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漫长的传教士汉学，就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算起，“汉学”研究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经历了整整二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二百年间，“汉学”的名称、范式和中心几经变化和迁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跻身学术典范，引来“汉学主义”之讥。[1]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算起，也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从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独立学科。我们可以批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度理论化的倾向甚至某些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式的价值取向，但是，无需讳言，它对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也带来了挑战和刺激，一再翻新我们对文学和文学史的认知与定位。这样的判断，似乎难逃“冲击——回应”论的老调，可是老调有时仍需重弹，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影响总是如影随形。我们无法回避“冲击——回应”的现实，关键是如何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现实是基于不同学术话语的对谈，还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协商，抑或是不同地缘之间文学研究的跨国流通？这种现实因何而成，在何时发生逆转，又缘何而逆转，背后潜藏了怎样的权力话语、动力机制和知识取向？我们当然无法全面回答这些问题，只想提出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外部与内部三组概念，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探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引出的或折射出的学术史的种种问题，为我们反思海外汉学的洞见和不察，推进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借镜。当然，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内部与外部，两者的关系并非正反易位或直线进化，更多的是彼此修正或相互增益的关系，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地缘与学缘
所谓“海外汉学”，是指中国之外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国外中国研究”。其命名本身就直指地缘构造，不难看出背后潜藏的国家政教意识形态和领属自觉，此乃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这种地缘性往往带来鲜明的政治意念，成为划分左中右文学立场、品评作家作品的重要因素。回首发觞时期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夏志清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立场就与国内相左，臧否人物也带有明显的冷战意识形态。虽有列维斯（F. R. Leavis）的大传统和英美新批评贯穿始终，但其架构和评判还是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王德威也曾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新批评”不只是概念形式的操作演习，不妨也视为因彼时社会深陷混乱转而求助于文字正义的“权宜之计”和“终南捷径”。[2]那么，同理以推，夏志清借助于文本世界所传达的可能也包含了他的政治态度或对红色政权的微词，对张爱玲与鲁迅两位的高低月旦，已足见其欲达成的政治正义和伦理秩序[3]。当然，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方向，有时是我们对文学文本先有了左右正误的先验判断，以至于对文本的解读不得不相应地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选择。因此，不一定是夏志清有多少政治情结要借着文字的品评来疏解，倒可能是由于地缘的因素，大陆的批评者们更多地看到了其中的政治芥蒂，与其说要指正其人其作的不足与偏颇，不如说是自认为操持着批评的“正义”，是以文学的标准来公正评价海外的研究，殊不知，这种以权威的形象所塑造的“公正”，也许不过是基于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压抑。
这种地缘观念所形诸的“中国”其实是“大陆+港台”的版图构造，落实到文学史写作上就是主次有别、雅俗有分的叙述体例和编排结构，港台文学从来都是另立旁支，聊备一格。这一方面反映了特殊的历史境遇给文学带来的不同的影响，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大异其趣，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某种强烈的正统中心的价值观念，似乎只有大陆文学才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正统。这种所谓的正统性，以纯正性为标榜，所落入的却是另一种对外来影响的抗拒，这与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恰相违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恰恰伴随着对文学传统的民族主义式的强调。不仅文学理念、美学主张如此，就是文学史书写也包含某种“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抗拒。20世纪之初，各种文学史相继出现，梁启超、王国维所要见证的是文艺观念、小说主张的现代化，而林传甲、黄人诸位则要求通过文学史的叙事彰显民族主义的观念，即使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对国民性观念兹在兹，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思维。与正统中心观念相关的是，地缘观念对海外丰沛的流散文学视而不见，以至近年来海外关于sinophone（华语语系）的讨论愈演愈烈。