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京)2016年第4期 第5-10页
内容提要：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但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却表现出惰性，所以一到转型期，传统就会成为“问题”，被强调更新和改革的人视为包袱。这不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分辨传统的标准问题。当前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一、什么是传统
什么是传统?在《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国皆称王，世世传统。”[1]在这句话中，“传”是动词，“统”是统系。“统”表示一种连续关系之链，古代多用“皇统”“君统”“宗统”“道统”等来表示，与今天的“传统”一词有近似之处。今天我们所用的“传统”一词来自于现代汉语，已经吸收了西方语言中“tradition”一词的意义，指世代相传的精神、风俗、艺术、制度等。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话语中，与“传统”相对的是“现代”。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延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2]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还进一步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文化传统中，希尔斯特别关注“实质性传统”，这一概念来自韦伯的“实质合理性”概念，主要指价值传统，即指崇尚过去的智慧，注重以从过去传承下来的行为模式为指导，如对宗教信仰和家庭人伦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对族群、共同体的归属感及忠诚等。传统对人们有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
我们认为，文化传统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脉，也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彰显文化的意义，保守文化的价值，塑造文化的认同。价值传统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道德品行的保证，是社会秩序的保障；价值传统是文明质量的保证，赋予存在以意义，维护古往今来的理想。价值传统是文化传统的核心，反映一个文化的价值规范、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理想，即价值观。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价值传统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3]
在概念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有分别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如中医中药文化、中餐美食文化、中国茶饮文化、中国民乐戏曲，凡是历史上的文化现象都可归入传统文化范畴；而文化传统是内在于传统文化的道，是文化的精神、灵魂、气质。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华文化，往往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
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美的，传统有旧的衰落，有新的加入，虽然传统促进了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延续，却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惰性。这时传统便成为焦点，被强调更新和改革的人视为包袱，于是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传统便成为“问题”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传统曾一度受到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的猛烈抨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受到的批判以“五四”时期最为突出。
二、如何认识传统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有积极的意义，但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只有与传统激烈地决裂才能走向现代，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盘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把合理的批判推向极端，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些显然都是偏激的。其原因是未能确立对待传统的正确标准。
20世纪出现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就涉及分辨传统的标准，其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四点。
一是以富强为唯一标准。例如，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文明和检讨中国文化时以功利主义为基点，以富强之强为根本标准，极力称赞：“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于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4]126陈独秀不仅变成一个战争与鲜血的崇拜者，而且公开提倡文化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抨击“独尊人性”，高呼“保存兽性”。他说：“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声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活也，曰顺性自然、不饰伪文也。晰种之人殖民事业遍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4]109与此同时，他还把爱好和平与注重文化教养看成是东方民族的“卑劣无耻之根性”而加以诋斥。这是在外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其实，真、善、美和人类的平等、友爱、和谐、互助的价值理想以及表达这些价值的人文文化，是不可能依照某一外在的功效来衡量自身价值的。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内在于人文文化本身的真、善、美，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唐诗、宋词或儒学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不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就否认其价值。
二是以科学、民主为唯一标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自1917年后更多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这比《新青年》创办初期更具积极的启蒙意义，但全盘反传统的思想也借此而发展。陈独秀的话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362他不仅以民主和科学的名义从整体上反对孔子与儒家、道教、佛教，而且还把民主、科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伦理革命主张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主张，从文化观念上看，实际上是引入“科学”“民主”作为判断文化传统价值的根本标准。但是，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在哲学、美学、伦理、文学层面上具有普遍价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范畴内被承认，因此“科学”“民主”并不能作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文明、和谐、正义等价值不能以“科学”“民主”来衡量。
三是以文化为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文化观：第一，革命是绝对的，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于是革命成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一切不能归属于革命的文化，如爱情文化、亲情文化等表达人与人感情的文化，都被看作阻碍革命的文化，都被批判和反对。第二，文化是意识形态。这种观念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都有适应其需要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因而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的基础。这种理解完全忽视了道德、宗教、哲学对人类、社会、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道德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文化形式，含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准则，“道德世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经验与真正智慧的一种结晶”。而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在本质上是人面对自己的“生存”在精神的深层表现出来的“终极关怀”，同时也是道德价值的一种特殊承担形式。至于艺术与哲学所包含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的理解与思考，就更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5]11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其结果只能是使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遗产变成废墟，导致民众文化意识极度贫乏，滋长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轻浮、浅薄的傲慢。“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成为观念、文化领域最流行的口号。第三，把传统归于农业文明。这种观念认为农业文明已经完全过时，所以蕴含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传统也就自然是过时的。其实农业文明孕育出很多文化的形态、文化的成果、文化的价值，它们都包含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的内涵，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四是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五四”时期除了主张富强、民主、科学三个标准外，最为根本的是，当时的学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近代文化中的价值理性的意义，进而导致了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价值理性重视价值的理性，工具理性重视功效的理性。价值理性是主张博爱、平等、平均等价值的伦理体系。尽管西方近代文明通过启蒙运动挣脱了基督教教会的约束，通过对科学、民主等理念的倡导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与发展，是与以传统宗教为形式的价值传统的连续性分不开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和其他转化形式，但仍然是西方近代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五四”时期以来，我们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到伦理—信仰传统的连续性及其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发性采取了片面的态度，把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陷入了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误区。在中国文化中，文化与历史传统是保障价值理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文化危机引发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势必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价值理性失落的危机，从而破坏价值的连续性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伤害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而导致价值的危机。[6]
