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謇研究总体仍处“沉潜”状态，并未成为“显学”。建国以前、建国到“文革”、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对于张謇的历史研究冷热交替。张謇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时代与环境、人文社科发展和史料挖掘等条件开始具备；但是，既有的思维惯性、知识疏离以及对象本身的客观难度构成挑战。建议重新定位、评价张謇，积极对接世界性学术议题，进行适当聚焦，加强跨学科、交叉式研究，使张謇研究的视野和格局更加开放、宏大。
【关键词】张謇研究 回顾 分析 建议
作者简介：黄任望，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调研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个人邮箱：huangrw76@aliyun.com请批评赐教。
百年以来的张謇研究曲折前行[1]。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2006年评价说，张謇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虽然规模和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他提倡要“更为主动的走出去，与其它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2]。近十年来，张謇研究又取得新的进步。本文拟对国内的张謇研究再次进行整体回顾，探索其中的规律，并就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同时，根据一些新情况作出预测。谬误之处请广大同仁指正。
一、沉潜[3]与律动
近十多年来，较有代表性的张謇研究综述文章主要有：《国内外张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庄安正2000年）[4]，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在世时期、去世到建国、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0年的四个分期。《近十年来张謇研究述评》（王玲2003年）[5]，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公益慈善四个领域的划分。《张謇研究与张謇学》（张廷栖2006年）[6]，该文探讨了“张謇学”成立的客观、主观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南通张謇研究》（张廷栖2008年）[7]，该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张謇研究作了复苏（1978年12月—1984年）、启动始发（1984年底—2000年）、全面发展（2000年—2008年）的三个阶段划分。《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兰馨2009年）[8]，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解放前、解放后至文革中、改革开放至今三阶段划分。《近十年张謇研究回顾》（陈争平2015年）[9]，该文显示近十年来学界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张謇的近代城市建设、经济思想、农业现代化、大生企业制度及经营管理、近代教育事业、地方自治思想、社会公益及文化事业以及“张謇学”等八个方面。《欧美日的张謇研究》（羽离子2004年）[10]、《台港地区对张謇及其事业的研究概况》（羽离子2010年）[11]介绍了海外张謇研究概况。有关张謇研究的综述性、总结性著作（图书）则有：《张謇研究百年回眸》（王敦琴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我与张謇研究》（尤世玮、杨树德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的文章《张謇研究在日本的发展》（2013年）[12]显示，日本学界对张謇的研究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一）张謇研究的基本格局
根据以上研究综述文章、著作提供的线索，借助部分材料[13]；可以看出，已有的张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张謇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治理、公益慈善以及文化方面的思想与活动等领域。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涵盖文、史、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城市规划、工程建设、水利、交通、农业、海洋开发与管理、医学等专业，甚至涉及军事、外交、艺术等等。广义的张謇研究成果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经过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的张謇研究历史资料，如两版《张謇全集》（1994年版和2012年版）[14]，以及大生档案[15]；二是学术研究作品，包括图书（著作）、期刊论文（文章）、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文章）等[16]。
建国以后，国内研究张謇的代表性著作，综合类有：《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章开沅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日文版）、《张謇传》（章开沅著，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0年）[17]、《张謇评传》（卫春回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謇与近代社会》（章开沅、田彤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謇研究论稿》（金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论张謇》（章开沅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严翅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专题类有：《张謇和立宪派》（李时岳，中华书局1962年）、《张謇农垦事业调查》（姚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謇的文化自觉》（黄振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謇与涩泽荣一》（周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传统与前瞻：张謇经济思想研究》（王敦琴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马斌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近代社会》（章开沅、田彤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王敦琴、崔荣华、徐静玉、石静、徐晓旭、邵玮楠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国内涉及张謇、与张謇关联较为密切的专题类专著还有《大生系统企业史》（《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研究》（单强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大生集团、荣氏集团，中国近代两大民营企业集团比较研究》（金其桢、黄胜平等著，红旗出版社2008年）、《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马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大生纺织企业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顾纪瑞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近代大生企业集团资本运作的兴衰》（何新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18]；等等。
