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泽民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历程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国际性经济机构。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江泽民始终以动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其决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本思路，他指出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二是根本方法，他强调掌握主动权，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三是具体策略，他提出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一)运筹帷幄，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程，交锋在谈判桌上，而真正的较量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部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先要创造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江泽民决策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本质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由于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直到党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国“复关”谈判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就因为在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宣示，为我国“入世”提供了必要条件，使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为此江泽民曾讲过：“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动了我国‘复关’谈判的进程。”【《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1992年10月21日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正式结束了对我国经济贸易体制长达6年的审议。此后，“复关”淡判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市场准入淡判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比如，1992年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减让，我国平均税率已从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并逐渐取消了1200余种非关税措施。我们逐年降低了外资准入标准，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我们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约2300件。这些举措，都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还体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所做的协调工作上。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就认为，对外谈判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国内的协调。“当时国内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门，因此国内协调的问题，比起对外谈判来说，甚至更重要、更困难。”【《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因此，让政府各级官员逐渐熟悉、理解并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就成为“复关”一“入世”过程的重要环节。石广生认为，尽管国内协调工作十分艰巨，但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时期，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都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定。”“江主席态度非常积极”。【《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江泽民曾明确指示：“要向大型企业，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以便在全国上下对这样一个重大外交政治问题统一认识。”【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页。】江泽民高度重视国内协调工作，为统一全党和全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这样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决策，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工作的基础。
(二)掌握主动，适时提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原则
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在漫长的马拉松谈判过程中，江泽民是如何作出决策、掌握主动的呢?
首先，江泽民适时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江泽民在1 993年底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首次会晤时，就阐明了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这三项原则的提出，明确宣示了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谈判目标，从而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定了基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项原则对于保障我国的基本权益极为重要。对于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争议很大，谈判极其艰难。
江泽民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但这一切都以我们坚持三项原则为前提，他曾说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谈判还要进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我们决不做软骨头。”【《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妥协，我们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写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而发达国家成员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际上的谈判结果，就是我国承诺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过渡期和相应的权利，从而充分体现了三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其次，化解三次政治干扰，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路走出困境。江泽民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入世”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主动运筹谈判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由于谈判各方利益不同，立场差别很大，出现曲折和困难都是正常的。然而1989年以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同我们谈“复关”一“入世”问题时，开始不“就经济谈经济”，而是始终与所谓的政治问题挂钩，使中国“入世”之路波澜起伏，干扰不断。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国借1998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机向我施压、以及1999年5月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每次都使我国的“入世”之路陷入困境。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面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打‘复关’牌”、中止“复关”谈判的严峻形势，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决定由李鹏总理出面给各缔约国政府首脑写信，并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复。而面对1998、1999年前后由于美国国内党派斗争需要和压我国接受其高要价的企图，江泽民又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有利推动了谈判的向前推进。在“炸馆”事件发生后，以江泽民的党中央决定中止双边谈判，并因势利导在9月重启谈判，最终取得了中美“双赢”协议的达成。
总之，江泽民始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我方在谈判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最终实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
(三)与时俱进，推动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江泽民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是一个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1994年底，中国“复关”谈判迎来一个重要关节点，闪为从1995年1月1日起世界贸易组织将取代关贸总协定，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将直接以创始国的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然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使谈判陷入了一个越谈问题越多、越谈内容越广的“怪圈”。为了及早摆脱和打破这一怪圈，增加有关各方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1994年底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决定。最终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缔约方未能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中国“复关”未果。
1995年5月，在有关缔约方的强烈要求下，“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重新启动，此后，中国“入世”谈判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江泽民就中国“入世”的时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曾说过：“要把握好时机，什么时候加入最适宜，也要好好考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2页。】他指出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未能达成协议，“是因为火候没有到，美国还想继续压我们。”【《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那么，何时才是最好的时机呢?江泽民认为1999年底成为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首先，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将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受到极大局限；第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已经就中国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意义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就没有代表性。此外，经过坚决斗争，美国最终在向中国提供无条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放弃一般保障性措施条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承诺。这些都为中美协议的达成创造了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气候和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机遇，江泽民果断决策加快中国“入世”谈判进程，提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推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为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重要条件。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应邀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双方决定加速中美谈判进程。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开始了中美之间最后一轮双边谈判。由于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沉淀下来的是双方都互不让步的几个最难的问题，谈起来格外艰难，期间美方曾4次买了机票要回国。江泽民亲自运筹谈判进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指示朱镕基到现场去做协调，最终促成中美协议的达成。
江泽民果断决策，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加快谈判进程的重大决策，最终推动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江泽民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新发展
(一)中国对外开放诉求的蜕变：从外贸拉动经济到开放倒逼改革
