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读张岱年先生的书，是在1977年秋天。当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977级的研究生后，招生办公室寄给我一份招生专业目录。我从目录上了解到，北大中国哲学史专业是由张岱年先生领衔的指导小组招收研究生，于是就利用进城办事的机会，到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去找张先生的书来看。在北图找到了张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见其中引用列宁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话，以论证道德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与文革和四人帮时期的反传统道德的宣传完全不同，觉得精辟透彻，很合我自己的想法。于是就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谈我对道德的批判继承的看法，连同一封介绍自己要报考研究生的情况的信，一并寄给了张先生。后来77级研究生考试推迟，与78级合并，在78年5月初试，6月复试。在这一期间我给张先生几次写信，张先生也给我回过两次信，通信的内容与过程，我在1998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时写过一篇文章有详细记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1978年6月复试之后，我前往蔚秀园拜见张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张先生。张先生非常和蔼可亲，告诉我已被录取，张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从此开始。顺便说一句，因为我的舅舅从前是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我自然知道北大从前对老教授是称“先生”的，所以尽管文革十年中师生关系变化很大，但从1977年冬我第一次给张先生写信开始，我一直都是称他为“张先生”的。在我们入学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是称张先生为“张老师”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才都对张先生称先生，没有再称老师的了。
一、
1978年10月入学后，第二天即往张先生家，请问读书之道，张先生让我先读《荀子》，他说：“《荀子》在难易之间，从荀子开始最好。”于是我就按张先生给我开的书目，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一部线装的王先谦的《荀子集解》，自己用红蓝铅笔逐卷点过，并从图书馆借得郝懿行的《荀子补注》参比对看。在第一年里，张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课，大家都觉得受益很大。由于我入学前已经和张先生几次通信，又已经拜见过张先生，所以在第一年里，我常常去张先生家受教，先生对我循循善诱，非常平和亲切。据我所知，当时其他同学都远没有我和张先生的交游来得密切。到了1979年夏天，第二学期末的时候，张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要我们十位同学各报自己的志愿研究方向。我们中国哲学专业的带研究生的方法是，研究生入学第一年不分导师，集中修课，到第二年按自己志愿的研究方向由教研室来确定论文指导的导师。入学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冯先生还在受审查，在冯先生之外，张先生是全国最有威望的老先生，所以都想着分到张先生名下。由于张先生讲史料学时特详于先秦的部分，大家又都认定张先生肯定带先秦的方面，所以十个同学有一半都报了先秦。我这个人一向内心清高，素来不愿意和别人争，也不想先去走张先生的关系，于是我就报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对我说：“你的方向要调整一下。”确定我的方向为宋明，由邓艾民先生指导我的论文。结果张先生指导四名，邓先生指导二名，朱先生指导三名，冯先生指导一名。张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的这一调整，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论文由邓先生指导，我就选了朱熹作为论文的主题。不过，虽然论文由邓先生指导，我和张先生的授受关系仍一如既往，我依然常常到张先生家问学受教。记得那时每次到张先生家前，都先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便提出问题请问，张先生除了回答问题以外，也常谈一些学术动态，偶尔也谈及前辈如熊十力的言行。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张先生写过《中国哲学大纲》而署名宇同，但坊间并无售卖。我那时天天在图书馆二楼教员阅览室看书，那里有张先生的这部书，而且借阅方便。初读这部书时许多地方不能理解，所以常常就此书中的提法请问张先生。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写些文章，1980年3月，我写了一篇论郭象的文章，意谓郭象既非贵无论，也不是崇有论，而是自然论，写好后送张先生看，其中我在一处引郭象的话“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然后说此语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张先生在此处批注说：“宋儒天理从《乐记》来，不是来自郭象。”张先生在文章最后写有批语半页，现已不能复忆其全部，大意谓“文章颇有新意”，“写得很成熟”，“可以发表”等。于是我就将此文修改后投稿给《中国哲学》，后获发表。5月又写成一篇论二程的文章，文章后部讲了二程和朱子的理论关系，也用了自然法思想来比论天理思想。张先生看后我投稿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张绍良同志还跟我交谈一次，但因后来要发表我的张载文章，所以二程的文章退我，终未发表。7月放暑假，临放假前到张先生家，谈及学术动态，张先生提起最新的《中国社会科学》上论张载的文章，我就借了这本杂志和其他几本杂志回家去看。