海外值得关注、以张謇为主题或涉及张謇的论著，已经初具规模[19]，其中不乏名作、佳作，也多由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但是，国内相应的引进和翻译工作还未充分启动和有效展开。这是张謇研究的一个较大缺憾。对海外张謇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重点译介，尤其是对一些经典作品和代表作进行深入探讨，应当成为国内张謇研究与国际学术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通过世界性的学术比较，国内学界有可能对张謇作出新的定位和评价，激发问题意识，产生新的知识生长点。
（二）沉潜与律动
从整体来看，如果以“显学”——即是否占据学术研究的视阈中心，研究成果是否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以及有无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标准，国内的张謇研究一直还是处在相对沉潜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前，张謇创办、经营大生企业以及围绕“父教育、母实业”开展的南通近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甚至引起国际关注；但是，这在当时并未引起民国学界的学术关注和研究兴趣。1910到1930年间的张謇研究主要是积累、形成文献资料，以事迹报道、名人介绍和传记为主[20]；1930、1940年代，《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胡焕庸1935年）、《实业家张謇之经济思想》（马一行1937年）、《张謇的思想及其事业》（彭泽益1944年）、《张季直先生的教育思想》（张渊杨1947年）等，具有研究性质的学术成果甫始出现[21]。而与之相比，日本人鹤见佑辅的《偶像破坏期的中国》（1923年）专门论及张謇，驹井德三[22]的《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1923年写成、1925年日本出版），较早的表现出了研究特质；驹著被视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张謇思想的开山之作[23]。而且，1929年日本历史学家橘朴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认为，张謇和盛宣怀、梁士怡等人不同，张謇是“乡绅用独自资本和信用作基础，以政权为其背景而获得发展”，“损益归自己负担，原则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两样”[24]。可见，相比同期日本官方人士和学者的敏感、锐利，民国学界对于张謇的学术反应是消极、滞后的。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战乱和政争的缘故；另一方面其实也显示出，在学界和公众的认知层面，张謇的渐进主义建设道路基本淹没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激进主义革命洪流之中[25]。
新中国成立以后，1961年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促成张謇研究一个小热潮的短暂兴起；之后则是长期的沉寂。以徐崙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汇报》1961年12月26日）、李时岳的《张謇平议》（《文汇报》1962年4月3日）及其同年出版的《张謇和立宪派》（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一书、曹从坡的《张謇的悲剧》（《江海学刊》1962年第7期），以及管劲丞与徐崙的商榷文章《张謇历史初谈——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考实》（1962年6月24日）为代表，这些文章和论著具有比较显著的时局背景[26]，政治立场鲜明，多以揭露、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软弱性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使当时的张謇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但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过度单一化，也使得张謇研究的自然生长和发展壮大受到影响。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背景和研究氛围，限制了张謇研究的真正活力。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由于极左思潮和势力的影响，张謇研究基本中断[2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后，张謇研究得以恢复，并且进入相对繁荣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张謇研究仍然具有“沉潜”的特质。只是这种“沉潜”与前两个时期的消极、停滞不同，具有蓄势待发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至今，张謇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丰富、延伸，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已经较为可观。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目前的张謇研究仍未变成“显学”。一方面国内一流学者对于张謇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能够在国内外产生影响的一流研究成果不多。国内的张謇研究仍以文献资料性、记叙说明性居多，运用专业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探索内在规律的则相对欠缺。除了章开沅教授、吴良镛教授等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影响外，国内的新生代学者仍在酝酿、探索之中，整体的“层次”和“境界”不高，尚未开辟出新的气象[28]。“层次”、“境界”的的提高、开辟，需要借助“知识迁移”；只有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复兴，相关专业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并得到充分消化和熟练运用之后，张謇研究才能“水涨船高”。
以上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张謇研究的冷与热、学者对于张謇的评价，呈现一种波状律动。究其原因，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因素根本决定的。比如，日本方面的张謇研究缘起具有中日关系背景；建国以后张謇研究的短暂兴起基于当时辛亥革命议题的热度，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评价又有实际的政治需要；1978年以后张謇研究的复兴，则和改革开放直接相关；21世纪初吴良镛教授等人对于张謇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即有中国城市化运动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不仅张謇研究活动的大致脉络表现如此；以学者个人为例，章开沅教授本人各个时期，如探索期（1960年代）、成熟期（1980年代前后）、鼎盛期（20世纪初，2000年—2005年）[29]的作品，对于张謇的价值评判亦见调整和变迁；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早期局限于“左”的牵绊，到中期追求“中”的客观，再到后来富含现代价值导向的“赞赏”、“宣扬”[30]的律动过程。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31]张謇研究的曲折、往复，基本契合克氏的论断。
