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本文已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发表，发表时作了较大删减。原文由赵树迪、黄任望联合署名。文章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由赵树迪提出，并搜集了相关大量资料；在此特以致谢。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作者现以原稿（未作删节版）请求批评（huangrw76@aliyun.com）。因与《太平洋学报》发表版本存在较大不同，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独立署名。

摘要：本文认为所谓“特朗普特质”，包含三个方面：商人思维、“政治素人”、及其个人的性格特点。“特朗普特质”有可能导致的对外政策风格为：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倾向双边主义，实施精确管理；因为过于主观或主动而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基于“特朗普特质”的分析，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表现为：利益主导；经贸关系议题突显；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双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所强化；“戏剧化现象”，等等。

关键词： “特朗普特质”；对外政策；中美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参选美国总统期间、当选之后，以及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当中，三个时间节点，多个管道、多种场合发表的对华政策言论，体现出从提倡对抗、到挑衅试探、再到可以务实合作的一种嬗变。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学者和政策圈曾经不无疑虑，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面临挑战。国内学者关注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①]。以达巍、刁大明为例，他们的分析基本属于宏观、结构性的政策分析。他们的分析也都涉及到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班底还未完全充分到位、存在变动因素，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处在磨合之中，相关的战略定义、政策框架目前尚不明朗；对其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进行战略预判是困难的。本文试图通过初步的“特朗普特质”分析，从其就任以来局部显露的对外政策风格入手，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

一、“特朗普特质”

刁大明把特朗普的个人因素视为一种“确定性”，认为“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着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过程中的风格、偏好以及局限性”[②]。对国家元首、政治家的个人特质进行分析，已经是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随着美国总统在其对外决策体系和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上升，“特朗普特质”显然具有政策分析意义。从特朗普的职业、生活经历，以及言行方式来看，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比较，其个人特质有三个方面：商人思维、“政治素人”，以及较为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商人思维

商人思维来源于长期的商业活动。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特朗普把商业、交易看作艺术，并且热衷其中、志得意满，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过畅销书《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古今中外，商人的基本原则是以实利为目的，奉行实用主义。追求盈利、享受财富——商人的价值观、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在特朗普个人身上，同时也给他的家族文化、身边家人身上打下深刻烙印。特朗普并不掩盖自身的商人特质，反而对于商人的价值观和行事风格深具自信；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口头禅是“我很富有”（“I’m rich.”）、并且直言喜欢“赢”这个字眼。出于商人价值的偏好，特朗普直接在组阁过程中延揽同类、同好。特朗普内阁很多都是著名企业的CEO，被媒体称为“富豪团队”。可以预见，追逐实利、熟悉交易、不惧（甚至喜欢）博弈、结果导向、习惯量化，来自长期企业经营管理而非政府官僚体制经验的商人思维，不仅会是特朗普本人的特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扩大为内阁成员的群体特征和整体风格。

（二）“政治素人”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业余还是一个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与往届总统相比，他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竞选过程当中，“政治素人”出身不但没有成为特朗普的缺点，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党内建制派，反而成为引起选民兴趣、获得选民信任的差别优势。而且，“政治素人”形象成为特朗普竞选过程当中、就任初期的一种安全保护色，可以为其言行瑕疵以及错误提供理由，在国内外获得谅解。在特朗普的执政初期，“政治素人”做派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博弈技巧，在应对国内外的政治对象时以“装疯卖傻”掩护真实动机、争取战略主动。“政治素人”还有一种优势，就是本身不是政治家、政客，不会受到职业政治家、政客思维定势的束缚；在政治思考和实践中可以另辟蹊径、产生突破。当然，“政治素人”也存在缺陷，由于缺乏从政、施政经验，在与官僚体制互动过程当中，可能有时掌控不力、难以协调，不利政策形成和有效执行。对于外国来说，这就需要对美国新任“政治素人”总统就任初、中期的假装不灵与实际不能之间进行准确判断。

