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放、对外开放，是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一般和普遍的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相互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不断和经常进行的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流动、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开放意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开放政策逐渐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开放已是全球普遍现象。
开放的收益是巨大的，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对外开放，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的实现。可以说，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和根本的道路、途径和方法。我国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1999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3606亿美元，2000年将达到400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9大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已经达2300亿美元，2000年将达2900亿美元；连续6年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外汇已经达158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开放也会带来负效应，如果应对失策，则会引发危机，给一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延误发展进程。入世是中国扩大开放规模，加深开放程度的重大举措，它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增加了开放的风险，如何防范这些开放风险也成为我国开放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在开放经济、开放政治、开放文化三个层面分析开放的风险，继而考查风险演化为危机的过程，最后阐发风险的化解及其防范。
一、开放的风险
开放从其内容来分，有开放经济 、开放政治、开放文化之别。相应的，开放风险也有也有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等。
1经济开放风险：开放经济是开放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开放经济风险也是最为直接和显见的。它具体体现为国际商品贸易风险，引进外资风险等。。
国际贸易风险主要表现在：
1）受他国经济波动和危机影响的风险。国际贸易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也更大了，当世界经济不景气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受到波及。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越大，通常受到的波动也越大。由于西方国家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货币危机、利率上调或下降、失业人数的多少等，都要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消极影响，使这些国家本来比较脆弱的经济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2）贸易利益争夺中的竞争风险。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为争夺对外贸易中的利益，纷纷推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贸易战日趋激烈。由此引起的矛盾和摩擦，不但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紧张，也使发展中国家身受其害，而且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往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
3）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特殊风险。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开放经济，受到的挑战更多。旧有的国际分工、不等价贸易、继续恶化的贸易条件以及在国际经济和贸易组织中的不利地位，都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的风险。这些甚至会对国内经济生产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大量进口外国的商品，会冲击发展中国家弱小的民族工业，它们的产品在先进国家的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面前没有竞争力，因而会在本国市场上破产，并带来大量的失业。如果出口量较大，本国经济生产也容易因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而萎缩。
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引进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外资引进不当，利用不当，管理不当，就会使风险大大增加：
（1）还本付息的风险。大量引进外资会产生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并使引进国背负沉重的还本付息的负担，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压力，形成借贷还息的恶性循环。
（2）资金浪费和经济结构畸形的风险。引进外资及其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如果不能跟本国的经济结构、技术相衔接，就会造成浪费，或降低外资引进的效益，或引起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或出现畸形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3）国家主权受到削弱的风险。大量引进外资可能削弱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资本输出国主要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总是力图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资本输出的同时输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或在提供资金时附加政治条件，或对接受资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法律提出要求，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冲击。这一过程往往还伴有严重的政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4)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被破坏的风险。