二、张謇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张謇研究迎来新的巨大历史机遇；但同时也面临长期以来，内在、固有的不利因素的深刻挑战。
（一）机遇
1、张謇研究所处的“大时代”背景
借助已故海外史家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黄仁宇的“大历史不可萎缩”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救亡图存、革命、建设和尚在进行的改革，则可以被看作一个完整、连续和开放的时间段。作为中国近现代化先驱的张謇，其身影尚未从国人的现实生活中退场；张謇的历史实质上是仍在发生着的“当代史”。张謇研究的根本机遇，在于我们仍然处在这个时间段内，亦即中华民族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大时代”尚未结束[32]。当现实当中重又出现前进还是后退、渐进还是激进的争辩与抉择时，张謇身上可能提取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治主义、文化上的调适与进步主义思想元素，张謇与环境（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经验，或许可以提供反思的资源和参考的镜鉴[33]。职是之故，张謇研究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之中。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结论显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改变，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私营企业主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34]。2005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2004年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0％。因此，私营企业主阶层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建设因素，还是消极、破坏因素？这是重大的理论、实践问题。以张謇研究为契机，重拾、发扬张謇精神，有利于当下中国企业家确立自身地位、树立正面形象[35]，发挥社会中上阶层的正确主导和健康引领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因此，张謇研究确实迎来前所未有的成为“显学”的历史性机遇。
2、张謇研究新领域和新方法的出现
从史学的发展大背景来看，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方兴未艾。历史学从其他学科借用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成为必然[36]。目前，张謇研究现已经具备“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即与其他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军事、艺术等结合，形成新的格局。甚至伴随“新史学”的发展，张謇研究还出现了类似“新叙述史”的细微迹象，在对象、问题、方法、功能上发生转向，更加关注个体、文化、情感、心理、多重因果关系，注重描述和文学性等。这些无疑会延展张謇研究的领域、丰富张謇研究的方法。
真正值得注意的一个客观条件是，国内的文、史、哲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主要学科相比上世纪1980、1990年代有了更多的进步。这些学科走向成熟，由此带来的“知识迁移”将使张謇研究可能朝向真正的深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机会。比如，基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以及儒学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张謇作为现代化、实践型的儒家代表，其与中国传统思想、古典哲学（尤其传统儒家思想）的关系将能得到更加精微的分析，其在儒家思想史上的角色定位、意义揭橥也会更加明晰[37]。又如，近年政治学界对于“保守主义”进行学理耙梳和正本清源[38]之后，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活动，有可能获得新的评价。再如，通过对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运用，针对大生集团公司治理、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商业模式等的分析阐释可能更加深刻、精到。此外，随着国内社会学的成熟与发达，比如引进社会资本理论，学界对于张謇的地方自治、社会治理可能重新建立认识[39]。
3、资料和知识条件基本具备
史料丰富是张謇研究的一个天然优势。张謇本人生前非常重视档案文献[40]，在与他人交往和社会活动中，以及大生企业集团的运营过程中着意留下大量文字资料。新版《张謇全集》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全集600余万字，比1994年旧版多出三分之一数量。新版增补了许多张謇佚文，修订了旧版错讹，具有巨大使用价值。张謇史料的突出优点是可信度高。这是张謇的政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张謇本人的性格、品德决定的。张謇本人的志向在于社会而非政府、在于地方而非中央，向以实业和教育为主，与权力中心、政治旋涡一直保持相当理性的距离。因此，不同于多数政治家和政客，易在自己的日记、信函中曲笔含伪，张謇自己的记叙、表达绝大多数真实可信。
张謇研究的另一大资源是大生企业档案。目前南通档案馆馆藏大生企业档案22个全宗，合计9380卷（册）。每个全宗档案包括文书和会计档案两部分。真实、详细地反映了张謇所创办一系列企事业机构的创建、发展和衰落过程[41]。2002年，“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文献”被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该档案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二）挑战
张謇研究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内部，即学者的自身条件，比如思维惯性、对于一些特定背景知识的疏离；还有就是研究对象的固有难度。
1、一些思维惯性
所谓思维惯性，一个是可能的固有趣味和偏好。尽管张謇研究越来越以“新史学”的面目出现，但人们潜意识当中的传统史学趣向[42]和对权力显要的文化偏好[43]可能会抑制张謇研究的真正兴趣和深层动力。张謇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精英并不相同，他立身社会、作于基层，并不以政权为鹄的；张謇的价值与先进性恰恰容易被旧史学的帝王将相情结所遮蔽，必须通过“新史学”的整体研究路径才能得以真正发掘。如果囿于传统史学趣向和既有文化偏好而不自觉，对于张謇的认知和理解会处在一种自我蒙昧状态。另一个则是可能的迫于强势历史叙事的“心理顾虑”。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其对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历史功绩是被忽略的。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影响，而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一个是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为重心，忽略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以及立宪派的角色；另一个则是认为“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44]。迫于“心理顾虑”，人们或许无力发觉张謇斡旋、串联乃至组织、协调体制内外力量、南北政治力量，助推“亚洲第一共和国”分娩的关键作用和非凡价值。