（三）个人的性格特点

国内学者也已有人对特朗普的人格因素进行研究。比如，尹继武认为特朗普能够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不走寻常路”的性格特征有关。[③]根据特朗普的商业行为、政治活动、生活经历和言行举止，对其进行人格分析，可以看到他较为鲜明的性格特点。比如，自我意识强烈，性格外向，主动、富有进攻性，好强、虚荣，不循常理，口无遮拦，随性，善变，情绪化；等等。按照一般心理学上常用的四种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分类，特朗普可以归为胆汁质或多血质。这种性格表现在他的个人往事、日常生活，喜好特别词汇的用语习惯，与人交往的礼仪、举止，相对夸张的表达方式、表情和肢体语言上。特朗普以往私生活中的粗口、脏话，与好莱坞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的隔空口角，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的拒绝握手，以及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时的夸张牵拉，都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热点。这种鲜明的性格特点和人们印象中政治家们大多共有的复杂、内敛和习于均衡不同；相比追求沉稳，特朗普更倾向于呈现“戏剧感”、更容易制造“戏剧性”。

二、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风格

从学者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观点来看，有的倾向于体制、模式——官僚政治决定论，有的倾向总统个人——“帝王总统”决定论。前者认为，总统在影响力方面并不是万能的；总统可能被官僚（或者被国家的其他核心决策者）所左右，总统非常依赖官僚体系来获得信息，进行鉴别、分析，提出建议和有效执行[④]。而且，事实上存在多种力量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比如，除了总统的白宫办事机构之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安全部门、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和公众舆论，等等。美国的宪法框架、文化传统与国民性格、政治思潮、学说和理论，等等；也会对总统的理念、观点形成制约。后者认为，美国总统就是“帝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外交方面处于首要地位；并且这有二战以后总统的核心作用逐渐提升的客观事实为证；他们认为，尽管不应漠视三权分立的制衡意义，但是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美国总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⑤]。

根据大卫·米切儿（David Mitchell）的研究，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帝王”色彩的浓淡，取决于管理体系采取形式性还是合议性以及集权程度的强弱。如果内部体制是形式性管理和高集权程度结合，总统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将占据支配地位（尼克松案例）[⑥]。一般来说，内部的集权需要和外部面临的挑战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外部挑战加剧，内部必然会集权。冷战结束以后，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希求建立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面临现实危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丛生并且加剧；民主体制的活力和效率遭受质疑，加强体制内部集权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处在全球历史、美国历史的关口之上，而且这两个关口形成叠加。国内外客观形势要求特朗普成为一个“主动—积极”型的总统。因此，除了宏观的结构性分析之外，研究特朗普的个人特质、领导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及其对于决策体系产生影响的方式等等微观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朗普特质”：商人思维、“政治素人”、以及强烈个性，已经在就任伊始的对外决策和外交活动中留下鲜明痕迹，初步显露一种特定的风格。

（一）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

基于商人思维，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会以实际利益的维护和获得为主要目的。全球整体性的秩序、公益考虑，以及美国的国家形象、权力权威需要则退为其次。特朗普就职以后积极履行竞选诺言，以行政命令方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谋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试图推翻奥巴马气候问题核心政策“气候行动计划”；等等。并且，在联盟体系内部扬言后撤，要求其他国家增加付出和义务，引起盟友不适甚至焦虑。实际利益主要包括安全和发展两部分。可以预计，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会相对聚焦于安全与美国的自身发展两大议题。但是，整体上积极追求实利，也有可能导致一种反向均衡和自我弥补，比如采取某种局部、偶然的追求“宗教感”行动。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教徒文化的内在张力——即在世俗的利益追求与终极关怀之间存在冲突。因此，基于特朗普的基督徒身份，这种反向均衡和自我弥补会成为一种需要。特朗普本人从其自身的教育背景、实践经验出发，可能更容易选择一种宗教性的情感偏好，而非既定的学术、理论立场。中国作为一个主体信奉现代无神论，并有长期儒家淑世主义文化传统（钱穆语）的国家，与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和精神存在隔膜，往往容易忽略对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心理因素。

