农村文革中卷入得很深；他们的造反运动是农村文革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多种多样农村文革的一种类型。

关键词：四清运动，夏永阳，红革司，贫革司，武斗

文革前全国共有1,492,800名知青上山下乡，绝大部分在1962-66年间下放，其中67.3%去了农村，其余去了国营或军垦农场。[2]城市在就业和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是这些青年被送走的原因，但就去了农村的知青而言，国家亦鼓励他们用知识和才能帮助农民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基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被赋予的使命，以及他们通过阅读新闻和维持城市亲友联系而获得对时事的及时了解，人们可以期待在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时这些“老知青”会带领当地农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成为农村文革的主力之一。

迄今为止，有限的中文著述告诉我们的却是老知青的造反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活动。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定宜庄叙述了从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持续了两年多、在高潮中有40多万人返城的知青“回城闹革命”运动。定指出：知青们革命造反的终极目标是摧毁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形成的“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以永远回到城市。[3]这一革命显然与农民无关。

西方学者很早注意了知青与农村文革的关系。陈珮华（Anita Chan）等在1980年代对广东陈村大队的研究显示：知青是最早的造反者。文革兴起时，1964年下放至陈村的50名广州知青在四清工作队扶持下率先成立了以王胖墩（Stocky Wang）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7年春该组织向大队夺权失败后，特别是大队干部指出王因其生父是国民党官员而不能在政治上被信任后，王与三分之二的知青败退广州，在父母家消磨时光；后来王及部分同伴在1970年代初偷渡去了香港。[4]知青对陈村的文革造反起到了初始的影响，但他们对农村文革的作用仅止于此。

1990年代安格尔（Jonathan Unger）总结性把知青对他们所遭受待遇的抗议视为农村文革兴起的四种“催化剂”之一（另三种为农村中学生的骚动、城镇动乱的波击、四清运动的余波）。在催化剂发生作用后，农村的文革运动便主要地是革命语言外衣之下传统的宗族之间和宗族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的争斗；知青在催化了农村的文革运动后，自己通常退却回了城市。[5]

陈和安的著述对认识知青在农村文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亦有局限。他们的研究主要基于广东的经验，访谈对象主要是19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广东知青、以及少量在1980-90年代从广东和其他省份去了香港和西方国家的知青。这些知青的造反与退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插队的地方距广州这样的城市太近，近到可以骑自行车返城。地理条件让这些知青能迅速受到城市文革风潮的影响而造反，也能在文革冲突中失利时方便地退回城市；对于农村，他们则是“与农民不同姓又不愿意待在那里的外人”。[6]

在内地，大量知青则融入了当地农村社会，难有其他选择。他们插队于远离城市的乡下或山区，既无便利交通条件回城，更无地理优势偷渡香港。他们不再具城市身份，必须在农村生活，很多人实际上在农村里度过了整个文革。他们在农村怎样经历了风暴般的文革初年？有没有带领农民起了造反？对农村文革有什么影响？或者，他们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意义不只在于认识知青与农村文革的关系，更在于理解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文革在农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尽管安格尔已对此有过论述，但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文革冲突不能被较简单地视为主要是地方化的宗族争斗，文革催化剂也并非只有四种。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研究显示，在河北五公村，北京红卫兵前去揪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催化了一场短暂的造反；张乐天的研究显示，在浙江陈家场，造反派的活动与宗族没什么关系。[7]

学术界实际上对农村文革尚知之甚少。在安徽，许多农村地区文革惨烈，大到公社，小到村庄，远超出现有著述的描绘。在金寨县古碑区（1968年改公社），一个名为“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组织激起了民愤，于1967年8月“被打死数十人”；在祁门县平里公社红光大队，1967年8月派性武斗打死了4人，其中2人是知青；在黟县西递村，1967年8月造反派武斗，一人被枪击致死。这种惨烈当然不只发生在安徽，四川《武胜县志》里就有农村地区大规模武斗的记载。[8]这些记录促使我们追问：许多不谙时事的农民为什么要造反？那些远乡僻壤的村庄为什么会因北京的政治而在当地进行殊死的武斗？农民的武斗是否也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研究的北京红卫兵武斗那样：不是为保卫既有利益或摄取新的权利，而“只是为了不被打败“？[9]农村的文革在有知青的地方和没有知青的地方究竟有哪些不同？显然，在有知青被打死的地方，知青不只是文革催化剂，他们卷入得很深：知青的造反本身就是农村文革发展的一个原因，一种类型。

对上述所有问题的思考导致了本文作者对1965年下放至皖南祁门县大坦公社的合肥知青的兴趣，而对部分大坦知青和农民的访谈使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这些知青在文革兴起时成立了造反组织，吸引了当地部分农民和干部。他们与省城各种关系保持着联系，让一个山区的文革有了更广阔的坐标。他们中有人因派性武斗被抓到县里坐牢，也有人去县城参加武斗以混饭吃，在祁门武斗中有着影响。在派性大联合时他们的领袖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常委乃至县革委会副主任，显示了知青特有的政治作用。在文革最为动荡的1966-68年，这些知青带动了大坦农村的文革。由于家庭出身、个人理想、知青群体性、四清工作队的影响、农村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农村的宗族矛盾，以及国家的政策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他们的革命造反既激烈又有局限，使得大坦的农村文革充满了复杂和伤痛。