2、两重疏离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对于前人要有“了解之同情”。事实上，唯有“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了解”，学者才有可能不遗漏张謇的全部、不苛求张謇的局部。张謇研究离不开两方面的特定背景知识。一方面，必须对张謇的晚清儒学背景和儒家思想底蕴，晚清民初西学东渐的范围和程度，以及整体的晚清与民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史）具有深刻了解。另一方面，必须对当时（甚至延续至今）的现代化参照坐标（如欧、美、日等），人类整体的现代化历史以及未来命运有所了解。唯有达到上述两种了解，才能“设身处地”的研究张謇。笔者反躬自问，由于自身学养、学力的先天缺陷，由于中、西学上的两重疏离，趋近张謇的“真相”，对其生发深刻的理解和合理的同情存在别样的难度。
3、对象的复杂性、实践性与分散性
张謇研究的另一大挑战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实践性与分散性。首先，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又是过渡时代的一个过渡人物，横跨中西、传统与现代，其事功业绩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相关事物、事件彼此交叉、相互联系、不断嬗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次，作为一个实践型的儒家，和“立德”、“立功”相比，张謇并未特别注重“立言”，没有专门、系统的著书立说，在学术层面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学说。这使学者无法直接针对和引用张謇自己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研究；只能先从张謇的具体实践活动及其史料文本当中，总结归纳、抽象升华出一些思想和观点，然后展开讨论。基于这种高度的实践性，张謇的思想与哲学，他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现代化理念与方法以文本或非文本的形式，运动而非静止的分散、分布在大量的具体实践活动当中。但是，上述特点和难度也恰恰构成张謇研究的真正魅力。
三、期待“超拔”[45]
进入新世纪，张謇研究可能迎来“超拔”。一些国内学者的新近成果显露端倪。比如，有的开始关注现代化的模式、方法和内在机理：《“急进务广”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及其悖论——论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46]（严翅君2001年）、《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47]（严翅君2003年）、《“儒家千年王国”论和“乌托邦现代化”理想——张謇的现代化观剖析》[48]（严翅君2003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模式”——张謇研究再思考》[49]（林刚2009年）、《杰出的个人主义者》[50]（邵勤2013年）；有的自觉采取思想史视角：《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研究》[51]（吕安兴2004年）、《基于东亚价值观的近代企业家之父——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52]（马敏2005年）、《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境遇的原因》[53]（周见2005年）；有的深入关注张謇与清末改革和立宪的关系：《张謇与江苏咨议局》[54]（耿云志2001年）、《试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的“新思维”》[55]（谷永清、张海林2010年）、《儒者的近代转型：辛亥革命前张謇宪政观探析》[56]（李刚2010年）、《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及传播》[57]（邹振环2012年）；有的重点关注张謇的制度创新和公司治理：《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的几个面相——以张謇创业为中心的考察》[58]（李玉2009年）；有的开始关注张謇的地方自治：《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59]（熊彤2009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张謇的心理史研究开始出现：《张謇文化性格中传统文化之烙印》[60]（王敦琴2007年）、《“儒学的士人教养”与张謇的文化人格》[61]（严翅君2013年）；甚至出现一定数量的生活史、情感史研究：《沈寿的病史、余觉的痛史、张謇的情史》[62]（陈克艰2005年），等等。南通地区还有个别学者尝试、坚持类似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研究、写作，如《因树斋小考》[63]（赵鹏2011年）、《〈吁请修备储才折〉作者考证》[64]（都樾2011年）；等等。上述端倪凸显“问题”和“方法”意识，预示新的方向。
为了提升张謇研究的“层次”和“境界”，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重新定位、评价张謇
准确定位、合理评价张謇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基础性工作。价值关怀是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重要引擎和终极目的。学术研究必须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认知的现实需要，具有回馈大众、引导大众的作用。而且，社会公众对于学术研究也有一定反作用。因此，学界可以尝试对于张謇作出重新定位和评价。比如，如果以探索性贡献和启发性意义，以现代化的意愿和能力、及其事业的社会性、整体性和影响力为标准，在进行广泛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和科学论证之后，张謇可否被称为中国的近现代化之父[65]？或者以立场、价值理念、具体行为的现代化、先进性为标准，将张謇定义为中国的近现代企业家之父[66]？
（二）积极对接世界性学术议题
事实上，张謇作为东亚的近现代化个案，可以与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若干重大世界性学术议题产生密切关联。比如，东方世界对于“韦伯命题”的回应[67]；现当代儒家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比较；中国儒家的现代化命运探析；黄、蓝文明（古今、中西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处理；以及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前现代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等等。张謇研究如果对接上述重大世界性学术议题，自身的理论格调将能得到提高，甚至引起国内外各个学科和国际一流学者的关注，进而产生更有价值的问题。
（三）进行适当的聚焦
从现有成果看，目前不乏具备“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独到、新颖的作品。但是，不管是张謇研究圈子还是学者本人，有的只是趋近“宝山”、“空手”而过，没有形成深刻、持续的系列专题，产生聚焦。伴随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晚清、民国史）的热潮兴起，张謇研究今后可以适当聚焦于以下几个主题：张謇在清末改革、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张謇的大生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治理，及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张謇的地方自治与社会治理；张謇的企业家社会责任；张謇在古今、中西文明（文化）之间的立场、态度和作为；等等。学界可以组织更多的专题会议和精品专题文集。就提高研究的“层次”和“境界”而言，张謇研究应当挺进西学、中学的核心地带，即以现代化、现代性理论（现代哲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等）观照、分析张謇；以中国传统思想和古典哲学为工具，尤其是传统和现代儒学，在儒学和儒家思想史内部检视、剖析张謇。
