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理论生产及其反思
我想有一个基本的状况，已经不太需要我们再确认了，就是今天全世界的学术都很腐败。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CSSCI。可是我们在批判这个现象的同时，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现实。就是，学术腐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批判，我们却没办法改变它，甚至有时候年轻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它妥协？
我想，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并非意识形态斗争可以掌控的恶性循环。学术腐败真正的根源在于，世界各地的学院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而学术则变成一种商品。当这个结构形成的时候，我们仅仅靠思想、意识形态等等的批判，甚至是某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是很难改变现有的知识格局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状况。而且它变成一种产业之后，就有了“国计民生”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他只不过是生产一些能够被贩卖的商品的工匠。当然，工匠并不是个贬义词，我们知道好的工匠、敬业的工匠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产品是有灵魂的；但是，并非所有从事生产的人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工匠，或者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词汇，就是“匠人”。而且，匠人永远比优秀的工匠要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工匠传统比较发达的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它的学院里工匠的生产也非常精密。那么在一个工匠传统非常不发达的地方，它的工匠产品是非常粗制滥造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状况，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就是，理论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它如何被生产？于是我们看到了和资本全球化的基本模式几乎完全一致的现象，就是后发达国家的匠人在引进和贩卖发达国家的工匠或者匠人的产品。而且，对于那些还没有使学术变成商品的时代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一下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在那两个文本里边讨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被学术工匠化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这个恐怕都不太需要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工匠化的理论生产，把本来是精神产品，而不是商业产品的那样的一些知识文化遗产，重新打造成可以贩卖的商品，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我想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边，如何生产理论已经不是一个有着自明前提的问题了。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最容易发生的一个反动，就是我们要对抗它。最容易对抗它的模式就是我们呼吁实践。学院必须要向现实开放，那么它这个媒介，最主要的媒介就是社会实践。可是，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我们投身到现实当中去，我们这些学院的知识分子就有可能真的找到一种途径，使知识可以回复到有生命的状态呢？
实践与理论可以分开吗？
我在北京曾经和从事实践的知识分子有过一些谈论。例如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社会学的，所以做很多的田野调查。我的一位朋友会跟我讲说，你们这些不参与实践的的人有责任给我们提供一些处理资料的工具。说我们搞了大量的访谈数据，但是这种访谈越搞越觉得搞不完，因为有无数可以访谈的人，我们都还没有去做。我们不知道这些访谈资料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停下来处理它，而且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它。这样，我们就只好不停地访谈下去。
这是社会学的一些学者的疑惑。还有一些不在学院工作的朋友，NGO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他们有时候来找我说，我们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儿走。说你们这些学院知识分子有责任跟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遇到的这类情况背后，暗含了一个很古老的问题。阿多诺讲过一句话，他说实践是一个理论命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疑惑，我们是否可以直观地把理论跟实践分开。我想说的是，把理论跟实践区分开来并且用后者去纠正前者的局限，或者用前者去推进后者的深入，这个操作并不能在直观层面上进行。
我个人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或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因为一个没有实践视野的理论工作者，他的理论可能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一个只有实践却没有理论洞察力的实践者，他的实践会是盲目的，而且会失去方向。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怎么生产理论，怎么去进行实践？我个人没有参与具体的运动。虽然我很刻意和很多做社会活动的朋友尽可能地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我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推动学院里面的运动，或者说我希望在学院里通过实践视野去找回理论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让理论从商品的这样一个状况里面解脱出来。
我在北京做了一个很初步的实验，就是我和一些年轻的学人一起来读西方理论。但是我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非常仔细地读了西方理论的文本之后，我建议大家把所有的文本里面的结论全部忘掉，甚至不依靠它提供的关键词，看看我们还能剩下什么。
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实验，就是说今天的理论被理解为西方理论的结论或者是立场，而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仅在学院匠人的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是这样地再生产的，而且，我认为相当一部分批判知识分子，甚至是实践的知识分子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当我们要使用理论的时候，我们期待的往往是一个能够提供安全感的前提或者是到达点。如果把这个前提和到达点，我们把它去掉，我们将要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是我们必须赤手空拳地面对远远复杂于理论，复杂于实践的现实。
我曾经跟北京的年轻朋友们在几年以前就开始了做这样一个实验，非常地艰难。就是在我们阅读之后，我们尝试着不去曲解文本，要在里边找到它真正的灵魂。可是做了这个实验之后，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不管是东方的理论，还是西方的理论，学院里面理论生产中的经典，它的灵魂其实是非常纠结不清的，没办法用逻辑简单地穷尽。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实际上理解的仅仅只是理论的表层含义，甚至仅仅是它的作为观念的结论。
