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作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衰落，另外两个思想几乎要征服整个世界，即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动力是全球范围内私人企业的竞争；政治稳定和尊重人权的最有效形式是民主。两种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秘密政治讨论中，第一个比第二个产生了更多或可能更早的影响。
但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并不连贯。实际上，这个讨论显得比较混乱——既考虑到民主的含义在中国的前景，也考虑到它可能的途径。
这种民主在1997年初似乎很有希望实现，但在1997和1998年年底又显得不太可能，因此下结论要加倍小心。所以，在断言未来民主前景之前，让我们对这个重要问题——民主的可能性和采取什么途径实现民主做出一些回答。
在中国可能实现民主吗？四个回答
在中国刚刚出现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中，关于中国会或将会民主化未达成共识。而且，对这个问题有四个明显而连贯的答案，两个否定，两个肯定。
1、 否，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世界上很少国家在民主方面有中国这样的经历。由“天国的命令”主宰的帝国政体及汉族官僚统治着整个中国。
“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这么长时间统治了这么多人，”John King Fairbank写道，同时强调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的成功的专制制度的传统”。
中国从未通过秘密投票选举过国家的领导人，以这种方式选举领导人的思想是完全外国式的，以至于一些中国农民在村选举中递交选票时表示完全迷惑不解。对分权和授权的思想会造福社会也有不同的看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分权就等于混乱。这不仅是超前中国民主的历史，根据这个争论，这还是中国的文化。在共产主义产生很久以前，儒教就教给人们权威主义的教义，鼓励群众服从，而非对决策的官僚组织提出疑义。
2、否，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权力，而且领导人已经吸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认为政治改革会导致动乱，而这正是所有中国人所惧怕的。这种看法依赖于政治“现实”而非文化或历史事件。执政党不放弃权力，而曾经与其分享权力的那些人，通常会失去权力。
这个被许多外国商人和政治保守人士所接受的观点，认为有必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以适应国际经济。然而，这种改革应先于政治改革进行，而不应跟在其后或与其同时进行。
一个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的过程对国家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进行选举，但要通过筛选，而非一个普通的选举。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推迟政治体制改革——到21世纪中叶；另一种认为改革没有必要，对任何阶段的发展都不利。Andrew Nathan和Bruce Dickson已经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障碍记入史册。
3、是，出于普世的理由。关于民主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论据源于其出生地——西方。第一次尝试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希腊，但现代变化了的民主出现于13世纪的英格兰，并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到19、20世纪才深化并伸展到大陆。Max Weber将资本主义增长和自觉加入到改革中，自18世纪起，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国家由于对权力和教条的依赖而不能实行民主。
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开始了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其中大部分的新兴民主国家是天主教国家。这已经推翻了民主与文化密切相关这个论据，但事实上，这只将其推向了别的领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1959年到1990年，提出亚洲人的价值观更偏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这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对亚洲来说既非普遍，也不适用。韩国总统金大中评论李光耀的说法“不仅仅站不住脚，而且是自卖自夸。”金大中认为，亚洲具有“丰富的历史传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而且还有民主倾向的哲学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充满着多元因素，既有强制集权主义，也有牺牲与妥协的传统，而这种牺牲与妥协是民主的精髓。
