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提交给2016年山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胡滨先生学术会议
一
1982年底，教育部派我回到刚刚毕业离开不久的母校吉林大学，参加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修订会议。教育部所以派人参加这个会，是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可谓当时全国高校唯一堪用的教材。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片凋零。高考恢复后，77、78级学生入学，教学步入正规。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程是教学重点，要授课一年，教材需求十分突出。其时山东、北京、吉林等地一批专家合编的《中国近代史》，算是最不错的本子，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一次印书即超过十万，隔年又印了十万。本人在校用的也是这本教材。那几年正值思想解放大潮，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成说不断被突破，教材须及时修订，这次由教育部派人参与的，已是该教材的第三次修订。
为了赶印期，修订会便是工作会，几位作者：李侃、李德征、胡滨、李时岳、杨策、李文海、王庆成、龚书铎、赵矢元，加上两位责编和我，大家围坐一个圆桌，逐字逐段地讨论修改书稿，增写和改写了近二分之一的节、目，十分辛苦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对这个第三次修订本写了篇书评[①]，其中有两段话这样说道：
修订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突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努力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基本线索是一本教材的纲，在教学中十分重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目前史学界讨论热烈，看法不一，又是教材编写的难点。对此有的教材采取了绕道走的做法。其实近年来史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公认的成果，执不同观点的同志也有共同点，譬如大家都承认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是两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历史任务。修订本从各家的共同认识入手，力图摆脱一些旧的框框，加强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开掘和阐发，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条脉络更加清晰，这无疑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是一个进步。为此作者改写和充实了第三章。在这一章里，读者可以了解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洋务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演进。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是近年来争论较大的课题，有的教材在这里只重视强调某种结论，对史实交待得不够，学生感到不满足，修订本则利用陆续发掘的大量材料，比较详细、客观地叙述了洋务运动的具体过程，还对当时创办的一些重要企业逐个加以介绍，内容显得很饱满。至于今人如何看待和评价洋务运动，书中采取了学术界多数人同意的说法，持论慎重，笔墨不多，同时给读者留下了依据史料，独立思考的余地。
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作为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矛盾运动留下轨迹的。可是在某些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只注意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一面，往往忽视矛盾的另一方面，这就不容易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得十分清楚，对学生读者来说，也缺少了很大一部分应该知道的历史知识。修订本在对原内容进行调整的同时，增加了叙述清政府内部活动及其矛盾斗争的内容，如“辛酉政变”，洋务派与顽固派；军事工业与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清末“新政”等等。由于交待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就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兴起、北洋军阀的产生、辛亥革命的酝酿等主干线的伸展做了必要的铺垫。此外，修订本还把反洋教斗争一节和义和团运动连接起来；在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加了“临时政府北迁后的局势和‘二次革命’一节，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作为辛亥革命的终结。这都使历史过程显得更加完整、各个环节之间的因果联系得到进一步贯通，有利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
教材修订会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李时岳先生是在母校给我授课整一年的老师，山东师院的胡滨先生和李先生学术观点相近，这次得以面见求教。李、胡二先生都五十多岁年纪，精神矍铄，工作干劲十足，看得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两人很振奋。胡先生早年求学清华，读的是“近代中外关系”，他英语好，掌握外文史料多，学识俱国际视野，而李先生毕业北大，思想更不保守，且强于史论，特别是李、胡均师出邵循正先生门下，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下过功夫，他们痛感“文革”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向了歧途，有许多理论观点需要正误，未开垦的学术园地在在皆是，于是二人成为学术搭档，在中国近代史坛创立了新的言说体系。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是集体作品，李、胡二先生在第三次修订本中的贡献显而易见，但该书也包涵了其他各家观点。教育部则请他们又撰写了一本新的专题课教材，即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
二
李、胡二先生创立的中国近代史新的言说体系，被人叫做“四个阶梯”说。
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李时岳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章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 ‘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地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这话说明，作者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下，对以往的一些学术“原则”和“固定观念”进行了反思和否定，从而提出自己新观点的。
李文中的几段论述，当年曾被我们这些学生在宿舍里大声咏读：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枉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自守，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了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迂回的。\r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还在维新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若干年内，兴中会员和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此之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维新派以封建顽固势力为主攻方向，他们的活动具有启蒙的进步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成熟。事实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乃至民生主义，几乎都是由维新派发其端而由革命派竟其绪的。维新派首先提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命题，鼓吹“满汉不分，君民一体”以实行民族主义。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取了民族主义的大旗，着力论证不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广大汉人的民族精神便得不到发扬，因此，实行民族主义的根本道路在于“排满革命”，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理论最早也是维新派揭示的，不过，维新派以人民觉悟程度不够为理由，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借以“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把民主共和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革命派争辩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民主主义的种子，只要去其禁遏，助其生长，就能迅速开花结果，“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维新派还介绍过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并借以吓唬革命分子。革命派则引社会主义为同调，把社会主义看成“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并从中引伸出改革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民生主义，作为战斗的目标之一。维新派说，维新为了救亡，救亡必须维新。革命派说，维新不能救亡，救亡必须革命。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于是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政治觉悟是千金难买的非常宝贵的东西。