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一致的尝试都必须包含对两种因素影响的分析：全球化的长期趋势——跨国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增强——和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对于习惯了相对自治和“自由世界”联盟之领导者的美国而言，这两种变化都有直接影响。实际上，真正的世界领导者观念是可供争夺的，因为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领导者。我并不期望冷战的结束导致1991年乔治·布什总统试图庆贺的那种新的世界秩序。据说伏尔泰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再神圣，也不是罗马，也不是帝国，那么，关于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人们也可以说它既不是新的，在范围上也不是全球的，也不是一种秩序。对冷战结束的影响和全球化影响的关注会更为丰富。
作为冷战结束的结果，美国可能降低了其全球野心并且不愿意加入新的联盟，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将继续谋求增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角色及美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美国与前冷战同盟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再由于面临苏联威胁而保持联合的需要而减弱，正如冷战结束前乔安娜·高华（Joanne Gowa）在理论基础上所预言的那般。1因技术变革的急速和全球化而对主要的美国公司产生的激烈的竞争压力和这样一种忧虑结合在一起，即关于日本（更为一般地，东亚）经济能力相对美国的经济能力而言急速增长而增加了政策制定者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的关注的忧虑。经济力量在根本上是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基础，美国不能再认为其经济优势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国内政策将日渐面对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这一问题），而世界经济反过来要求技术领导地位，还可能关涉到组织一种贸易和投资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努力。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对其商业竞争力的担忧在冷战结束之前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但是苏联解体使其更为突出。苏联解体降低了美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而联盟的需要，也降低了美国商业对手服从美国领导地位的动机。
在冷战的早期，世界政治在结构上异常地的等级森严。很大程度上，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已经成功的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独裁。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独裁并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可能会迫使美国放弃海外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利益，并且它也可能会导致包括中国、日本、西欧这些潜在权力中心在内的反对美国的联盟的产生。1945年，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对国会说，独裁统治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将是严重的：“如果你希望控制美国的所有贸易和收入（这种收入意味着人民的生活），你很可能会这样决定，即在这里生产的一切东西将在这里消费，但是，那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的宪法、我们的财产关系、人类自由以及我们的整个法律观念。”2
1945年美国作出的、目的在于维持越来越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以诸如贸易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为指标来衡量）的决定成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全球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交往的日渐全球的特征）的重要源泉。并且，美国政策的表面上的方向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苏联的挑战和冷战。由于冷战结束了，全球化持续快速发展，对主权产生了影响，对主权的影响也影响了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然而，全球化与世界政治的一种古老的特点共存：国家是有着不同利益的独立实体，它们无法保证其他国家将会对它们良好地作为甚至恪守诺言。正如肯尼思·华尔兹已经指出的，世界政治是一种“自助体系”，在其中各个国家试图主权维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其权力，它们关注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也关注它们自己的福利。3关于人性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这些假设，最早和最权威的表述之一是由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阐明。霍布斯（他主要思考国内政治和国内冲突的问题，但也涉及国际关系）形成了关于统一主权和专制统治的观点，我将这一观点称为霍布斯的困境。霍布斯的困境压缩了存在的悲剧，这源自于当人类制度崩溃并且人们对彼此的预期最坏时，不管这发生在索马里、波斯尼亚，还是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考西亚革命中：“死者遍野……暴虐程度达到了极点……鲁莽无礼被认为是一种忠诚联盟的勇气；谨慎的犹豫、徒有其表的懦弱；谦逊被视为怯懦的掩护；全面考虑问题的能力，不适宜的行为……所有这些罪恶的原因来自于贪婪和野心所带来的对权力的贪欲。”4