在我们念研究生的三年里，张先生从我们入学起，不断送书给我们。这些书或者是他写了绪言的，或者是他参加编写的，如《荀子新注》、《张载集》等。《张载集》的绪言是张先生写的，张先生对张载思想资料的分析严谨平实，细致入微，所以我们对张载的看法无不受张先生的影响。我那时在张先生的指引下，也去图书馆找张先生50年代发表的文章学习，因为那时结集的《中国哲学发微》还未出版。如我就找过1954年《新建设》上张先生论船山哲学的论文细读过，但当时不太能把握关于船山的观念和分析。我也找过1955年《哲学研究》上张先生论张载哲学的论文，看张先生辨析精当，深感佩服。我那时最佩服的是张先生1956年写的《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我学习和掌握张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从这两篇文章开始。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论张载的文章后，立即觉得有可商之处，于是就在暑假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假期中，文章交张先生看，张先生看过基本没有修改，说：“很好，一定发表！”于是张先生就推荐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很快便确定发表。不久，《中国社会科学》知道此事，何祚榕同志来北大要去此文，看后商定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来发表。我的文章是从我当时所理解的学术观点来回应把张载说成是二元论的观点，并在论点和资料上有所发挥。由于我的思想受张先生影响较大，所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主编审查意见中有一句“作者把张岱年同志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清楚”。据80年代初在北大进修的日本学者关口顺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我想可能因为这是年轻学者第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的缘故。有关张载自然哲学的看法，我至今未变，所以这篇虽属“少作”，我去年仍把它编入我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这一年9月，为了帮我解决当时在作朱子书信考证中遇到的困难，张先生还给我写介绍信，去访问历史系的邓广铭先生请教。由于我和张先生的关系，所以同学刘笑敢说：“别人只有一个先生，只有你有两个先生。”事实上我同张先生的往来授受关系，要比同学所能知道的更为密切，我的顺利走入学术界，完全是张先生的不断提携推荐促成的。
二、
1981年秋毕业，本专业同学中只有我留校任教。当时张先生让我开外系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给我一年的时间备课。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已经大体准备好。后来讲课的情况尚好，张先生还介绍刘鄂培同志来听我的课。1982年春夏，我因备课已经有了规模，就继续我的朱子研究。在资料问题上，我遇到疑难处，也常常会去问张先生。还在1981年春天，我一次去问张先生，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引用朱子“理生气也“的一段话，我在《语类》和《文集》中都没有看到，不知其原始出处在哪里。张先生说这以前大家都没注意，你再找找。过了两星期仍寻找未到，我又到冯友兰先生家去问，冯先生说，前几天张先生还说起，不知道这段话出在哪里。可见张先生还为此事帮我问了冯先生，我心里很感激。1982年4月前后我在张先生家谈话，问张先生，张载“心统性情”的话，朱熹每喜引用，其原始出处到底在哪里？我问这类问题，目的是找到语录对话的原始语境和连贯论述，以便准确了解这些话的哲学意义。张先生说：“可能出于其《孟子说》，但《孟子说》已经不存，你可以再找找，比如《宋四子抄释》里面的《张子抄释》，看看能不能找到。”于是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查，看了几天，在《张子抄释》中没有找到“心统性情”。但我在顺便翻《朱子抄释》的时候却找到了“理生气也”的出处，于是结合《语类》朝鲜古写本序的线索写了一篇文章。张先生看到我把问题解决了，便很快为之推荐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在1983年发表。这篇小文章，颇受到国际学界前辈陈荣捷先生、山井涌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其起因是，1982年夏在夏威夷开朱子学会议时，东京大学的山井先生提出此一资料的出处问题，结果包括陈荣捷先生在内的与会学者都未能解答。其实这个会本来邓艾民先生推荐我作为青年学人参加，但后来会议在国内请了五十岁上下的学者作为青年学者的名额参加。所以我未能躬逢此次盛会。在那个时期，比我们年纪大十几、二十岁的先生都在文革后努力研究发文章，而发表园地很少，所以我们这些刚毕业的研究生发表文章还很难。我在初期的文章多是由张先生推荐才得以发表的。没有张先生的推荐，我们进入学术学术界肯定要经过更多曲折。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从以上这些事情可知，我早年的学术发展与活动，多与张先生的指引有关。
四、
由于我们是第一届文科博士生，在综合考试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临到综合考试的时候，我也没有作细致的准备，只是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准备差不多。结果，在博士生综合考试口试的时候，西方哲学齐良骥先生和王太庆先生问的问题我都答出来了，张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回答好。张先生问王船山的体用观有何特点，我含糊其辞地说了一通，张先生也没再说什么，但我自己知道并没有答到要领。我以前虽然看过张先生写的王船山的论文，但由于自己没认真下过工夫，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口试虽然得了高分，但给了我一个教训，王船山是不能轻易谈的。后来我跟张先生谈起，张先生说，王船山他在山里写书，也不和别人讨论，所以很难懂。