伴随外国资金流入，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其他“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一些高污染的产业的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不利于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5）大量外资在短期内抽逃引发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也是当前为害最大，最容易转化为危机的风险。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是开放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在90年代中期，外资大量流入拉丁美洲，最终引发了1994年底到1995年初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自1989年起，墨西哥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到1994年底，5年中就引进了730亿美元。自1993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墨西哥又将其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自由兑换。这一时期，大量投机性的外资涌入墨西哥，如美国在墨的450亿直接投资中，其中有200亿美元为证券投机。在美国经济复苏、利率上扬之时，这些投资就纷纷流回美国，仅1994年10—12月，就有100多亿美元流出。1994年12月1日，墨西哥政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又决定将比索贬值15%。种种因素，引起比索汇率在短期内急剧下跌，从而引发12月20日的金融危机。它使美元对比索的汇率从12月21日的1：3.987跌为12月27日的1：5.75，贬值60%。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1994年初的280亿美元降至60多亿，到1995年初则减少到34亿美元。有300—350亿美元的投资在一周之间就损失了30%，并给拉美各国造成了一次冲击。
金融危机除了会对开放经济造成直接损失之外，还隐含一种间接的风险。即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等待观望一段时间之后，提出了经济援助计划。但是，它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是一付名副其实的“苦药”——要求受援国“实施紧缩经济政策”，“整顿及开放金融市场”，“贸易自由化”，“企业监管及架构”。美国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多不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韩国人也认为，美国企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纵韩国经济。美国还将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归之为东亚模式的失败上，借此向亚洲金融危机国输出“美式经济自由主义”，为“美式民主”和“美式人权”堂而皇之进入亚洲寻找理论依据。美国利用亚洲国家的困难，迫使它们在苛刻的条件下对内紧缩和对外开放，加强了对未来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生态环境的左右能力，使之朝向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展。
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都是资金输入国，但现在也出现了少部分的资金输出国。而资本的输出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在大量输出资本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的资本输出对本国经济的消极影响集中体现在典型的“开放病”上。首先，过量的输出资本引起寄生性和食利阶层和食利者的出现，导致相当一部分资本溢出生产过程而转化为消费资本被挥霍掉；其次，会使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从而引起相对停滞。大英帝国的没落跟它的资本过量输出有关。 西方国家在资本输出方面还要冒其他风险，主要有：政策急剧变化，战争和内乱，经济急剧衰弱，政权更迭，汇率急剧波动，国有化或没收等
开放经济面临的风险还有很多，比如被制裁的可能和现实，全球债务危机的冲击等等。
开放政治 是开放体系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开放经济和开放文化的保障。开放政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风险。因为开放会给一个国家的安全、政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带来新的问题。
对于安全来说，今天的开放政治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信息领域。 信息是21世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支柱，在今后的信息时代中，恐怖主义活动或战争冲突，传统手段已不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网络已经消弭了自然疆界的限制，所以直接破坏一个国家的信息系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经济体系、军事指挥系统，能使整个国家经济瘫痪，抵抗能力丧失，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极为严重。
虽然，随着各国信息安全意识的提高，人们创造了许多保障信息安全的措施 ，但是，所有这些信息安全防护手段，都只是针对上层的应用软件和网络的安全。信息安全的另一个方面却经常被忽略。一些国家以“远程维护”为借口，故意在计算机的芯片或操作系统软件上留下安全漏洞，为其幕后公司或组织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奔腾III芯片和操作系统就是因为典型的“后门” 问题曾经沸沸扬扬一时。美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由国家安全局设计一种芯片，安装在计算机和电话机上，这种芯片预留了“后门”，专门供执法机构截收和窃听。美国政府企图将这一设计作为国家标准强制执行，由于有碍出口和侵犯隐私权而遭到各界反对。1995年美国政府再次提出将这一芯片设计为软件，进入操作系统。因此，“后门”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明里暗里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对于芯片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来说，这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目前中国微机基本上用的都是Intel公司的芯片，这种状况如果永远持续下去，等于开门的钥匙一直在别人手里，将是中国安全的重大隐患。
实行政治开放之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受到外界影响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并且可能发生蜕变。在20世纪7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由于世界各国开放的程度普遍高于从前，这次民主化浪潮在规模、速度和国家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自拉丁美洲开始，蔓延到亚洲，在80年代末期，原苏联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先后实行了民主化政策，但它很快从社会主义民主演变为西方式民主。1989年，从波兰和匈牙利开始，东欧各国先后进行了西方民主选举。1991年和1992年，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先后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