然而，霍布斯的困境并不是一个对不变事实的陈述，因为它可以被避免的；事实上，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关于霍布斯的假设所能导致的僵局的表达。合适的理解是，它与其说是对世界政治富于洞察力的关键，不如说是一种关于“现实主义陷阱”的隐喻。5采取一种制度主义的视角，我认为，摆脱现实主义陷阱的一种方法是进一步探讨主权的概念。主权通常与现实主义思考联系在一起；全球主义论者们有时争论说在现代世界，主权的有用性和清晰度已经削弱了。6相反，我将主张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hood）是一种制度——规定行为的角色、约束行为以及型塑期望的一套持久的、相互联系的规则7——这种制度的规则显著地修正了霍布斯的无政府主义观念。我们可以使用理性主义的观点（rationalistic argument）来理解这种制度：根据统治强大国家的统治集团的理性利益，考虑到他们（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制度上的约束，这种制度的发展能够被理解。如果我们理解了主权的本质，我们理解当下的结合——全球化、冷战的结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不确定的前景——的前景将会增强。
第一部分介绍了霍布斯的困境及其霍布斯解决其困境方法的失败，并且包括在国内和国际分析层面制度主义者反应的一个简要概括。在“高度相互依赖条件下的主权”部分，我表达了一个观点——在那些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世界上的地方，在多元化社会里存在多种联系渠道以及战争被排除在政策手段之外的地区之间，主权是怎样发生变化的。8在“和平与冲突区域”部分，通过主张我们正在进入世界政治多样性的时期，不但在和平区域，冲突区域也如此，我提出了一个警示性的观点，因此强调制度主义者解决霍布斯困境方法的局限。
在这一章中，我并不描述一个世界应当像什么样的图景——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将描绘一种罗尔斯式的乌托邦或者提供一种应对变化的政治策略。当然，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试图从美国以及我一直力图发展的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出发来分析国际体系中的一些事实上的变化。不是思考当前的事件，我一直试图识别一种重要的制度，即国家主权（sovereign statehood），并且根据过去的经验探寻它是如何变化的。因此，我并不试图调查最近的变化，而是聚焦于既是通过其可观察当代世界的一面镜子，又是暗含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观念的主权。我希望，我的这些可能比较奇特的陈述将引出一些洞识，即使它并没有博得普遍的接受。
霍布斯的困境与制度主义者的回应
我们可以将霍布斯的困境概括为以下两个命题：
1：由于人是理性的计算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寻求收益和荣耀，并且惧怕他人，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安全。集中性的权力对建立秩序是必要的；否则，“人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9
2：但是正是由于人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并且热衷于权力，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意味着一个掠夺性，压迫性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根据过去的经济发展形势将会产生违背诺言的动机，因此，事先他们发现很难说服他们的臣民长期投资，借钱给国家，或者在其他方面创造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这是马丁怀特所称的“霍布斯悖论”：“古典现实主义解决无政府状态的方法是将权力集中在单一的权威手中，并且期望这个独裁者证明一个规则的部分例外，这个规则是人性是恶的，不应该给予信任。”10
霍布斯紧紧抓住了两难境地中的权威—掠夺性国家。部分的因为他将理性看作情感的奴仆，对于不受集中权力控制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前景，他持悲观态度。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利维坦”，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国家通过暴力成为可能，以形成国内和平和相互协作以反对国外敌人的共同愿望。11然而，霍布斯解决国内无政府状态的办法重新导致了他在国际层面的困境：霍布斯的解决办法产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主权者，“由于他们的独立性，所以总是处于嫉妒之中，并保持着一种角斗者的姿态”。12无论是在一般的无政府状态之下，还是在霍布斯对无政府状态的解决方法之下，国际贸易或其他形式的经济交往不可能繁荣，在这两种情况下，财产权都是不安全的。
对霍布斯而言，在国际层面造就战争的这一事实并没有被削弱，因为通过相互争斗，主权者“维持了他们臣民的工业”。也就是说，战争阻碍了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收益，而这种收益相比国内经济交往所带来的收益而言显得渺小。民族国家的“硬壳”——30多年前由约翰·赫兹所描述的——保护臣民免受国际战争的最直接的侵害。13既然没有必要在国际层面克服无政府状态，所以霍布斯悖论的内在矛盾并没有给霍布斯解决国际关系的方案带来像解决国内无政府状态问题时所遇到的那样的难题。