（四）继续加强跨学科、交叉式研究
“新史学”的主体特征之一就是跨学科、交叉式研究。张謇研究不应当是仅仅把既有史料与当前现实进行简单对接，停留在现象描述、价值评判的层次；或者只是把其他学科、专业的概念和定义简单移来，泛泛而用，不作深入分析。张謇研究必须紧盯国内、国际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动态，深入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主要学科内部，使跨学科、交叉式研究脚踏实地、深入其里，进行有深度的规律探索和价值分析，从而提高张謇史学的“理性”水平。
（五）以更加开放、宏大的视野和格局组织张謇研究
张謇研究的学者群体目前集中在江苏、上海一带地方，范围有限，容易地方化、小众化。要真正繁荣、实现突破，必须具备更加开放、宏大的视野和格局。张謇不仅是南通的张謇，更是中国的张謇、世界的张謇。全球化时代的张謇研究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网络状的学术存在。网络结构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因此，南通本质上是张謇研究网络的“服务器”所在地；有关机构和学者必须以开放性、合作性和创新性的张謇研究探索、形成张謇学（不作时间上的限定），而非以预先设定的张謇学引领张謇研究。吸引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一流学者的关注和介入是为张謇研究之首要。
作者简介：黄任望，男，1976年生人，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调研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
[1] 学者认为张謇研究本身已有百年历史。参见庄安正：《国内外张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133页—138页；张兰馨：《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4页—128页。
[2] 章开沅：《展望21世纪的张謇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 “沉潜”出自“沉潜刚克”，意指秉性深沉而刚强。《尚书·洪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唐，达奚珣，《游济渎记》：“沉潜刚克，斯君子之量欤？”
[4] 见注1。
[5] 王玲：《近十年来张謇研究述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68页—71页。
[6] 张廷栖：《张謇研究与张謇学》，《江海纵横》，2006年第2期第33页—34页。
[7] 张廷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南通张謇研究》，《江海纵横》，2008年第6期第55页—58页。
[8] 见注1。
[9] 陈争平：《近十年张謇研究回顾》，《张謇研究年刊（2015）》第240页—261页。
[10] 羽离子：《欧美日的张謇研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1] 羽离子：《台港地区对张謇及其事业的研究概况》，《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2] 该文透露几个重要信息：一是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于张謇的兴趣和重视非同寻常；二是，张謇在有的日本学者（如中井英基等人）眼里属于孙中山、康有为级别的历史人物，这一判断和定位要高于国人；三是，日本学界关于张謇的研究，自始关注政治活动、资本属性、商业思想、经济伦理、经营理念、社会责任等根本问题，具有相当的“层次”和“境界”。事实上，海外地区，尤其欧美、日本等国处在现代化的已完成阶段，其学者研究张謇的兴趣点、问题意识和见地，对于国内学者甚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见久保田文次：《张謇研究在日本的发展》，《东方早报》2013年7月9日。
[13] 主要是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汇编的《张謇研究年刊》（2003年—2015年，共13册）、《张謇研究年刊1926—2001》（第1册），该刊创刊于2005年，由张謇研究中心主编，内部发行。再如，《中华爱国工程2005高级论坛文集——张謇的爱国实践和当代民营企业发展取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六届张謇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2015年）》（内部）等。
[14] 旧版《张謇全集》是1994年版本，基本按照张孝若编辑、张謇本人认可的《张季子九录》体例编写，共六卷七本，420万字。新版《张謇全集》2004年正式启动，2012年出版，其间2007年申报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项目；征集、校勘、编纂和出版总共历时8年；新版全集分八册，共605万字；依次是1.公文，2.函电（上）、3.函电（下），4.论说、演说，5.章程、规约、告启、说略、账略，6.艺文杂著，7.诗词、联语，8.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
[15] 肖正德：《大生档案：来龙去脉、内容、价值及其他》，《张謇研究年刊（2008）》第194页—205页；原载《山西档案》2007年第2期。
[16] 根据笔者2016年9月使用读秀学术搜索引擎的检索情况，以张謇为主题词的期刊论文（包括文章）1844篇，时间跨度为1957年到2016年；学位论文44篇，时间跨度为1996年到2015年，其中硕士论文35篇、博士论文9篇；会议论文（包括文章）23篇，时间跨度为1988年到2016年；图书19种。读秀搜索还显示，与张謇相关的（包括主题词条件在内）期刊论文（包括文章）3206篇；学位论文114篇；会议论文165篇。
[17] 学者认为《张謇传》是章开沅教授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参见蒋建民：《为张謇研究开创新纪元——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江海纵横》2007年第2期，第35页。对于张謇传记，可以同时参考、比较的是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14年作了简体横排重印，目前内部发行），张謇密友和助手刘厚生的《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以及《张謇的生平》（宋希尚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3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第13辑张謇传记》（刘垣，文海出版社1975年）；《张謇著作及其事业档案资料篇目索引》（倪友春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謇的交往世界》（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
[1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题类专著的比较视角、思想史视角，经济史量化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方法，等等。这是张謇研究深化的几个具体方向。