在政治开放中，在强权政治继续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政治的国家的主权会受损。在开放的时代中，强权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对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它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实行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它们通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施加影响；它们通过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舆论影响；它们甚至以直接的政治干预、军事威胁和军事入侵对中小国家进行干预。
随着国际组织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加入国际组织已经成为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开放度重要指数之一。多种因素驱动各国加入了各种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对成员国有积极影响自不待言，它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参与国际组织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一定让渡，它会削弱一个国家对内部事务的决定权和控制力。由于各种全球性的重要的国际组织为西方国家操纵，现行的游戏规则，未来规则的制定都控制在它们手中，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必定受到西方发达世界的理念的冲击。
开放文化 或文化开放也是开放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开放体系中，文化开放是基础，是灵魂，是纽带。它是最普遍和相对最容易进行的部分，也是开放过程中最困难和冲突最为尖锐的部分。
文化有核心文化 和非核心文化之分。民族外围文化、科学理性文化的开放，基本上不会带来不良后果。文化开放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核心文化开放上。这部分文化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精神面貌和特色的部分。她是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民族之魂，是凝结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相对比较封闭和坚硬，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比它弱的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吸附力，产生一种“水流效应” ，而对比它强的民族文化又有很强的抗拒力和排斥力。同时，内核文化又是时代演变的产物，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无一不带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开放文化的风险主要在于，弱势文化群体中的核心文化对强势文化产生依附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的掠夺和破坏，民族自我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管是优秀的还是落后的，都被西方文化的洪流冲得荡然无存，在西方民族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这些民族的后裔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失去了民族文化之根源。“人权”越来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讨伐的方便的工具。进入80—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因所谓的人权、民族等问题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例如1995年3月8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西方国家操纵下，通过了谴责伊拉克、伊朗、苏丹、缅甸和扎伊尔等国侵犯人权的决议。在此之前，西方国家还多次指责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杂劳工社会条款上违反人权。而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处于“失语”状态。
全球化加大了开放文化的风险，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再赤裸裸地输出，它们更多地是伴随资本和技术输出进行的，这种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的方式更能够起到潜移默化地作用。全球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变得更小，联系更紧密，它为发达国家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文化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发展中国家如果忽视保护和发扬本国民族文化，将会造成在文化上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开放文化另一个风险是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糟粕的侵蚀。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外部的色情、吸毒、酗酒、崇尚暴力、迷信等糟粕文化可能造成文化精神污染。
以上分析了开放经济、开放政治和开放文化的各自风险，实际上，三者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它们引发的风险也会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人员的相互流动，是说明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很好例子。人员流动的负效应主要发生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中。首先，移民会造成母国人才短缺，阻碍科技发展。“科学杰出人才中哪怕只是极少数的外流都会削弱科研力量，破坏创造潜力，破坏科学流派的发展和失去科学发展的继承性”。 其次，人才的流动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比如俄国大量的核专家外流，可能造成核机密外泄，从而不利于国家的战略部署。第三，人才外流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培养经费，同时丧失了人才大笔预期收益。
二、从风险到危机
开放的风险就是在开放的状态下，不愿意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即在开放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作用，而对开放经济、开放政治以及开放文化产生不利影响或结果的可能性。风险后果具有两面性，不一定都产生不利的后果，承受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是机遇和挑战的结合。