旧式农民战争的英雄在失败的时候只能发出“天亡我也”的呼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敌人的法庭面前，却能慷慨陈词，声明革命的必要，坚信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正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觉悟，一代革命志士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诗篇。刘敬安“劲拒不稍回曲”的“铁汉”精神，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思想境界，千秋万代，仍然感人肺腑。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苦历程，终于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的清朝统治，扫荡了最顽固最腐朽的满族亲贵势力，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体，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他们的革命情操，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有人认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本身属于剥削阶级，他们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形式，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也绝不是中国的出路，所以，必须“立足于批”。看来，“立足于批”的所谓“原则”，就是宁可让历史停滞不前，也不可让非劳动人民为历史的前进做出贡献。按照这种“原则”，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革革命的命”。正是在“立足于批”的原则指导下，出现了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及其自发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借歌颂自发性以贬低觉悟性的咄咄怪事。
李文认为：“一八四0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不久，李时岳与胡滨又合写了《论洋务运动》一文[②]，对“四个阶段”（后来史学界习惯称为“四个阶梯”）说，做了补充性阐述。他们表示不认同中国近代史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一方，以人民群众为一方，循着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向前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在洋务运动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洋务派的镇压，二者从阶级关系来说是对立的，但又存在曲折的联系。正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使洋务派得以“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现”。从这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曲折地反映了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至于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实际上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实际就是洋务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维新派才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因此，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维新运动又孕育和导引了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思想学术界刚刚走出极端政治化、棍子帽子满天飞的严酷环境，初尝自由的滋味。改革开放，是从彻底否定“文革”开始的；思想解放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反思。李、胡的中国近代史新的言说体系，正是否定“文革史学”和反思的产物。
1979年《历史研究》第11期发表著名近代史学家黎澍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在这篇文章中，黎澍说，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着一种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这种倾向是极左思潮的表现，是随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产生的。简单化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如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即使在近代，也是农民的朴素反抗或某些采取严重落后形式的斗争优于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和地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绝对化，认为对立的双方没有任何联系，社会似乎从来就是分裂的。由此又产生了一系列死板的概念：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就是很高的，没有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从剥削阶级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因而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无非就是剥削阶级的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谴责这种罪恶和歌颂这种讨伐。据说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解释历史，才算得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其实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只是为了不怀偏见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个立场的基本要求，就是承认事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考察社会历史，首先必须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同一定的生产方式，同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并且承认归根到底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其次必须承认这种联系总是历史的、具体的。简单化倾向的最大特点，恰恰是离开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分析，离开了具体历史条件来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变成了固定公式的简单的重复，变成了毫无具体内容的抽象，到处套用，以致往往得出否定先进事物、肯定落后事物的荒唐的结论。
作为思想解放、史学反思的领军人物，黎澍先生又是李、胡二先生的师友[③]，可以说他们的思考非常契合，“四个阶梯”说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考形成的。当时我们七七、七八级学生，很多人有社会阅历，大家都沉浸在读书、反思、“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代氛围里。李时岳、胡滨先生的学术观点，在李老师对我们所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中曾有系统阐述，引起大家的共鸣，许多同学课后又与李老师反复探讨，从课堂一直跟到他家，那种学习、专研热情，真是难以忘怀。
当年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认定是“四人帮”糟蹋了马克思主义，记得李时岳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④]。“四个阶梯”说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历史主义观点为基本观点。生产力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奠基石，也是历史主义的出发点。《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历史研究既已证明，中国几千年来虽多次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力萌芽，却屡屡自生自灭，直至1860年代仍是一个农业自然经济社会。那么，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洋务运动怎么能够加以否定呢？尽管引进新生产力的人们其主观愿望是维护旧社会，但恩格斯有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⑥]在“马克思主义再学习”的课堂上，我们师生都成了“哲学迷”，从中体会着历史主义究竟是怎样看问题的。
四
曾有人不赞成“四个阶梯”说，想从师承关系上证明其源自蒋廷黻，经邵循正到达李、胡。其实，李、胡在清华、北大求学时，邵循正先生已被思想改造成了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做这种文章没什么意思。但后来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又在中国大陆再版，现代化史观也不成为了禁忌，人们的心态终于平和了许多，“查三代”打棍子的做法便失去了市场。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史观”，实为进化史观的产物，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今胜于昔”的演进过程，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早在1923年2月，梁启超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就提出中国人从“知不足”到“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是历史进化的标志。[⑦]1933年7月，《申报月刊》再发起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讨论者均将“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根本出路。此后，主流知识界开始普遍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来一度流行的“西化”概念。如冯友兰指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⑧]在那个年代，陈恭禄和蒋廷黻各自所著《中国近代史》可以称为现代化史观的代表作。