[19] 日本方面主要有：《辛亥革命》（野泽丰，岩波书店1972年）、《亚洲的变革（上、下）》（野泽丰，校仓书房1978年、1980年）、《张謇与辛亥革命》（藤冈喜久男，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社1985年）、《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制与张謇》（藤冈喜久男，汲古书院1999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读书亡羊记》（藤冈喜久男，共同文化社2008年）、《近代中国的政治统合与地方社会——立宪、地区自治、地方精英》（田中比吕志，研文出版2010年），《中国近代企业者研究——张謇与通海垦牧公司》（中井英基，亚洲政经学会1976年）、《张謇与中国近代企业》（中井英基，北海道大学1996年）；以及《近代东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以涩泽荣一与张謇为中心》（陶德民、姜克实、见城梯治、桐原健真编写，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东亚公益思想的变容——从近世到近代》（陶德民、姜克实、见城梯治、桐原健真编写，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台港方面的主要有：宋希尚（1896年—1982年）的张謇研究论文和著作，沈云龙（1907年—1987年）的论文和著作，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年台湾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引进出版），王树槐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1984年出版）以及相关论文，孙顺智的博士论文《张謇：政治思想和活动》（台北时英出版社1991年出版）、《知识经济的楷模——张謇新论》以及相关论文。欧美方面的主要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Marianne·Bastid的“Aspects de la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 d'après des écrits de Zhang Jian”（Mouton, c1971），1988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英文版“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By Marianne·Bastid， Translated by Paul·Baile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Edited by Ruth·Hayhoe and Marianne·Bastid, Armonk New York 1987），法国学者Marie-Claire·Bergère的“La Bourgeo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Mouton, c1968）、“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1—1937”（Paris: Flammarion,198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人朱昌崚教授的《现代中国改革家：张謇1853—1926》，哈佛大学教授Albert·Feuerwerker的“The Chinese Economy, ca.1870—1911”（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9,1977年再版）、“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Handicraft industries Studies”（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5）、“The Chinese Economy, 1870-1949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Wellington K. K. Chan（美籍华人，中文名字陈锦江）的“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Kathy·Lemons·Walker（中文名字武凯芝）的博士论文“Merchants, peasants, and industry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tton textiles, Nantong County, 1895-1935”、以及“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Semi 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美籍华人Qin Shao（邵勤）的博士论文“Mak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Case of Nantong,1894-1930”、“Culturing Modernity: 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Koll·Elizabeth（美籍德裔，中文名字柯丽莎）的博士论文“Regional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 the Da Sheng cotton mills in Nantong, 1895-1926.”、“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等等。上述书目主要参考了羽离子等的研究综述，见注11、12、13。
[20] 期间，张謇命江谦主持、组织人员编写了《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1914年编成，1915年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由于熊希龄内阁倒台，袁世凯下令全国停办地方自治，该书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分发全国。1925年，陈翰珍编写了《二十年来之南通》，10万余字，但未印书行世。
[21]庄安正：《国内外张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133页到134页。
[22]事实上，鹤见佑辅（1885年—1973年）、驹井德三（1885年—1961年），都有较深的政府、官方背景，都在日本政府部门担任过要职。日本方面对于张謇的兴趣，可能与当时的国际战略需要有关。
[23]张兰馨：《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5页。
[24] 艾逊：《日本张謇研究点滴》，《史学情报》1987年第2期，第83页。该信息在久保田文次《张謇研究在日本的发展》（《东方早报》2013年7月9日）一文中得到印证，橘朴（1880—1945）文章被收入《支那社会研究》1936年刊。
[25] 这种淹没一直延续。在笔者来看，即使当时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在为张孝若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写序时，对张謇之“伟大”的认识也是略限于一方、仅及于表层的。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囿于时空条件，胡适不太可能见到张謇在中国全局、东亚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意义；尤其不能见到较长时段内中国各种转型道路不断试错之后张謇身上最终的路标价值。
[26] 见周恩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27] 文革期间，不仅张謇遭到批判，成为革命的对象；张謇研究者也被批判、迫害。章开沅教授被所在大学列为全校重点批斗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其本人的张謇研究被迫中断14年。见章开沅：《谈谈我的张謇研究史》，章开沅教授在“中日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贡献——涩泽荣一和张謇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张謇研究年刊（2006）》第13页。
[28] 甚至有的学者发现张謇研究数量多、优质少，浮于表面，深入不下去，出现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见注10。
[29] 蒋建民：《为张謇研究开创新纪元——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江海纵横》2007年第2期，第34—36页。