任何一种经济实体，都存在着从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风险并不意味着危机，它只是表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当风险在无防范的情况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而且必然会转化为危机。从风险到危机还有一段中间距离。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制度不健全，由于经济结构就脆弱，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较弱，因此，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远远高出于发达国家。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风险到危机的转化更容易。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取得进展，风险转化为危机的系数有所增加。这在开放经济这一层面表现最为明显。比较欧美国家早期和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发展道路，实际上，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欧美国家不曾受到庞大的金融资本的威胁，而目前发展中国家却任凭金融资本的宰割。举例言之，目前整个泰国股市的总价值仅仅相当德国的钢铁公司（曼里门Manneamann）的总值；上海、印尼、菲律宾、泰国股市的资金总值不过是100亿美元，还不及可口可乐公司的1650亿美元的资产。比较之下，实力对比自是一目了然。 如果没有国际金融资本的搅和，亚洲经济肯定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
尽管开放经济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一国在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同时也难免要遭受经济的外部冲击，也就是说，一国可能受到由国外经济事件所引发的经济干扰。” 世界经济以各种复杂的方式迅猛变化，所以只要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会经历难以预料的风险。 但是，不管怎样，危机的爆发并非开放的必然结果，开放的风险是可以控制和引导的。即一个国家的主观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风险能否转化为危机。开放经济、开放政治、开放文化各个层面都如此。泰国由于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众多问题，非洲以及苏东各国因为国内准备没有与开放的要求相适应，它们各自经历了经济、政治危机。法国在文化开放中的危机感，警示我们加强文化开放中的风险研究。
为什么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为什么同处一地，同样实行开放经济的新加坡没有卷入其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选择性说明开放经济的风险不等于危机。泰国国内积累的众多问题最终促发了危机。首先，软件建设滞后。在某些方面，东南亚国家成了它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它们的学校、政府、银行管理人员和其它机构对于这样一些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当它们吸引更多的外资和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经济越来越一体化时，这些机构就跟不上了。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戴维·达皮塞说：“它们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更新、提高。”在教育上，在泰国达到上中学年龄段的学生中只有37%的人入学。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投资越来越少，甚至取消，泰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金融体制上，李光耀认为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根源是：国民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必要的改革没有跟上。 持类似观点也不少，“泰国在进入经济增长时，国家的管理体系仍处在进化发展的初期。” 由于金融体制的“封闭性”使得资金流向不明确，造成乱帐坏帐层出不穷。 其次，盲目引进外资，债务负担过重。泰国政府想通过面向海外的金融市场得到健全的产业资金。但是，大肆宣扬“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海外投资家使资金大量流入泰国，这出乎政府的意料。虽说经济增长了，但是，泰国的经济规模尚未发展到可以全部吸收这些资金的程度，结果剩余的资金转向了不动产。 泰国出现海外资金消化不良的现象，也对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政治不稳定。泰国由一些有那么多利益冲突的政党人士所统治，因此他们无法在危机中采取决定性行动。市场感觉到这些不稳定，于是投资者就撤出了资金。泰国的民主制度还在成长的过程中，金钱却成了它的主宰力量，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这些国家，新闻媒体的自由受到限制。它们难以暴露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本来可以用来建设公路和工厂或发展教育事业的资金落入了一批腐败的商人和官僚的腰包中。这些都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妨碍了生产设备的更新，延缓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影响了发展的潜力。
同样是处在开放的环境中，同样经受开放的风险，但是有的国家和地区摆脱风险演变成危机的厄运，有的国家和地区却饱受其苦。区别就在于它们有没有促成风险转化为危机的条件。泰国和新加坡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遭遇是很好的例证。在开放经济中如此，开放政治也类似。
原苏联东欧地区在实行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倒退。例如，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卫生和福利制度被破坏了，保证劳动者的大多数能充分就业的制度没有了。随着西方民主化的进程，社会的确更自由，更宽松了，但它也伴随着广大劳动者的贫富化、贫富两极分化、各种犯罪急剧上升等消极现象。例如，仅在1989—1992年间，按人均收入为平均工资的40%—45%为贫困者计算，东欧各国的贫困者占居民总数的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保加利亚从13.8%上升为53.6%，捷克从4.2%上升为25.3%，匈牙利从14.5%上升为19.4%，波兰从24.7%上升为43.7%，罗马尼亚从33.9%上升为51.5%，斯洛伐克从5.8%上升为34.1%。在这期间，东欧人民群众还受到失业、价格和所有制变革、安全环境恶化、子女上学困难、医疗无保障等方面的沉重打击，社会的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这迫使“东欧人民日益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有相当多的居民对西方式的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变化的评价都不高。据1994年7月奥地利一家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在对1989年前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化后的政治制度作评价时，对前者给予较多的肯定，在保加利亚为42%，匈牙利为68%，捷克为28%，波兰为42%，罗马尼亚为35%，斯洛伐克为47%，斯洛文倪亚为46%，白俄罗斯为60%，乌克兰为55%，克罗地亚为13%，而对后者的肯定以次为55%、43%、70%、56%、68%、57%、77%、35%、25%、42%。虽然肯定民主化后的政治制度的人比例大于前者，但是1989年前的政治制度也大多得到了40%—68%的支持，尤其是在匈牙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这一支持率更大一些 。
