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逐渐兴起的公开演说，在信息传播、知识普及和文体改造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胡适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写道：“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6年7月6日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同样的内容随后又见于《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1934年《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足见志在改造国语的胡适对这一新兴表达方式的重视。受到这股时代风气的影响，即便是章太炎这样的旧派学者，也忍不住跃跃欲试，只是初登讲坛时毫无经验，免不了左右支绌，手足无措。马叙伦在《石屋余渖·章太炎》（建文书店1948年）中就调侃过他在光绪末年当众演说时的表现：“登台不自后循阶拾级而上，辄欲由前攀援而升，及演说不过数语，即曰：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矣。太炎时已断发，而仍旧装。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由于不曾像胡适等新派学人那样接受过专门训练，无论是仪表装束，还是举止辞令，都显得捉襟见肘，窘态百出，着实令人忍俊不禁。
不过，章太炎并未就此放弃，在投身革命和潜心著述之余，依然不断借助演说来臧否时事或讲论学术，有时甚至一改古奥艰涩的撰著风格，改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口语。通过慢慢的磨练，其演说的效果也渐有改观。章门弟子就时常提起他讲学授课时的风采，最让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鲁迅所说的，“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周作人则更具体地回忆道，章氏“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知堂回想录》卷二《民报社听讲》，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周氏兄弟的同乡老友许寿裳也有同样的感受，称章氏的演说“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载1936年《制言》第25期）。尽管因为口音浓重而导致理解困难，听众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诙谐而兼怒骂”（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的演说风格。而任鸿隽更是强调，“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后来先生把这个演讲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国故论衡》，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记章太炎先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第八期，1961年），指出其口头演说与案头撰述迥然异趣而不遑多让的特点，几乎要颠覆人们印象中那位一贯主张文言反对白话的朴学大师的形象。
章太炎毕生留下了大量演讲稿，收入《章太炎全集》中的《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删汰繁芜的工作，仍然有上下两册将近七十万言的篇幅。整理者对这些讲稿重予校订编次，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便利，不过有时也容易令人忽视其中部分篇章的特殊性。比如早在1921年，位于上海的泰东图书局就出版过一册薄薄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收录了自1907年至1910年间的七篇演讲稿。尽管其中一篇实为章门弟子钱玄同所撰，为此钱氏在讨论辨伪问题时还特意申明：“中国底伪书真多，现代人底著作之中还有伪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钱玄同的文章（《中国文字略说》）！”（《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中编，北平朴社1926年）可其余六篇出自章太炎的手笔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书前冠有署名为“吴齐仁”的《编者短言》，撮述此书的主要特点，其一是“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因而弥足珍视；其二是要言不烦，“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网罗无遗”；其三是文字平易，深入浅出，“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考察，“署名‘吴齐仁’者，无其人也”，此书“实为张静庐所编，系张在章氏沪寓索得付印的”。泰东图书局被誉为“创造社的摇篮”，“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间，它是有过相当的劳绩的”（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创造社的摇篮》，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而时任出版部主任的张静庐也被称为“一个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写自传的动机》）。
这样一家出版机构能将章太炎的著作纳入出版计划之中，而章氏也能将出版事务全权委托给对方，足见双方信任程度之深。虽然就此书的编纂过程而言，略显仓促草率，却呈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编辑理念。在泰东图书局后来所做的广告宣传中，也特别强调此书是“研究文学之士，及各校国语课程中，不可不读之良书也”，足见当时人眼中的章太炎，在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颇能引领风气之先。
单从学术角度来衡量，这些演讲当然无法与《国故论衡》、《訄书》等相提并论，不过其任意挥洒、举重若轻的语言风格也是那些专门著述难以企及的。比如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抱怨起在学校任教须受学部和提学使的管辖监督，突然穿插进晚清经学家廖平的一件轶事：“且看四川有位廖季平，经学是很有独得的。（廖季平的经学，荒谬处非常多，独得也很不少。在兄弟可以批评他，别人恐怕没有批评他的资格。）屈意去做高等学校的教习，偶然精神错乱，说了几句荒谬的话，那个提学使和他向来有恨，就把他赶走了。外边颇说提学使不是。兄弟看来，谁教这位季平先生，屈意去做提学使的属员？直至赶走，悔之无及，倒是这位季平先生，自取其咎。假如诸君有一科的学问，和廖季平的经学，有一样的程度，愿诸君再不要蹈廖季平的覆辙罢！” 这段插叙看似无关宏旨而稍显散漫，却逸趣横生，大可玩味。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因其多有穿凿附会之论，确曾于1909年秋勒令各学堂不得延聘廖氏讲学，可见此处所言并非向壁虚构。廖平去世后，章太炎曾撰《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卷五之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称其“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仅是粗陈梗概而语焉不详，远不及演讲时的生动翔实。
在陆续发表这些演说时，章太炎正客居日本东京，可在演说中对日本汉学家却多有讥讽挖苦。比如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提到“有一位甚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信手拈来地用猪八戒吃人参果来形容汉学家的鲁莽灭裂，言辞虽然尖酸刻薄，但现场效果想必极佳。有时竟然毫不避讳地直斥其名，比如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表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没有《文通》的完备，又拿日本诘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近来中国反有人译他的书，唉！真是迷了。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再请儿岛点一篇《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时而不屑，时而慨叹，时而痛斥，即便只是文字稿，也不难感受那咄咄逼人而又摇曳多姿的气势。章太炎在《与罗振玉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也曾议及“儿岛献吉之伦，不习辞气，而自为《汉文典》”，并断言“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窕名况乎域中，更相宠神，日绳其美，甚无谓也”，措辞虽古朴典雅，可惜难于索解，比起鲜活凌厉的演说词来明显逊色许多。
在演说中兴之所至，肆意发挥，自然免不了多有偏颇。但章太炎在讲稿中反复强调“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吗？”（《留学的目的和方法》）“本国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可知这种张狂自大实属事出有因，既源于他当时寄人篱下的窘迫处境，又和近代日本汉学的勃兴息息相关。如果联系到此后胡适所感慨莫名的“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8月26日条），以及陈寅恪所痛心疾首的“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就不难对章氏的嬉笑怒骂产生“了解之同情”。因而这些演讲稿除了能够展现章太炎在运用白话时的娴熟自如，也为深入探究其复杂隐秘的思想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