在1996年中国首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也指责李光耀不理解儒教的人本起源：“一些人谈论亚洲人的价值观，我说亚洲与美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当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是在亚洲的印度。”
在非洲和中东地区也有类似文化方面的论争，但事实是人权和民主并非按地理分布和文化分布而植根，它们基于普世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惯例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联合国通过决议，正式解决了民主与文化无关，而是普遍存在这个争端。
中国的两个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历史表明，中国人不但有能力实现民主，并且愿意民主。基于这些理由，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有要求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利，像民主国家的人们一样，不受国家强制力控制。
4、是，因为已经出现中国向民主迈进的迹象。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了个人权利的巨大膨胀，人们可以选择他们的工作、教育和流动机会，这些在近40年的共产党统治下前所未有。而且，一些机构，包括全国人大、村民委员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司法机关，已经开始为中国人提供选择，而非指示。简言之，这种观点通过显示民主已经开始扎根而平息了关于民主是否可能的空洞讨论。
从这四个方面的争论中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中国的命运不是事先决定好的，它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随着反对民主的文化和历史争论延伸到一些贫穷的、非基督教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是真的，没有任何执政党愿意放弃权力，但同样是真的，很多已经放弃了，而且中共也已经同意大量削减其控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权力。民主在中国变得可能，是由于普遍价值观的压力、个人领域的扩大、类似全国人大这种机构权能的增大，以及经济与交流的日益国际化。只要个人不直接与政府、党派冲突，他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塑造自己的长远生活。
不过，民主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必然性，也不意味其过程的结果在中国与在世界其余118个民主国家会相同。通向民主有很多途径可循。
政治变革的步伐与性质
一个国家从权威政体转变到民主政体面临着两个十字路口：（1）在暴力与和平之间；（2）在突进与渐进之间。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军事力量从德国的撤出，东欧进行了自由选举，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渐进、公平的方式转向民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谋杀是一个特例，不过那里民主的根基比较浅。
在中国面临这两个十字路口时，预测中国将选择的道路是不明智的。两种过程都有许多历史事件。不难想象将导致和平还是暴力变革的一系列事情。如此多的中国人将他们如此多的储蓄存入银行，一场全国性的挤兑很可能引发武装政治变革。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中央政治局分裂为对立的派系，那么可能导致武力行为。
Barrington Moore如此形容历史上导致大规模社会革命的事件后果：（1）权威统治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过后，经济出现衰退，出现劳动者的不安定；（2）政府努力用压制手段维护稳定，但效果相反。这种发展的结果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并很可能在21世纪初重演。
不过，更有可能进行和平方式的变革有4个原因。首先，过去50年灾难性的变革——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惧怕激进的变革。在偏远省区采访贫困农民的过程中，我吃惊的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广场的大屠杀是阻止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行动，它使他们回想起他们活生生的政治创伤——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情景。其次，中国人不仅怀疑激进主义，他们还满意于过去20年生活的全面改善。再次，他们准备推迟政治改革而非冒重蹈戈尔巴乔夫覆辙的风险。最后，由美国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而引发的义愤使得许多中国人否定了美国的一切，包括民主。由于所有这些原因，zgzf有足够大的空间去制定其民主化策略。市民社会尚未推动这个政权。
另一方面，认为人们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或准备给中共无限期时间行使其独裁权力也同样是错误的。实际上，开始民主进程的最好时机或许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政权持续经济萧条，其支持或维持的合法性将消失。外部发展，如与印度的战争或针对台湾或西藏的军事行动，也会动摇或打破这种政权，正如阿根廷军队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那样。而且，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很小比例的中国人可以组织地下政治或恐怖主义行动，从而会引起镇压和革命。