[30] 章开沅教授的《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论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论文体现出这种观点差异和发展脉络。这在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更为明显。2004年，章开沅教授著文则称，张謇可以被列为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之一。见《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辰150周年》一文，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高级论坛会议文章，《张謇研究年刊（2004）》，张謇研究中心，第4页。
[31]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2页。
[32]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邓小平的制度探索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将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预测中国未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参见裴宜理：《中国尚未完成的制度探索》一文，《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不确定的遗产》（余英时、章开沅等著，柯伟林、周言主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页。
[33] 可以说，张謇的思想和智慧对于当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式的忧思、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处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以及对于古今中西文化的立场与取舍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34]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35] 笔者认为，张謇有可能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最为切近、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和身份象征。张謇的政治思想与实践，经济、企业管理理念与实践，社会治理思想和方法，他的文化立场以及建设事业，尤其是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具有穿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对于当下的企业家群体来说，在胡雪岩和张謇之间进行选择，其实意味着是对自己命运的抉择。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进行选择——要么退回、重复前现代的暗淡命运，要么担负起现代化的光荣使命。显而易见，胡雪岩是数千年传统商人的依附性角色以及恶性政商关系的象征；张謇则是独立、自主、平等、尊严的新兴企业家，具有现代价值导向和制度意义。
[36] 参见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4、15页。
[37]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儒家已经出现三代：第一代（1921—1949）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第二代（1950—1979）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1980至今）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仅从张謇对于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张謇从精神自由到政治自由的探索与实践、以及张謇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来看，张謇对于儒学和“近（现）代性”的关系处理，其水平和效果甚至超过后来现代新儒家的期许。张謇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实践了的儒家。而张謇之后到目前为止，市民社会当中实践型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其实还未出现。
[38] 目前“政治保守主义”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政治主张，而是一个提倡政治改革的先进理论。关于政治保守主义，国内政治学者刘军宁、冯克利、乔新生等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参见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冯克利《被误解的保守主义》（《财新周刊》2016年第18期），乔新生《中国保守主义历史传统与当代思辨》（《财经政法资讯》2014年第5期）。在笔者看来，从张謇的政治言行来看，形成脉络、较为凸显的恰恰是他的保守主义品质和风格。
[39] 比如，在大生集团内部以至延伸到南通当地，是否出现了所谓的“促进互利合作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普特南语）？这一“社会资本”在后来又是如何产生确实而远大的功用的。如果“社会资本”成立的话，张謇对于大生的经营失败只是一种个体、企业的失败，企业资本实质上是被转化成了社会资本；如此看来，张謇的现代化事业恰恰是成功的了。这需要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南通城市的整体现代化，具备中国整体现代化的视野。
[40] 张孝若曾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张謇非常注重记录。他总是亲自或委托他人记述当时当地自己经历的各种活动，和所创办的“许多实在的事业”经营、发展状况的原始档案。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企业留下系统完整、内容丰富的档案的，只有张謇一人、大生企业一家。见注15。
[41] 档案形成时间从大生一厂创办到大生纺织公司公私合营（1952年）为止，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档案形成单位包括大生一、二、三、副（八）厂、大生沪帐房、大生苏工染厂、天生港发电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通海垦牧公司、大丰、大赉、大豫、大有晋等盐垦公司、大达轮步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南通学院、南通师范、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传工学社、养老院、育婴堂等单位。档案材料形式包括文件、信函、帐册、图表、电文。凭单、商标、股票、息折，有关股东的名册、名片、印鉴等。
[42] 传统史学趣味，大多关注“帝王将相”、政治史和军事史。对于传统史学的“习气”，史学界以外的知识分子亦有察觉。作家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中感叹，“中国史学界没有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见《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该文收入《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
[43] 这里所说的文化偏好，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偏好。李慎之曾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了区分。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棱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棱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参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1页。