王德威特别强调文学现象与文学观念的“众声喧哗”和“多重缘起”，所求证的是多元并发的文学格局，以及流散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礼敬，而史书美则偏好流散文学异于大陆的特质，更在乎这种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偏离[4]。sinophone的观念由海外学人提出，也说明这个概念不仅涵容的是星散海外的文学创作，也透露出海外学人的忧切心态。从陈世骧的抒情传统以正宗法乳论中华传统，到史书美以异流造型论现代文学，实在是一脉相承。这里面是去国离家的“想象乡愁”，是情感的政治，也是后殖民理论所一再搬演的“身份认同”的具体落实。如此种种，都与地缘观念颇多关联。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提出“学缘”观念，以弥补或纠正“地缘”观念所带来的种种不足与偏颇。这里所说的“学缘”，不再囿于学校、地区或相似的求学经历这些因素，而是指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源被广泛分享，人们在深入地理解、探讨、交流、对话时所形成的一种学术联结。它取代了那种实存的人际关系和学术网络，转而强调虚拟的同一性的时空构造，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流行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才得以成立？如果只是同时致力于一个学术领域，一起开过几次会、讨论过几次问题，就不加辨别地称其为“共同体”，那显然完全取消了“共同体”的独特含义，将其平庸化、庸俗化了。同样，对于那些王德威所批评的挟洋自重者，借“表演”新式西方话语，变理论的干预为理论的买办，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者[5]，恐怕“共同体”之说也无从谈起。因此，“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超然的学术通道，远离了实体性的机构设置和实质的学术利润，关心的并非搬用时髦理论可能引出的轰动效应，而是强调彼此的对话所能提供的学术争议和增益。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述中，想象并非凭空而起，它的达成依赖于现代印刷技术，特别是小说和报刊所构造的一个拟设的公共空间[6]，而在“想象的学术共同体”中能与此功能相当的大约是翻译所扮演的角色。虽然翻译背后各种话语利益交织，所建造的交流平台也绝非是等值和均衡的，但正是翻译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改造着“共同体”意识。换句话说，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并不是某种同一的信仰或一致的立场，而是根植于不同面相的反思、不同话语的对话。在全球化的流通和交际中，学术共同体中也充满着各种学术欲望的呈现与符号仪式的转移，这种欲望既可能如陈小眉所展示过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那样导向自身[7]，也可以像刘禾追索过的“帝国碰撞”（the clash of empires）那样指向外部[8]，但不论欲望的方向如何，它们都不断丰富着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与系谱。这种不断丰富与深化的想象的学术共同体，正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学缘”。从地缘到学缘，既代表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某种趋向，也为我们重新反思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知识与立场
把海外汉学作为课堂教学与学科设置的组成，展示了其作为知识的重要面相。“-ology”这个词缀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就一般的理解来说，知识代表了既成的、客观的、可供传习的思考内容。例如，作为历史的海外汉学，这个理解本身已经包含了一套可供操作的叙事策略（例如，发生——发展——发达——转移——……之类叙事模式）和信而有征的内容，这些东西逼近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写实观”。其以强烈的客观性为诉求，并展现出一种排他的特性。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其潜台词正直指那种排他的叙述陈规。不过，“压抑”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理解。从负面意义而言，自然不外乎大叙事的表述逻辑有一叶障目的后果，其以局部取代全局，以光明覆盖阴暗，这催生了当代学界对所谓“执拗的低音”（王汎森）、“冷落的缪斯”（耿德华Edward M.Gunn）的巨大寻觅热情；但反过来讲，压抑总是历史的结果。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对民族国家话语单方面地操控中国现代历史叙事感到不满，从而启动了“复线历史”的观念。在其看来，历史的丰富性需要从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直线型表述中解脱出来。其洞见也许有可能更为接近所谓“历史的真实”。但是，诚如王斑所指出的，脱离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死存亡、岌岌可危的历史局势，而奢谈这样的丰富性，显然是偏执的，甚至是经院气的[9]。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不过是一种叙事的结果。
当然，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例如，在田晓菲关于陶渊明的讨论中，她指出传播的手段和载体，是限制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手抄既是舛误产生的客观原因，但它也变相地为抄写者意志的渗入和设定提供了必要的途径。为此，历史上的陶渊明和文本中的陶渊明产生了位移[10]。知识不再是纯粹自足的东西，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素，他们都从外部侵蚀其独立、客观的构造，也一再逗引文学研究向着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迈进。