（二）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

由于“政治素人”出身，缺乏从政和外交经验，特朗普与国安委、国务院、安全机构等组织、人员的磨合、熟悉还未完成；从形式上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一年以内的外交技术、技巧会相对粗糙生硬。华盛顿的前职业外交官、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部分学者，对于特朗普、蒂勒森就任以来的对外政策表达、涉外言论多有批评，认为缺乏“专业性”，瑕疵、错误频出。但是，尽管尚未完全进入状态，程序、技术、技巧上有时暴露不足；特朗普政府索性注重务实、强调“结果”，谋求突显一种“实效主义”风格，以与前任、以往的建制派风格区别。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基本打破了外界关于“适应周期”和“调整节奏”的预期，直接进入“结果导向”。比如，2017年3月18日蒂勒森访华时，就明确提出寻求在美中两国之间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有建设性的关系”。这种“结果导向”的博弈策略是“田忌赛马”式的，突显战略的主动性。

（三）倾向双边主义，实施精确管理

“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和“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内顾倾向，使得特朗普政府必须更多的考虑成本、节省资源；因此，必然倾向双边主义，追求实施精确管理。在特朗普看来，纠缠于全球事务和多边关系，会使美国以一对多、首尾难顾，捉襟见肘、耗费国力。而从博弈策略来看，实施双边主义，进行精确管理；确实有利于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已有优势，在一对一的战略博弈当中占据主动、获得胜利。这种突出重点、聚焦问题、以结果为导向、一对一精确管理的思路更多是从企业经营哲学，而非政府行政习惯得来。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国选择“内向政策”、倾向双边主义战略、谋求精确管理，确实具备客观条件；因为逆全球化潮流（哪怕只是短期现象）之际，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面临内部问题，此时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取代美国位置，或者发起、建立集体性的反美势力。

（四）因为过于主观或主动而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

回收内顾，积极追求实利、结果导向、实施双边主义，是美国的换轨、变速尝试。这种突然的换轨和变速，必然会对既有的全球体系、世界秩序、部分地区局势带来影响。可以预计，许多国家将不得不与美国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其中一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可能走向恶化。特朗普执政以后，显示战略收缩的姿态。但是这种收缩并非撤退，而是聚焦；是从全球范畴切换为特定范畴。比如，美国在韩国积极部署萨德、频繁实施美韩联合军演、不断提高战略威慑调门；在中东政策上更加向以色列倾斜；直接绕过联合国机制，在2017年4月6日发射59枚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等等。特朗普政府相比前任主观性和主动性在加强，其战略、政策是否比会前任激进，值得观察。这些过于主观或主动的做法，可能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

三、中美关系前景蠡测

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中美之间政治与安全上的矛盾困境一时难以解决、甚至加深；经贸关系相互依赖，广度和深度加强，但是竞争和矛盾也在上升[⑦]。学者们对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初步形成一种关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共识。所谓“确定性”，是指下列情况一般是确定的：特朗普执政的政治基础，比如保守主义；特朗普内阁的组成，比如外交、军事、安全机构关键领导岗位上反华和对华强硬派居多；特朗普执政的战略设想，将以美国优先，以国内问题、经贸问题为主[⑧]；外部环境，全球普遍兴起国内政治的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的孤立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所谓“不确定性”，一般是指从战略设想到具体政策的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美国总统与有关外交决策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美方决策体系内部的不一致，关键机构和决策人物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够专业，等等。从实践来看，中国对美的战略与政策是倾向友好与合作的，并且具有连续性；这在近年来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4月6日两国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中均有所体现。