[44] 参见黄克武：《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不确定的遗产》（余英时、章开沅等著，柯伟林、周言主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5—97页。
[45] 超拔，意指提升，升迁。汉，王充《论衡·偶会》：“圣主龙兴於仓卒，良辅超拔於际会。”也指出色，超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洣水》：“盖胜赏神乡，秀情超拔矣。”同时，也是道教、佛教用语：谓得道成仙，上升天界；谓得到超度，脱离苦难。
[46] 严翅君：《“急进务广”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及其悖论——论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47] 严翅君：《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8]严翅君：《“儒家千年王国”论和“乌托邦现代化”理想——张謇的现代化观剖析》，《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9] 林刚：《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模式”——张謇研究再思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0] 如前注20中所述，邵勤是一名海外学者（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德国洪堡大学研究员）。她的这篇《杰出的个人主义者》（《东方早报》2013年7月9日）并非严格的学术论文。但是，这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和高度提出的新论，对于国内学界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51] 吕安兴：《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52] 马敏：《基于东亚价值观的近代企业家之父——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张謇研究年刊（2006）》，张謇研究中心编，第21页。该文还被收入《中国近代史论集——庆祝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3] 周见：《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境遇的原因》，《张謇研究年刊（2006）》，张謇研究中心编。
[54] 耿云志：《张謇与江苏咨议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5] 谷永清、张海林：《试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的“新思维”》，《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
[56] 李刚：《儒者的近代转型：辛亥革命前张謇宪政观探析》，《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5期。
[57] 邹振环：《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及传播》，《史林》，2012年第3期。
[58] 李玉：《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的几个面相——以张謇创业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59] 熊彤：《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0] 王敦琴：《张謇文化性格中传统文化之烙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
[61] 严翅君：《“儒学的士人教养”与张謇的文化人格》，《炎黄文化》2013年第4期。
[62] 陈克艰：《沈寿的病史、余觉的痛史、张謇的情史》，《“双搞斋”言筌》，陈克艰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57—184页。
[63] 赵文见《江海晚报》，2011年6月23日第11版。笔者认为，抛却“帝王将相”的兴趣偏好，传统史学当中的乾嘉学派方法，具有求“通”的价值，是填补“国学”空白的一大有效办法。可惜现代学术体制和论文规范对于“乾嘉史学”不利，除了少数小众刊物之外，鲜有平台见容，唯有依靠学人自珍、自习。
[64] 见《张謇研究年刊（2011）》，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编，第214页。
[65] 笔者认为，以系统观和整体观来看，张謇的近现代化先锋角色和领袖地位不同于单一的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或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比较优势。在当下新的历史视阈中，张謇的社会现代化要比其同期或前后其他精英的国家现代化意义更为彻底。张謇身上的早期现代化光谱几乎涵摄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事实上，学界对于张謇的历史定位和评价也是逐渐上升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还把张謇作为资产阶级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进行研究；到了90年代中期，则是“杰出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2000年，张謇则被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见周月思：《对张謇历史定位问题的思考》一文，（《南通工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6] 国内学者马敏在对张謇与涩择荣一进行比较研究时认为，“张謇和涩泽荣一同为中国和日本近代史上的企业家之父和近代化之父，各自开创了中日民营近代企业的先河。”见马敏：《基于东亚价值观的近代企业家之父——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张謇研究年刊（2006）》，张謇研究中心编，第21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系统阐述、严密论证的命题。
[67] 国内学者马敏在其著作《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对“韦伯命题”（该假说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ethos”，这种精神气质可以决定事业的成败。）有所回应；同时书中收入了张謇的案例。中日两国学者2004年、2005年在东京和南通召开了涩泽荣一和张謇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后，在论文集里收入了余英时的《近世中国的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可见，张謇个案本在“韦伯命题”的笼罩之下。笔者认为，“韦伯命题”与其说是在强调“精神气质”；不如说是揭示了一种机制——一方面，个体内在的心理张力得到舒解——精神关怀和物质追求实现了统一；另一方面，实现了从“个人主义”（自利）到社会效果（利他）的转化。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是相当敏感而深刻的，但是对于儒教（儒家）内部的源流和细节并不掌握。余氏在其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对于“韦伯命题”的回应，偏重文化形式，过于寻求对应，即囿于韦伯的“概念”和“定义”而忽略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