我们不希望把这种研究范式的迁移，仅仅视为一个视点多元化的表现。它同时也是一种质疑和挑战。我们无需回避海外汉学作为一种知识，拥有它自己的阐释传统和理论根基。这些东西构成了上述所谓的排他依据。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的开端便直陈：“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11]但我想表明的是，这种“错觉”可能并非出于“妄下结论”的后果，而是基于某种知识的假定或曰知识的盘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西方学界缺乏主体性，这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即便是在大力标榜中国自身剧情主线的“中国中心观”之下，仍有一种对中国蔑视的嫌疑，因为它间接暗示西方人能够“客观”、“出色”地勾勒出中国的历史，因而可以将中国学人的见解束之高阁[12]。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世界垄断了对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的解释权，并把它处理成一个纯粹的且不能发声的“美学文本”，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对中国知识的盘剥。“知识的盘剥”这个词，是从“李小龙盘剥”（bruceploitation）[13]中引申而来的，不过同它强调电影工业对李小龙个人形象的肆意占用和重新叙述来稀释角色的神秘感不同，我愿意强调，稀释的结果在于建造一种常识，而这种常识事实上帮助巩固了那个西方高人一等的基本信仰和自我崇拜。
为了击破这种崇拜的幻象，我们必须表白知识的“虚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性。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必须还原知识具有想象的维度。历史已逝，这导致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包含一种叙事的倾向。海外汉学的各项研究，以其各不相同视角、意象投射了一个多样化的中国面貌，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被想象的中国。众生喧哗固然可爱，但那种可爱，与其说更贴近中国自身的特性，毋宁说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其高度的风险性在于，对历史和现实做出过高的评价。在一段针对文学史写作的文字里，董健等人批评了目前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历史补缺主义”，并将其斥之为“制造虚假繁荣”。他们说：“不管出于什么意图，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一种情况是‘好心的’，一厢情愿地要使历史‘丰富’起来、‘多元’起来。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之筛筛选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便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多方为历史‘补缺’。”[14]这种单一与繁荣的辩证，需要一种知识考古式的省思，特别是杰姆逊（Fredric Jamson）所谓的“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支撑。
这种支撑也相应地引出讨论的第二个方面，即必须注重阐释的限度，特别是西方理论的限度。在汉学世界，传统的中西关系，历来是“西方观察员和中国国情论”。前者提供理论支持，而后者则辅以文本材料，典型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破坏这种恒定的叙事法则。第一种做法或许可以是引入第三、第四乃至更多的参照系统，以期逆转这种由西向东的阐释序列。日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中介的理念，现在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史书美尝试提醒我们，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既有政治上的剑拔弩张，但也有“文化、学术和军事目标之间密切的合谋关系”。这个暧昧中介的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其合法性部分地来源于东亚国家享有共同文化的话语策略。”[15]所谓“同文同种”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准此而发，除却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展服务的强烈殖民色调之外，其成立的前提正是中日双方其来有自的文化交往。这一点，也成为近来新的对中西关系做出协商的方向，即发展出一种“作为方法的亚洲观”[16]。通过切断“中——西”之间的连字符，把中国重新置于亚洲的视野之下，变英美德法为日印越韩，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这种观点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了一种多中心、多参照或曰无中心、无标准的思考取向，从而打破了西方的我执和垄断，实践了“去帝国”、“去殖民”的学术理念，但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影响及其阐释体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它不能离开“现代性”或曰“现代化”来讨论中日韩各国自近代以来的变化。针对这种无法从根底上挣脱西方诠释路向的现实，一种比较可行的做法，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方法是，从“失语”的文化体系内部找到一条可以一以贯之的解释线索，并尽可能地辅以中国学者自身的论述。王德威关于抒情传统的探讨，展示了这种新方向的可能和限度[17]。借由公私律动和大小之我间的绵密互动，王德威强调了可以视为“史诗时代”的四五十年代，如何一再悖论性、反讽性地泄露抒情气息的绵延不绝，而其显像领域，又如何从传统的诗歌范围，进入到整个艺术世界，包括戏剧、音乐、书法、政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王德威所要见证的“抒情”，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隐喻，虽然它并不敷以缕述所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学表现，但是，却成为辨识中国文化丰富性的一个认知装置。通过它，我们不仅得以处理个体和国家之间的繁复关联，同时也能够应对中西之间的文化联结，无论这种联结是对立、协商还或合谋。
