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老诞辰百年，想说的话很多。深夜清寂，我想还是奉读杨老的文字来纪念吧。这也是做学生的本分。装帧古雅的《景凡文存》立于案头十五个年头了，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却不曾认真研读，真是不胜惭愧。
杨老的文字，整理出来的不多且零散，但感性、简明、直见性灵，有些像《论语》《孟子》里的对话和议论，读来清悦，又耐人寻味。杨老晚年主要研究孔子，我觉得，杨老的心同孔子的心是相通的，杨老是真懂、真学孔子。这是古往今来的论孔者们、尊孔者们很难做到的。
一
“伦理法”是1981年杨老和弟子俞荣根先生解说孔子的法律思想用过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概念。回到当时的场景，这个概念至少抛弃了对孔子的“剥削阶级”定性，洗去了对孔子的“污名化”而从正面看待孔子，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从法律视角进入孔子思想，也推动了法文化研究和法律思想史学科建设。1999年5月，杨老专作省思，认为这个概念“可能是受了道德与法律的严格区别的影响的缘故。”“如果把伦理法的‘法’当作申韩的法的概念，必然是概念的错误，以至割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引出伦理与法律互补、两者结合的结论，这也是后儒振振有辞地主张的‘德主刑辅’。”（第33至34页）。他指出，孔子的伦理“法”与法家的“法”冰炭不相容，孔子反对以政刑、政法治天下，所以，伦理法不是伦理+法，而是以仁德（人道）治国的最高准则的方略、方法，“伦理法本身就是‘爱人’，它的最高准则就是仁德。它不同于黑格尔的伦理学，包括普通法、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第34页）2001年3月，即逝世前5个月，杨老还念念不忘提醒弟子：孔子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与现在说的“以德治国”不是一回事，不一样，要注意区分清楚；只有秉持这样的德、礼，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第501页）
我觉得，此非一般的修辞推敲，也非对弟子的惯常提醒，而是杨老离世前与古贤神会，审度往今，类似王国维三境界之“蓦然回首”。杨老的反省，也值得我们反省。比如，不知不觉地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如道德与法律两分）对非西方文化里的人物及其思想加以剪裁，尽管这种剪裁也是一种观察视角，或可独成风景，且得交流之便，但有时却难免如同在哈哈镜前端详；又比如，用后儒“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一类的话语反过去叙述、裁量古贤的思想，并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类的现代治术做历史文化注脚；还比如，为了设科开课等现实需要，硬从某些圣哲、某些思想家那里找出“法律”材料，而不管其是否有像样的法律思想。这些，也是我自身经历过的。
当然，杨老反省之意义重要的不在方法，而在境界。杨老借“伦理法”原本想表达的，其实是某种根本法则，是居于现实政法制度之上的法，是法之法、法上法。这样的法，已经走出通常意义的法律学，说明杨老不论是对孔子的理解，还是自己的理论求索，皆达致别样的境界。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作为一个根本性、整体性、普遍性的概念，仁是高于礼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不能仅用伦理、人伦来解释仁；同时，仁又是具体的、现实的，离不开礼（惟克己复礼，天下才能归仁）；当然，孔子的礼也离不开仁，如杨老指出，不能用周礼去解释孔子的礼，孔子的礼含有新的社会变革的创造性方案，是“新礼”（第45页）。按我的理解，孔子的新礼可谓仁礼，这是孔子的新法，其实就是某种根本法则或普遍规范。遵循这样的根本法则、普遍规范来治理国家，遵循体现仁爱的一般原则来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法律，才是中国文化中可以媲美世界的法治思想，才是走出政刑之治的正确的法治道路。至于仁何以成为根本之道，根本法则何以通过价值的、政治的、程序的诸法则体现为典章制度，这样的典章制度何以使国家成为“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王国维语），个体生命又何以在其中安放、确立人格尊严和权利义务，以及，当代“新礼”何以创制完善，当下法治何以既避免重蹈政刑治国的旧辙、又克服西方法治的弊端和照搬西方法治的弊端，这些题目，我想，是后人们应当踏踏实实往深处细处去做的。杨老的求索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