因此，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权有时间去组织一个民主战略，但它毕竟不拥有所有时间，而且如果它避开完全的政治改革，它将会浪费时间。政府自身对自由化所做的决定从反面支持了这个论点，它使人们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种自由化已经给此政权以时间，但它也同时打下了人们会从中要求更多权利的基础。
过去 10年中进行的最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之一是930，000个村委会选举。当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时，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在一场大讨论之中，中央政府决定取而代之以村级自由选举。1982年，宪法被修改以适应直接选举；5年后，一部村级选举的《组织法》被全国人大通过，自1988年开始，每个乡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长和委员会；10年后，一部固定的法律被全国人大认可。
尽管系统和综合研究村选举所需的数据资料尚未收集，大量的研究已经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国和省级法律都规定了自由选举的基本规范——在候选人中选择，秘密划票，活动和登记以及公开点票。第二，每一次选举，村民们都改进他们选举的操作过程。第三，选举的质量因省而异。一项解释为何一些省份比其它省份的选举更加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研究显示：一个重要的变量或许是省民政厅的基层政权处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尽管如此，中国75%的地区——在贫困的地方——正在学习如何挑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使选举更加有意义、有潜力。
几轮选举过后，村民们和其他人开始提出何时进行更高层次的——乡镇、县、州、省和中央政府的直接选举。中央政府自1998年夏天开始研究这些事项，但领导层由于担心劳动者的不安和害怕，因为1999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1989年*****、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年，所以决定推迟任何决议。事实上，虽然中央政府原则上承诺在村级进行竞选，但它对此很不重视——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资源。关于是否将选举上升至乡镇或更高，及是否允许团体来组织那些职位的竞选的关键决定尚未做出，但无论如何，他们会做出明确的决定。
其它的政治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更加灵活、制度化和负责任。固定的政府高级领导人任期制的决定使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总理朱鎔基1998年从他们的职位上退下来。尽管表面看来更加保守的李鹏成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他用其新的权力来加强全国人大的自治和合法性，要求政府部长对他们的决定进行公开，审查政府预算，督查腐败。媒体开始曝光腐败，司法机构开始更加严肃认真地做其工作，解决争端。
简而言之，政治自由化已经迈出了渐进而有意义的步伐，但民主化的门槛尚未打破。因此，问题仍然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将选择什么途径？
十种途径
Harry Harding为成功的民主化过渡假设了三个必要条件：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有远见的领导层；虽权力有限但可以管理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政府。
我想再加两个条件。领导人和群众必须对民主的含义和好处达成共识，而且政府必须为选举建立一个中立、公正、能够胜任的政府架构。没有共同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洞察力和方向。在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能够胜任的选举政府架构必然导致选举的无序。考虑到民主化的第一阶段会出现地区常有的政治疑惑，每个党或候选人会认为这些不合常规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指向他们的。在这些条件下，选举能够成为不稳定，而非稳定的来源。现在没有任何条件适用于中国，这意味着直到一些或所有的条件都改变时，民主的巩固才有可能，但也并不是说中国就不能开始迈向民主。
在过去20年中，民主国家在世界上的数量几乎是过去的三倍。每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都寻求自己的适用于他们的从权威到民主政权的转变途径。着眼于中国的民主的可能性，我将提出并评价下列表明从突变到渐进式变革的事例：
1、政权崩溃。由于内部非法性和外部恐吓的有效混合，一些权威制度顷刻间崩溃。东欧不受欢迎的共产主义政权在柏林墙倒塌后就土崩瓦解了，此时，苏联表示不愿再继续加强“勃烈日涅夫主义”。1983年，阿根廷军人政权因为在国内镇压、经济衰败和福克兰群岛战役中被英军打的惨败而垮台。在每个例子中，权威政权一倒台就进行了选举。
