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时岳先生于1996年4月5日匆匆弃养以来，我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以免困坐书房发呆，什么书都不想看，什么事都不想做。问题在于，你想不去想他，却未必能做到，至少就无法阻止别人不去提他。两月前赴会广东中山，与李时岳的几位关门弟子聚首，他们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他，谈他的学品、才情，还有他生前对我的关照与奖饰，他们全都知道。随后，赴会日本神户，继而弄斧东京，年过花甲的久保田文次先生还屈尊约集年近八旬的野泽丰先生与古稀师长中村义先生、藤井升三先生，与我这个中国后学座谈，并在日本女子大学对面的餐馆设宴，也免不了谈他们的朋友李时岳，谈这位曾于1989年11月接受在座诸公盛情接待的中国史家。久保田文次先生还提醒我：中村义先生和藤井升三先生的手中都没有《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一书，他们都想收藏，我满口应允，回国后就请时岳先生的开门弟子成关兄设法，不在话下。
大凡留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读者大概对李时岳之名不太陌生。那是一位心胸开阔、才气纵横的史家，也是一位能开风气必为师的史家。论才气，同属才子型的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召集人章开沅先生在《忆时岳》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众多中外几代著名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论贡献，不说别的，仅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本已逾120万册销售额的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而言，不尚喧哗的李时岳不仅是该书的积极撰稿人与修订者之一，而且还是鲜为人知的首倡者。他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以农艺学始，以历史学终。1952年秋步入未名湖畔，考取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他的毕业论文《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专著，影响及于四海。日本学者中村哲夫教授称：“这部著作对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湖即湖南、湖北两省的社会经济背景入手，通过翔实的考证去把握武昌起义爆发的整个过程的研究方法，即是李教授影响的结果。”（《悼念李时岳教授》，《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李时岳离开北京大学后，任教吉林大学，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青春献给东北的那个学术重镇。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长白山麓的乡村耕作也曾是他的必修功课，照样出色。当“科学的春天”来临时，一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便是他率先突破革命史观的束缚而扮演史学旗手的一个信号。不少从事思想史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引入，开启了学术界对近代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殊不知，引进现代化理论不过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在此5年前，作为史家的李时岳就已开始了独立的思考。是他以洋务运动为突破口，率先发起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讨论，史坛有目共睹。汕头大学创建期间，李时岳应邀南下，以副校长身份主持该校的文科建设，随后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频繁的工作调动与兼职难免分散他的治学精力，使他的许多著述计划都无法完成。加上晚年身体欠佳，过早谢世，良为憾事。
首先需要交代的是，我不是李时岳先生的入室弟子。不知什么原因，不少读者常把我归入时岳先生门下。去年，《学术批评网》上一篇批评我和时岳先生的文章就是如此。我既为之感动，也自觉惭愧，因为那毕竟是我此生不曾努力实现的宿愿。
有位新西兰作家说，福建的长汀是赤县神州最美丽的两座县城之一。我不知道此话是否属实，我只知道那是战士的故乡。李时岳的父亲震东公就曾在那里组织劳苦乡亲奋起暴动，在“苏区”内部的“肃反”冤案中血染桑梓。李时岳身落尘埃时的第一声呼喊就来自长汀。大概因为战士的雄姿强化了长汀的美丽，才有人为之赞叹和倾倒。大概因为战士的血脉造就了时岳先生矢志求真而义无反顾的学人风采，才使他在宁静与沉闷相匹配的史学园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国家高考制度恢复不久，我离开电影放映员的岗位，颇不情愿地走近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一度自暴自弃，很少看专业书。及至二年二期时，经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讲教师林增平教授提示，翻阅《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方知时岳师之名。时值中华大地时兴“拔乱反正”。不知是专业性质的局囿，还是研究素质有别，哲学界与文学界抢尽风头，不乏才华横溢的大手笔。相比之下，史学队伍则以“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居多，常见奢谈打“死老虎”，还不乏“怀旧”的职业病，以独立见解开风气者却屈指可数。在我看来，李时岳就是那可数中人。无论是执著求真的态度，还是放眼未来的豪情、才识与文采，他都在一流。