杨老能进入孔子的内心，是因为他自己本有仁心，真心诚意地求仁行仁。人本、民本是杨老诠释孔子的一个基调，也是激发那一代读书人投身革命、忘我奋斗、后来又不断省思问索的最本源、最质朴的信念。他认为，仁就是把人当人，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孔子想的是有人类的地方，也就存在着人类的爱。“把孔子的仁缩小为道德，正如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些道德诫条，就是离开了仁，忽视了仁的广大涵义”。（第115页）在他看来，孔子的求仁，就是寻找人、发现人、承认人是人；孔子的行仁，“就是用智慧来指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行为”（第117页）。他认为，孔子思想中突出的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孔子不认为这种和谐会受到冲突、抵制而成为泡影，希望人们从日常生活习惯中和职业上，相信它而不受到干扰。”（第45页）杨老花了很大功夫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和《资治通鉴》里的战争记录（第185页至298页），我体会，这不是为了学习军事、提高杀人本领，而是出于内心的悲悯、不忍和愤懑，意在“胜残去杀”。他在日记中坦言：“翻开《资治通鉴》这本为帝王阅读的丑恶的历史，几千年、几百年、以至几十年的罪恶历史，的确使我痛心疾首，诚如鲁迅说的：‘二十四史是吃人的历史’。这次我读它是为了专门统计大大小小的暴君、魔王为了杀人而制造的战争。”（第344页）他认为，孔子理想主义的底蕴是和平主义，孔子周游列国，不谈兵旅之事，可见一斑。但是，延续几百年的兼并战争把孔子的和平主义思想粉碎了，可悲的现实是丛林法则：“如果那些诸侯真地实行孔子的‘仁义’治国，可以肯定，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便会被秦国逐个吞噬了，等不到秦始皇来统一六国，便一统中原了。”（第65页）“最残酷的暴力是战争，春秋战国二百多年就有一百多次战争。孔子死后二千多年，战争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并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杀人的武器越来越精巧。”（第126页）他曾感言《石壕吏》“惨然不忍卒读”，多次感叹统治者好大喜功而折腾老百姓，这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可以使历史倒退几十、几百年！我们侈谈历史是发展的，这种发展应当以百年、千年甚至几千年算。”（第456至457页）
孔子心中的人，是活生生的、有尊严有人格、应当站立起来的人，而不是别人施仁行义的被动对象。“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杨老强调，发现自己，就是归于仁；孔子希望有一个德行的皇帝行仁政，而不是崇拜一个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更不是一个有神性的皇帝；孔子攻击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向虐政、苛政，这比称赞子产的乡校议政更激烈而愤慨了。或许因此，杨老多次赞赏鲁迅，认为鲁迅的文章是大块文章，他大刀阔斧地连根铲除几千年培植的奴性。“除掉奴性，中华民族才能得救！鲁迅要的是生命，要的是振奋精神的活人，而不是要人成为循规蹈矩匍匐在地、任人摆布的奴隶。”（第116页）显然，杨老看到了人本、民本是需要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和基本权利做支撑的。
杨老对仁的追求没有停留在做学术文章，而是身体力行。他写过：“人生之道，行仁之道！” （第117页）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放在社会实践而非著书立说，努力用自己相信的、追求的好东西来改变社会现实，至少影响周围、让周围的人和事变得好一些，这看似那一代学人的“局限”，其实未尝不是有限人生得以相对完满的一种幸运。孔子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学者之“为己”是对自己的品德才学有很高的要求，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学者之“为人”并非必然就是以学谋利、求田问舍，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可以是学以载道、以学益世，并在“为人”的实践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品德才学，从而走向“为己”的圆满。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也是这个意思。孔子、孟子到处向君王推介自己的主张，总是没人要，弄得栖栖遑遑，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降低自己的品质，更没有“按需制造”，走歪门邪道，而是“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守住了“己”，坚持了“道”。