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上海美国研究，公众号id：SIASWeChat。

包道格对中国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小城长大的他，小时候经常去家旁边的传教士培训学校游泳。学校漂亮的中式建筑外观引起了他的好奇和兴趣；也正是在那里，接受亚洲语言文化教育的传教士们一遍一遍地对他说：“你一定要去中国，去中国！”

作为在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青年，包道格也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中国这个“敌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谜题，让人着魔。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大学期间便开始专攻中文和亚洲文化的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走上了中国研究之路，其职业生涯也长期以中国为中心，一度成为华府高层对华决策幕后的一员要将。包道格参与并见证了中美外交风雨的诸多历程，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他也有颇多期许。

中美建交伊始，一个美国外交官在北京的见闻

采访组：1980年您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当时北京这座城市印象如何？

包道格：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是1980年6月1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对我而言，那段岁月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我喜欢拍照，相机镜头下的北京城非常漂亮，这里的人民也很上照！他们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对外界充满了好奇。我记得北京的胡同里经常能看见卖爆米花、磨剪刀的小贩，很有意思！

我在哈佛的老师费正清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生活，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老北京的生活乐趣，1980年我在这里也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采访组：那时中美建交刚满一年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包道格：中美建交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显。要说对当时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我觉得是恢复高考，这让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获得机会重回课堂。社会上突然涌现了一大批有才识的年轻人，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美国，当然也有很多在中国的大学里重新学习深造。我和很多这样的青年有过交流，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采访组：作为一个美国青年外交官，您对中国官员的印象如何？

包道格：那段时间我接触比较多的是冀朝铸，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英语说得非常棒——或许比他的中文还好！他后来几次担任中国驻外大使，还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我们当时刚刚从一个联络处转变为一个大使馆，卡特政府非常坚定地鼓励美国代表团访华，所以我们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有接待任务。冀朝铸作为中国官方代表，经常要设宴款待美国来的客人。北京烤鸭虽然好吃，连吃50顿也要腻了，可冀朝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吃！

冀朝铸，还有另一位官员，韩叙（他后来也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他们能力都非常强，人也很好。当时中国官员中有过国外留学、生活经历的人还相当少，所以他们这些人肩上的担子很重。

采访组：您在大学期间就学过中文，了解过中国的历史文化。首次来华的亲身经历有没有加深您对中国研究的兴趣？

包道格：当然，这段经历很有启发性，愈发加深了我对中国的热情。当年，我去爬过泰山、峨眉山，还去过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名胜古迹。这些地方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曾书写篇章，让我对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脉络和历史沿革有了直观的体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去居庸关。那里的一处塔洞壁中有一块古体文字碑，其中包含两种已经失传的文字。我在读研究生时学到过，但还是头一次亲眼看到。这是这两种文字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石碑镌刻下的还有中国的古老文明。我之所以很早就选择研究中国，一大原因就是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

追忆白宫岁月，与两国领导人的亲密接触

采访组：您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长达7年，直接参与美国亚太政策的制定，和里根、老布什总统过从甚密。您是如何向他们提供对华政策建议的？如何评价两位总统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作用？

包道格：我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后期才进入国安会的。我认为里根总统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最大的成就，一个是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另一个是他1984年的访华之旅。我当时只是参与了一些基础文案工作，并没有直接陪同总统，发挥的作用不大。

要知道，里根总统在竞选时也打过“反华”牌，他曾表示当选后要和北京断交、恢复与台关系。从结果来看，我觉得，与其说是里根改变了中美关系，不如说是中美关系改变了里根。他当选后，国务卿黑格等人纷纷建言，试图改变总统对中国的看法。里根后来也改变了立场，1984年赢得连任后马上访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里根也逐步认识到他的仕途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采访组：那么老布什总统呢？

包道格：布什总统上任后的第一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对这一问题。早在中美建交之前，布什总统就曾于70年代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饱含深情，他希望尽可能地维护中美关系。但是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产生了巨大争议，两党中都有反华声音，尤其是民主党中很多人企图瓦解两国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政府各层对华合作项目资金锐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国会抗争。虽然布什总统维护中美关系的决心非常坚定，但那一两年还是非常艰难，鲜有成效。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重建两国关系的契机。