在许多现实主义思想中，霍布斯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已经被具体化了，好像它就是世界的本质属性。然而根据霍布斯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后果的论辩，它（解决国际关系的办法）的含义在道德上看起来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统治者保护他们臣民的这一特定假设表面上看起来使他的解决方法免受他自己观点的谴责。即使在17世纪，霍布斯对外的解决方法——通过保卫国土的能力来缓和无政府状态——仅仅对诸如英格兰这样的岛国起作用。三十年战争摧毁了德意志的许多地方，杀害了大部分人口，符腾堡的人口从1620年的450，000人下降到100，000人，那些大国估计有2，000，000人死于战场。14如果接受现实主义的悲观看法的结果是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即这些大国陷入一个无法逃避的相互毁灭的竞争之中，那么我们不应庆幸自己意识到了悲剧，我们应该寻求一条走出现实主义陷阱的路径。
霍布斯解决其困境的两种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实际上，它们的缺陷源自相同的理由：缺乏对制度如何通过改变限制与动机来深刻地影响自利行为的关注。制度并不是自己的替代物，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它们可以塑造自我利益。15
制度：宪政政府与主权
历史上对在国内层面上的霍布斯的困境的成功的解决方案——宪政政府——与霍布斯建议极其不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一直试图通过建立可信赖的代议制度来解决霍布斯的困境，这种代议制度审查统治者的权力，因此能够避免要么接受无政府状态要么接受“掠夺性国家”的困境。16这些制度预示了在一个特定领土内一种武力垄断的建立；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权力作用的强调有助于解释它们（这些制度）的存在。然而，不管制度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自由主义的各种洞识在我看来对理解当代的世界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性质中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尽管世界政治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范标准，但是它（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制度化得多。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宪政政府必须与一个稳定的财产权的框架相结合，该财产权使市场得以运作，而在市场运作之中，个人动机和社会福利相互融合。
个体一定是在动机的引诱下去从事社会性的可欲的行为（这些社会性的可欲的行为构成了经济增长）。某种机制必须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和个人获利比率的相对平衡……个人利益（或成本）和社会利益（或成本）之间的不平衡意味着某个第三方或者某些第三方，未经个人和社会的合意，收取了他们（指个人和社会）的部分收益或者引来了某些成本。当财产权利限定模糊或者没有被执行的时候，这样的差异（不平衡）就会产生。如果个人成本超过了个人收益，个体通常不愿意从事该行为，即使对社会是有益的。
宪政主义的政治主张是为人所熟知的：宪政主义是为了约束统治者，因此创造了没有专断和掠夺的秩序。从经济的角度，宪政政府创立了使得主权者的承诺可以信赖的制度，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便利了市场的运转，降低了向主权者贷款的利率，因此直接创造了宪政政府国家的权力资源。18宪政主义关涉到对传统主权概念的一种修正，传统的主权概念追溯到让·博丹（Jean Bodin）的思想并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反映出来。这个概念把主权和意志联系起来，即“在政治共同体中存在一种最终的和绝对的权威的观念”。19然而这一概念受到诸如洛克和孟德斯鸠这样的理论家的挑战，他们的观点为美国的革命所发展和运用。1763——1775年，北美殖民地对于他们与英国关系的争论“引起了对单一的、集中的和绝对政府主权这一整体概念的质疑”。20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1787年致托马斯·杰佛逊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政府最迫切需要的是，修正主权以使它能够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保持足够的中立，以控制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权利的侵犯，同时充分的自我控制。”21因此，在自由主义政体中，国内主权就变得多元化和宪政化。
表面上，主权制度传统地处理着国内无政府状态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困境，虽然没有解决。国际上，正式的主权可以被定义为，正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定义的那般，“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国家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最高合法权威，结果是，独立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威并且在国际法中与之平等。”22这一学说传统上被看作是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一种结果，尽管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最近有力地论证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是1648年签订的条约所固有的。23正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和国际关系英国学派所指出的，主权概念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它开始是作为证明国王在他的新的现代王国成为掌权者为正当的一种理论，在国内是绝对的。仅仅是在后来，它转向证明在国际共同体中这些主权者之间的平等。”24直到18、19世纪，正如海德利·布尔（Hedley Bull）解释的，反映平等和互惠的主权观念才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原则。相互承认主权已经成为“国家体系中一项基本的共存规则”，从这一规则中可以推导出诸如不干涉原则和国家的国内司法管辖权。25