在非洲，政治开放给一些国家带来了裨益，比如津巴布韦、贝宁和几内亚等国，但是，政治开放给另外一些国家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民主化的大门开启之后，在扎伊尔，出现了274个政党，分别代表国内近250多个部落；在刚果，有40多个政党出现，大多与部落有关；尼日利亚的政党史，则是一部部族间的争斗史。这些国家都在90年代初发生了武装流血冲突。索马里的各部族之间的内战一度受到联合国的关注，但是，派出的维和部队在这个国家纷争不已的内战面前束手无策，最后无功而退。在卢旺达，90年代的初非洲的政治大变革加剧了它的内部冲突，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仅有600多万人口的这个非洲小国，就有100多万胡图族人死于种族大屠杀中，有200多万人被迫逃亡成为难民。在民主化之后的非洲，大多数国家依然面临和民主化之前同样的反对腐败、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等重大问题。 原因还是出现在国内，内部的一些问题使开放的风险的负面效应有了可乘之机。在这些国家中，实行民主化的内部条件极差，它们主要使在外部的影响下匆忙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极为落后的原始的社会结构，在“民主化”的形式下，急剧演变为以各种政党面目出现的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斗争、部落冲突和民族残杀。盲目的照搬西式民主，没有考虑本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则是另一个不利因素。
开放文化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有矛盾冲突和文化制高点的争夺，美国文化入侵几乎成了全欧的问题，其中以法美文化之争最为鲜明。法国深切的感受到美国影视产品对法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因为它们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生活模式和生存理念的载体，它们的主导地位可能促成美国控制全球“话语”权。于是，法国通过立法对美国电影等文化产品进入法国进行了限制。今年6月20日，法国大财团维旺迪(Viendi)集团宣布出资330亿美元收购了旗下拥有宝利金音乐公司及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制片公司——环球电影制片公司的加拿大西拉姆公司，组建成了集电影、电视、音乐、互联网以及电信于一体的集团。这不能不让人猜测法国人欲在“新兴媒体：时代遇制美国人垄断全球控制权或“话语权”的潜在用心。
在文化开放的过程中，一旦缺乏正确的引导，甚至会危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各种思潮开始涌入我国国内，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成果被一部分人变成了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成果和全盘西化。这直接引发了我国社会的几次动荡。在对外开放中滋长的高消费文化、色情文化和粗俗文化则对中国产生了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开放的风险不等于开放的危机，它之所以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和国家最后演变成危机，是因为风险的负效应起作用的土壤滋生了。如果，能够有效地阻止这些土壤的形成，那么开放的风险就没有“流害与世”的可能了，至少，可以将风险的危害减少到可承受的水平。因此，开放的风险是可控的。
三、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不开放，自绝于世界之外是不现实。但是，开放具有负效应，会带来风险。那么对开放的风险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显然，规避不是上策。一个国家如果总是患得患失，为了单纯的避免风险而采取相当保守的开放政策，那么它将丧失众多机遇。“一分风险，一分收益”，“高风险，高收益”包含一定的真知成分。“如果它们（金融公司——引者注）能够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并为风险正确定价，它们就将是赢家。如果它们规避风险，或发现风险后却被风险所控制，则它们将失败。”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事关整个国度人民的福祉，应该采取更审慎的做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就是一个庞大的现代企业，它对待开放的风险的态度可以借鉴上述说法。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是去了解、控制和挑战风险。
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前提是了解和评估风险。风险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未知的和难以测定的风险；已知的但仍难以测定的风险；已知的并可以测定的风险。可见认知风险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机构，加强研究。集中作好如下工作：获取尽可能多的有关风险的信息；对获取的信息作出尽可能详尽的价值评价；利用对信息的评价制定足够的行动选择方案。随着中国深深卷入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加强国家风险的研究日益必要。在西方各国，对国家风险的研究早已深入展开。在美国有“国家风险联合委员会”，在日本有“国家金融情报中心”，在欧洲，英国出口信用保证局、德国联邦银行每年都对各国国家风险作出评估。目前，国际上最著名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是“欧洲货币国家风险办法”。 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对开放的风险的防范，最基本的在于控制开放的“度”，借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开放不是目的，只是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强民福的必经之途。因此开放要循序渐进，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即使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开放时代和开放世界中，在开放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封闭也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全从封闭转向开放。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适当的封闭，逐步的开放，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因外部因素的猛烈冲击而造成大的社会震荡的手段，具有积极意义。