我曾口出狂言，毕业时就报考他或与他的学识、才情、风格相近者的研究生，圆一个“走出潇湘”的少年之梦。孰料随后不久，家中既遭变故：年近花甲的家父突然双目失明，已经分配到户的两亩“责任田”亟待承耕。我身为农家独子，别无选择，只盼早日打道回家，先把双亲接出再说。当时以为自己年龄不大，外语成绩也不算差，将来至少还有资格考它十年八载。却没想到，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肩挑教员、儿子、丈夫、父亲四位一体的责任，自己所能追求的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况且，由于有过两次高考分数偏高而阴差阳错连遭冷落的辛酸经历，我还有点相信缘分，此生所欲求的，又往往是此生所未得的，也许我原本就没有立雪李门的缘分。至于后来借助于学术会议，得以走近李时岳，接受他那非同寻常的关怀与垂爱，补上一段师生情缘，那并非我敢梦想的。
初见李时岳是在1985年，那是白兰瓜的季节，我作为益阳师专的青年教员，厕身于师长云集的全国第三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那天，总算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不带讲稿侃侃而谈的他：一个由瘦弱身材衬托出干练与利索的他，一个微笑有分寸而抽烟无节制的他，一个如雷贯耳的学术声名与花白的头发大致相称却与实际年龄不完全相称的他，还有一个虽并不好“斗”，但仿佛只有在即兴辩论时方可充分展示思辨强项与语言表达能力的他。
分组讨论的第一天下午，他从兰州大学讲学返回，主持小组讨论。当他的老搭档赵矢元教授简短地通报上午的小组讨论情况后，全组出现冷场。为了打破僵局，他突然提出：下午的发言以齿叙，从最幼者开始。话音刚落，群起呼应，睽睽众目齐射我这个没见过世面和上不了台盘的山野顽童。我期期艾艾，窘迫得连推辞一类话语也说不好，只能红着脖子结结巴巴说几句，交差而已。当人民大学的宫明老师向我提出一个并不很难的问题时，我也紧张得不知如何措辞。还是热心的赵矢元先生主动替我解答，我似乎才对“解放”、“仗义”等词多了一分贴切的理解。也许因为有了李时岳把我逼上“梁山”这一遭，才使我有可能在此后的学术研讨会上不至于过分胆怯，即使“答记者问”之类，也不再吞吞吐吐。
逼迫归逼迫，交往归交往。既然我连小组发言都那么紧张，自然不敢乘机向他靠拢请益。那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而且在我看来，他属于才子型的史家，才子又往往是孤傲的别名，不好接近。而且当时他已出任汕头大学的副校长，在我们国家，那也是既不大也不小的官衔。我想：他可能会有副校长的架子，可能不同于我所熟悉的林增平老师那样的校长。林老师是既不想“入道”，也不擅“入道”，才始终保持一份忠厚长者的书生本色。某日下午，我尾随徐泰来先生和他，在甘肃省委干部招待所附近寻找邮局，把会议资料寄回家中，一路上都在静听他俩叙说师生情话，始终不敢张嘴插一句。个中木讷与呆滞，实秉性使然。
两年之后，徐泰来先生在张家界主持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讨论会，他姗姗来迟。在此会上，我针对他那山鸣谷应的“两种趋向说”斗胆提出两点质疑，言下之意是主张在他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思索朝前走。当时我还为他的迟到而庆幸，因为他听不到我的发言。其实，那不过是我自作聪明，他从提交会场的论文中就已看到来自无名小卒的批评。
再过两年，亦即1989年，当张家界的邻里天子山再次举行同类研讨会时，主席台上传来他的声音：
“有位青年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是对的。我由于受民族感情的制约，没有把问题阐述清楚，还自相矛盾……”
他的一席话出乎我的意料，孟浪后学与一代宗师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荡然无存。我总算明白，我所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与其说他瘦弱，还不如说他高大。他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在这一点上，他同曾经鼓励我挑毛病的林增平老师并没有什么区别。
该会闭幕式刚结束，还不到晚餐时间，我在走廊上遇到一向满面春风善待后学的张磊先生。张先生先是鼓励后学一番，然后屈尊邀我到他的房间坐一坐。原来，他们师兄弟就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正在关门吐雾。当张先生把我介绍给他时，他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辄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显然，该轮到我向他和张老师走近的时候了……