这既不意味着统治者是利他主义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遵循与他们的自利观念相冲突的国际社会规范。相反，我认为自利——传统上根据规则的维护、权力的扩张和财富的占有来定义的——构成了对统治者的行为的最佳解释原则。然而，主权制度通过限制干涉而为他们（指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干涉自然导致滋生分裂和内战的企图，因此削弱了君主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权力。因此，不干涉原则的达成代表了一种对集体行动问题卡特尔式的解决方案：在特定情况下，主导策略是干涉，但是它使得抑制对他者有条件的限制有意义。同样逻辑地，就主权而言，主权和互惠是紧密联系的。传统的主权状态是相当清楚地规定行为规则的一种国际制度。实际上，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主权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制度，并且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继续如此。世界政治在特定意义上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它缺乏统一的政府，各个国家不得不依赖他们自己的策略和资源，而不是外部的权威，来维持他们各自的地位，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维持）他们的存在。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由于对主权规范的普遍接受而被制度化了。从共同政府的缺乏推出西方古典国家缺乏已接受的规范和实践，这歪曲了现实并且忽视了布尔和怀特所指的国际社会。26
国际制度包括组织、正式规则（体制）和非正式惯例。传统主权是对这个宽泛的制度问题的一个适当的反应，这个宽泛的制度问题是如何保护和扩展秩序，而不是对这些制度提出它们要么崩溃要么制造更多无序的严厉要求。关键的问题是一套制度如何很好地适应各种潜在的条件，尤其是适应各种相互作用的单元的性质和利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到了很好的适应，因为主权的基本原则是与各个国家对行动自由的需求、相对较低层面上的相互依赖以及统治者对限制可能危及到他们对其人民的统治的干涉的欲求相一致的。由于运输成本的降低增加了国际贸易的潜在收益，对主权制度的适应使得强大的国家赢得那些利益。在19世纪，殖民主义使得欧洲国家赢得了这些利益，但前提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帝国内的贸易收益超过帝国间的壁垒而造成的损失；殖民地民族的抵制会是微弱的；以及殖民主义在宗主城市中仍然保留着合法性。到1945年，所有这些前提都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美国。最初由英国建立，后来由美国建立的海上霸权构成了对建立一套强制性规则以控制投机主义这一需要的另一种回应，但是海上霸权证明其自身成功的结果却是脆弱的：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他们对霸权统治的抵制。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高度相互依赖条件下，传统主权的恢复无法为大规模的经济交往创造基础。主权国家间基本的缔约问题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国际体制的需求：一系列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27此类体制能够促成互利的协议的达成——即使它们远远不能创立能够保证事前可信承诺的规则。
高度依赖条件下的主权
从关于对主权概念的重新争论来看，传统的主权概念似乎正在经历着相当急剧的变化。根据为了欧洲联盟而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作用等不同的问题，主权再一次成为有争议的概念。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清楚地表达了思考这一进程的一种方式，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正在改变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国家将“内化主权规范”，这一社会化的进程将使国家明白“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社会的制度结构，而较少依赖单个的国家手段”。28乔治·索罗森（Georg Sorensen）把这一社会化进程看作是打破了无政府状态与自立之间的新现实主义的自动联系。29
温特本人谨慎而有见地地承认他的论点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交往对建立他们的身份和利益的重要程度”。30此外，对更多地依赖国际制度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理性领导人而言，这些制度需要有相对的自主性——即不易为其它国家所操纵。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在当代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中，国家利益反映了国内主导团体的观点，这些国家利益越来越建立在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31并且，欧洲共同体的历史——现代历史中最为精心设计和最具权威的多边制度——证明了国家继续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他们的利益，甚至以损害其合作者的利益为代价。