拿“四个阶梯“说与上述现代化史观做比较，可以看出其有些线索是相符合的，但实事求是地说， 李、胡当时还没有跳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给他们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递进说，他们认定，如同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这样的框架里，他们兼容了一部分现代化史观的叙述。
对“四个阶梯”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它企图解构“三个高潮”说，而“三个高潮”说所代表的革命史观，又是当今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史学资源。大家知道，“三个高潮”说是著名近代史学家胡绳提出来的。1954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创刊第1期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中所构建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由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贯穿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说，因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甚为契合而获得认同，并对近代史研究与教学产生了覆盖性影响。那么，“四个阶梯”说真的是要解构“三个高潮”说吗？抑或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真的是有你没我、尖锐对立的关系吗？我不这样看问题，我在一篇文章[⑨]中说：
所谓“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总看法。历史是内容极其丰富且相互联系的多面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观察到历史发展的多个侧面及其线索。毋庸置疑，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确以救国与革命为主要线索，“革命史观”是言之成理的学术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是以这一史观为主导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从器物层面到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层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经历着一个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这便是“现代化史观”的看法。
以往，我国史学界曾出现过关于这两种历史观的争论，有人认为这两种史观是对立的。其实，“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并不矛盾，更谈不上对立。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追求现代化的富民强国之理想，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离开了时代主题，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便要大打折扣。
从“三个高潮”说的提出者胡绳先生治学经历所走过的道路，也可以说明上述两种史观是能够兼容并包的。
胡绳早年的成名作是他1948年出版的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⑩]，该书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主要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与中国反动统治者相勾结的历史。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主要架构的革命史观。[⑪]1973年至1979年胡又以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⑫]把“三次革命高潮”说详加叙述。以上三著述，使胡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观”学派的主要奠基者和代表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跨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冲击“两个凡是”论，胡绳对此曾一度迟疑，因而受到批评。在新时期前段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胡绳曾对“四个阶梯”说表示过“难以认同”。然而在胡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学术研究突然迸发出了超越自我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八十自寿铭中，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⑬]胡绳说自己“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是“不理解”又“不能辨识”“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内心产生困惑和矛盾。他表示：“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约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⑭]
1998年胡绳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次年，又发表长篇论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在这两篇文章中，胡绳说，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⑮]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且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前提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有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胡绳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其主张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方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建国后毛又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以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错误观点。[⑯]
基于上述认识的逐渐形成，胡绳后来对用现代化史观来叙述中国近代史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还承认洋务派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启蒙作用。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维新派，维新派的活动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做了准备。[⑰]
对于胡绳晚年的学术飞跃，人称“胡绳现象”。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历史学自身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两方面来分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⑱]即是说历史认识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我相信，在后世历史学家那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都将会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
[①] 王也扬：《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
[②]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③] 上世纪60年代，教育部曾委托黎澍编写高等学校教材《史学概论》，黎澍先生挑选的编写组成员中，就有李时岳先生，后来编写工作因“文革”而中断。
[④] 《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7—479页。
[⑦]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
[⑧]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⑨] 王也扬：《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不对立》，《北京日报》2008年4月3日。
[⑩] 1948年香港生活书店版。
[⑪]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胡绳在文中说，把第二次革命高潮仅看做义和团运动“是不完全的”；戊戌维新也是“革命高涨时期的特征”，但义和团与戊戌维新“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后来随着阶级斗争观点的强化，戊戌维新则一度退出了革命史观的表述视野。
[⑫]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⑬] 见《百年潮》2002年第2期。
[⑭] 胡绳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1998年12月）。
[⑮] 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⑯] 参见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⑰]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⑱] 参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