承颜接辞之后，便是赓续不绝的书信往来。数易寒暑，无从间断。他很清楚，尽管我已从益阳师专调入湘潭师范学院，那也不过是从一个黄土高坡移居另一个黄土高坡，习史的资料、时间、经费乃至文化氛围在在稀缺，举步维艰。每当在研习过程中遇到难题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寄函向他求援。他不嫌弃我这个散兵游勇的浅陋与平庸，有求必应。他著书立说是大手笔，函授传檄也是身手不凡。每函一般是满满的一页，个别时候是两页，字形不大，开门见山。话治学，评学风，品味世道人情，论说古今人物，他都推心置腹，几乎无所不谈。1991年10月武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与1993年11月康梁研究国际研讨会期间，他又耳提面命，要言不烦。无论是阅读函示，还是面聆教诲，我都如坐春风。个中收获与快意，岂能凭借语言表达清楚！因为每一句关问都源于一份爱心，每一次鞭策都蕴涵一份力量。我虽明白，他并没有义务为我如此付出，但我不明白，像他这样的好人为何偏偏寿命不长？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为了改善我的工作环境，他带着病体，接连替我设计过好几个工作调动方案和报考博士生的方案，此类函件多达十余封，酣语长情充斥字里行间。1992年7月13日手谕就提醒我：
“你这次能评上副教授，则是否再考博士生，似可再斟酌。为了离开湘潭，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同年9月25日钧示云：
“报载，国光公司拟在湖南重奖‘高考状元’，结果引起一声风波。省高教局不出示‘状元’名单，经民间多方努力，找到了二名‘状元’已发奖，尚有二名没有找到，有关领导对此至今尚未表态。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某某领导人的保守，令人扼腕。你想早日离开湖南的意愿就更加可以理解了。我一定替你留意，有了机会，将立即通知你。”
正当他四处托人替我落实接收单位时，已故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郑云山教授也在西子湖畔为我争取调入，而且办事速度颇快，这与校长沈善洪教授过问此事有关。次年春，杭州的商调函即将抵潭，我因双亲不愿意离湘随迁而有些犹豫，辄就此情向他函禀，不意他于一周之内专函裁点——
世佑：
来书奉悉。你谈的情况，似乎比我想的还糟。既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管怎么说，杭州总要比湘潭好得多。所说的“距湖南太远”，根本不成为理由。为什么非在家乡老死不可呢？这种“家乡观念”，实质上也是封建观念，是一种不开化、不文明的表现，所谓“故土难离”、“安土重迁”之类。凡有所成就者，有几个是在家乡干事业的？
杭大的情况我也不甚了了。曾有一位吉大的同事调到杭大去，但没有深谈过。不过，作为省城的大学总不至于比你们学校差吧！杭州的气候也不太好，夏天太热，但我想也不会比湘潭坏到哪里去，至于其他自然条件是湘潭所不可比拟的。
我觉得，你应该取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即使家属的工作一时难以安排，也在所不计。去了再说。此复。祝顺遂。
时岳
4月6日
我自6岁发蒙采芹，历时十余年，认师若干，像他这样一针见血严厉批评和指点到家者，可谓独无仅有。手捧此函，五尺男儿有感于大匠塑人的颜范与神力，热泪不招自引。儿时常听家母说：爱之深而责之切。不知此言是否可以普泛化，但我觉得他时岳师离我很近，很近……我于1993年11月携妻小迁居钱塘后，他又及时函嘱：
“到一个新单位，要有一段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妄发议论。因为新来乍到，可能言不中的，也可能招人侧目，先做好本职工作，站稳脚跟，然后图改善环境。”
迁杭3年来，栖身于这块“天堂”意识颇浓的土地，我的耳边无时不在回响起时岳师的这番教诲。当我以在职形式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他又牵念着我的学位论文选题。他说，如果走南京二档查阅资料，他要把我引荐给他的大学同窗、南京大学著名近世史专家茅家琦教授。他的论文集《近代史新论》出版后，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写一个长篇评论，他也希望如此。文中有1/4的篇幅在毫无顾忌地抖出商榷性的意见，而且径直寄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他也未提要先过目。拙稿发表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塌实，批评长者的篇什毕竟与国情不符。不意他在来信中称：“写得很好”，我才如释重负。这就是李时岳——一个真正的学者。
1996年元旦前夕，我寄呈一函恭贺新年，顺便禀告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的撰写进度，请他于脱稿后与李文海先生一同赐序遮羞。一周之后就收到他的回信。他欣然应允写序， “盼早日脱稿”，还建议增设“太平天国”一章，说:
“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我心里明白，他又在动员和鼓励我加盟于这样的“攻坚战”。其实，他不知道，我总觉得“高处不胜寒”，而且自量功力与才识等个人素质均无从谈起，不足以厕身其间，以免太累。拙著就试图尽可能回避某些劳而无功的烦恼，多说些平淡无奇的话，也许更符合如今做教员的职业特征。我倒有点纳闷：既然他谋开风气的念头无从减少，锐气不逊当年，近来《历史研究》编辑部约他撰文评述目前的近代史研究状况时，他又何必婉辞谢绝？其一以贯之的逻辑思路安在？我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把准备回函的信封写好，就埋头赶写书稿和应付博士课程中的两门外语去了。这一埋头就如武陵人，竟不知秦汉魏晋。我哪能知道，就在3个月之后，他却匆匆空悬绛帐，从此天上人间！