在读博士生的期间，张先生也曾要我们帮他写文章。这类文章的情形是这样：张先生已经就此题目写过论文，但刊物索稿太多，故张先生要我们照他已发表的论文的意思，再重写一遍。其中也含有锻炼我们的意思。如1983年张先生要我替他写一篇方以智的论文，拿他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的文章的意思改写一下。我从张先生那借了《东西均》，细读一过，有了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于是在文章的前面全用张先生的意思讲《物理小识》，中间论《东西均》核心思想的地方都加用了我的分析。张先生不仅未加否定，将文章径拿给《江淮论坛》发表了，而且署的是张先生和我两人的名字。此外，张先生把稿费也全部给了我。那时，我们的名字能和先生的名字并立发表，这已经是不敢想的事，而稿费也交由我们“独吞”，这更可见先生对我们的照顾。张先生的这一类对学生或后辈的照顾，曾施之于很多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学生后辈的关爱，在学界广为人知，在这里就不详列举了。
在学术上张先生更是主动为我们着想。1984年一次在香山开会，杨曾文同志跟张先生说起，一位美籍学者的文章说国内一个同志发现了朱子语录的资料，我当时随侍张先生旁边，张先生右手一指我说“那就是他呵！”也是在这次会上，张先生主动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女士推荐我尚未写完的博士论文到该社出版。当时青年学者出书甚难，我的书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最初始和最根本的启动力量就是来自张先生的主动推荐。到了1985年，我们第一届博士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两个月后，未等我们去请序，张先生已经主动帮我们写好了序，把我们叫到家中交给我们，并且带着比较满意的心情说，“你们现在都能自立了。”这既是对我们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表示了圆满完成了对我们的培养工作的欣慰。我当时想，此前都是在先生的翼护下发展，今后我们要独立发展，迈入个人成长的新的阶段。所以，我在1985年9月写了《熊十力哲学的体用论》并请张先生阅正，张先生肯定了我把熊与斯宾诺莎的比较，但在最后加了一句话“熊氏未必研究过斯宾诺莎哲学，但基本观点确有相近之处”，使得论点更为严谨。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请张先生为我阅改、推荐作品了。
我那时很乐意帮张先生作事，张先生也有时给我些小任务。比如1984年冬天一位同志把他的有关朱熹事迹考的书稿寄给张先生审看，张先生就让我来看，我看后举列了书稿中的十几处错误，交给张先生。1985年他要去上海开会，讨论《中国哲学辞典》，他就要我先看看，有什么问题；我就翻一遍，挑出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写在纸上，交给张先生备用。我也替张先生给青年学生回过信，据现在浙江大学任教的何俊同志说，1986年他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看笔迹似乎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下，由于跟张先生学习，看张先生的字机会多了，我在83年以后写的文章，在最后一遍誊写时，写字颇模仿张先生的字体。张先生的钢笔字浑厚饱满，令人心仪，我常常有学习之心。可是我写字的基础功夫不厚，写字时往往心急，所以始终没学好，而且我的字偏瘦，可谓字如其人。我写的字模仿张先生这一点，1986年在北京爱智山庄开会的时候社科院的谷方同志也看出来了，这也可见张先生的字亦颇为学界同仁所注意。
五、
1985年夏天我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重回系里教书。在教课之外，教研室安排我作冯友兰先生的助手，此前是李中华作了两年。我在作研究生时便曾几次拜访过冯先生，这次是中华带我去并正式介绍给冯先生作助手，宗璞还特地问我：“你愿意来吧？”初次和冯先生谈工作，冯先生让我把他刚写就的新编第四册的稿子拿回去看，提意见。第二次去时，我就向冯先生谈我的意见。过了一阵子，在图书馆前碰到张先生，张先生说：“冯先生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看样子张先生刚从冯家出来。知道冯先生对我的肯定，张先生也颇为满意，要我好好给冯先生帮忙。这年秋天，张先生召集方立天、程宜山、刘笑敢和我四人到他家，说罗素写了《西方的智慧》，我们可以写一本《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参加撰写由张先生主编的第一本书。分工后各自负责，我承担的宋明部分都是我在1986年春夏学期一边教中国哲学史课一边写出来的，所以我的课实际是按我写的《智慧》的部分讲的。写好初稿后交张先生，我写的部分里，张载的一篇，张先生批了好几处“很好”，其他各章好象最多只有“好”，没有“很好”。张载是张先生的专门，张载的一章能得到张先生的“很好”肯定，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张先生还要我参加他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在教研室开的会，张先生还说：“陈来对伦理学有体会，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伦理学的。”这指的就是我在报考研究生时寄给张先生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张先生1979年夏天已还给我，张先生在多年后仍然记得我的习作，而且给我以鼓励，张先生对学生的这种鼓励提携，是令我永远难忘的。只是我在1986年赴美，以后并未参加此书的写作，而赴美的推荐信仍然是张先生为写的。我赴美后，我内人曾代我去看望张先生，结果张先生在我内人面前把我对朱熹的研究大大表扬一番，甚至说了“朱熹研究，世界第一”的话，这对于我是很意外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教人的特点。
六、
以上所述从1978年到1985年我在作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期与张先生的受教往来，可以看到，从研究生的考取，入门的指引、文章的推荐、毕业的留校、博士生的指导、博士论文的出版，张先生确实是我的恩师，张先生总是亲切地给我以鼓励，并为把我引入学术道路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一切使我铭记在心，感念不忘。而回想起来，九十年代以来，我为张先生所作的事，实在是太少了。从客观上说，清华的刘鄂培等几位老学长以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基地，主动策划和承担了张先生论著的出版，和逢五逢十的庆寿活动，使我们得以坐享其成，产生了依赖思想；从主观上说，就是对老师关心不够，这是无可推脱的。