一、合肥知青

本文的知青是以合肥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1965年应届高中生为领袖、并包括该校及合肥五中与八中一些应届初中生共72人的群体。这批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校时学习成绩优秀，并在政治上要求进步。1960年代，实验中学与合肥一中同为合肥市最好的两所中学。下乡的高中生里有实验中学的成绩拔尖者，例如高飞是文科尖子生，在校时就已于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奖，而有些理科尖子生于下乡13后仍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全省拔尖成绩考入了名牌大学。作为尖子生，这些学生不仅对人生的成就有着理想，也在政治上积极上进，有些人曾多次向学校提交过入团申请书。学业优秀、政治进步、和理想主义的特质说明了为什么下放到祁门后他们会身居山区却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在听到文革开始的消息后无比激动，甚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去了拥护的电报。[10]

家庭出身不好是这批知青的另一个特点，也是他们在1965年高考和中考落榜的原因。中共政权长期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政治歧视，但在大学入学方面一直给他们留有一些机会。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和阶级斗争意识强化，中共从理论上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从此大学不再招收剥削阶级的子女。[11]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对于歧视很明白。在高考前，高飞干脆向学校党总支递交了不参加高考而直接上山下乡的申请，以免遭受高考落榜的羞辱和折磨。多年后高在自己档案里看到了导致其高考落榜的批语，“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12]出身带来的政治原罪让这些知青对文革有着保留的态度。他们渴望参加文革，又怕充满阶级斗争意识的革命会伤害到自己。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坦知青的文革活动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复杂性，一半的知青始终没积极参加文革。[13]

如果不是参杂了两位家庭出身好的人物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大坦知青可能真的不会有革命造反，或即便造反也只是像陈村知青那样半途而终。就出身而言他们不具备革命的资格，在中共社会里不可被受到政治信任。但夏永阳和钮阳改变了大坦知青群体的政治结构。夏出身工人家庭，在校时政治风头很健，是实验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夏的高考落榜是身体原因。中国的大学自1964年以来在政审和体检两方面趋于严格，革命接班人不仅要红色而且须健康。夏在高考前一次手术中部分脾脏被切除，属体能残疾的人。钮的家庭出身更红，其父是革命干部，安徽省粮食厅副厅长。钮在校时也是政治风云人物，曾带头贴出大字报批判学校是个资产阶级大熔炉。但钮曾患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也无法通过大学体检关。夏和钮完全不用上山下乡，但他们志在做个有作为的革命青年，选择了下乡。[14]红色出身让夏和钮为知青同伴自然地撑起了政治保护伞。只要他俩有一人能出来领导革命造反，大坦知青群体便在阶级立场上无懈可击，而他俩在校时就已经很愿意引领政治潮流，下放后不久更迅速成为知青的领袖和官方褒奖的知青杰出代表。在祁门横联公社，15名合肥一中高考和中考落榜的插队知青全有出身问题，由于没有红色青年参杂其间，这批知青在文革来临时只能在政治上沉默。此外，横联公社党委书记对他们的热情关怀也让他们兴不起要造走资派反的念头。[15]

二、介入大坦

两个因素让合肥知青下乡后很快融入了大坦农村社会。其一是困难的地理交通条件。祁门位于安徽南部边境，其地理为“九山半水半分田”，“重山叠岭，间道崎岖，交通闭塞，信息迟缓”。[16]县城距合肥340公里，1965年从合肥去祁门需先乘火车然后换乘汽车，要两天时间，能否及时买到车票还是个问题。大坦距县城还有15公里，再需步行半天以上。一旦到了大坦，知青就必须以大坦为家。

另一因素是农民对知青的信任和友善。大坦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民极少，成年人至1970年时仍有41.64%的人不识字，41.04%的人只读过初小，只有9.16%的人读完高小，少数人读过初中。[17]农民很尊重来自省城、具有很高教育程度的知青。在夏永阳小组插队的大坦村，农民让知青住在生产队仓库里，放心把仓库交给他们，并为他们每晚“看管仓库”的睡觉记上2个工分。由于大坦比较富庶，农户还轮流给知青小组赠送蔬菜和肉。在下乡第一年大坦村农户向夏永阳小组仅猪肉就送了有上百斤。[18]农民的信任和友善让知青与许多农民之间关系密切，一旦知青鼓动文革时也容易吸引一些农民加入造反的行列。在大中大队的东山下生产队，农民方钧伍在1967年时16岁，与插队知青关系好，在该年初参加了知青组织的批斗公社党委书记的大会。“当时是本队知青叫我去的”，方如是地回忆那场斗争会。[19]

知青能够介入大坦的政治生活无疑取决于他们本身要求进步的政治态度，但在实际生活里更与他们插队的地点有关。1966-67年冬春，夏永阳是大坦文革造反的领袖，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小组所插队的大坦村是公社社部所在地。位于全社的中心，夏不仅与公社干部干部熟悉，而且对公社的事件都能及时了解其动态，这天然成就了夏的插队小组在文革中作为第一个起来向公社领导造反的知青小组。夏的小组也自然是全公社13个知青小组的中心，各组组长定期到大坦小组集体收听新闻和举行交流会，而夏如果想有全社知青的集体性行动也可方便地通知各小组。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大坦村是全社最大的村庄。大坦公社人口很少，1964年人口普查全社有2,688人，平均每个生产队约23户、85人。[20]大坦村在1966年有60余户280多人，另有一些公社及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及其家属等。文革的造反需要有呐喊者和旁观者，大坦村的人口为这种活动的参与性提供了可能。大坦村还是个特别容易发动文革的地方：它是个传统的聚富而居的地主村，有13户地主富农，几乎集中了方圆几十里的地富。[21]在文革一开始需要斗争剥削阶级时，这些地富简直就是为革命事先准备好了的对象。