事实上，在竞选过程当中和当选伊始，特朗普指责中美贸易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在韩国积极部署萨德；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声称要把“一中问题”和中美贸易等其他议题挂钩。但是，经过不断的多种形式的间接、直接接触和沟通，尤其是海湖庄园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建立了个人之间的友谊，并就积极发展美中关系、加强合作达成共识，新建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透露，中美在经贸问题上还达成了一个“100天计划”。从特朗普对华态度的嬗变过程，以及海湖庄园双方会谈涉及的内容和具体成果来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追求实利、结果导向、双边主义的风格倾向；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美关系发展存在以下可能。

（一）现实利益主导

后危机时代，由于中美两国各自必须面对国内问题，政治与价值体系上的制度、意识形态纷争可能暂时、相对消退；美国的实用主义逻辑在其中会起主要作用[⑨]。两国关系将以实际、具体的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主导。积极的可能是：中美两国会在政治与安全互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上谋求进展。中美双方会在地区安全局势和双方核心利益的关切上交换意见、进行沟通。中国方面欢迎和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美国可能抛弃政治成见和战略猜忌，共同开拓全球市场、实现共赢。消极的可能是：中美双方在政治与安全问题、经贸关系问题上出现倒退，比如：战略怀疑加剧、经贸关系严重对立。

（二）突显经贸关系议题

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关系。据统计，2015年中美贸易额已达到5583.9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方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竞争和摩擦也在加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如贸易平衡问题、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将进一步突显出来；并且具体化[⑩]。人权问题、海洋问题等政治与价值体系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热度和实际权重将有可能降低。

（三）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

由于美国采取战略收缩、回归国内，倾向实利外交、结果导向和双边主义；中美双方之间的战略互动空间会缩小、环节会减少。同时，双边对话逐渐聚焦，经贸议题突显。以上情况将导致地区与全球之间、不同领域多个议题之间的利益互换机会减少。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因此变窄。这一结果带来的积极一面是：双方的经贸关系可能变得清晰；由于议题集中化、专门化、具体化，双方的对话频率和对话质量有可能提高，关于贸易平衡、货币政策、知识产权、投资准入、特殊商品和技术的控制等问题的定义、判断标准和举证会更加科学。这有利于澄清彼此大而化之、流于猜测的相互怀疑和指责，甚至彼此利用中美经济摩擦作为自身经济失败的借口[11]。消极的一面是：在双方的对话、博弈加深过程中，彼此的退路减少；过去潜藏而不为人知的矛盾浮现出来，或者从旧矛盾衍生出新的矛盾。

（四）双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所强化

由于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双边主义框架下，中美关系具体领域和事务上合作或对抗的方向性将更加明确，实际效果将有所强化。甚至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即要么合作得更好、要么对抗得更加剧烈，合作和对抗的效果不断自我强化。在对抗风险增加、并且趋向实现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应当保持冷静，以时间换取空间，懂得搁置和迂回。因此，中美关系走向合作还是对抗，的确取决于两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牵引[12]。

（五）“戏剧化现象”

已有的情况显示，中美关系当中元首互动、政治家外交的因素在上升；双方各自的对外决策权力可能上收。因此，元首、政治家的个人特质在彼此外交决策和战略互动中的影响力在加大。而体制和集体的作用会相对减弱。如果特朗普政府一味追求战略主动和强势，同时“特朗普特质”发挥影响，相应的连锁反应是中美关系容易出现“戏剧化现象”。

结论与建议

以上是从分析“特朗普特质”，到对其对外政策风格、特点的初步把握，进而对于特朗普执政初、中期中美关系前景进行的预测和判断。本文认为，“特朗普特质”（商人思维、“政治素人”及其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风格形成以及中美关系的具体走向会有影响。“特朗普特质”有可能导致的政策风格是：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倾向双边主义，谋求实施精确管理；因为过于主观或主动而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等等。在这种政策风格影响下，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表现为：现实利益主导而淡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纷争；经贸关系议题突显，以至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矛盾进一步集中化、显性化；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合作还是对抗易见分晓；双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所强化，不管是合作还是对抗，效果会较快显现出来；元首、政治家的个人影响力增强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强，容易发生“戏剧化现象”。