这与中国有关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被支持是日益与管理经济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现象，一个伴随着外部失败的经济衰退会使中国遇到大的麻烦。
2、制度衰竭。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当军人政权失去合法性，而民主团体变得更加务实和中庸时，拉美许多国家，如厄瓜多尔、秘鲁、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等纷纷向民主化过渡。在一些案例中，南美国家民主的最终推动力量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摧毁了军人政府的最后一线合法性。这些案例中都没有外部压力的迹象。
在许多方面，中共都看到其合法性正在削弱，但市民社会和反对党虽然在其它国家的转变中都起了作用，但在中国却没有起这样的作用。
3、代际变革：真正的戈尔巴乔夫模式。中国人常常认为戈尔巴乔夫“模式”是他们力求避免的，而领导人的意思则是政治改革不应先于经济改革，或根本就不是他们希望的。实际上，这反映出他们对苏联所发生事件的解释是无根据的、是不正确的。有理由可以相信苏联模式真正的失败不在于其改革的结果，而在于苏联的事实，它是一个帝国，不能容忍对它的反叛。中央稍微的容忍，再加上政治野心，就会使联盟国家，甚至核心国家——俄国脱离联盟。
苏联内部崩溃的真正教训是：其民主不是由改革本身推动的，也不是由里根、布什军事力量推动的，而是由即将出现的新一代领导人进行的。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十月革命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他与他的很多支持者认为民主改革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他们并不完全理解习惯势力是如此顽固，以致改革会使他们支离破碎。
大多数苏联公民对苏联、甚或对俄罗斯并不忠诚，而中国92%的人是汉族，这种观点是与苏联模式不相关的。当大量的非汉族民族居住在广阔的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省份时，其它模式，如大不列颠王国将权力授予苏格兰和威尔士，也会面临这种困境。戈尔巴乔夫模式与领导人换届的重要性有关。人们已经看到从“长征”时候的革命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向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江泽民、朱鎔基的政权变换。下一代领导人已经面向西方和互联网。按照固定任期，目前一代领导人将在下一个5-10年内移交权力。
4、经济决定主义。一些人对经济发展是民主单一最强指标表示怀疑。当国家更加富强、私人企业部门更加自主、市民社会在扩大并且势不可挡之时，就会需要政府对人民要负责任并做出反应。Henry Rowen就大胆预言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人均5%的增长速度（按国际价格计算）增长，到2015年将实现民主。到那时，人均GDP将在7000到8000美元（按1995年美元计算）之间，这便是中国民主化的起点。根据Henry Rowen所说，民主所需的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
对这个经济模式有两种批评。拉丁美洲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大幅度变动，但它却在民主与权威之间飘忽不定。更加典型的是，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时，具有相对高的人均收入和稳定的中产阶级。
Fred Riggs认为问题是人们错误地将经济与政治发展，理解为线性关系，但他的观点是，那些多角度、多侧面的不稳定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Samuel Huntington写道，社会动员将跟随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后，但他不会导致民主，除非政治制度也迈出类似的步伐。Guillermo O'Donnell提出，拉美权威主义已经很普遍，因为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依赖于低工资。换言之，拉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实现民主。相反，处于自身的原因和维护低效率经济政策的需要，它的权威统治要“现代化”和制度化。民主不仅非必然，民主根本不可能。
但在1980年和1990年后，民主又回到了这许多国家，因此社会科学家们不得不再次修改他们的理论。此时，没有人再表示经济发展是一个决定因素。实际上，大多数人摒弃了决定论思想而赞成关注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Huntington写道，国家发展的同时，将进入一个民主可能性，增长的“过渡区间”并不保证会实现民主。在此区间内，领导人可以将其国家导向尊重反对派或镇压反对派的方向。简而言之，民主并不是终极目的，战略更加重要。