最终是四清运动工作队对知青的利用关键性地导致了知青介入大坦公社的政治生活。1966年8月，一支由皖南旌德县国家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抵达大坦，派员进驻了每个大队和主要的生产队，很快在贫下中农户里搞扎根串联，开始整所谓“四不清”干部的材料。工作队几乎每晚要召开贫协会议至深夜，要求贫下中农揭发当地农村的干部。由于自身人手不够，工作队使用了能说会写、要求政治进步、且同为外来人的知青做助手。一时间知青成了四清运动的重要人物。在大坦村，知青不仅天天晚上有农民社员来找他们代写揭发材料，常被工作队委派去独立主持一些斗争当地干部的批斗会，甚至还被委派在全公社的三级干部大会现场突然揪出一位干部批斗以震慑当地的干部。[22]工作队的重用让知青们了解到了农村的许多“黑幕”，卷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也被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视为工作队的帮凶。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革，紧接着12月下旬工作队突被上级召回。这一突然撤出为知青造成了严重后果，让知青成了工作队的替罪羊，因为四清运动伤害了当地的农村干部和一些农民，已把工作队及知青推向了这些干部和农民的对立面。正如高飞指出：

“这场短命的【四清】运动却给我们公社留下难以弥合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干部之间的裂痕，而且裂痕迅速扩大，以致在日后发展成自相残杀的武斗。工作队点起的火、挑起的矛盾，引发的事端很多都被推到我们这些走不了的知青身上。从此，我们被卷入了一场血与火的灾难之中“。[23]

三、知青的造反和大坦文革的兴起

在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了启动文革的《5.16通知》后，大坦知青盼望着能够参加文革，不过却不了解文革有什么目标，不知道如何开展文革。在四清工作队抵达前，知青参加文革的方式基本是按公社领导要求替全社农舍墙上用红漆刷写革命标语，组织文艺宣传队为农民表演，带领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唱革命歌和学跳忠字舞等。知青通过城里亲友同学的书信知悉了一些省城乃至北京的事件，但城市的文革风暴距山村太遥远，何况夏季里有许多农活要忙。四清工作队进驻后，农村文革归工作队领导，知青在工作队指导和提携下在政治上变得活跃。但知青们一直试图按照新闻和党报里体现的中央精神以及上级领导的指示来规矩地进行文革，尤其对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规规矩矩地革命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在认真地要求进步。

但家庭出身的政治歧视让甚至最想规矩地革命的知青也萌发出要造反的心理，以致知青群体的造反后来能够聚成为一股势力。1966年8月，插队于枫林村的知青给公社团委书记贴了张大字批评其工作作风。这是全社的第一张大字报，引起了公社党委刘书记的关注和猜疑。刘是南下干部，文化程度低但阶级斗争观念很强，认为知青可能会有造反行动。因知悉一些知青可能出身不好，刘决定派公社人武部方部长暗中去合肥调查全部知青的家庭出身，想以出身来拿捏住知青和掌握他们的阶级斗争动向。[24]这一调查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是双重的羞辱。他们已在高考和中考中因出身而落榜，如今在基层的农村社会又再次被提醒他们在政治上依然是贱民。知青日后获悉这一调查后极为气愤。刘云对此记得很清楚：“刘书记调查后，我们火了，起来造他的反。我是积极分子”。后来在一次批斗刘书记的大会上刘云曾逼刘书记跪下。[25]造反对刘云等知青来说不只是参加文革，也是以刚性诉求找回做人的尊严。刘云与夏永阳在一个小组，他敢于如此造反当然也还因为夏是造反派的领袖，自然地撑开着红色保护伞。

知青起来造反当然是受到了文革发展趋势的影响。1966年10月安徽各地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安徽省8.27革命造反兵团”，11月9日省委书记李葆华代表省委就文革中压制造反派的错误做了检讨，12月造反派组织在全省各地纷纷壮大，造反的潮流从城市向农村漫延。[26]12月中旬，省8.27造反兵团派人到祁门串联，开展了“火烧祁门县委”的活动，县里许多机关单位的领导人被戴高帽和挂黑牌游街。[27]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大坦知青在12月里也决定要造反，不过要规规矩矩地来。在四清工作队指示下，大坦村的知青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公社的戴主任与公社医院一位女医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女医生家庭出身不好，意谓戴受到了剥削阶级的腐蚀。这是一份揭发当权派的大字报，在知青自己看来是一项重大的造反行动。当时知青尚不知刘书记已暗中调查他们的出身，不仅按工作队的指示要在造反大潮中保住刘，并认为党委书记就是党的化身。[28]