在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层面上，还没有人令人信服地描绘一种社会化论点的微观基础：为了使国家遵守一些声称是有效的自我建构的权威的那些规范，那些对国家政策有影响的个体是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什么会避免利用国家作为他们特定利益的代理人。在近来的几个世纪里，基于未经检验的信念而建立一个国际制度的唯一的主要尝试——国际联盟——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只有政府真正地相信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并且相信依赖“国际社会的制度结构”将是安全的这一信念为其它国家所充分地共享，这个联盟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事实上，那个信念并没有为主要的精英大国所共享，并且由于国际制度长期的软弱，很难谴责他们（指精英大国）。32理想主义者希望把积极的信念转变为现实，但是这个策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确令人沮丧。
尽管这一期望的思考看起来好像进入了理想主义者的制度主义，但是它的支持者有效地提醒我们，主权是一个制度，它的含义并不是固定的而实际上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他们令人信服地表明，在国家的层面上，主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反映，尽管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定义将主权等同于自治。33如果理想主义的制度主义没有对主权的演进问题提供一种答案的话，那么它也当然帮助打开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大门。
对于主权中的变化，我主张一种理性制度主义的解释。正如合作有时候会在冲突中出现一样，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的激烈的冲突也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主权的概念及其功能。然而，出现的主权概念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可能会极为不同：线性的进步观在这里似乎不能适用。在这一部分中，我将仅仅概括出在复合的相互依赖条件下主权中的变化的观点。
主权在欧洲共同体（EC）（简称欧共体）中已经发生了最为彻底的转变。共同体拥有的超越其成员国法律的合法的最高权力使得欧共体在司法方面根本不同于其他的国际组织。尽管在欧洲，成员国的政府支配决策的过程，但是他们是在包括主权的集中和共享的制度性的语境下进行决策的，并且与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的一个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像在美国一样，很难在欧共体中辨识出“主权制度”：缺乏对欧共体意志的单一的制度性表达。然而，与在美国不同的是，各个组成部分保留了对宪法性文件修正案的否决权（如《罗马条约》），并且毫无疑问脱离共同体也不会受到武力的抵制。因此，欧共体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空前的混合物，传统的主权观念对其不再适用。34
相互依赖依以国家之内以及国家之间持续的不和为特征，因为个人、集体和公司的利益经常相互冲突。随着各个部门之间的全球经济竞争的持续增长，政策竞争也将如此。实际上，此种冲突反映了各民主国家对选民利益的回应。一个没有国家竞争的世界市场经济（在其中，人们与生产要素一样都能自由移动）对许多富裕国家的居民而言将是极其痛苦的：他们由于其地理位置而现在获得的准租金将可能会消失。对于那些不受强有力政府的保护而又不得不面对持有集中权力或者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经济机构的人们而言，情况甚至可能会更糟。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期望来自他们政府的保护性行动——在欧洲期望得到来自欧共体及其各项制度的保护——并且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一种自由主义的渴望，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在谈判的情形下，集中的资源是有价值的，并且只有国家才能为数百万的个人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因此，随着技术变革和自然贸易壁垒的减少所引起的全球竞争的加剧，公共组织很可能以一种越来越多样化的方式为他们的选民提供便利。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国家是关键的组织：国家决不会消亡。在欧洲，超国家组织和跨国组织同国家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冷战的结束可能加剧了在欧共体和其他大国之间、以及各个国家之间（欧共体内部和欧共体外部）的经济冲突，冷战已经降低了为了政治团结而在经济问题上合作的动机。35
所期望的多边合作和强硬的国家间谈判的混合体以近来的国际贸易模式为例证。20世纪80年代，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得到空前的积极利用；并且它常常导致各种贸易问题的解决。36此外，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将以前没有被纳入的服务项目和农业置于多边规制的范围，并且因此可能会导致实质的世界贸易自由化。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美国正式的双边协定的谈判和对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的维持以及为了解决诸如美国这样的大国采取侵略性的单边行为的问题而对双边协定的使用，双边主义看起来已经发展起来了。经合组织10-20%的进口量受非关税措施的支配；在诸如纺织业这样的某些部门中，数据达到了50%。1993年12月，在将仍然是不可能的。