摧毁知识崇拜论的第三个动力，或许可以从知识，或者说理性系统的反面获得。通过肯定情感和欲望的学术价值，使得理性、知识变得不再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因为长久以来受到黑格尔（G. W. F. Hegel）思想的影响，西方世界向来对情感和非理性不屑一顾、弃如敝履。但是，20世纪的知识转向，使得这些长久以来被轻视的内容得以浮出历史地表。“情感与理智”的拉锯重新展开。不过，相比起启蒙、理性、知识这类压倒性的研究议题，情感探讨依然相形见绌。以现代文学和历史研究为例，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子之外，如林培瑞（Perry Link）、王德威、李海燕、顾德曼（Bryna Goodman）、林郁沁，很少有学者愿意把精力分散在这些零星的难于把握的思维情绪之上[18]。这当中至少有一个偏见是，此类东西并不能带来社会效应和实际功用。而这正是知识“卖点”，一个流行的口号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种先验的理解应当被拆穿，即使不是去正面地否定知识功能论，至少也应该直面情感的价值。第二种偏见，或许可以称为“知识精英主义”。在林郁沁关于施剑翘复仇案所引发的社会反响的讨论中，她表示，社会评论家和普通大众基本上站到了观点对立的两面。前者对“情”抱有敌意，而后者则对此满腹同情。精英和大众的分道扬镳，显示了社会秩序变动中，知识分子日益不安的处境。她写道：“批评家和城市职业人士发现，他们作为社会道德裁决者的地位和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垄断遭到了日益壮大的庶民公众和侵犯性的威权主义政府的左右围攻，而庶民公众的集体情绪则被蓬勃发展的新的大众传媒所制造和传播。为了重整地盘，这些自命为舆论制造者的人们对他们认为是女性化的大众和它变化无常的本性表达了显著的不悦和直接的嘲笑。他们也蔑视政府企图动员公众情绪来支持中央权威的做法。”[19]而一个与此类似的推测是，因为西方世界掌握着理论的制动权，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精英的位置之上，与此对应，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大众地位。由此，强调知识的正当性、理论的适切性，变相地回应了其试图维持文化等级和地位的意图。尽管这有可能放大了海外汉学研究作为知识的意识形态性，但是，毋庸置疑这种知识不是绝然纯粹、客观的，也因此，必须把它处理成一种历史进程中的立场。因为它承认，研究拥有它潜在的出发点或目标。简言之，它包含一种主观因素。
观点与方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对海外汉学最常见又最中庸的评价。不过，这句套语还是显示了某些必要的批判倾向。这绝不是表面的文字游戏，越是习以为常的东西，越需要认真地审视。“他山之石”提示我们海外汉学有其独到的价值，也有其自身的限制，而“可以攻玉”则表明其可能的影响，代表一种未然的趋势，而非已然的实有。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至少它说明海外汉学的价值并不孤立地取决于自身，也是来自于它的接受者。我们会在什么语境下，以怎样的心态、立场和策略来面对和研究这个学术话语，并进而产生对话与交流？换句话说，海外汉学的意义，终究落实在我们的能力和愿望的折冲之间。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对海外汉学的了解和掌握，多数是借助译本完成的，而这些译本中，我们经常读到的可能不少是改本、选本或者转述本。如此一来，翻译陈规加上出版审查，海外汉学研究往往变得言不从意不顺，再加上我们对这些研究的写作语境和学术传统疏于考察，很容易就使得谨严的论证体系沦落成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大家热衷于抓住海外学者著作的某个论点或赞或贬，却很少能梳理出这些论点得以产生的学术脉络。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同海外汉学自身的研究方法有关，特别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行的是举证法，一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再辅以若干材料，但是翻译、出版的过程，可能使得论证不断缩水，最后让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读来，常有虎头蛇尾、捉襟见肘的感觉，论证全然做了观点的陪衬。因此，有的批评家就误把海外汉学解读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学术世界的反映，因为没有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对理论和材料的使用也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所以，中国研究就变成了夺人耳目的学术表演。
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诸对王德威的批评。国内学界对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r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或弹或赞，基本上呈现两歧局面。但对立的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却一致落在了“没来晚清，何来五四”这个观点上，反倒对其具体的论证与探究的过程兴趣寥寥，更遑论做出应对和协商。批评者认为王德威不过说了一句大白话，历史的进程本来如此；而褒扬者则在乎他彰显晚清魅力，为现代文学另立源头。可王德威本人对此都不认同。他说，我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讲，说“没来五四，何来晚清”。[20]这个意思很清楚，王德威所要倡导的是五四与晚清之间的相互映衬、照亮，而绝非以晚清取消五四的示范和开创意义。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所谓的“多重缘起观”、“众声喧哗论”，虽对五四话语压倒一切的叙事有所触动，但实在也难逃杜赞奇式的学院炫技之嫌。但是，我必须强调，这种见仁见智的“多元论”，并非表面的一个变成多个，其核心是要探问各各不同的“多元”因素如何对话与呼应，文学史的整体观到底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循此我们注意到，王德威在大谈“多元”、“多样”的同时，还有重要的一问，那就是：“众声喧哗以后”怎么办[21]？从1970年代，伊维德（Wilt L. Idema）提出，说书不是白话小说的唯一起源[22]，到今日王德威再提现代文学的多重缘起，三四十年过去了，“多”这个概念尽管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也未必见得能被很好地领会，得到最深的贯彻。大家只注重什么人提了什么观点，而没有注意到这些观点所揭示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是什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对海外汉学一些重要论点出现的背景缺乏了解，对海外汉学的学术传统比较陌生。以甚嚣尘上的“现代性”研究为例，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它基本上是针对政治解读对文学研究的过分干涉而提出来的。从夏志清启用新批评模式开始，这种趋向就已经显现，到了李欧梵、王德威，甚至更年轻的一辈学者则更进一步，不仅运用“现代性”理论来讨论问题，而且开始反思现代性本身的悖论与问题。但是，国内的接受者，正如李陀所批评的，只知其一，不及其余。知道了现代性，却遗忘了反抗现代性；知道了反抗现代性，却不知道现代性本身还带着自反性、批判性[23]。由此，国内各种冠以“现代性”之名的专著论文，多则多矣，却未必都能如海外研究者研究那样清楚地知道要针对什么意识，解决什么问题。