采访组：您提到了邓小平，对他印象如何？

包道格：我有幸和多位总统和世界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老实说，大部分领导人也不是那么有趣的。邓小平不一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他作为副总理访美，那是中美建交后的一大盛事。华盛顿的冬天很冷，天空中飘着雪，我记得我当时陪同卡特总统、邓小平副总理等人一起在白宫花园里参加典礼。在欢迎仪式快结束前，两位领导人和在场的记者和观众都进行了交流。但他们中和观众目光接触最多、直接交流最丰富、最焕发光彩的不是东道主美国总统，而是邓小平！在此后和他的会谈中，我发现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干练、高效的领导人。他虽然年纪大了，听力也不好，但是非常善于掌控全局，非常有主见，目标明确，总能使会谈富有成效。他个人魅力很强，虽然个子不高，但给人印象深刻，让人敬佩。

见证台海风云，“新三角”需要“新思维”

采访组：您从2002年开始出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到2006年卸任，这期间虽然台海风云不断，但总体上来说，台湾问题的稳定促使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您觉得您在其中发挥了多少作用？

包道格：我在台湾的任期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当时，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内都有不少人抵制对华关系，希望由“亲台”人士担任这一职务。我到台北的第一个周末，陈水扁就在民进党集会上提出了所谓的“一边一国”论。我们对此毫无准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水扁促使我们改变了工作作风。我上任后，制定了一套舆情系统，定期向华盛顿汇报台湾动态和民意变化。美国和台湾断交后，台湾在美国的受关注度大幅下降，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发动在台协会员工们检索、翻译、汇编相关新闻资讯，让华盛顿掌握台湾社会的真实现状。几年下来，美国政府得以对台湾形势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在制定对台政策，尤其是向陈水扁施压方面，也更有据可寻。

采访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小布什总统发出反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推动公投举动的最强硬声明，称美国“反对任何来自中国或者台湾意图改变目前现状的单方面决定”。这是您给出的建议吗？

包道格：我没有直接参与撰写总统的声明，但是我可以说，如果不是我及时定期向华盛顿汇报台湾社会的真实情况，总统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声明。也正是从我们上报的信息中，华盛顿方面才了解到台湾岛内，台湾人民中就有不少人反对公投、反对陈水扁，这不是大陆单方面的态度。我觉得建立一套系统的汇报制度，向我的政府提供公开信息和内部情报，对决策制定者是很有帮助的，我对此也感到很骄傲。

采访组：或许也正因此，您曾经受到台湾某些媒体的强烈抨击，这有没有使您动摇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包道格：从来没有。被人攻击或谩骂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但那些恶意中伤我的人并没有客观的事实根据，他们这样只是自找难堪。而我有足够的数据、信息来支撑我的观点，我也得到了总统强有力的支持来捍卫美国的立场，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有一次我和常驻华盛顿的在台协会主席意见不合，在总统面前争论了起来。最后，总统对我说：“我不喜欢含糊其辞。你去告诉陈水扁：我不仅不支持‘台湾独立’，我完全反对‘台湾独立’。”所以回到台湾后我就约了和陈水扁见面，我把总统的话告诉他，他听了之后怒不可遏，说：“台湾不是你们的州，也不是他们的省。台湾不会被边缘化，也不会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他当时的观点。后来他因为贪污洗钱被起诉判刑时，他却说“说到底台湾不过就是美国的第51个州”，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听命于美国。所以你看，他的观点和立场一直在变，取决于怎么样说对他最有利。

采访组：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您觉得台湾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包道格：我觉得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使之成为彻底颠覆两国关系的敏感因素。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总体上还算成功，没有因此产生大的正面冲突，但是我们也经历过几次危机，有时是台湾导致的，有时是美国导致的，有时是大陆导致的。