说来奇怪，就在他溘然弃世的前天晚上，我在回函辞谢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之函约时，就建议对方多邀请像他这样既不乏敏捷思维、又身怀口才绝技、还洒一路宗师风采的师长去开启那些自命为跨世纪人才的大学生。我还自作主张，把他的住址连同邮编详告对方。也是在这天晚上，我回函他所关注的《曾国藩学刊》编辑部的负责人，请在载有拙稿《曾国藩研究三题》的该刊第三辑出版后，代我寄呈他一份。同样是在这天晚上，我同拙著的责任编辑建国社长通电话时，也介绍了他对拙著的再三指点与垂念。至今我却无法知道，在他即将乘鹤而去时，究竟是哪只看不见的手既不明说，却又频频操纵和暗示我集中做些与他有关的事。
尼采说过：“上帝死了！”我在一篇与史学无关的短文中则提出：“上帝还活着，它原本就喜欢同弱者过不去。”如今当我回首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师生情缘，我真想补充说：“上帝一般喜欢同弱者过不去，但有时似乎也同情弱者。”其道理很简单：上帝使作辍学肤如我者于无心插柳之后还能拥有他这样的师长，一位举世瞩目和诲我不倦的师长。
面对时岳先生慷慨馈赠的如海师恩，我自量此生无以为报，曾经与成关教授协商，拟在时岳师70华诞时，加盟于他的入室弟子成关、雷颐、书源诸兄中，或直抵南国羊城，或聚首长白山下，参与谢师庆典，聊报师恩于万一。如今他却过早地撒手尘寰，我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已无从实现，真不知此生还能为他做点什么。我原以为自己也算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我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从容地面对死亡。现在我才知道，死亡只意味着已死者的毁灭与未死者的痛苦，二者都是极端残酷的。尽管人类无法逃避死亡，但也应当诅咒死亡，直到人类都已习惯于死亡和从容地接受死亡为止。
作为宫墙外望者，我自量受惠于李时岳先生颇多，却不曾为他做点什么。1998年8月，戊戌变法10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召开。《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与到会的李门弟子拟于21日晚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聊寄哀思，事先商拟撰一篇报道，《人民日报》理论部李炳清先生颇有刊发之美意。编委会负责人徐彻先生等建议由我执笔。我本面有难色，略示推却之意，因为李门弟子中多的是大编辑或大记者，还轮不到我来献丑。这时，《历史研究》编审徐思彦半真半假地发话：“李老师生前那么喜欢你，你却不愿意为他做点事，当心你下次去他那里报到时，他不收你了。”既闻此言，我只好不再推托，因为我希望他收我，这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专心写就那篇千字文，我在会后搬到中央党校招待所，用李炳清先生的话说是“越搬越偏”。我只想远离闹市，而且在冷静3天之后再动笔，尽量不把个人之于时岳师的情感带进来。结果，一写就是3000字，我不想压缩，也很难压缩，只好拆成两篇，一篇交《人民日报》，另一篇则带回杭州，交《浙江社会科学》，后者就是我在浙江的学术刊物发稿之始。这能算是我为他身后所做的一件事么？
我原本不是一个易动感情者，但老实说，对李时岳先生不同。当我接到他忽发心脏病而逝世的那份讣告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每逢钧示南来，教诲??，先生视我如弟子；一望钱江东去，哀思缕缕，苍天何处纳尊师！”这份挽词就是从泪水中涌出的。去年暑假与某生聚首温州，促膝倾谈自己的经历，也谈到时岳师生前对我的关爱，乃至含泪无言，该生也不以为奇，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如今“学者”、“教授”何其多，像李时岳那样的学者、教授却何其少！尽管李时岳空悬绛帐已近6年光景，尽管他晚年坚守杏坛的那个家早已人去楼空，连师母也已携哀他迁，但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他还不曾离去，而且南国羊城的天河北路375号303房将是一个永不消失的空间，因为它曾经牵系着我的成长。有情的飞鸿数十次风雨无阻南携他的手谕，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从那里启程的。
13年前，我在悼念陈旭麓先生一文结尾时写道：“陈先生抛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攘攘，从此换得一份在生难得的安静，这是后学于痛悼之余惟一感到欣慰的。”这段话其实也适合于时岳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一般都是这样。不是吗 ?
作者附识：原稿作于1996年10月，题为《一封迟寄的回信——为悼念李时岳先生而作》，原载《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这次重刊前有所增补。
2002年1月7日01：40于杭州体育场路•浙江大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