当年，人们大力提倡和欢迎“德先生”“赛先生”，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人们热切的向往。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识之士也曾呼吁欢迎“穆勒尔”(moral，道德)小姐，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也是其应有之义并具有迫切性。然而，民主和科学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大的课题，这在客观上造成“德先生”和“赛先生”受到重视，而冷落了“穆小姐”。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才能弘扬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7]164的价值传统，才能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核心价值的文化根源。
三、传统与现代化
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形而上学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学理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文化、价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剧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混乱、痛苦，甚至加剧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削弱了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的承受力与战斗力。反传统主义者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中国人或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人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由此，“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族凭借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放眼未来，她也一定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建设新的现代文明。如果我们不在批判传统的消极性的同时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不在大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仍然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加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一味地在传统身上算老账，让传统对现代化的滞后负责，以回避我们自己的巨大责任，这只能更显示出作为“不肖子孙”的我们的无能罢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课题，不应再是对传统作感情冲动的全面否定，而是应该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自“五四”以来的不必要的对峙，理性地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发展。
“文革大革命”以后，追求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明确共识。儒学能促进中国现代化吗?这一问题不仅揭示了近代以来儒学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也说明了儒学面临的真正挑战。近代以来，在探索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自然步入现代化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潜藏的意识，即认定阻碍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今天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根由。世界近代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西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从而进入工业文明，一种是其他地区在既有的近代化模式下通过移植、学习而使文化实现演进变革。前者为创生的，后者为模拟的。而阻碍一种文化自发地“创生”现代化的原因并不必然也是阻碍该文化“模拟”现代化的原因。以日本为例，日本文化未能自发地步入近代化，但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没有首先在文化上进行“脱胎换骨”，把传统精神资源全部抛弃。因此，当我们死死地追问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自发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力图由此找到现代化改革的根本障碍时，我们是否想过，工业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这些被称为“后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是自发地创生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社会也没有一个是先经历了与传统决裂的“文化革命”。[5]12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东亚的经济奇迹对美国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这使得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传统不必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可以通过不摧毁传统的方式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而破坏传统不仅不必然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而且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未能自发地引导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但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同化既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了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四、传统与现代中国
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这类题目。事实上，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是毫不相干的。例如，《楚辞》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二者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楚辞》没有价值。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价值并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中得到肯定，而是要站在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所以，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末，学术界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是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如何创造性地传达其意义。
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性的概念。事实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问题的课题，这是因为“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代生活中仍有传统，也不可能离开传统。尤其是现代人仍需要终极关怀、价值理想、人生意义、社会交往，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承继与转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其理性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价值更为凸显，传统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切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的一面，都必然对现代化发展中的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人际疏离、文化商业化等消极因素持批判态度。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规范引导现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7]164今天，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怀疑自己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力，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快速、稳妥地加以实现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起飞，今天很少再有人把现代化受挫的满腔怨气喷向中华传统文化，很少再有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那种焦虑，那种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产生的对传统的愤懑已经大大缓解，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自下而上的国学热，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与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态、塑造向上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我们高兴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为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题。当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如何借鉴传统的精华，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文化心态成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