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甚至在欧共体的制度之外，主权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主权不再使国家对它们领土之内的事务拥有有效的最高权威：决定由公司根据全球的基础做出，并且其他的国家政策在各自的边界范围内有主要超过原来最后期限（1990年12月）几乎三年后，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达致了成功。但是我们同时观察到了全球化与重商主义政策都在增长。37然而，我希望经合组织民主国家将继续足够重视保护国际劳动分工的利益，以至于大规模的经济冲突，更不用说军事冲突，的作用。对投资、经济发展和选举成功而言，逆转这一进程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主权赋予国家的的确是法律权威，这种法律权威要么被用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要么被牺牲以获得对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从而在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主权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特定领土内最高权威的运用，而是给国家提供了一个融入跨国进程的合法途径，不管涉及多边投资、世界生态还是移民、贩毒者和恐怖分子的流动。对于一种以复合跨国网络为特征的政治而言，主权与其说是一种领土上定义的障碍，不如说是一种谈判的资源。尽管主权功能中的这种转变是相互依赖的一个结果，但它并不必然减少冲突，因为国家间还有比它们之间的障碍更多的由多种联系的渠道联系在一起的有争论的问题。在军事威胁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的情况下，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但是分配的谈判是困难的和持续不断的。
因此，我认为在经合组织区域内，主权的原则和实践都正在被大幅度的修改以应对国际相互依赖的变化以及国际制度的特征。在欧共体内，国际制度的相应变化已经延伸到了司法纬度；实际上，欧共体法律意味着向欧共体让渡主权在效力上是不可撤销的，因为欧共体接管了国家原有的权威。在经合组织区域的其他部分中，国家由于同意了多边体制而接受了对其先前主权权威的限制，这些多边体制与欧共体相比缺乏组织性和法律权威；主权因此可能在将来更容易被收回，虽然会有代价。在令人鼓舞的东欧民主国家中，我的一些同事最近观察到了一种“预期适应”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一个国家在正式获得某一组织的成员资格之前单边地接受该[国际]组织成员的规范。38如果我们非常在意无政府状态的含义的话，我们可以把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间经常的冲突性合作模式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但是把它视为一个制度化的变迁问题可能更为有用。39为了应对政治经济的快速国际化趋势中各个成员的利益，有效地适应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制度正在被修正，尽管不是被取代。
和平和冲突的地带：一个部分的霍布斯世界
不幸的是，霍布斯困境的制度主义解决方法难以在国内和国际上执行。
……
可能的情形是，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将会继续在形式、力量和作用方面保持高度的多样性。经合组织或者其大部分地区将会仍然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可能会增强，但是这不会威胁到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和平地带的地位，多元化的冲突管理在其中被成功地制度化了。国际机制将继续为国家间关系和跨国关系的管理提供规则网络，尽管经济竞争的加剧可能既限制了这些机制的发展，也为它们的规则如何使用的尖锐冲突提供了温床。这些机制的国内的制度基础将由对多元主义的维持提供，即彼此并不争斗、其政府并不强大的以及在相互之间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充分信任的宪政民主国家。40正如在前一部分所讨论的，在这些领域中，主权可能更少地作为一种对集中的领土控制的正当性理由和干涉的一个阻碍，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影响跨国网络的谈判工具。在涉及国家之间的安全、经济问题、政治权力的安排以及文化联系的不同背景下，主权将以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方式而被牺牲掉。41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复合相互依赖并不必然会盛行。其中某些区域可能正在朝着如下的情势迈进，在这种情势中，武力并没有被使用，并且国内的民主条件正在突现出来：在东亚和拉美的许多地方似乎就是如此。在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独裁统治模式可能会突现或者持续存在。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跨国网络中主权作为一个谈判资源的某些转化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例如，发展中国家能够使用他们对关于臭氧层损耗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同意保留权以确保少量资金来促进转向生产具有更少危害性的代替品而取代氟氯碳化物（CFCs）。42