二是我们对所谓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生的“帝国审美心态”缺乏必要的警惕，“观点中心主义”恰恰突出展示了去历史化和西方理论崇拜。在一项针对电影生产日趋普世主义的讨论中，王斑写道：“全球化影响下的电影制作，越来越趋向营造历史的视觉、情感景观，而不去深入探讨民族历史中的问题和矛盾。电影与资本的意象的潮流相融合，压抑了历史活动的真正动因。电影因此成为资本在全球扩张、流通的视觉媒介。”王斑将此概括为“作为资本形象的电影”。[24]显然，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作为文化或历史形象的电影”。前者从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科技传统”发展而来，基本上展示的是现代性的均质化特征；而后者则关注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历史所能引出的现代性的复数化和另类化特征[25]。正是在“两种现代性”的层面上，我们来理解唐小兵的“再解读”理念[26]，刘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27]，以及王斑关于“崇高话语”和“历史记忆”的深入探讨[28]等等，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试图对那种完全将政治理解排除在现代性想象与美学思考之外的研究范式有所改造。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刻革命记忆的红色国度，政治如何塑造现代，并与之发生紧密关系，已经成为解释中国“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突破口和切入点。19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告别革命”、“放逐诸神”（刘再复、李泽厚），乃至于商业竞卖、下半身写作，我们尤有必要思考，革命、政治是否已经真的沦落成明日黄花？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是否仅仅是学院内部的一种美学现代性试验，还是对社会文化生产有着借喻性解读的干预手段？事实上，我们对海外汉学的接受每有买椟还珠之举。综观当下的文学研究，有多少研究不是在为西方世界提供的那些“新观点”、“新理论”寻找更多的支撑材料和文本信息呢？借用周蕾对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批评，我们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国内学者对汉学的尖锐批评或者简化论证只求观点的做法，事实上是对自己研究状况的一种深刻焦虑[29]。“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理念”和“方法”却因人而异。正如“分叉的现代主义”一样，“观点”和“方法”代表了文学研究在全球视野和地方视角上的不同作为，前者是事实，而后者才是生产力。
三是与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深入不够有关。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我们目前的工作，大抵以译介为主，其中有专著的翻译、学术书评、研讨会，也有专人专论、学术访谈，还有西方研究现状和历史的总结、概述，其中当然不乏反思、纠偏之作，但是，应当承认，这些零散的思考，并没有系统、细致地对海外汉学研究本身的诸多问题、成规、创建，对其观点与方法做出学理性的阐述。表现之一就是对汉学的批评意见，过于肤泛笼统，常有套话之嫌，不是批评其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就是批评其理论的限度，往往以文本为牺牲，或者声称其人思想立场偏激，早有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图谋。可是，我们也不妨追问，这些受到政治观念左右的论者，每个人的表现是否一致，程度是否相等，是否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表现的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同的作者是否因为其所处的时代、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以及所经历的学术训练不同，而有差异性的表现呢？表现之二，是对海外汉学在西方学界的边缘地位过于强调。应该说，指出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每每将其与在国内学界所受到的礼遇相联系，则不免暴露一己之偏狭，背后流露的潜台词正是，边缘不应当也不值得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地去研究。殊不知，边缘也不妨成为一种学术策略。汉学变身“主义”，既有其风险，但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们根本无需刻意拔高或者打压汉学，以为“主义”将成，实在不过是一种过分强烈的内外意识所致。
