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在一篇讲演（《文学上的影响》）中提到，影响不是改变，而只是唤醒，即唤醒一个人内心原先就有的东西。那些蛰伏的因素原先就在你的内心，而一个伟大人物的“影响”只是唤醒这种东西。

阅读《白痴》的过程，就是一次接受大师影响的过程，也是唤醒我们内心中诸多困惑和痛苦的过程。陀斯妥也夫斯基有时令我们觉得难以忍受，《白痴》的开头可能读起来会显得比较混乱。但很快，陀氏的力量便显现出来，当针脚绵密的情节迅捷而强劲地展开时，几乎带着使人无法呼吸的强力。当梅什金公爵、伊波利特、纳斯塔霞、罗果任、尼西亚和布尔多夫斯基纷纷展露他们的灵魂和欲念的时候，思想的强烈冲突使我们不能不赞叹陀氏的杰出才能。

《白痴》中的主要冲突是梅什金公爵与以伊波利特和布尔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虚无主义者”的冲突，其中心场面往往是紧张、密集的思想交锋。陀氏在小说中借将军夫人的嘴强烈批判了 “虚无主义者”，认为他们煞有介事的所谓“我们是要求而不是乞求”的强词夺理是骗人的幌子。而伊波利特认为他们不需要感谢公爵的“行善”，因为公爵“行善”只是为了使自己获得良心上的安宁或道德快感。

在陀氏看来，虚无主义者们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假如他们不需要感谢公爵，公爵也不必感谢他的恩人帕夫谢夫，因为帕氏行善帮助公爵也可以说是只是为了良心安宁。这个逻辑上的漏洞表明，如果祛除了人们行为上的道德基础，将人类交往完全奠定在自利的基础上，人们之间将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联系。

以伊波利特为首的虚无主义者将历史完全解释为人类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结果，就是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所有人对所以人的战争。一个抽空了道德基础的历史，和一个要破除一切传统的世界，只能铸造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不过在伊波利特那里，现在的弱肉强食被颠倒过来，贫穷者成为更强有力的力量，因为贫穷成为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人的理由，成为他们为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辩护的理由。陀氏引述了当时的一宗刑事案件，一个谋财害命的罪犯因为贪财杀死了六个人，他的辩护律师在辩护时为他辩解说：“我的委托人是由于贫穷才想到要杀死六个人。有谁处于他的地位会不这么想呢？”换句话说，他因为贫穷而杀人就是无可指责的，或者换个角度看，比他富有的某六个人就是应该被杀的。但是，这里的逻辑首先是不符合经验事实的，因为和他一样贫穷的人大有人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杀死了六个人；其次，这个逻辑是不能推演的。因为如果将这个逻辑当作正确的，那么要么所有的人都被杀死，只留下一个最穷的人；要么由某种权力来规定在某个财产水平以上的人应该被处死。但为什么划分在这个财产水平而不是那个财产水平上而处死某些人，这个界限如何来划分呢？这并不能给出正当的依据，除非是取消所有的私有财产，或者由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府来确定镇压的范围。

陀氏看到了这里隐含的推论的危险性。他对于虚无主义者的主张的反对，他对于贫穷者因为更苦难因而更有权杀人的逻辑的焦虑，他对于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导致的罪恶，以及虚无主义者们因为主张贫穷有理、财富有罪而导致的杀人，都怀有极度的恐惧。他借将军夫人和列别杰夫的口一再说出，他们是会杀人的。这在陀氏的时代，固然还是个别的刑事罪案，但陀氏深知，一旦我们不能在道德和理智两方面战胜这些东西，大规模的道德崩溃和制度性屠杀就是明天的现实。历史也早已证明，正是这两种看似敌对的思想的结合，制造了20世纪最有组织的和最堂皇的屠杀。

对于陀氏来说，梅什金公爵、伊波利特、布尔多夫斯基等人均是他们所秉持的理念的化身或者代言人，是所谓的“思想人物”。美国学者科塞（Lewis Coser）曾经将知识分子恰当地称为“理念人”，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甚至可以为理念而死的人。《白痴》中的“思想人物”，就是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些“理念人”的群像。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及沙皇政府持续、不妥协的高压政策，导致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大分裂，自由派（西欧派）、民主派（革命派）和斯拉夫派（保守派）的分歧使知识分子集团分道扬镳。在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启动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进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因此被称为“改革者”。但是，俄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对现有改革不满足，追求进行暴力斗争，欲运用恐怖暗杀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从民粹派的激进派别中分化出来的“青年俄罗斯”党人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最终用炸弹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这些暗杀不禁导致了沙皇政府的极端反应，而且导致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争论。为了革命目的是否有权力杀人，这是知识分子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陀氏是坚决否定这种杀人特权的。伯林在《俄国思想家》论屠格涅夫的一章的附记中引述了关于陀氏的一则佚事，是编辑家苏弗林日记中的一段。苏弗林记载陀氏当时与他讨论，如果有人阴谋爆炸冬宫而他偶然得知了消息，他应该不应该去向沙皇政府报告。陀氏说他不会报告，但他仔细检查了不应该报告的理由和应该报告的理由，认为应该报告的理由都是些重大的扎实的理由，而不应该的报告的理由都是些琐细的理由。这在陀氏看来是不正常的。陀氏认为导致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原因在于“最主要的事情，我们都不许谈”。

《白痴》在最后完成了对于自由派、民主派和革命派的全面抨击，凸显出陀氏的斯拉夫派立场。这个立场，伯林称之为反动立场，就象他在评价果戈理时说的一样。当然，今天看来，所谓的“反动立场”并非是不可原谅的立场，就象进步或革命立场并非就意味着美德一样。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对屠格涅夫这种中间派满怀同情，对激进分子也抱有“同情的理解”，对“反动分子”诸如果戈理和陀氏也尽力做个比较公平的剖析。这对于我们理解陀氏和整个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的脉络是很有助益的。毋宁说，在有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参照之后，在看到陀氏的恐惧和焦虑都成为了历史现实之后，我们不能不惊叹陀氏巨大的分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