然而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和非洲、中东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国内制度和经济利益的前景都不可能为国际合作提供充分的动机。在这些冲突领域，军事冲突是普遍的。如在波斯尼亚，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可能沿着种族或者民族界限而分离，并且没有国家可以博得合法性。分裂主义运动也许鼓励了国外干涉，比如在格鲁吉亚。邻近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将其邻近国家权力的更替视为他们的威胁，因此促使了干涉以阻止这些变化。新的权力平衡和联盟，无论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可能会在一种对权力和秩序的古老的并且常常是血腥的寻求中出现。既然传统的安全危险——包括对跨国攻击、内战以及干涉的恐惧——将仍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主权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地域性，并且在经合组织区域内发生的将主权作为跨国关系谈判资源的演变将被延缓。干涉和无序甚至会相继发生。43
我们无法精确地知道哪些地区，更不用说国家，将会以地方性的冲突为特征。在过去的冲突和种族分裂的基础上，中东，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前苏联南部以及南亚的部分地区似乎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结论
全球化和冷战的结束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政治的新情势。在某些方面，这个新世界较之于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世界而言，更像传统的世界政治：政治联盟将变得更加碎片化和流动化，并且经济竞争将不会由于联盟合作而减弱。在其他方面，然而，新世界与二战前的世界将极为不同。伴随着全球化在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对边界的渗透和主权的变革方面的重要影响，全球化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并且国际制度已经成为主要大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政策的核心。44
然而霍布斯的困境不能被忽视。如果没有发达的宪政制度，许多国家的选择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和掠夺之间，两者都不具有吸引力。大量的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协议模式取决于多元的民主制度。野心较小的世界秩序形式，相对和平但是未必如此合作，取决于稳定的国内制度，尽管他们是否取决于民主尚未完全清楚。无论如何，掠夺性的专制国家可能会卷入国际冲突中，并且激烈分裂的国家尤其倾向于这样做。后者有可能成为前者干涉的目标。这看起来不但民主不可能横扫世界，而且所有国家也不可能为稳定的制度所统治，甚至是专制国家。因此，“世界秩序”似乎并不会即将发生：一个全球的安全共同体不可能迅速成立。
……
目前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努力设计与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以及与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新形式都相一致的制度安排。建构这样的制度将会非常困难。在全球化条件下，他们必定不仅仅是由政府，而且也要由国际公民社会来建立。他们必定不是由单一的霸权权力所建立，而是由在多方面都有利益冲突的若干国家所建立。然而，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适当的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和做出可信赖的承诺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交往。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仅仅政府而且跨国公司和职业团体随之而来的收益都将增多，一些工人也是如此。但是调整的成本将会很高，因此在短期内将会有受损者，也可能有长期的利益受损者，因为全球化将继续压低在发达国家的那些工人们的工资，这些工人能够由世界上更为贫穷的国家的工人所取代或者在国家劳动力市场上与那些工人竞争。因此，提供再培训，加大调整的成本以及可能在一个可持续基础上向全球弱势群体重新分配收入的国内制度必然的结果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维护和加强国际制度。
……
观察世界新秩序的社会科学家在两个维度上应该谦逊。我们未能预见到冷战的结束会使我们对预测未来的能力缺乏自信。并且我们对宪政民主条件以及和平条件知识的缺乏会使我们不情愿为全球民主化或者保持和平制定激进的新计划。然而，我们可以超越解决无政府状态与秩序的霍布斯困境的霍布斯式的方法：我们可以关注体现适当动机的制度如何不通过社会中的掠夺而创造秩序，以及甚至更为脆弱的国际制度在国际关系中如何能够缓和暴力并促进合作。强大的制度不能够被突然间创立出来：宪政民主和饱含互惠的主权观念经历经了几个世纪才出现。然而，避免西方曾经发生过的大量暴力和机能障碍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应当鼓励国内和国际制度的创立和维持，这些制度提供了缓和冲突、提供集体物品的一致决策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正是存在于这样持久的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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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全球化读书小组翻译的文章《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作者：基欧汉) 译文已经整理出来。这是全球化读书小组所有成员努力的结果，首先，我要对所有小组成员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其次，我们要继续努力，踏踏实实的学习，使读书小组越办越好！以下是译文，欢迎各位学友对这篇文章积极讨论！]（正来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