没有这样的一种适度的封闭，开放就不能顺利进行。即使是高度开放的西方国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封闭。例如，日本的大米市场并不是完全放开的。日本政府长期坚持40%的大米应由日本自己生产和供应的方针，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部分封闭大米市场。开放的“度”还要求一个国家平衡对外依存和对外影响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对外依存度很高，而本国却没有相应地拥有影响它国的权力资源，那么就会依附于国际社会，于本国不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1997年能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人民币不能全部自由兑换，中国股市没有对外开放等。按传统的外贸依存度看，中国2000年的总产值将达到86000亿人民币，而贸易总量已经达4000亿美元（按汇率计等于33080亿人民币），对外依存度达38。46%。可以预计，中国入世后，这一比率会进一步上升，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有没有一个临近预警线的度？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依存度高的未必出现问题，而依存度低的未必就好。关键在于传统的外贸依存度有很大的缺陷，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有些学者提出用出口依存度较好，按此中国的依存度就只有20%左右；本人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开放度的评估体系，其中应包括综合因素如国家的人口，面积，资源等，包括人均产值与总产值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一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之比与开放的关系，一国经济结构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程度；一国经济分工参与世界分工的程度等；还应有政治开放文化开放的指标体系。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抵御风险的最好盾牌是健康的本国经济。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形势越健康，它被全球性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就越小。新加坡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擦肩而过的事实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在新加坡，贪污少得微不足道，它的银行说一不二，绝对不从事那种“朋党资本主义”，即从来不借钱给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政治家。当泰国和印尼人在大肆挥霍的时候，新加坡却在积累外汇储备。高达7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它安然度过了所有的经济滑坡。新加坡倾心建设的使得国家得以运作的基本系统：海港、机场、公路、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和保健等，防止了泡沫经济的威胁。最终，新加坡以效率克服了区域危机。 在这过程中，健全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就是最好的抵御工具。而泰国等国的经济却存在着严重的投资膨胀，房地产开发过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过高，商品积压，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这是导致泰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外资的炒作只是直接原因。
避免开放中的某个优势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国家在开放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很难实现开放经济、开放政治和开放文化同步进行、协调发展。更多的情况是其中一个方面获得长足进展，而其他方面却裹足不前。取得了较好成绩的开放领域，在一定时期内会掩盖其他领域的问题，降低人们对那些领域的关注，从而延缓那些领域的发展，直至那些领域爆发危机。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政治开放则相对落后。在短期内，经济上的繁荣缓解了政治改革的压力甚至使它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是，长此以往，对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利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开放的成就可能会带来负效应。
循序渐进的主动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风险。开放是一种时代潮流，不开放就难以立足于国际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也许能够自我封闭与世界之外，但是，永远不开放是不现实的。一旦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打开国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开放步骤），本国受到的冲击将是极其巨大，风险系数会随之上升。而主动的渐进开放，由于准备的时间比较多，缓冲期比较长，能够有效的减少国界内外的落差，从而有效的减弱外部冲击力。
开放必须与改革结合。厉以宁以亚洲金融危机的例子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不改革的开放就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论等等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是开放了，但它原有的体制没有改，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官商结合的体制没有改掉，结果那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说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两者结合起来。
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最低标准是确定风险收益线，保证风险不至于突破临界线转化为危机。在开放经济上，确保开放所得大于开放所失，经济开放带来的负效应带来的政治后果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在开放政治上，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确保社会稳定，政局不出现大动荡；在开放文化上，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民族核心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冲击。