江泽民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涉及我国大的发展战略的问题，也就是我国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完成了由外贸拉动经济到开放倒逼改革诉求的蜕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上一个政府以开放促进自身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著名案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深度、广度、高度有限，我们对对外贸易的地位和认识也相对有限，对外贸易更多承担着“调剂余缺”的任务，从而被看作扩大再生产所需物资的调节器，处于辅助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确认，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总之，以发展对外贸易为核心内容的对外开放，其功能定位突出体现在“拉动经济”上。然而在江泽民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的焦点已从简单的外贸经济过渡到改革诉求。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我们遵循其基本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在客观上将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中国必须具有更负责任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环境。对外开放承诺的时间表，实际上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
江泽民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给我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改革是其中最根本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以压力换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他说：“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我们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种挑战的一条根本途径。”【《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将这一思想概括为这样的表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而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力正与此方向相同。从外贸拉动经济到开放倒逼改革，把开放作为中国改革的强大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认识对外开放功能定位的集中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新发展。
(二)中国对外开放逻辑发展的必然：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我循环，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使我们形成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封闭状态。沉痛的历史教训、他国迅速发展的经验和世界发展大趋势，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这以后，无论是区域的开放还是体制的变迁，中国的对外开放均呈现出政策性、适应性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基本上按照国内议程，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国要大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继续实行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已不足以提供有力的支撑。尤其是1998年中国面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特大洪灾的严峻考验，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将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任务越发显得紧迫。因此，在中美“入世”协议签署后，江泽民多次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什么说“入世”是这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个新阶段又有什么特征?江泽民认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在于，我们将承诺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办事和逐步开放市场、逐步达到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水平。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进一步向亚洲和世界开放。中国将恪守承诺，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法制，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江泽民：《加强亚洲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5月11日。】也就是说，我国将由以往的政策性开放发展为制度性开放、战略性开放的新阶段，从而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便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我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自身经贸体制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顺利对接，我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江泽民为此高度评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意义，强调其“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页。】他明确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有步骤地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开、统一、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和健全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为国外企业来华进行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市场准入机会。”【江泽民：《在香港“二○○一《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5月9日。】
江泽民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这一新阶段的重要推动力量，紧扣住时代的脉搏，有力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在作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这个重要判断的基础上，江泽民还对“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明确提出在新阶段我们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一开放战略。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来”开始起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引进来”的开放战略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成功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带动了各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江泽民曾经说过：“这二十多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页。】由此可见，开放战略的调整并不是由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随着国际环境、国内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发展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面临质的变化，根据这个变化适时进行开放战略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97年，江泽民就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反映出他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力。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后，他对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相关论述渐趋深入。在江泽民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为我们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带来有利条件。他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会为我们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事实上，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多、双边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健全，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宽松，我国的对外开放市场变为双向开放市场，对外商品贸易流通市场变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贸易投资的限制条件大大减少。因此，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正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变化。在2002年2月底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江泽民又明确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我国开放战略的表述。他说：“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必须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
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对全球化浪潮的战略回应，尤其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形成了理论上完全意义的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中国对外开放意义认识上的升华：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确保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众所周知，围绕着“入世”淡判，15年中对“入世”是利是弊的疑惑和争议始终持续不休，即便是“入世”已经10年后的今天，认为淡判让步过多、甚至激言“卖国”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付出了“昂贵的门票”。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依然勇敢地选择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承诺?江泽民本人曾作出过这样的回答，他说：“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我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我认为，从政治上看，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可以看出，江泽民是从掌握我国未来发展战略主动权的角度出发考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在价值取向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功利目标而升华到方法论层面。因此，他才会说“从提出‘复关’申请到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和斗争，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页。】
这个视角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陡然加速，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历史第一次如此严峻地把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推至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需要党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回应。江泽民认为我们就是要争取主动主动再主动。在江泽民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们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确保发展主动权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知道，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系列多边组织与协议的规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性潮流，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本身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利用其多边规则促进本国的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维护自身利益，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江泽民才始终展现出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入世”的积极姿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对中国“入世”后的命运存在着诸多疑问，但“入世”10年后的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入世”10年来，我国的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加了4．7倍。10年里中国吸收了7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建立了34．7万个在华投资企业。中国对外投资在2001年不到10亿美元，而2010年达到将近6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与第二大经济体。“入世”的10年成为我国对外合作开展最好的10年。正如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说：事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易组织。【参见《达沃斯升温“中国热”》，《人民日报》2011年2月1日。】历史将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王德蓉，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中）》2011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