当然，这也给后人出了难题。一些标为儒者、儒家、新儒家的后世学者很难有孔孟那样的“内圣”功夫，又要被“外王”的理想牵着走，于是乎就在打通学与仕、修齐与治平等关节上、在如何施治、如何治人上动脑筋，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大概是后世俗儒辈出、功过难说的原因吧。也因此，儒家思想不能等同于孔子思想，把“儒学”“儒家”译为“Confucianism ”，也是可以商量的。杨老指出，“《礼记》《中庸》有关阴阳五行之说，是发孔子之未发，但不能认为它就是孔子思想。荀子隆礼，实际上是繁礼，开后代封建礼教之先河，离孔子原意甚远。”（第335页至第336页）的确，仁者爱人本没有那么复杂繁琐，“为己”“为人”也本没有那么纠结拘执，我想，只要克己行仁、将心比心，尽好孝慈悌、忠义信一类的本分，至少让周围的人和事因你而变得好起来，便是斯仁至矣，近乎圣贤之道了。
《景凡文存》收录的杨老的同事、亲友、学生写的纪念文字里，讲述了许多他们亲历的杨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开导人的小故事，读来令人动容。杨老做学问没有鸿篇巨制，做人却是大写的。我对杨老的感受，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始终留慰在大学三年级第一次拜见时的“温煦、舒适”里。在我的记忆里，杨老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批评过我，或许是因为他期许我、也相信我能自觉反省、见贤思齐吧。2002年我写的《忆杨老》一文里记载了他给我讲的对读书的看法、对古人的态度、对做官的忧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他是重话轻说，寓批评警示于笑谈。还记得，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法制史教研室当助教时不满21岁，在校的79级、80级学生多数比我年纪大许多，参加他们的讨论课和毕业论文辅导不免有些顾虑和消极，杨老拖着浓重的川腔笑眯眯地对我说：“鹅不叫，就当鸭子看了”。这独特的“鹅鸭论”可谓“因材施教”，曾给我极大的鞭策。
近些年来，媒体由所谓“西政现象”而追捧“文革”后的“新三届”，其实，在我看来，与其说“新三届”优秀，莫如说那个年代的教师优秀。那时的西政，有一个古道热肠、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教师群体。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思想理论和时髦的教学方法，但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夙夜在公，克服种种困难，使教材、教学走在全国前列。他们追求真理、好学尚思、刚直坦诚，堂上堂下都敢讲真话实话。他们克己为仁、与人为善、爱生如子，把学生当宝贝，想方设法为学生好，尊重、爱护学生，用联合国教育公约里的时髦话讲，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促进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他们说起话来，或许不像当下的教育名家们那么振振有辞、头头是道，但几乎每个学生想起他们，内心深处都藏有几个温馨动人、终生难忘的故事。杨老写道：“任何一种美德的外露（更不用说那种自吹自擂、哗众取宠的人），倒使人望而却步。”（第129页）读到这句话，我便想起常常如大山般沉默的我的导师林向荣先生，想起那些甫脱劫难、执着谦谨、在简易教室里、在游泳池搭建的临时教棚里慷慨激昂的老师们，还想起发洪水时四处奔波、默默替学生买船票、换车票的年级辅导员。正是因为老师们这样以身作则，才自然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我想，这大概就是教书育人的本质吧。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文、行、忠、信四教，尽在其中矣。
三
仁心源于禀赋，也来自修炼。坚毅、刚强是杨老诠释孔子的另一个基调。面对不仁的现实，光是悲天悯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毅、刚强。这就要通过修炼、修行，以义无反顾的实际行动求仁从仁、行仁成仁，尤以磨难、屈辱、悲凉、忧愤而参天地之化育。孟子所谓“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尽心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杨老写道，“孔子不怕痛苦、病弱、孤独。受人围攻，他镇静自若，在困难的时刻，犹弦歌不绝。”“孔子是一个运动家似的，不知疲倦、不计失败的人，不应当仅仅把他当一个所谓‘圣人’。”（第116至117页）杨老说，鲁迅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就是“不可为而为之”，恐怕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周游六国，说了不少仁义道德治天下的话，诸侯不高兴，结果成了“丧家之犬”，只有回到家乡删诗书，过着寂寞的生活。