以上是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原则建议，下面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1在国际市场上，保证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实现风险的分散化。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在对外贸易实现中美，中日，中俄，中欧，中国东亚国家等的贸易大体平衡，避免过分集中于某一双边贸易上；所以，当前中国提高中俄贸易，中韩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水平极为重要；
2当务之急是是建立战略物资的储备制度和风险采购制度。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粮食和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要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民以食为天，任何国家都应该尽可能的增加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中国从90年代起已经每年进口粮食达2000千万吨左右；建立合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很有必要。对此类生物资源，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实现增产来防范风险。
当前的石油涨价提出了建立这一制度的迫切性。石油从1970年的每桶1—2美元，到1973年的每桶10美元，1978年的每桶34美元，1998年的每桶10美元，再到2000年每桶30美元，它的大涨价，曾引发了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石油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战略物资，一方面它的价格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的价格不仅受到国际大资本操纵，而且还受到非经济的政治、军事因素的左右。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系都会受到世界石油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石油消耗大国都必须尽可能的保证本国石油供应相对稳定。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出口国变为进口石油国，每年进口石油在3000—4000千万吨，油价的涨跌对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所以从现在起必须在进口石油方面进行战略谋划。
建立进口石油的风险采购制度（屏障）是防范石油风险一个很好的思路。风险采购屏障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国家从每年石油进口总量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由专门在国际市场上从事风险运作的大型国际贸易公司通过风险采购的方式组织进口；一方面用油企业按规定比例以固定的价格向这些公司长期定货；另一方面，这些公司通过在国际石油市场上“高抛低吸”、从事期货“套期保值”、和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建立战略联盟、收购和投资海外资源产地以及其他投机运作方式博取差价和获得风险收益。 建立这种制度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可以消除或减弱国际石油供求波动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能够避免特定条件下政治军事冲突的发生，可以加强本国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地位。
推行海外开放战略是一个选择，它可以提高能源的稳定供应程度，还能延缓本国石油蕴藏量的过早衰竭，以供非常时期急用。中国在90年代已经采取该项措施，在南美和中亚等地开始正式开发油田。对于战略资源，还应该着眼于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和利用效率，发展替代物资来降低对之的依赖性。
3 在外资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就是严格把握引进外资的几个警戒线指标：
一是一国外债的总规模一般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中国1999年底的外债总额为1520亿，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5。2%，还在正常线以下）
二是外债中的短期外债一般不超过一国外汇储备，两者之比不超过100%；中国短期外债为15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总额的10%左右）
三是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与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之比一股不超过20%（中国每年还本付息总额约在20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外汇收入1580亿美元的12。6%）；
四是总外债与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之比不超过100%（中国二者之比约为96%）；
五是短期外债与中长期外债之比不超过20%（中国中长期外债为1366。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1。9%）
六是外资引进和外汇储备的币种要有合理的比率，避免外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最好在美元，欧元与日元之间有一个大体平衡的比例。如日本政府在80年代初借给中国地三次对华优惠贷款按当时的1美元兑168日元计只有100亿美元，而按1995年2月1美元兑100日元计就上升到168亿美元，按1995年4月1美元兑80日元计就进一步上升到210亿美元；
七是严格中外合作中外方非现金因素和中方非现金因素的评估机制，防止外方在机械设备方面以次充好，低价高报和中方资产低估等现象引进的国有资产流失；
八是建立对外资的投资导向机制，使流入的外资在基础产业，农业，服务业方面的结构有所平衡，避免外资流向集中导致结构畸形引发经济危机；
九是在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对外资开放的情况下，建立和加强对国际投机机构的监管机制，密切注意主要的国际投机金融机构的动向，防止它们操纵国内金融市场走向；
——国际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危机是遍布全球的危机，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效应”。凭借一国的力量抵御危机的作用相当有限。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国际组织才能更好的起到抵御风险的效果。在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中，成员国不仅可以实现经验交流、信息共享，还可以得到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从而增强自身化解危机的能力。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建立亚洲区域金融组织的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苏德在谈到这次危机时指出，东南亚国家需要加强地区监督，以消除目前的经济危机。他认为，建立一个使各国能鼓励彼此实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是必要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也主张建立一个东盟或亚洲货币机构，以使大部分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化解开放的风险需要国际合作逐渐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识。1997年8月，在世界旅游组织的主持下，64个国家的代表在马尼拉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旅游方面存在的诸如环境恶化、吸毒贩毒、性旅游、剥削儿童和犯罪等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应当制订和通过一部关于旅游方面的世界伦理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合作化解风险的实践将会越来越多。
