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指出我国一些年来的增长模式是以“低成本竞争”为显著特征的，讨论了与这一模式相关的“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重要因素，并分析了体制变迁对这一模式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工业化；增长模式；低成本竞争
一、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
讨论中国的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钱纳里将工业化定义为“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或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依赖于一系列相关要素，如市场需求、资本积累、近现代工业技术的引入、能够从传统农业脱离且受过某种职业训练的劳动力等。有关的制度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并提供可预期的保障。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同样依赖于这些一般条件，但是能够显示其特点的，则是这个进程中的特殊条件。
在比较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特殊条件的支持。
第一个特殊条件是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后来者通过学习和吸收，以比先行者更低的代价或更高的质量完成大体相同的增长过程。后发优势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可能分享的。中国由于其经济规模大，差异性显著，而且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在利用后发优势上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少有国家能够象中国一样，在如此之广的领域中吸收先行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第二个特殊条件是中国超大型或巨型的人口规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13亿以上的人口要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都远不及中国的人口规模。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优势，这两个优势都建立在“人多”的基础上。“人多”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已经有了很长历史，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人多”的特点。只有进入工业化轨道之后，“人多”才能转化为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中国已经幸运地进入了工业化轨道，由于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市场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市场优势除了表现在市场规模大之外，市场的多层次也为经济增长中的递进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
第三个特殊条件是中国严重扭曲经济结构下过多的农业人口。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不对称。目前约半数的人口和劳动力依然只能生产不足1/5的产值。工业化最终要通过农业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而分享发展的成果。在此意义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任务的艰巨性要超过其他国家。
农业人口多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向非农产业提供源源不断、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部分地与这一结构特点有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将是一个至少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农产业提供的就业空间、城乡就业摩擦、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提高、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对农民合理利益的保护等问题，始终构成挑战。“均衡而可持续的转移”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政策目标。
第四个特殊条件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持续推进的。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计划经济，持续推进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工业化在体制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由通过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特色。
上述几个特殊条件使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势：在一个后起的已经有了一定工业基础且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拥有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潜力，人口中较高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构造了劳动力低成本格局，改革开放在使需求释放、供给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机会。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某些国家可以拥有其中一两项优势，但很难同时具备这一系列优势并使之有机组合起来。如此多的优势在中国汇集，确实是一种幸运。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要素组合中得到解释。
二、“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
在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背景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快速而持续的推进。以上对生产要素组合特点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了解中国已有增长模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了“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又集中表现于“低成本竞争”。
“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所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问题。与以前脱离居民需求，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状况不同，二十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体现了消费者需求导向的特点。居民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循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向食品、纺织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样”的需求，九十年代面向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新型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近几年来面向住房、汽车、旅游、教育等需求，体现了消费者需求梯度升级的轨迹。产业增长的消费导向反映了我国体制条件的实质性变化。
如果说国内消费导向体现的是“内需”的话，对外贸易导向则体现的是“外需”。它们从需求侧面共同对产业结构提供了约束条件。对外贸易结构反映了国内生产要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加工贸易又保持了一半左右的比重。在我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形成了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产业格局。
主导产业驱动是需求导向和生产要素增长潜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何种产业要由需求来解释，产业的竞争力则要由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来解释。在不同的增长阶段，由当时的消费需求热点所拉动，循着投入产出联系，形成了相应的主导产业。这些主导产业表现出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增长率，“水涨船高”地提升了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需求热点相对应，主导产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纺织、轻工等，九十年代主要是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则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主导产业的出现和更替是解释高速增长以及增长中波动的基本变量。
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是结构转变加快时期的重要现象，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效率改进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就业者向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长时期的城乡隔离制度导致了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巨大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一旦这种制度被打破，农民实现了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与原有的农业部门相比，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入都有了很大改进。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者在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强化了农民工的低工资状况。
相对于工业化先行国家，二十多年来我国快速成长的产业基本上属于成熟产业，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传统产业”，即使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我国基本上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原创者甚少，大多数是成熟或较为成熟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引入这些技术的有利条件，引入的主要渠道是创办外资企业、设备输入等，纯粹的技术交易式引入是相当次要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已有的较为完整、逐步得到加强的工业体系，在新技术的引进、吸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领域和环节正在形成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总体上看，除了少数特定领域外，在大多数产业中，过去二十多年以中低技术为主，以引进、模仿为主，而且这种状态基本上适应了产业成长的需要。
