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英国退欧，到当年美国大选，再到最近法国“黄马甲”运动和欧洲、拉丁美洲国家右/左翼政党上台，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已经从北美蔓延到欧洲及其他地方。目前还看不清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震动有多大、多深。这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世界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需要做些分析。

这场大变局很重要的标志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遭受了一系列巨大的打击，其核心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学者福山数年前就专门论述过美国政治制度步入“腐朽”，并在最近的《身份政治》一书中指出，特朗普既是这种腐朽的产物，也将加速其进程。这种制度腐朽使民粹主义反弹，而正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浪潮在1932年选举了罗斯福总统，并影响了随后两代人的美国政治。

一方面“身份政治”在美国政治包括选举中逐步占据主流，政党不再为国家甚至政党利益考虑来制定政策，导致“否决政治”锁死了政府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资本所有者包括新技术掌握者拥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劳动所得停滞不前，2000年以来劳动所得占GDP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严重。这两点都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2016年美国的民调表明，半数以上美国青年已不再支持资本主义。持续数十年的 “资本主义温和期”（Great Moderation）已是明日黄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将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新阶段，其过程绝不会风平浪静。

据《经济学人》统计，1997年以来，美国2/3的产业被高度垄断，占经济总量1/10的工业中，每个行业有四家巨头占据着2/3的市场份额。垄断结果是全球超额利润高达6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3集中在美国，1/3属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和脸谱。

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危及的是世界经济增长，这些年全球经济波动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各国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纷纷进行结构调整，制度性和周期性困难叠加，增速普遍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特别是“美国优先”引发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解决前景尚难预料，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二是资本逐利本性催生金融风险，资产泡沫不断增大，美元兼具国家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双重身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货币政策错配严重，严重扭曲全球投资和贸易走向；三是资本与科技紧密结合，技术革命使资本向新技术集中，再次打压制造业劳动收入，而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有相当的“破旧立新”力量，譬如对传统制造业就业形成冲击；四是资本起伏动荡使得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波动更趋激烈，不仅给资源性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也给资源消费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资本主义危机将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破坏性作用，WTO的困境就是明显的例子。民粹民族主义使许多国家“身份政治”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重组，政治极端化和“部落化”进一步发展。从英国退欧面临艰难抉择，到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法国等民粹民族主义逐步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遭受严重挑战，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价格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风险增大等全球挑战的能力下降。法国马克龙的遭遇不仅意味着法国政治的动荡，还对欧盟一体化和欧元的可持续性产生长期影响。英国如果无奈“硬退欧”，同样会对英国和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融运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世界亟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常运作的今天，全球治理却在维护多边主义全球秩序和主张自身利益至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力量的博弈中挣扎，并且日趋碎片化和无序化，出现无法有效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的尴尬局面。西方主要国家的制度性危机无法凝聚大国的合作共识，将使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继续陷于“无治理”或者“无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全球外部环境恶化，各国完成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难度增大。

中美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腐朽对中美关系影响又将如何呢？

一是两国关系需要重新调整，不确定性增大。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将处于较长时间的动荡调整期，因此对外强硬一面更显突出。美国已明确定位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两国战略重新磨合时间也不会短。

2018年底中美领导人通话对推动两国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有重要作用，两国表态较前乐观。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讲话意味着，如今中美关系复杂化绝非贸易摩擦那么简单，也许是新冷战的开始。还有人甚至拿中美关系与一战前形势相比较，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咎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但历史不会重复，类比只能产生误导。当前中美关系反映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和全球系统性矛盾的凸现。

二是美国资本主义走到“金融资本+技术垄断”的新阶段，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这对始终存在的根本矛盾，国内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精英与百姓对立等问题成堆。而这数十年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通过全球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验证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这使美国的战略焦虑日益加深，自信心下降。美国在外面寻找敌人和对手以凝聚人心是必然的，也说明未来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其复杂性、危险性也会比以前增大。

三是这些变化虽然大，负面影响也不小，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美国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顽疾，在一些方面还可能需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譬如如何减少贫困和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美国要像彭斯等所说那样与中国全面“脱钩”，谈何容易，也不现实，美国国内对此也很难形成统一战线，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态度未必一致，极端保守势力与其他阶层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何况现在不是冷战时期，要在国际上拉起围堵中国的“铁幕”绝无可能。

因此，对两国关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太过悲观。美中双边贸易如今已近6000亿美元，有3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每年有300万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最近皮尤民调显示，38%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略低于2017年贸易摩擦开始时的44%以及2012年大选时的40%。而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这一比例。

从全球治理看，中美都面临全球性挑战，没有双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重塑新的多边体系包括贸易体系，都不可能实现。今后WTO改革、亚洲和世界安全体系的重构、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成功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和取舍。相信中美从“合作的对手”到“对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何亚非(作者为外交部原副部长，国侨办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