知青具体成立起造反组织仍是因为四清工作队的指示。1966年12月下旬工作队行将撤离，鉴于尚有一些四清案子没结清，不少“四不清“干部尚未被处理，为保卫四清运动已取得的成果，工作队指示知青与部分贫下中农组建一个红卫兵革命组织。基于这一指示，在12月底工作队撤出前夕，知青在大坦村晒谷场上宣告成立了“大坦公社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夏永阳担任了“红革司”的司令，大坦村贫农汪文祥担任了副司令。公社全体知青除了一人外全部加入了红革司，不过只有一半人为其活跃成员。另一半可能因已遭受过很多歧视而害怕政治运动，宁可远离政治以柔性防卫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他们挂名为红革司成员更主要是为了显示合肥知青的集体性和团结。[29]

红革司的成立让大坦公社的文革进入了短暂的造反时代。到了1967年1月，文革的目标在全国都已变得很清楚：打倒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地的代理人。安徽造反派在1月份3次召开了批斗李葆华及其他的省领导人的大会。随着批判刘少奇及李葆华的造反活动从上到下地展开，安徽各级党委领导都毫无例外地被视为了走资派。在大坦，红革司也自然地将党委刘书记作为了主要的斗争对象。此时，刘派人外调知青档案之事已被知晓，很多知青也特别想批斗刘。农民方钧伍清楚地感觉到：“当时文革开始，知青是主人”。方加入了红革司，他还记得在当时：

“我们白天、甚至半夜都斗刘书记。当时在大坦斗刘，斗过后把他戴上高帽，与原来的【祁山】区委书记一块戴高帽子，到县里游街。上半夜抓到刘书记，半夜到县里游街。头子是合肥知青夏永阳“。[30]

红革司带动了大坦农民在1967年1-2月间的造反行为。例如在大中大队，农民开会批斗了所谓的当权派、大队会计胡旭出。胡出身中农，会打算盘，从1950年代起就是大队会计，批斗会当然要胡交待他有没有贪污的问题。在只有12户的东山下生产队，农民批斗了一次生产队的当权派、会计廖立民，给他戴了高帽，要他交待有没有多吃多占的问题。农民还开会批斗了50多岁的贫农廖季喜。廖季喜在文革前从外村迁至东山下村，平日里常自吹过当年红军路过他的家乡时，他向国民党报过信。由于廖季喜实在说不清楚自己的报信究竟是怎么回事，东山下的农民开会斗过他好几次，红革司也把他抓去公社斗过一次。在村里和公社被批斗时，他都挨过打，但人们始终也没弄清楚他是否真的给国民党报过信。[31]廖立民和廖季喜在被斗后长时期里很生气。文革为平静的小山村增加了无谓的冲突，冲突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化解，或根本无法化解。这些山村的农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没有什么概念，但知青领导的造反却搅起了这些底层原本不存在的政治斗争。正如在东山下村生活了一辈子的知青娄彦照后来指出：“我们不来，农村的造反造不起来”。[32]

四、造反的知青与大坦文革的冲突

知青的造反不幸地为自己在大坦竖起了强有力的政治敌人。在红革司造公社刘书记的反时，知青在批斗会上不仅给刘戴了高帽，还用墨汁画在了他脸上丑化他，亦有知青或农民在会上动手打了他。按刘云等知青的说法，刘书记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心眼小，“他把仇恨都记在了夏永阳头上”。[33]知青已经贴过大字报揭发戴主任，如今又批斗了刘书记，结果是把公社最重要的两个干部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推向了对立面。

很快知青的红革司就不得不面对更为强大的本地造反组织：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贫革司）。大约在1967年2月中，大坦的基层干部及部分农民成立了这一组织，主管政法工作的公社陈副主任担任了司令。从成立起，贫革司就声称要保刘书记。在知青的认知里，刘书记等一些公社干部是该组织的后台，是其“影子内阁“，贫革司成立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与红革司对着干。贫革司人多势众，并因拥有枪支而实力强大。皖南因声称有过国民党空投特务而允许山区农村的民兵拥有少量的枪支弹药，大坦公社被允许有相当于一个排力量的武装民兵，而掌握武装民兵的各大队民兵营长都站在了贫革司一边。[34]

于是1967年2-3月间大坦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演绎着奇怪的造反逻辑。两个组织都要表现自己更为革命，抢着斗争光华大队的一个地主，结果在斗争中对该地主拳脚相加，以致其被乱拳打死。[35]但就各自的造反倾向来说，红革司要造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反，要斗其当地的代理人走资派刘书记；不过鉴于很多知青希望能在党的指引下进行革命，红革司却又不肯斗争县委。当时祁门县城有许多其他公社的知青驻扎在那里参加向县委夺权的造反活动，受县知青办一位官员的请求，红革司知青在2月的某天组织了小分队连夜步行去县里动员其他公社知青回乡。大坦知青到了县城后与其他知青进行了辩论，要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和维护县委的正确路线，结果被其他知青斥为“受蒙蔽的保皇派”。[36]在另一方，贫革司也声称要造资产阶级路线的反，却要保刘书记，结果贫革司造反的主要倾向不是打倒本地的走资派而是清算四清运动。贫革司的主要成员在四清中几乎全是被斗争对象，对四清有愤懑，而打倒刘少奇的四清工作队、清算四清运动的错误就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从组织上看，两派的形成还是有迹可寻的。贫革司以农村的基层干部为核心，公社干部隐身其后。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在四清中受到了伤害，加上长期互相认识或互为亲戚，因此在人情、传统、利益的基础上组织了起来，并受到很多农民的支持。他们想清算四清运动，对知青的不满当然与知青在四清中的表现有关。红革司的核心是知青，也得到了当地部分干部和农民的支持。例如红革司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公社贫协主任廖小引，辉煌大队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林子伯，住在小岭村的兽医陈松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文化或有过城镇生活的经历，在农村一直感到受排挤或未能发挥作用，认同知青对文革的理解和行动。红革司支持者中的普通农民则通常与一些知青接近和关系良好，受到知青的影响而加入了红革司。[37]