与产业发展处在初中级阶段相适应，市场成长以外延扩张为主。面对不断出现的消费和产业成长热点，企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寻求高成长产业的“先进入”机遇上，以谋取供不应求阶段的高额利润。而当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后，企业将重点放在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上，以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许多优秀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是表现在技术研发，而是表现在市场营销。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的构成要素还可以提出一些，但以上这些要素是较为重要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创造了需求，那么，“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则创造了供给，两者结合促成了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更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波动可以由主导产业的变动得到解释。从国际比较的意义上，或者从中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将要发生变化的意义上，“低成本竞争”是对这一时期增长模式基本特征较为合适的描述或概括。
三、体制变迁对增长模式的影响
“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诸多要素的形成是以体制变迁为条件的。不难设想，继续维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增长模式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这一增长模式的缺陷与体制转轨中的问题直接相关。深入了解这一增长模式及其前景，需要分析体制变迁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增长模式产生了影响。
1.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
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经常被描述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含义往往不明确，有时颇为混乱。“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的一种解释，所强调的是，在不同增长阶段，围绕当时的主导产业所面临的体制和政策问题，推出相关的改革开放举措，使主导产业的增长潜力得到发挥；而主导产业的成长产生改革开放“红利”，使已有的改革开放举措得到肯定和巩固，并对新的改革开放形成激励。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放松或放开实物配给和价格管制，形成主导产业的消费需求条件；通过对外开放，扩大外贸、引进外资，推动国内外市场、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在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体制外”的多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借助主导产业的高成长机遇，使这部分经济得到更快增长，并逐步在诸多领域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占据多数地位，如此等等。经验表明，中国二十多年来推出的改革开放举措为数不少，但真正成功、且能坚持下来的，基本上与主导产业的发展相关联。反过来也可验证，主导产业的快速成长，是以市场经济的体制条件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作为一种改革形态，体现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迁的某种内在逻辑。首先，改革可以有一个较为抽象、长期的目标和“项目规划”，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有较强的随机性。这里暗含的一个逻辑是，与“计划经济”出错相似，“计划的”改革，包括“改革精英”所设计的改革可能出错。对一个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来说，正确的改革战略是能够判断并抓住当时最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启动产业和市场的“自然演进”过程。然后在过程中跟踪发现和解决体制或政策问题。其中“适度的预见性”是合理和必要的，但依然不可能超出“有限理性”的局限。二是，改革服从于增长，并且是当时带动力最强的主导产业的增长。改什么，如何改，何时改，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特别是主导产业增长的需要。有些改革在长期被认为对增长有利，但在短期内可能引起较强的不稳定，进而对增长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也会被推迟。三是，改革的效果由增长来检验。一个适当长的时间后，成功的改革将伴随着某种增长效应，二者之间的联系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不成功或失败的改革也可在这种逻辑联系中得到检验。另一种状况也是成立的：某种瓶颈现象的反复出现使增长受到损害，表明相应的某种改革滞后了。
由此可以引起对改革实质的更深入地思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由少数人意愿主导和指挥的经济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自然选择的经济的过渡。在某一个时点上，市场经济表现为众多参与者自主选择而形成的社会秩序，从一个过程观察，市场经济从来都处于“演变”、“成长”之中，而这种演变、成长在微观层面也是众多参与者自主选择的过程。随机、分散等是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所谓改革，就是在放弃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一种使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市场经济成长机制。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需要以坚强的决心和若干力度较大的行动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为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启动提供必要的初始条件。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原先预计到的问题与实际遇到的问题往往不一致，有效的改革表现为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种状况并不表明改革是漫无目标的，可以观察和参照的是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增长过程。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发育和经济增长状态，可以反映改革及其形成的体制状态。
2.低成本中的体制性扭曲因素
现有增长模式中的低成本，基本面上说是合理的，也含有不合理的因素。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使价格偏离均衡水平而被人为压低。例如，招商引资中实行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水价、低电价使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耗水、高耗能产业有利可图；克扣、拖欠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条件过差等，使劳动力成本低于正常水平。污染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学含义上就是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过低而高估了利润。
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短期内可以刺激投资，增加产值和利润，有时也可以增加税收，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好处。但从中长期和全国范围看，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鼓励浪费性使用，在短期内企业成本降低的同时，政府和公众承担的社会成本相应加大。要素价格扭曲有强的再分配效应，收入差距也将不合理地扩大，如低地价或零地价往往成为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的诱因；劳动者实际工资过低扩大弱势群体范围，也不利于增加消费；企业不支付必要的治污费用，实质上等于将社会公众的收益转化为自己的利润。
3.增长波动背后的体制原因
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间也经历了幅度不等的波动。一些年来几次大的增长波动，大体呈现出“消费结构升级→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基础部门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或短缺→紧缩性宏观调控→增长速度下降，部分生产能力过剩”的周期变动特征。其中有两个引起波动加剧的环节，有着突出的体制背景。
当消费结构升级引起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加快时，相关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进入限制较小，大量投资主要是非国有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特别是在地方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往往容易利用拥有的资源控制权压低要素和环境成本，出现上面描述的要素和环境价格扭曲。这种扭曲的一个宏观结果，是使投资过多地进入相关领域，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膨胀现象。
消费品与部分投资品增长加快后，将会遇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短缺的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表现为交通、能源、原材料的“瓶颈”，本世纪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表现为“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基础部门短缺与投资建设周期较长有关，如电厂建设一般需要几年时间，但更多地与体制原因有关。基础部门大多以国有大企业为主（有些是全国性、行政性的大公司），供给反映较慢，这一点与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其他行业相比就会看的更加清楚。与此同时，这些部门表现出较强的行政性进入限制，特别是对非国有投资的限制。当基础部门供给短缺时，并不能有效地通过新投资的进入而使短缺得以缓解和消除。
于是，人们看到了社会资本增量的一种非均衡配置：供给短缺的基础部门由于行政性垄断而不能得到足够投资；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由于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而出现过度投资。投资的不均衡助长了增长的不均衡，过剩的更加过剩，短缺的更加短缺，增长波动的幅度加大。可以考虑另一种情景：如果基础部门有适宜的竞争和开放，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的要素价格合理，在社会新增投资既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资金会流向基础部门，经过一个适当长的时间后，使增长中的供求缺口趋于收敛。现实中这种情景无从出现，能够出现的往往是这样一种情景，即基础部门增长缓慢导致短缺严重（在价格信号受管制的情况下）和价格上涨（在价格由市场决定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紧缩政策，而在诸多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又不能不更多地倚重行政性措施，压低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的增长，放慢总量增长速度，以求得较低水平上的平衡。其代价是部分行业的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和增长中的不稳定性增加。
参考文献：
钱纳里等，198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库兹涅茨等，1985：《各国的经济增长》，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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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成果之一。文中观点属个人学术讨论，不代表作者工作单位。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