外部与内部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打开地理视界，淡化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从现代学术史建设的角度重新定位、审查、使用海外汉学的种种成果、方法、理念，把它从他山之石变成内部资源，在一种晚清以来的“天下观”、“世界观”中，重新领会中国现代学术的嬗变、转移和发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打通内外的趋势，有其不得不然的动力与契机。就内部因缘而言，历时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学术，许多曾经“时新”的论述和理念，已经无法全面解释当下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现状，其典范价值和合法性也一再受到挑战和质疑。例如，“进化论”深陷“革命”与“启蒙”的迷思，其直线姿态却无力解释传统的不断潜返与回旋，以致被“多元并发”、“复线观念”所取代。而“写实主义”则徘徊在道德与美学的两难与限制之间，常常难以自圆其说，也因此遭到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挑战。那种坚持古今演变有其“独立传统”的见解，也逐渐被“比较意识”所瓦解，“古今”坐标变身成为“古今中西”历时、共时的双向轨道。这种种迹象表现，现代学术正从内部发展出一种对新的范式转移的时代要求。而从外部契机来看，西学东渐，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全球学术资源的流通、共享，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我并不是说中国学术无法从其内部发展出一种新变的可能，也不是指这种学术的刺激、交流完全是超然的，而是指在一个中西互动已经极为紧密的语境下，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已经将西学因素广泛包容于内在结构，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海外汉学完全可以成为学术转型的有效资源。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内外转换的机缘下，更深入地探讨在当代中国重建学术史，预示着怎样的新一轮的国族想象、自我确证以及教育体制的转型，其中最核心的思考依然是，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之本体是什么？知识是什么？具体到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的建设，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是什么？现代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
诚如王德威所言，“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范畴，其实是一种现代建制，是20世纪的发明，它的谱系至早不会超过19世纪末[30]。而且，这个建制的依据，正是西方对文学的定义和分类，其中也包括日本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当然可以视为一种新的知识秩序的生成，它引导了其后对文学的思考路线；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追随刘禾的论述，认为这同时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它使“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意义的终极权威。例如，《大系》（指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并且按照这种分类原则来组织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类范畴被理解为完全可以同英语中的fiction，poetry，drama和familia prose相对应的文类。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学形式规范的经典化，使一些也许从梁启超那个时代就已产生的想法最终成为现实，这就是彻底颠覆中国经典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意义的合法性源泉。”[31]但是不论正负，这些在当时可能具有权力意志的东西，到了今天已经成了我们不容回避的学科史背景和根基。可以说，西学并不外于我，优于我，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要突破所谓的内外界限，把看似外援的东西内化成自我的组织。
有人认为，汉学研究在材料和理论上具备优势、观点新颖，这使得当代中国学界“仿汉学”风潮此起彼落。这实在不过是一种误解。一方面，全球化的学术开放体系，使得知识垄断不再可能，优劣论早该寿终正寝；另一方面，所谓的优劣不过是自我设限，投射的是根深蒂固的内外意识。我要指出的是，海外汉学研究不仅已经成为我们学科的基础构造和历史组成，而且有些海外汉学研究的新颖观点，其源头恰恰在中国学术传统“内部”。比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著名的“冲击——回应”论，经过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等人的阐释和运用，影响深远，几成典范，后来该观点因受到柯文（Paul Cohen）的批评，又一度预示着史学研究典范的迁移。殊不知，费正清这个著名论点实在是受教于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中国学人蒋廷黻、胡适和邓嗣禹诸位，最早就出自费正清与邓嗣禹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就此而言，我们根本无须恪守严格的内外界限，或者刻意塑造出一个高高在上的西方形象，来为现代学术的转型，制造权威依据和象征资本，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较视域和图景已经展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讨论和研究的“基奠性话语”。
回到前面的问题，正是借助于海外汉学与本土传统的内外融合，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现代文学是什么？是如何被建构与叙述的？海外资源与本土传统在其中如何相互对话、共同推动现代学术的转型的？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一些有益的、新的特征已同时展现，学界对所谓的“文学是什么”之类的观念有了迥异于前的探索。就“现代文学”而言，首先是“文学”、“文本”的定义有了一个跨科际的思考，在传统的“文字书写”中又融入了“视觉表述”，容电影、图像、文字研讨于一炉；同时，变文本的“写作观”为“制造观”，从作者中心论和纯美学阐释中脱离出来，转而去考察文本的意识形态构造，读者、作家、出版社以及出版技术、审查机制等等因素的合力作为。其次是对“现代”的可能和表现，有了更为灵活多变的理解。这不仅是指它总是与性别、身体、都市、跨文化之类的时髦话语关联、对话、磨合，也是指它对历史以及自身所形诸的历史有了一个更为透彻和辩证性的考量。这里面既有大小传统的对话，新旧之别的分解，更有写实与虚构的辩证，当然更重要的是，带着这些新的反思它又重新结构了一种关于文学历史的表述序列。正是在这些新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体征之下，我们有可能对海外汉学研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深挖，以图为现代学术的建立清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谱系。