两派的出现使中央发动的文革运动在大坦趋向于地方化。安格尔指出，农村的文革在初期被催化后会转化为宗族冲突。在大坦，宗族之争也体现在文革的派性中。例如在没有知青插队的光华大队，农民主要为汪姓和郑姓，两姓一直有矛盾。郑姓是弱势宗族，在红革司成立后加入了该组织，追随了知青；汪姓是大姓，势力强，加入了贫革司。[38]东山下村曾当过多年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的胡新铸认为：“文革这里搞得厉害，是地方派系在斗，主要是个人成见”。[39]所谓地方派系和个人成见，指的就是地方宗族间的争斗。不过在大坦，宗族矛盾从没有安格尔所研究的广东农村那么厉害，只是日常生活中互相间感觉不好和不愿来往而已。派性中含有宗族矛盾，使得文革的政治冲突具有了地方性色彩，但在大坦它没有转化宗族斗争，因为知青是红革司的领袖和中坚。

仔细审视，贫革司是一个完全以本地人组织起来为维护本地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强者同盟，红革司则是一个以外地人和部分本地人结合、以意识形态为其中心政治的弱者同盟。知青的造反在开始时受到了文革形势和四清工作队的影响，其初始的目标不是要向本地的公社或大队领导夺权；参加红革司的农民也显然不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红革司而掌握地方的权力，他们更多地是认同红革司的政治理念和行为。红革司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地方性利益集团。

在造反高潮时，各种变动暂时性地朝着有利于红革司的方向发展，并让红革司在两派争斗中一度占了上风，但也让贫革司和许多农民感到知青威胁了当地的利益。在1967年2月至3月初，红革司和贫革司大体安于文斗，有过一些不分胜负的辩论。但知青更了解文革的形势，并有外力的强援。2月，合肥实验中学的8.27文艺宣传队到祁门宣传表演，并受红革司邀请于2月10日（年初二）在大坦村晒谷场上向全公社演出。在这支体现了省城造反潮流和造反派力量的宣传队演出后，红革司的影响在短时间内达到了顶点。但大坦农民却为表演中杀气腾腾的造反歌舞感到震惊，以致高飞感觉到“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山民们感到天下大乱，对知青的看法一下子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40]农民感到知青似乎会使用暴力在山区进行革命造反，威慑当地的反对力量，改变农民的传统生活。虽然红革司盛极一时，但反感却让许多农民和新成立起来的贫革司与知青难以在政治上缓和。

两派的对立情绪最终酿成了暴力冲突并导致知青在政治上失利。1967年3月2日，县里的造反派夺取了县委权力后正式分裂为两派：联站（祁门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和联总（祁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联站认为公安局包庇了掌权的联总，于3月4日在县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驻县许多知青造反派参加了这一行动。[41]红革司的知青虽未参加静坐，却作为联站的同情者去县里围观了包围公安局的行动。当晚回到大坦村时，兴奋的知青把社部贫革司的牌子砸了。[42]这一行为在第2天激起了贫革司的愤怒，两派辩论了整整一天。第3天，驻扎县城的蚌埠知青“回马枪战斗队”闻讯赶来支援，与贫革司发生了武斗，并俘虏了几名贫革司农民。当第4天”回马枪战斗队“将俘虏押解县城时，正值祁门县人武部奉命对公安局、邮电局、广播站实行军管，一支部队的首长看到了蚌埠知青强力押解贫革司农民进城，很是不满，于是“知青打人”便立即在祁门被传播成为了大众所知的事实。祁门县军管会很快宣布了驻县知青三大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回马枪战斗队“、“合屯（合肥-屯溪）司令部”为非法，并将它们的领袖即刻逮捕。3月18日，县公安局又派员到大坦逮捕了夏永阳，显然认为红革司领袖是祁门“知青打人“事件的始作俑者。贫革司虽在武斗中失败，却从受害者的角度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然后他们在大坦占了上风，开始打压知青，甚至要把一些女知青单独分配到不同生产队去被监督劳动。[43]

