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分别呼应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
一、习近平主席210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双双进入“新常态”。
历史时代变迁必然会产生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西方”或者“南北方”可能会经历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僵持期”。
二是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派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等，均由此而起。奥巴马政府如此，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发生大国冲突的风险增大。
三是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徘徊，指导思想混乱。原有模式动能耗尽，难以推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期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四是全球化“新时代”来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分化加深。而不少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好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泛滥。现在，世界基尼系数远超0.4%的警戒线，达到0.7%。
美国大选、英国退欧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唯一基准，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为“未来世界经济怎么办”、“新的发展模式在哪里”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提供了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模式，加上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保障，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国内治理的成功。这给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治理新思想、新模式。
二、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发展快速。以文化交流为媒介在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已经搭建起“民心相通之桥”。其重要意义在于：
（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获得坚强民意支持的有效途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的核心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了解，是各国文化和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文明和文化交流与合作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国界疆域、狭隘国家利益，成为各国人民支持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畅通渠道和天然桥梁。
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318个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执行计划及互设文化中心协定，设立了11个中国文化中心，共同建立五大联盟：即“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中国已经成为很多沿线国家的主要旅游客源地，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旅游和商业往来必然有大幅度增加。这对增进相互了解有着强大的推动力。
截至2017 年5 月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 国的245 个省( 州) 建立友好城市491 对，正在形成“一带一路”友好城市群，这对推动民间交往，增强各国人民彼此了解起到了重大作用。我们还需要加强沿线各国艺术家、文化官员、智库、汉学家、翻译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增进沿线各国与中国在联合申遗、考古等方面的合作，全方位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二）加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消除误解，为解决地缘政治矛盾、主权争端、贸易摩擦等创造条件。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众多，有关国家之间有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合作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以人民利益为重，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伙伴关系的根就需要扎在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之中。
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在已有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两个支柱的基础上，把人文交流作为加强金砖合作的第三个支柱，推动金砖国家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这对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深刻的启示。
当代许多问题的出现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系，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许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现象导致社会分裂加深、政治制度发生危机，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现有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总是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最优秀的，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也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行。他们把文明和社会制度分成三流九等，极力推广西方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和政治制度，并对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归咎于所谓文明冲突。
（三）加强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完善全球治理，建立更加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也有利于建立以新安全观为基本理念的集体安全，增加国际安全机制的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集体安全道路。
现有国际体系需要加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国际秩序的演变创造有利条件；全球安全体系则处在“双轨”交叉的矛盾之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时代的进步格格不入。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建立以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安全机制。金砖国家厦门宣言中关于国际安全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表述已经清楚的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决心更多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态度。
（四）加强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要充分发挥宗教的正能量，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宗教在沿线国家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国国情不同，文化差异大，其中宗教的不同和相互交流不够，都会给民心相通造成障碍。
这次浙江五大教派共议共商，发出了“传承慈孝 五教同行”的倡议，今天又在灵隐寺召开一带一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讨会，正逢其时，有利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一带一路上各国加强文化交流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作的现实问题
在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和各国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上的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战略互信不足、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认知不同、文化产业基础以及各国体制差异等因素对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有一定影响。
1. “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制约了人文交流与合作。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进入了大调整、大变革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各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加上能源短缺、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等因素，降低了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迫切性。
2. 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使然。“一带一路”国家众多，区域辽阔，但国情复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时有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地区热点问题有增无减，同样为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带来挑战。
3. 民族文化差异及宗教冲突影响。一带一路国家制度、宗教、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带来不少社会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些国家存在多民族、多教派等民族宗教冲突隐患，不利于人文交流合作的开展。
4. 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文交流与合作。
西方出于一己私利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人文交流埋下“钉子”，给中国这些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带来新的障碍。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上下互动、各国文化互动的良机。我们需要把握形势，及时克服各种困难，为文化交流打好基础。为了更好与各国民心相通，中国人要学会“打通己学和彼学”，既全面掌握中华文化，也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传统，两者相互借鉴融合，更多的创造跨文化交流的机会。
民心相通还需要“讲好故事”、用行动“写好故事”、“创造故事”，展现中国开放包容、拥抱世界的诚意和能力，让其他国家感受到尊重感、获得感、舒适度，国与国、心与心之间的隔阂就会逐渐消融。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前副主任，中国前G20特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简称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