本文对于中美关系的预测和判断，是相对静止和单方面的。作为一种假设，并没有考虑特朗普可能会对自我因素和个人影响加强控制、甚至进行调整，也没有考虑决策体系与之互动的情况。此外，本文也只是考察美国单方面的情况，没有太多涉及中国的应对机制和可能。基于这种静止和单方面的判断，理论上中方可以采取以下对应措施：一是加强对于“特朗普特质”的重视和认识，对其优劣、利弊，对其政策意义、作用机理有更加充分、深入和准确的把握；二是提高风险和危机管控意识，对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尽可能的进行分析、列举和梳理，在事前“有备无患”，在事中能够找到替代方案或者进行搁置、迂回，在事后能够获得一定补救；三是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冲中美之间的对抗风险，对美国实施战略牵引；四是扩大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范畴，构造更多的合作界面，抵消对抗因素；五是在元首、政治家外交，机构、职业外交家外交，以及民间外交之间进行合理均衡，延展和丰富战略、外交范畴，在两国关系整体结构和氛围上进行把握，稀释竞争、博弈、对抗和敌对因素。

本文引出的一个思考是，中美双方在战略互动、政策交往过程当中，除了国家实力、国际体系、历史演变等宏观性、结构性因素之外；决策主体，即元首、政治家和决策体系的因素到底有多大权重？因为战略最终必须落实在战术层面，取决于具体的组织和个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双方的元首、政治家在对外决策过程当中占有关键地位；但是，完全的元首、政治家外交并不可能，更多的还是机构、职业外交家外交，或者元首、政治家和机构、职业外交家结合的外交。元首、政治家与机构、职业外交家、专业人士的价值作用会有正正相加、负负相加、正负抵消的三种情况。如果在元首、政治家的战略和外交水平同等的条件下，机构（包括外交、安全和军事机构）、职业外交家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以人才为视角，教育体制、知识结构、道德品质（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专业能力、实践经验，以及体制、体系内的培养、任用和管理制度、模式，具有系统意义。这种系统的确定性最终会覆盖单个、随机因素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美国实力的衰退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仅中国）的实力增长是一个必然趋势。在优势逐渐流失之前，美国一定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中国必须尽快弥补自身战略能力和外交水平方面的短板，更加稳健和灵活，而非呆板、冲动。

*作者简介：黄任望，男，1976年生人，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调研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

[①] 参见达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于《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9页；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于《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5—84页。

[②]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9页。

[③] 尹继武：“特朗普治人格质分析及其政策偏好分析”，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20页。

[④] 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7页。

[⑤] 夏尔—菲利普·戴维（Charles-Philippe David）、路易·巴尔塔扎（Louis Balthazar）、于斯丹·瓦伊斯（Justin Vaisse）/著，钟震宇/译：《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1页。

[⑥]夏尔—菲利普·戴维（Charles-Philippe David）、路易·巴尔塔扎（Louis Balthazar）、于斯丹·瓦伊斯（Justin Vaisse）/著，钟震宇/译：《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50页。

[⑦] 魏南枝：“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第48—62页。

[⑧] 张玉国：“特朗普政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载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16页。

[⑨] 宋国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基点及其形态”，载于《学术探索》，2017年第2期，第31页。

[⑩] 有外电推测，海湖庄园会晤提出的四个新的对话机制可能取代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可见，中美经贸关系对话“具体化”是一个趋势。

[11] 事实上，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参见美国学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和中国学者王缉思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王缉思主编，《释疑：走出中美困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12] 根据媒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海湖庄园会晤的首日谈话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两国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这可以看作政治家实施顶层设计和战略牵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