我们通过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内部与外部三组概念，对海外汉学的名与实作了初步的梳理，并尝试回答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在有限的篇幅里，根本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更不可能给出圆满的答案。但是，希望这些讨论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思考，面对庞大丰沛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应该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去认识它、研究它、利用它和转化它。惟其如此，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才可能由“想象”走向“现实”。
[1] 有关汉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名与实转变的梳理可见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有关汉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可参阅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有关汉学主义的学理性探讨，可参见顾明栋的系列文章，如《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等。
[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有关鲁迅和张爱玲所引发的文学史意识形态讨论，可参阅张英进：《鲁迅……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流变》，见王尧、季进编：《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6-327页。
[4] 参阅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2012年12月）蔡建鑫、高嘉谦主编的“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化”专辑以及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6] 参阅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章。
[7]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9]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0]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2] 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美国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缘起和现状探究》，见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13] 胡思明：《李小龙之后的“李小龙”：猜臆中的生平》，见张英进、胡敏娜主编：《华语电影明星：表演、语境、类型》，西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14] 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5]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25页。
[16] 关于该话题的最新研究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
[17]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18] Link,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见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5-223页；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 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20] 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见王尧、季进编：《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21] 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
[22] Idema, Wilt L..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74.
[23] Li Tuo. “Resistance to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1980s.”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ed. Pang-Yuan Chi & David Der-wei Wa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25] 关于“两种现代性”更详细的讨论见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6]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 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s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0] 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见王尧、季进编：《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31]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