David Zweig对经济决定论模型提出另一个评论，特别针对中国而言。Zweig看到“没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发展、广义市场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之间有着必然和自发的连动关系。”他意识到Rowen和其他人所描述的潮流，但他相信，相反方向的潮流在未来的民主中或许更加重要。他发觉目前的经济体制加强了官僚和政府的力量，比如，滋养“寻租”行为，以及鼓励外国投资者与本国政府官员而非企业家合作。况且，国有企业的减员已经造成了劳动者不安及不平等，他相信这会继续使领导人推迟或提前进行政治改革。然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将对政权造成相当不同的影响。总之，经济发展和与国际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并不会自动变为政治多元性。实际上，在短期内，它很可能背道而驰，向压制而非开放的方向发展。从长期来看，出于法律和民主的约束，特别是当农民、工人、企业家和其它团体要求维护其权利时，它将改变决策者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
5、协约过渡。一场成功的民主改革需要所有重要行为人和党派接受政治游戏的一套中立规则。1958年，在委内瑞拉两个重要政党— Accion Democratica和COPEI领导人之间达成了最佳协议。两个政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十年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使军队很容易取得了政权，因此，他们承诺接受选举的一套规则，保证失败者将分享到一定的权力并支持这个过程和获胜者。
这个在Punto Fijo达成的“协议”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从技术上说，由于中国只有一个统治党——中国共产党，而使其适用性受到限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有11个“民主党派”，当这些党派完全听命和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是适用的。一个政党内部的领导人之间对于政治改革的步伐与方向会有分歧。总的来说，有一些常常被形容为“强硬派”的人担心权力的细微偏移会引起不稳定和暴乱，于是，他们抵制一切变革。又有一些“温和派”，认为不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度改革将导致武装革命。两派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民主是否可能及以何种速度进行。经过商议和协调的解决办法会促进这个转变。
6、公民投票结果。反复向极权政治或统治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允许选举就会使其失去权力。这个问题曾经在1986年问过菲律宾执政者马科斯，1988年公民投票前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1989年总统选举前的巴拿马将军诺列加，和1990年2月总统选举前的尼加拉瓜领导人奥特加。
当时，在每一个选举之前，怀疑者回答说统治者不会允许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发生，即自由选举。但在每个案例中，却恰恰发生了。因此，问题就是它是如何和为何发生的。过程虽然复杂，还是有型可循的。当权派都对胜利充满信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受拥戴。其次，反对派务实且中庸，乐意玩这场选举游戏，并准备好掩盖分歧以提高获胜的可能性。再次，国际社会的介入；一些支持反对派；一些支持政府或至少与当权一方密切接触；一些遵循选举程序；一些调停争端；一些有影响的政府紧随其发展进程并对真实的选举过程给予帮助和支持。最后，本地和国际组织利用两个非常有效的机制去评审这个过程并判定结果，一个是对选举过程进行综合审查，另一个是用结果的随机样本快速点票。
在其中两个案例——菲律宾和巴拿马中，当权派拒绝结果，但快速点票的结果证明其失败了，于是，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孤立和谴责此政权。在另两个案例——智利和尼加拉瓜中，当权派犹豫了，其中一些人准备拒绝结果，但受国际社会支持的另一些人则获胜了。
总之，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去解释这四个权威政权是如何进行选举的，但在所有案例中，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成功地使当政领导人接受失败的现实而非抵制这个结果。
这如何与中国有关？除非确保中共被尊重且在未来中国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否则它是不会继续民主化进程的。大家公认这一点，而且别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
7、台湾模式。在1996年3月，中共对台湾总统选举做出武力干涉反应前，很多学者认为台湾政治变革的模式可能最适用于大陆。这是因为执政党——国民党如中共一样是马列主义政党。其次，台湾的行政机构划分与大陆非常相似，分为村、镇、县、州、省、中央政府，而且台湾在1950年后开始了乡村选举（中国开始于其20年后）。20世纪80年代末，国民党将反对党合法化，自由选举逐渐被领导层所接受，到1996年，进行了总统选举。不管其政治自由化和自由选举进行的如何，国民党保留了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可以被认为是对中共的安抚，此即模型适用于大陆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模式的关键问题不在两个事实的相似，而在于他们的不同。第一，国民党宣布承诺民主，虽然它在过去10年中才兑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列主义。第二，台湾是一个小省，它远比中国的其它省份容易管理。第三，随着美国调整与大陆关系，台湾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国际上越来越独立，因此民主化提供了另一种国际合法性的方式。第四，台湾85%的人为本地人，民主提供了一条将国民党与台湾岛人相联系的途径。