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局势的重要转变。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现在俄罗斯仍然希望施加影响，但国力基础已经减弱；欧洲变得更趋于内向化发展；中东仍然处于巨大动荡中；中国在慢慢崛起，印度也有可能紧随其后，新的国际格局架构存在诸多变数。过去的一套战略思维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必须给中国一席之地，我们必须让俄罗斯规矩起来，我们必须让欧洲更有担当，也许我们也能找到改善中东乱局之策。这一切不是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也不是一蹶不振，我们仍然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三角关系，因此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都需要好好思考，如何避免台湾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中美冲突的诱因。

中美未来合作，亟需寻找新的粘合剂

采访组：尼克松总统曾说：让中美走到一起的是防范苏联威胁的共同需要，而能让两国关系维持下去的是经济合作。但现在我们面对着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经贸竞争尤其激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包道格：尼克松总统的话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对的，但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两国关系。我在政府任职时，每年的一大工作重心就是保护中美贸易关系。根据美国的法律，我们有“贸易最惠国”一说，每年要通过立法更新。1989年之后，国会对中国态度非常强硬。每次我们都要展开激烈的争论，告诉他们：如果不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不仅会损害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也不利于让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这一问题几乎每年都是一场恶战，直到2000年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法案，此后中国也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确实如尼克松总统所言，经贸关系一度是维持我们关系的粘合剂。但是现在，经贸关系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的重大分歧点。中国对外资企业的管控呈现收紧态势，可能有一半的外企还好，但还有很多（尤其是科技类）企业在华发展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过去，如果中美关系发生了危机，商界人士还有可能跑去游说，要求国会保护两国关系，但现在不太可能了。我们正在失去维持两国关系的粘合剂，或者说基石。

采访组：那现在有什么领域可以成为新的粘合剂吗？

包道格：恐怕还没有，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合作点。奥巴马总统提出中美合作与竞争共存，他曾试图在环境保护、第三世界危机治理、难民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寻找中美之间新的合作点，但并不成功。我们可能尚未找到新的粘合剂，但我们必须学会允许中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强大起来——因为这势不可挡。美国在继续维护亚太地区利益的同时，不能让中国的崛起成为两国的冲突点。这不仅是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完全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全球性的竞争。

采访组：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执政第三年和习近平主席第二任期的第二年。您觉得对两国领导人来说，是否存在历史或战略机遇，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勾画新蓝图？

包道格：我认为有。正常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总统、国务卿或者国家安全顾问会在40周年之际推出一些加强双方未来合作的大纲领，但在特朗普政府内似乎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重担就落在了中国头上。习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讲话充满自信、雄心勃勃，我希望中国会将这份自信和雄心运用到处理国际事务上，推出为外部世界所接受的方案，因为在我看来，这不会出自华盛顿方面。

采访组：2013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今后10年是中美两个大国是和平共处还是走向冲突的试验期。现在时间已经过半，您现在如何评价两国关系的未来？

包道格：我认为过去几年形势并不好。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我把它叫做“NATO”——并不是因为这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什么类似之处，而是因为政府“只说不做”（No Action Talk Only），不仅没有促成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反倒让中方认为美国在刻意遏制中国。实际上我们只是一味地抱怨，但在处理南海、朝鲜半岛、东海问题等方面没有成效。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我们要找到方法让两国领导人一起讨论如何让中国崛起的同时不损害美国的利益，在新形势下我们怎样处理与盟友和邻国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大战略大思维。

采访组：您会给两位领导人提什么建议？

包道格：我觉得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加强交流，比如在朝核问题上，近五六年来中美头一次做到了如此坦率地交换意见。美方总是误以为中国能解决朝鲜半岛的一切问题——这导致了一些错误的政策方向，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局势；中国总误以为美国试图在半岛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制衡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双方高层需要进行更好的沟通，要敢于正视我们的意见分歧，找到更好的应对之策。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包道格：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觉得这一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会轻易陷入战争。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少，但最大的问题不是中东的反恐战争或种族斗争——虽然很不幸的是，这些在未来几十年会把我们长期牵扯进去；最大的问题也不是朝核问题——我认为我们能用传统的遏制和威慑途径，或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避免让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损害美国的利益，如何避免诱发中美军事冲突。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迎来巨大的成功。

采访日期∣2017年12月14日

采访地点∣上海虹桥迎宾馆

采访撰稿∣叶君

编辑审校∣龙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