政治失利未让知青屈服，也没有终结大坦的派性。红革司知青认为自己忠心向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错，也绝不屈服。不过他们狡黠地用上山下乡运动替换了派性政治，把自己定义为地方黑暗政治下的知青受害者。夏永阳被捕后，红革司中的活跃者立即开展了以营救夏为中心的活动。有几位知青留在了县城探监送饭，向县军管会申诉。另一部分回到了合肥，一方面在省城的中心地带贴出大字报控诉大坦公社及祁门县走资派对合肥知青的迫害，另一方面则通过渠道找到一些省领导人申述祁门“知青打人“事件真相，希望他们援手。虽然此时省里领导人已大都为造反派所罢免，无法起到很公开的作用，但他们还是批了条子，希望祁门县有关部门了解“夏永阳是个好同志”。[44]在省城及安徽造反派群体里，祁门知青事件一度广为人知，大坦刘书记也成了刘少奇黑线上迫害知青的代表人物。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说省领导的批示对祁门县军管会和公安局起到了作用，但两个月后夏永阳被释放。由于在监狱里受过暴力虐待，夏回了合肥养伤。知青在派性政治中失利，却又从上山下乡运动的角度重新站稳脚跟，没有被击败。

五、知青的溃败与大坦文革造反时代的终结

政治激情是大坦知青参与文革造反和派性斗争的根本动力，在派性政治失利后这一激情没有消褪。1967年夏天，在夏永阳被释放后，红革司的主要成员回了合肥，他们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高认识，重新集结；此外贫革司在大坦掌权，他们也有些担心再陷入武斗。大部分知青则留在农村过着日常生活。此时祁门县城里联站与联总两大派争斗愈演愈烈，全省各地城市都在狂热的派性武斗中，人们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流血牺牲。这种斗争鼓舞着红革司主要成员的政治激情，激励他们投身到文革的斗争中去。高飞当时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便被打死也在所不惜“。只不过在汲取了夏永阳事件教训后，红革司知青更希望以文斗的形式在大坦进行文革，以免因武斗而再度失利。[45]

农村的生活现实也推动着一些知青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和派性斗争。下放在大坦最远一个山村的一位知青就有实际的生活问题，而这一问题让他成为大坦知青在文革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插队在一个距社部8公里的深山小村，后5公里全是山路，人迹罕至。他的村庄缺粮，主要靠春汛时伐木放木的收入购买全年的粮食背回村里。住在无路、单调和缺粮的山中，生活太闭塞，以致他在造反和派性争斗的日子里基本上住在大坦村闹革命，即便回了深山也是一感到有风吹草动了就跑出来。另一位知青实际是个上海人，先到合肥投奔亲戚，因找不着工作又跟着合肥知青下放到了大坦。他抽烟喝酒，农村生活对他来说太过艰苦。他先是参加了红革司的活动，到了1967年8月县里两派开始武斗后，他干脆去了县城，为混饭吃而为其中一派做武斗专业人员。[46]

派性争斗最终导致了红革司知青的溃败。1967年12月8日，祁门县两大派进行大武斗，动用了枪支，死伤10余人。[47]红革司的主要成员在11月里已回到了大坦，以刻印和散发传单的文斗方式坚持自己的文革活动，没去县城参加大武斗。贫革司的民兵却因县人武部的相召而参加了，并放言在武斗后将回到大坦“收拾知青”。鉴于这一威胁，红革司主要成员近20名男女知青在县城大武斗前几天撤出大坦村，去了钮阳小组的枫林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求在公社中心之外躲开险恶的时刻。[48]但贫革司从一开始就知晓知青的躲藏地点，在县城武斗结束的当晚连夜返回大坦，带着几十支步枪和2支冲锋枪袭击躲在枫林的知青。在连夜追击逃向深山坞的知青时，贫革司的一位大队民兵营长看见远处有手电光，认为是知青而开枪射击，第二天天亮却发现误杀了枫林大队一位生产队队长胡兆贵。[49]9日下午，知青在攀登一个山坡时被贫革司追上，在民兵密集的射击中，手无寸铁的知青只得投降。钮阳和高飞差点当场被枪决：钮因为率领知青逃跑而惹怒了贫革司的民兵，高则因为贫革司想找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来承担胡兆贵被打死的责任。两度枪决的决定都因贫革司中一位对国家知青政策有点知识的公社干部阻止而没有执行。但在被押回到大坦村的公社礼堂后，11名男知青全遭到了毒打。在关押了4天后，知青们乘看守的民兵回家烤火取暖时出逃，为躲避贫革司的追击而绕道杭州和上海回合肥。近20人没有钱，带着伤，靠着拜求各地的收容站及扒乘火车的方式在12月19日回到了合肥。[50]

然而省城的形势已经改观。省里的老干部们都已被打倒，不再是可以指望的依靠。造反也不再是潮流。外省进驻的军队对安徽实施了军管，强力制止了各地的武斗，并强迫造反派领袖们隔离办学习班，对武斗的重要分子进行了惩处。[51]母校也不再是可以回归的怀抱。实验中学的老师们都已因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打倒，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们都进了学习班，外地的同学大都已回家，合肥市的同学大多已对造反和武斗感到厌倦，开始沉迷于恋爱或文体娱乐活动。满是身心创伤的大坦知青在家乡已难以觅得可以倾听他们控诉的领导、对他们报同情心的市民、对他们关怀的同学。家乡的变动要求知青为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到底还是合肥人或已是祁门人？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大坦也已和几个月不一样。没有了知青造反的喧嚣，山村生活回归了平静。红革司依然存在，不过是个名字而已，贫革司不再有重大的活动。刘书记重新在大坦的文革领导小组掌权，戴主任失去了职务但却被委派主管生产。[52]农民也需要开始整理农具、农田和制茶设备，另外要挖冬笋、做米酒、制新衣等为过一个农历新年作准备。留在农村的知青大多与当地与村民和睦。他们虽为红革司成员，但没有参加红革司的激烈活动，即便贫革司的农民也大多和他们相处得安好。[53]

