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腐败，骂的多，提出建设性治理对策的却比较少。学术腐败当然应该骂，应该揭露和批判，但只靠骂，只靠揭露和批判，恐怕解决不了问题。产生学术腐败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学术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的运行机制逐步进入了这样一个怪圈：量化学术←→ 弄虚作假←→购买版面。

所谓量化学术，是指主要以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人、一个单位的科研实绩和贡献大小。时下，量化学术几乎涵盖了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诸如评职称，评奖，授学位，评各种学术职级、学术头衔（如院士、学术带头人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等，有关部门或单位都规定了一定的学术量化指标。不仅如此，量化学术甚至延伸到了许多非学术部门，如提干、晋级、评先进，乃至教科文卫等部门发展党团员等。有人戏言，就连某些年轻学子谈恋爱，也要看一看对方学术成果的多寡。

为什么量化学术如此大红大紫，成为社会的“拜物教”，以至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原因并不复杂，乃是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术单位和高等学校的领导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主要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典型、带一般，转变为以各种形式的考核、评估、评审为主导，而这些活动都是以“量”的形式来体现的。以高等学校为例，现在的校长、院长和各职能部门，每年都要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上级部门一个接一个的考核、评估等，统计名目繁多的各种数据，填写数不完的各种表格，可以说苦不堪言。本人在一所高校担任过十多年系主任（院长），对此深有感受和体会。

量化学术本身也许并没有错。如果单从评聘、考核、授学位等环节去考虑，制订一些合理的量化指标（包括量化学术），是必要的，其初衷是排除领导个人说了算，使各种评聘活动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但是，辩证法是无情的。许多事情都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量化学术也是这样。

如今的量化学术，已发展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性安排，其基本导向是“量”，即将学术活动引导到片面追求数量上去。特别是当量化学术被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提升为一种科研管理和竞争机制时，它就必然走向全局性的“异化”，使学术队伍中片面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心态恶性膨胀。以“量”为导向的量化学术昭示人们：学术的“量”是一道“坎”，越过这道“坎”，就会获得大把的金钱和荣誉。相反，如果越不过这道坎，不管你做科研工作如何认真，如何辛苦，科研的质量如何高，那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科研成果的“量”心向往之，孜孜以求之，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纵然有哪位大师一再苦口婆心地说科研应该如何看重质量，不要一味追求数量云云，对绝大多数一般科研人员来说，恐怕也是枉然，因为他们要生存啊！

被“异化”了的量化学术的基本导向既然是“量”，那就必然激发起人们“多发论文、快发论文”的愿望和冲动，迫使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包括花钱买版面）获得发表学术成果的机会。

我们再看看出版方的情况。从上世纪中期之后，国家对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逐步实行“断奶”或部分“断奶”，要求它们走向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性期刊因为读者面窄、出版周期又比较长而缺乏“造血功能”，导致经费拮据，难以为继。严酷的现实让他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出卖版面，继续生存；要么拒绝“向钱看”，关门大吉。他们当然会选择前者。

就这样，出版方和作者“我在这一头，你在那一头”，“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一个巨大的“论文市场”便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学术腐败也就在这个链条中滋生蔓延。

现实表明，过度的、不合理的、严重“异化”了的量化学术，是催生学术腐败的总根源之一；而不看具体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将许多学术期刊一下子都推向市场，都实施“断奶”，是催生学术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治理学术腐败必须对症下药，必须从源头上着手，从学术的运行机制上着手，釜底抽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是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要下决心改革领导方法，大刀阔斧地削减那些形式主义的、给基层造成巨大灾难的评审、评估、考核等，把科研人员从“表山数海”中解放出来。

二是国家将学术真正视为“社会之公器”，对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办得好的高端学术期刊，实行全额拨款，精心扶持。与此同时，禁止将学术商品化，禁止一切学术期刊出卖版面，也不允许随意出“增刊”。近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某负责人提出议案，主张“设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该议案强调，以政府为主导，设立专门项目，重点扶持一批学术期刊。果能如此，善莫大焉！

三是一切部门和单位在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和学术头衔、学术职级以及其他一切评优、评奖、考核、授学位等活动中，对购买书号和版面出版的书籍、发表的论文，一律不予承认。

以上三条，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思路，如能认真实行，最多三至五年，定会收到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