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转向精神生态研究以来，鲁枢元在文明互鉴的语境中汲取各种生态思想和观念体系，以丰富其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后来，他调整了聚焦目光，将视野从西方收回到东方，在中国古典资源的上溯过程中，重勘历史现场，发掘出大诗人陶渊明、大作家蒲松龄两位文化贤达身上不同寻常的精神生态底蕴。

在2012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通过对大诗人人生的解读，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之下，提炼了“低能耗、高品质生活方式”这一现代人的生态路标。严格意义上，这一生态路标指向具体的生活方式的确立，它所照应的并不仅是古典诗酒人生的当代转化，也不只是桃花源情结的当代传承或梦境相托，而是以陶渊明的简淡、精神自足为路标，期许当下的国人转入追求丰赡精神世界的绿色旅途之中。当然，这一生态路标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梭罗就已经在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践行这种低能耗、高品质的生活方式，除了“简单，简单，再简单些”的生活信念，他还有过如此的自白：“做一个哲学家，并非意味着拥有微妙的思想或建立一个学派，而在于过一种简朴的、独立的、宽容的和有信仰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生活。”

在新著《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里，鲁枢元沿着发掘古典生态资源的路径，将目光聚焦在《聊斋志异》这一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将其纳入生态框架下展开静观和再阐释。作者致力于挖掘《聊斋志异》中潜在的生态因子，并采用随笔的文体和漫谈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加以贯通。在与蒲松龄的跨时空对话中，作者的学术目光与生活见闻交织到一处，传达出一位人文学者对自然生灵的超越性关怀、对文明进程的担忧与省思，以及对人类本真心灵的守望。总体观之，这部新著与他的《陶渊明的幽灵》一脉相承，呈现出作者开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进而搭建生态路标的美学理念。

作为一部文化随笔的集子，《天地之中说聊斋》在体例上由“蒲文指要”与“名篇解析”两部分构成，如此则组成关于《聊斋志异》作家论和作品论内容。在开掘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及万物有灵的统一思路之下，这本新著在结构上由于有体例之别则各有侧重。在“蒲文指要”部分，作者透析了蒲松龄的社会身份、生活环境、交往与游历等外围因素，向读者揭示了这位困居于毕府的“乡先生”何以抵达此心安处是吾乡之境，投身精灵古怪的传闻记录事业之中。在“名篇解析”部分，作者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充分发挥发散性思维，以后现代的生态观念和知识体系重访古典现场，将古今纳入同一条生态通道之中，还注重引入同类型作品作为参照系，在对比中照见了蒲松龄既遵守礼法、道德律令的一面，又具备远超其他作家的认识水准。而这些，恰是文学艺术的光晕所在，也符合恩格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文艺判断标准。

在这本新著中，鲁枢元所引入的生态路径，主要集中在“山野”与“乡野”这两个关键词的提炼上。

“山野”对应着自然状态、自然秩序、生物的天然属性、万物有成理等。总的来说，山野就是天道的差异性呈现，也表征出众多生灵自在自由的生命状态。在《聊斋志异》中，各种古灵精怪轮番登场，在价值指向和礼法范畴内，她们代表着忠诚、正直、善良、仁爱、专情等，人间所罕见的美德纷纷在她们身上结出亮晶晶的果实。说起来，“古灵精怪”一词在今天的语境里，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作为褒义词加以使用的，这一状况，与蒲松龄等古典作家的理想化书写不无干系。另一方面，她们即使幻化为人形，依然保留着原生物种的属性，人形不过是人间的存在状态，而生物本性的存留既是存在的根本，也体现出蒲松龄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与敬畏。集子中的《万物有灵》一篇集中阐发了鲁枢元所发现的山野理念。这篇作品首先列出了《聊斋志异》书写的众多植物和动物，作者在传统移情说的解读思路上，又发掘出蒲松龄身上“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作者以具体作品为例，论及《聊斋志异》中的香獐幻化之后身体存留有麝香，并以此给人治病；老鼠幻化后依然保留着囤积收藏粮食的习惯；白鳍豚幻化后不忘随身携带一瓶湖水。通过重新勘探和识别，作者对《聊斋志异》中内蕴的万物有灵及生物平等思想大加赞赏，并结合远古神话和古代哲学中首肯的人兽和谐共生关系，升格出“众生互缘而生，万物相依相存”的生命共同体观念。

所谓“乡野”，主要指的是蒲松龄的“乡先生”身份和自我认同，他埋身乡野，以文化人的身份自觉托举起赓续道德礼法的使命，并执笔书写万物传奇，以推动乡野之人善待万物、敬畏天理。作者也以此暗示，在急速工业化的进程中，保留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保留诸多“乡先生”潜龙在地的状态，对于今天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借助《天地之中说聊斋》一书，鲁枢元以发散性思维向读者普及了诸多的生态理念，像“生态位”“生物量”等新词条，就是生态理论现实转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将未受工业文明侵蚀的乡土世界与生态生活的范式加以打通，在中国乡土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的现实下，搭建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态路标。

（作者：刘军，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