我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并不反对在理论学习中掌握理论的观念。但是如何把握观念，却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很多人把关键的概念抽象地塞进自己的知识库存中去，并不顾及这些观念都有自己的特定脉络和特定状况；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把它直接用于解释一些类似的材料，并且也不顾及那些材料自身的语境。
我们对于普遍性的理解，往往就是这样脱离状况的一般性抽象，而这种理解常常诱使我们把自己面对的状况作为材料生硬地塞到流行的理论框架中去。其实任何抽象都是从具体的状况中生发出来的，抽象概念应用到其他状况中去的时候，必须经过一个理论思维的转换，转换的结果，往往使得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我愿意说这是一个理论概念再生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理论感觉是相当直观的，几乎不存在这样的转换与再生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套用理论结论的现象，它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理论思维的洞察力。
同样，没有洞察力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我们知道现实的状况千变万化，任何实践者都不可能先知先觉。而且，实践最大的特征在于，实践者要受到不同力学关系的制约。
这就是说，你不可能单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动实际的操作，你的合作者，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甚至你的敌对者，都会按照自己的主体意志影响你的实践结果，而更大的制约力，就是社会的、集团的、国家的等等个体无法掌控的力量，这一切都决定了实践者不可能依靠直观的判断去行动，他要具备对不可视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把握的洞察力，而且要具备随着状况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整体方向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论思维的能力。
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论和实践是必须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作为实践与理论媒介的现实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说它们是结合的，那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合？这个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互相套用的话，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是理论和实践辩证的另一个层面：事实上理论和实践还是必须要在机能上分开。因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工作目标，但是这个分离必须经由一个媒介才能完成，这个媒介就是现实。
在今天的学院工匠化的理论生产里面，现实多数是被伪造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这个伪造的程序都不需要。可是当理论真的面对现实开放的时候，那么它会面对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理论永远要小于现实。因为现实里包含的那个相互冲突，互相纠结，没办法扯得清的那些部分，一定会被理论生产在提炼问题的时候，被遗漏在问题之外。那么这样的理论在对于参与现实的实践者来说，它不可能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这个是理论的宿命。
所以我宁愿认为，理论对实践的那个指导功能在于它提供一种理论的想象力。换句话说当一个实践者进入一个实践过程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想象力，他很难判断他眼前看到的那个直观表象的真实结构是什么？它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他自己如何才能够通过实践取得那些最有效的结果，把现实的变化尽量地推向他所期待的方向？
那么对于实践者来说，在面对现实时候，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在于他要有想象力，或者他的目标并不在于想象力。实践者的目标在于他真实地介入现实并且取得后果，因此他需要直接介入现实。而当理论面对现实开放的时候，它的介入方式是间接的，断裂的，不会直接与现实关联。我们常说理论不能就事论事，道理就在这里。
可是有一个宿命，对于实践来说，和理论是一样的；就是实践也远远地小于现实。这个小于现实的原因跟理论小于现实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实永远包含了无数个实践者的参与。因此任何一方面的实践者想去涵盖现实，想去左右现实几乎是不可能。不要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最有权力，最能够动用各种有效力量的当权者，他的实践也小于现实。
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作为不可能去左右它的实践者，要怎样有效地介入，而且如何通过自己的介入，使现实尽可能朝自己的那个方向发展、把今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在明天或者后天变成可能？我想这是实践者在面对大于自己的现实时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课题，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课题就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想象力。
今天在学院的学术环境里面，理论出现了状况，实践出现了危机。那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现实观也必须要重新被检讨。我们今天讨论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情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媒。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状况，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参与现实，任何一个个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能够直接接触到的那个现实是非常有限的。
而传媒的一个强大逻辑就是，它要不断地物化既定的事实，把它装扮成唯一的现实，而遮蔽现实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到目前为止，占主流的知识生产基本上就是这么理解现实的。甚至很不幸的是，包括批判理论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和这样的传媒逻辑有共谋的关系。如果说批判理论的生产它是在反对传媒的逻辑意义上被生产的话，那么事实上它的那个明确的反对的目标，它的现实观也受制于这样一个所谓“既定现实”的逻辑。所以如何有一个真正富有弹性的现实观，能够面对复杂的、我们无法左右的那样的现实状况，这可能是接下去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课题。
尽管在今天的学院学术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理论生产，理论思考空间是非常小的。这个空间只能靠我们一点一点努力，一点一点地打造。我只能做一个稍微有一点残酷的一个提示，哪怕我们身在实践，哪怕我们致力于打造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但是我们事实上仍然生存在一个知识产业化的学院环境里面，并不能说批判的立场能够保证我们不和这个环境同谋。
尽管这句话说出来好像有一点残酷，但是这也是我随时自戒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没有任何道德优先权，也没有任何保险。我们随时可能被那样一个大的知识生产的产业所收编。因此，如何保证，或者如何坚持在自己和这个产业之间保持一个距离，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理论生产和实践的一个最根本的课题。在这样的问题上，理论和实践是同一的。
本文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9年12月第80期，原题“理论与实践：一个在具体脉络中不断变化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