2、开放政治
——树立全球观念。以“世界的一员”这样的胸怀对待开放，既要借鉴各国的先进体制，借以提高自身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艺术，又要避免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防止给国外势力以干涉的藉口。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兴起，增加了关注后者的紧迫性。
——主动开放、主动改革。同其他开放一样，政治开放的一个题中之议是政治改革与政治现代化，但是，后进国家往往容易由此引发危机。因为，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１）进行的相对比较晚，缺乏内部的现代化自我生成因素，容易造成无所适从和混乱；（２）进行的社会动员速度快，而制度化相对低、慢，两者容易爆发冲突；（３）在改革的过程中，政治控制力下降；（４）异质社会观念与政治意识的移入与派生，造成信仰与心理失衡。
如果改革、开放是被动进行的，那么这些因素的破坏性就会更加明显。所以，避免危机的可行之路是：主动采取渐进的政治改革。
——人权问题。增加对人的关怀，加强对人权的研究，参加国际人权条约，改善在人权对话中的地位。
——深化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在国内，顺借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东风，逐步加大政治开放的步伐。
——信息安全。加强信息安全，提高对整套软件产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的支持力度，力争这两项核心技术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３、开放文化
——处理好市场与文化的关系。
在今天，文化已经不可能脱离市场而生存。“虽然某些人仍然对文化脱离市场而进行，存在着强烈的依恋，但是，市场经济现实表明经济文化发展不可能分割进行，文化活动与发展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文化有其特性，不能全然被市场统领。对于经济文化本身，也要屏弃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倡导实现如下目标：（1）把物质贪欲冲动升华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2）把流通致福的“重商主义”狂热升华为发展产业和科技精神；（3）把竞争求利意识上升为一种追求经济正义精神；（4）把安逸享乐意识升华为一种追求生活价值的超越精神。 具体到中国，我们要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发展符合时代潮流、蕴涵民族特色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
——重视科教。科学文化的开放对其本身的发展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但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支柱之一，科技落后的消极后果极其严重：造成国家防护能力相对弱化，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引发社会危机；造成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性、边缘性；民族素质发展延缓，危及民族生存与发展。可以说，不重视科教会对各个领域的开放留下众多隐患。而高度发展的科教水平，可以降低风险转化为危机的机率。
重视科教，必须处理好“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 的关系。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是富有远见的政策选择，但是，还应该树立“国兴科教”的意识，否则，前者将是无源之水。
——处理好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接受国际行为通则的关系。
——加强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创新。在开放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注意保护本国特色文化及遗产，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扶持，加大创新力度。交流可以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创新可以使本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富有生命力，面对国外强势文化的进逼，有的甚至还有政府背景，所以适当的政府扶持对弱势文化来说更加必要。
——网络文化。网络文化风行于世是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网络文化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它的扩张能力极其强大。为了防止本国文化消散，必须在加强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发展本民族网络文化。
——国际合作。发达国家随着信息化的进展不仅本国越来越关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情况，而且还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和环境政策提出批评。在这种“普遍价值”基础上采取的干涉主义行动于21世纪将会更为积极。 这一动向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开放的风险将会上升。
不结盟国家在一份文件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威胁。文件说，西方媒体成为加剧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工具。这种潜在的威胁每天都在弯曲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这种诋毁战略受到了一些国家的引导，其目的是要影响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该文件指出，“消极的全球化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自己文化的归属感。”为此，应当发展和促进“‘积极的全球化’观念，以此作为南方国家丰富人类文化财产的唯一选择，而不致堕落为其他地方文化产品的被动消费者”。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政治时所冒的风险有上升的趋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国际社会听到自己的呼声，才能捍卫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协作，直至成立自己的国际组织。一是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对原有规则作出修正，并争取一定的新规则的制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