最终，国家的政策让看似无望的红革司知青重获生机。早在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在应对老知青回城闹革命风潮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除了要求知青回农村和农场去之外，也对地方上的走资派干部发出了警告：“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青离开生产岗位，拥向城市”。[54]这社论几乎是为大坦知青量身而作。尽管1967年各地因政局混乱而没能执行知青返农的政策，但在1968年1月底农历新年一过后各地就开始强力返归知青，并将不愿回农村和农场去的人定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55]红革司知青本来就没想要赖在城市，《人民日报》社论和城市的知青返农政策正好让他们有了挺胸回农村的正当性和安全感。1968年4-5月间，知青们被毒打的伤痛已养好，安徽省革委会已成立，各地都在重建秩序。在收到祁门来信报告大坦要搞大联合和筹建革委会后，红革司知青决定返回农村。

知青的回村终结了大坦的文革冲突。造反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知青不再是激进的造反者，大坦的干部和农民亦不再与其斗争。1968年夏，刘云代表了大中大队的红革司与贫革司的代表签了字，实施了两派的大联合。[56]由于大坦村隶属于大中大队，这一大联合意味着在大坦公社的中心，文革的造反和派性都告终结。无论大坦的干部或农民喜欢与否，知青是顶着国家上山下乡的政策回来的，他们的夏永阳一直是省级知青的杰出代表。因此在10-11月间大坦公社革委会成立时，夏被结合进了革委会当了常委。刘书记是革委会主任，一度的仇敌如今又一度共事。[57]

冲突的终结却也是知青转型的开始。对夏永阳和钮阳来说，由于出身好，他们的前途比较清晰。夏在1970年被结合进了祁门县革委会做了副主任，1973年担任了灯塔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被调回合肥提拔成了省知青办副主任，后来在改革年代担任了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钮在1970年招工回了合肥，以后提干做了安徽拖拉机厂的党委副书记。夏和钮的转型是从知青转成国家干部。对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来说，转型是从知青转为农民。1968年12月，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启动，大坦的大多数老知青从这场运动中再也看不到回城的希望。他们年龄已增长，同一小组的男女同学在共同生活了3-4年后有了感情，有些知青与其他组的知青或与当地农民有了感情，有些干脆只是想有个家。因此到了1969年，当造反和武斗不再占据人们的精力时，插队小组纷纷解散，很多知青开始结婚成家，向个体家庭转变，真正扎根当农民了。他们还需再等10年，直到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才有机会凭本事以考大学、考教师职位等方式回到城市；一部分人则永远留在了祁门山区。[58]

六、结论

大坦的文革无疑为中国农村文革的一种类型：以知青为主角的农村文革。与广东陈村知青不一样，大坦知青不仅是农村文革的催化剂，而且还是主要力量。政治激情和地理环境是他们坚守在农村进行文革的重要因素。他们渴望通过政治表现来证明自己，而地形及交通条件让他们无法轻易离开农村。他们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四清工作队的支持成为农村里最初的造反者；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农民的造反，导致了农村文革中的派性和冲突。这一类型在祁门另外一些公社发生。1965年平里公社安置了合肥知青133人，1967年8月其红光大队在派性武斗打死4人，2人为知青。这些数字让我们能够合理推断：知青在平里公社也是文革的催化剂和主力，他们在那里引起了甚至比在大坦更为激烈的政治冲突。前引《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更展示出这一类型也在全国其他农村发生：“他们【地方走资派干部】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尽管这些农村的知青和文革的故事还没有得到研究。

四清运动所挑起的矛盾是农村文革派性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大坦它是决定性的根源。四清对农村干部搞普遍清查，让许多人因小事或小错而受到批斗、免职、或蒙冤。这一短命的运动在农村中造成了一批愤懑的干部和农民，在农村社会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安格尔曾指出，在那些没有知青的农村或者知青没有扮演要角的农村，愤懑的四清下台干部在文革中常抓住造反的机会试图夺回他们失去的职务，四清上台干部则同样坚定地要保住他们刚获得的权力；派性以这两批人分野。[59]但在大坦，派性明显地是四清运动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以下台干部和上台干部分野。知青由于曾作为四清工作队的帮手成了四清受害干部报复的目标；贫革司的组成明显地针对知青为主的红革司，是基于愤恨的情绪而非基于文革的理念。从更长的历史看，中共在农村的重大运动一直都在农村社会里人为地制造着深远的矛盾，例如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罔顾现实的大跃进。所有这些深远的矛盾都会成为文革中派性冲突的根源，只不过四清挑起的矛盾因其与文革衔接而成了派性冲突的直接根源。