Thomas Metzger发现了台湾模式的一些其它限制。台湾比中国大陆更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影响。台湾现实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与大陆相比较为少。在二者可能是最细致的比较中，Bruce Dickson提出，重要区别在于国民党选用人材的新方法和委员会投票决定新增成员的策略。结果，一时间国民党变成了一个不同的组织——拥有改制的能力，但是中共却做不到。这是中共的失败，它使民主化在中国不仅更加艰难，而且可能更加危险。
换句话说，学者们越是关注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台湾，他们越不认为这是中国的道路。然而，在放弃台湾模式之前，应考虑这样一个因素，通过广泛的访问，Dickson发现台湾政府推出军事法并允许民主化在80年代中继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共已经缓和了态度并已放弃进攻台湾的企图。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为民主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这已经向中国暗示，国际环境越不利，中国领导人就越不可能搞自由化。
8、领航员计划。另一条中国可以采纳的途径开始于“领航员计划”。这是开放其经济的一个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与香港结合的方式。政府在80年代前期特意选择了几个经济特区用来进行资本主义、外国投资和放松管制的实验。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改进了模式，并根据这些模式提出了国家政策。当然，香港是个特例，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为中国提供了在自决基础上与不同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机会。
在后邓小平时代，zgzf常常搞领航员计划——发展政策，经过反复试验，直到政府认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98年夏，有报道说领导层正在考虑在乡镇级进行选举的领航员计划，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些思想在年底被终止。然而，“领航员计划”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通向民主之路的一部分。
9、亚洲“软民主”/指导下的过渡。 Michel Oksenberg和Matthew Bartells提供的证据认为，中国很可能采取自上而下、指导下的渐进的“亚洲模式”。他们相信其结果将是一个“软民主”，有足够的参与者和竞争来美化“民主”的标签，但尚未达到坚实的民主的深度。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遵循了类似的道路。在大多数案例中，领导国家的是强有力的领导人、统治地位的政党、带领经济前进的强大的官僚机构、强大的军事机构以及家族势力。
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共在中国一样占有统治地位。将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较也许更合适。蒙古的道路与东欧很类似。柬埔寨引来大规模国际维和力量监督选举。越南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而朝鲜就根本没有。因此，问题是中国更可能遵循“亚洲”模式或亚洲的共产主义“模式”，还是选择一条独特的道路。
10、墨西哥先例：一致性党的内部分化。中国最强大的政治机构仍为共产党，这是政治变革最可能的来源，既因为领导层的远见，也是由于别的力量推动其民主化。
因此，最相关的模式是那些具有一个一致性党的模式。自1929年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建立起到现在，它赢得了每一个总统选举，及大部分其它选举。直到90年代，PRI能够获胜是因为他们在国家或选举欺诈。制度革命党的演化对于判断中共的未来有帮助是因为两个政党都向公众隐瞒他们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我有幸在1997年7月陪同前总统杰米·卡特会见三位中国最高层政府官员，当我离开后，我发现在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其当时最大的政敌共和党众议院发言人金里奇之间的分歧与三位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观点分歧相比是何其微小。其中一位领导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力量的源泉；第二位坚持法律和选举制度的重要性；第三位***主席赞成经济改革，但坚持认为政治改革与西方的不同。若在另一个国家，这每一位领导人很可能属于不同的党派。
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同样掩盖了背后的分歧。1987年，制度革命党的两个领导人Cuauhemoc Cardenas和Porfirio Munoz Ledo为参加1988年总统竞选退出此党而加入了左派领导人联盟。单此举动就使私下内部讨论成为了公开讨论。他们使民主成为可能，虽然道路坎坷。当Cardenas领先于制度革命党候选人时，投票计数被中断。当它继续时，制度革命党候选人获胜，而Cardenas被指控欺诈。在后来10年中，两个主要的反对党敦促PRI建立了一个选举授权委员会以增加选举的可信度。日本自由民主党的统治及党内分歧也是一个可能相关的例子。