19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文化问题上我对儒家价值认同较多，通常被学界视为“文化保守”的代表，而且我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不是所谓“唯物主义”。我猜想，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张先生对我的发展方向也许不无一丝遗憾；但张先生对我的发展非常宽容，从未对我表示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是我特别心存感激的。
其实，张先生固然很注意阐扬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张先生晚年更重视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张先生90年代初关于“国学”的定义和阐发是我在90年代有关国学发言的主要依据。所以，在对儒学和国学的基本看法上，我和张先生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一根本问题上，我自己的学问方法始终信守和实践着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并以此指导我的学生。我认为，张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决不仅仅是因为他阐扬古代唯物论、提倡综合创新，而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来自他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我从张先生学到的治学方法，说来也很明白，这就是张先生在1978年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就讲过、以后经常重复的司马迁的名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就是说，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并用“解析”的方法加以严谨的分析、表达。我的博士论文，自信可算是张先生治学方法成功运用的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期，我们不太懂得写书可以献给自己敬仰或亲近的人，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就不晓得敬献给先生。后来出国看书多了，才注意到这点，所以1990年《朱熹哲学研究》在台湾出版，我就在扉页写上“谨以此书献给张岱年先生”，并在台版后记中说：“我的导师是张季同（岱年）先生，先生治学，一主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之旨，最讲平实谨严，在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影响。”1996年我编自选集，在自序中我也提到张先生对我的影响。1999年，张先生90寿辰，由我发起、组织和主编了《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我所写的一篇，在文后附记说：“张先生教人，最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称之为八字真经。我个人从张先生所得全部训练，亦可以归结为这八个字。欣逢先生九十华诞，谨以此小文庆贺之，从中亦可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深刻影响。”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书和论文，在海内外学界都得到同行的肯定，算是有些成绩，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而我看自己的著作，无论主题有何变化，自度所长，和成绩之所以取得，仍然在于能较好地掌握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近年我曾和友人闲谈说，“张先生门下可以说有两派，一派是综合创新派，一派是心知其意派，我算是心知其意派。”在纪念和回忆张先生的时候，我强调这一点，也是以我自己做例子，希望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能认识张先生治学“金针”的真正所在，少走弯路，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2004年5月6初稿于北大蓝旗营
2004年7月1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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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张先生为主编的“国学丛书”出版后，国内一系列以“国学”命名的出版物接连出现，1993年人民日报针对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的冲击，也报导了北大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情况。这引起一些反对传统文化的人的注意，一家杂志刊登文章，认为“国学”的概念是排斥社会主义文化的可疑观念。我看后对张先生说，您在国学丛书的序言中已经把国学的概念讲得很清楚了，怎么说是可疑的概念呢？张先生说：“现在看来有种种误解，研究国学不是复古，你可以跟他们打个电话。”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杂志的主编，反映我们对这种提法的不满，但我并没有说是张先生建议我打的。不过，这些误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引起了这家杂志后来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的批判，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