大坦的文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国家权力和地方势力的博弈。这场文革呈现出了地方化趋势，但却没有完全转变为革命外衣之下的地方宗族斗争。知青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坦文革的性质：他们是刚融入农村的外来人，与农村社会积年的矛盾没有渊源；他们不是为自己在当地摄取权力或利益而开展文革运动，而主要是按意识形态和上级的指示造反和进行文革，因此是国家政治目标的代言者。但他们的造反威胁到了地方领袖的权力和利益，导致了地方势力结成联盟，进而击溃知青，实质上拒绝了国家欲打倒农村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目标。在这场国家与地方的博弈中谁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地方势力是被动的防御者，只能倚仗地方的传统文化、人脉网络、利益关系来保护自己。但国家权力，无论有多么集权，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摧毁各地的地方势力。这些因素决定了大坦知青在面对地方强势联盟时注定了会失败，但每次都却又能顶着国家政策的威力归来。在没有知青的地方，可能如安格尔所说，农村文革的斗争本质上是地方化了的冲突，基于长远的社会矛盾之上。

大坦的文革具有灾难的结果和影响。贫革司的农民被殴打过；红革司的知青被毒打过；一个地主被以革命的名义活活打死；一个生产队长因武斗的混乱被枪杀，开枪的民兵营长后来又被判了10年刑。[60]廖立民和廖季喜及更多的农民在被批斗后怨恨多年难以化解，让山区的村庄难以回归到往昔的和睦。公社刘书记更是放不下被批斗的羞辱和愤懑。在1970年代后期清查文革中提拔的“火箭式”干部时，已离开大坦的刘书记不断向省里有关部门写信，控告夏永阳批斗他，在他脸上画墨汁羞辱他，非人道地逼迫他喝煤油。其实大坦的知青都知道，在初下乡时刘书记对夏永阳特别好，认为夏是革命事业的真正接班人。文革毁掉了刘和夏的亲密关系。虽然夏批斗过刘，但画墨汁不是夏做的；喝煤油可能是子虚乌有，这事因夏已病故无法再求证。但刘把所有仇恨记在了夏的头上，这一仇恨在刘于1990年代去世时依然未能释怀。[61]大坦文革最终留下的影响是长远的怨恨与伤痛，其他有过文革冲突的农村其实也是一样，正像在浙江陈家场，一对叔侄因文革“结下的怨仇延续至今“。[62]

[[1]]作者感谢高飞、娄彦照、刘云、方钧伍、胡新铸，钮阳，张继生，马稼农，许公炳对本文的帮助。高飞，钮阳，马稼农，张继生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意见，特此致谢。

[[2]]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载于金大陆，金光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页399-423。

[[3]]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91-393，405。

[[4]]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104-126, 149-150, 182,210.

[[5]] Jonathan Unger,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the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3, 1998:82-106.

[[6]] Unger, op. cit.

[[7]]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页206-213；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92-105.

[[8]]安徽省金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寨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29；祁门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祁门县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页30；黟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页29；四川省武胜县志编撰委员会：《武胜县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页40。

[[9]]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260.

[[10]]高飞：“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江淮文史》，2003，第1期，页25-43；第2期，页28-48；第3期，页27-49；第4期，页35-61。

[[11]]定宜庄：《中国知青史》，页287。

[[12]]高飞访谈，2012年12月18日。

[[13]]娄彦照访谈，2000年7月12日。

[[14]]高飞访谈；钮阳访谈，2012年12月18日。

[[15]]郭嘉骅：“上山下乡13年”，http://www.chaichunze.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200；许公炳访谈，2012年12月16日。

[[16]]《祁门县志》，页1-5。

[[17]]祁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祁门县国民经济历年统计资料：1949-1972》（1973），页9。

[[18]]刘云访谈，2000年7月14日。

[[19]]方钧伍访谈，2000年7月13日。

[[20]]《祁门县国民经济历年统计资料》，页8，15。

[[21]]刘云访谈。

[[22]]高飞：“蹉跎与奋进”

[[23]]高飞：“蹉跎与奋进”。

[[24]]马稼农访谈，2012年12月24日。

[[25]]刘云访谈。

[[2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页218-221。

[[27]]《祁门县志》，页29。

[[28]]刘云访谈。

[[29]]娄彦照访谈。

[[30]]方钧伍访谈。

[[31]]方钧伍访谈。

[[32]]娄彦照访谈。

[[33]]刘云访谈，马稼农访谈。

[[34]]马稼农访谈。

[[35]]娄彦照访谈。

[[36]]高飞：“蹉跎与奋进”。

[[37]]马稼农访谈。

[[38]]马稼农访谈。

[[39]]胡新铸访谈。2000年7月12日。

[[40]]高飞：“蹉跎与奋进”。

[[41]]《祁门县志》，页30。

[[42]]刘云访谈。

[[43]]高飞：“蹉跎与奋进”。

[[44]]钮阳访谈。

[[45]]高飞：“蹉跎与奋进”。

[[46]]娄彦照访谈。

[[47]]《祁门县志》，页30。

[[48]]高飞：“蹉跎与奋进”。

[[49]]刘云访谈。

[[50]]高飞：“蹉跎与奋进”。

[[51]]《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页227-281。

[[52]]娄彦照访谈。

[[53]]娄彦照访谈。

[[54]]定宜庄，《中国知青史》，页406。

[[55]]定宜庄，《中国知青史》，页411。

[[56]]刘云访谈。

[[57]]刘云访谈。

[[58]]高飞：“蹉跎与奋进”。

[[59]] Unger, op. cit.

[[60]]马稼农访谈。

[[61]]马稼农访谈；张继生访谈，2012年12月18日。

[[62]]张乐天：《告别理想》，页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