那么“PRI先例”如何与中国相关呢？墨西哥在各个层面的选举上有很长的历史，虽然欺诈很普遍，但存在公开的辩论。几个其它党派在竞选中角逐，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报纸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唯一相关的一点是一致性党内部辩论的本质，及中共内部辩论是否会蔓延到公共领域。中共有如此多的天才人物和如此不同的观点以至于很难想象此争论只停留在私下领域。比观点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每一代领导人的看法。新一代领导人比过去任何一代——特别是共产主义者——都更具有国际经验。不难想象，当他们掌权后，他们将打开面向新思想、新组织的政治局面，这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但从中长期来讲，它不会被消灭。
阻力最小的道路
中国通向未来民主之路可选择的道路不止10种，但这10种是对整个情况的概览。它们之间并非互相排斥；可以设想中国从一条道路走向另一条道路，或打个比方，就像在一个中国餐馆里点菜一样（2个来自A栏，1个来自B栏，3个来D栏）——领航员计划，内部辩论公开化，领导人换届，台湾阶梯。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是否会朝着严肃的政治改革方向努力。目前领导人的智慧不能与邓小平相比，他不仅意识到中国的经济要开放，而且政体也要开放。他写道：“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辅相成。……最后分析得出，一切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从他的智慧和对学生示威游行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改革政策的大纲。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会容忍对其政权的公开敌对，但它将接受逐渐扩大的私人选择的领域。其次，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害怕社会动荡，特别是出现有组织起来的标志的时候。再次，中共总的来说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兴趣的，但它羞于付诸严肃的改革于实践。最后，它现在关心的是反腐败，并准备利用市民社会和媒体将其铲除，即便它出现在中共内部。
四点合起来组成一个令人迷惑的画面。一方面，希望加入其它政党或组织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的持不同政见者很可能被捕入狱。另一方面，非公开敌对的个人行为和公共努力的政治空间将继续扩大，而且，像全国人大这样的机构将更具自主权，以使政府对其行为负责。
各级政府将提交政策和候选人，实际上他们之间也互相竞争。简言之，政治竞争将加剧，但在短期内，它将在中共内部派系和层次中进行。将所有的这一切放在一起，镇压行动将继续，这将惹恼国际上维护人权的国家，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细微发展将被忽略不计。
这两个层次的推动力量的暗示不幸未得到国际社会和一些中国人的重视。上述10种模式中未包括的一批行为人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已经离开国内或被监禁。他们是有勇气的人，应得到所有关心人权的人的喝彩。但他们使zgzf失去面子的策略只起到反面作用。每当他们与政权冲突，政府就将他们投入监狱，于是政治改革将要后退一步。
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案或许是民主的战略——不是孤立的人权战略，是鼓励政府更有效地实行选举和提出它的10年计划。那些例子，特别是台湾的例子，表明了长期的而且最成功的战略是细致而复杂的，它不仅要谴责政权的停滞，而且对它向自由化积极步伐给予鼓励。
另一个重要而微妙的事实是强调合法性的问题。中共缺乏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它的政府依赖于它的经济成就，而并非全民的认可。乡村竞选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人民自己的政府。这种思想正弥漫开来，它不会消失，而且一段时间后就会流行。
1998年3月，在回答《时代》周刊北京首席代表吉米的提问时，新当选的总理朱容基说他赞成各级政府直接民主选举，包括主席和总理，但他尚未研究此事，并且无法确定时间表。几个月后，在去湖南和福建的途中，我发现地方官员在引用朱容基的话，我相信民主的土壤很肥沃，正等待领导人去播下种子。几个月后，新蕾被剪除，在1999年1月后来的旅行中，没有人再引用朱容基的话。这个例子说明政府有拖延的空间和推进的机会。他们现在在拖延。人们希望他们尽快推进。一个良好的开端将形成10年的民主战略，包括建立一个胜任、自治、公正的全民选举的政府。
（美国Emory大学教授Robert Pastor 1999年11月在美国纽约关于中国农村选举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Pastor是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的负责人。他的文章结合他参加中国农村选举的经验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和方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来源：公法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