孔子感到“道之不行也”，想“乘桴浮于海”，有过和野人一道生活的想法。杨老的笔记里摘抄了《论语》里的一些句子，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一箪食，一瓢饮；”“富贵于我如浮云”；“浴乎沂，风乎舞雩”。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他写道：“逢乱，遁世、遁地、遁色，天下无道则隐。孔子对于高蹈隐放之士未有责备而有赞誉。”“中国历史上，在一般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因为受到社会的压迫、歧视而过着隐居生活的又有多多少少！说不定这些人都是儒家的后裔！在皇帝四周，思想家是荒凉的。皇帝总是要追查‘腹非’而拿他来治罪的。最正直、最光明的人，也被列入而随时可以拘捕的‘疑似’分子（唐律有疑似分子，汉武帝治‘腹非罪’）。”（第118页）
杨老多次提到，孔子告诫弟子“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他认为，“从董仲舒到程朱陆王，宗派迭出，各立门户，都是尊孔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儒者，却以帝王的旨意、态度为转移，而离开了孔子学说的主旨。王安石说先秦以后的儒者都是‘俗儒’，这大概是他领悟孔子的‘无为小人儒’之戒的心得。”（第31页）他还认为，后世所谓儒学或新儒家越是神乎其神，越是离开孔子思想，有些实为“美化赃品、污蔑孔子，”“明代李贽说了一句真话，儒学不在士大夫之林，而在‘三家村’的野人那里。”（第71至72页）。
杨老的学术研究富有现实的战斗精神、批判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着一种对真理的真实激情”（第131页），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曾引用《论语》“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强调认识恶，才能认识追求美善；认识丑恶，就能接近真理（第115页，第117页）。也因此，杨老对孔子的研究，不是读死书，也不是玩学术、搞门派，而是把自己放进去了，把时代、把现实放进去了。他谈的是几千年前的人物，思考的却是很前沿的实际。他强调，孔子离我们并不远。“我们与孔子之间，只隔了七十多代人的时间”。（第119页）“时代不同了，孔子操心的问题，有些是今天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的社会问题、思想意识经过一二千年以后还会存在，虽然形式及内容都先后发生变化”。“我们今天面对世界风云的变幻，是否能够像孔子那样执著于仁道，对不同的人和事及时说出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想一比，就会发现，未必我们就能贤于古人！”（第129页）他认为，研究孔子，要把自己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生活的环境中，看到他所处的境地和时机，在乱邦、危邦中狼狈辗转不得安息，而又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春秋战乱四百年，也还有一些贤人，今天我们的社会好人坏人分不清了”。（第408页）晚年日记中，他对不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如，“为专政而专政，为革命而革命”（第331页），“上伪下诈”“自欺欺人”“我行我素，大话要说，大事要做，大财要发，一呼百应，有权就用，风光一时”（第332页），“从喜欢空话、爱听假话……发展到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第334页），以及“争权夺利”“左右逢源”“左右打人”（第331页）等，也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杨老的理论批判及于广泛的人物和领域，从《景凡文存》所列标题看，除马克思、恩格斯外，对老、庄、孟、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卢梭、黑格尔、罗素、托尔斯泰以及傅雷、顾准、巴金、钱钟书等，也有专涉。杨老对当代政治法律问题多有批判性见解。比如，关于人权、民主。杨老认为，古代中国，也有人议论人权。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也不过是乌托邦的理想。现在的西方社会，认为人权已经有了保障，他们引为骄傲的充其量不过是“代议制”。马克·吐温把那些“代议”讽刺挖苦为比强盗还强盗（第110至111页）。又比如，关于犯罪与法律。他引用马克思“犯罪的耻辱不应当是法律的耻辱，”指出，马克思认为统治者立法是不公平的，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犯罪的耻辱是法律造成的（第113页）。这次读杨老，才看到1986年6月杨老专就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写过一篇日记，并就“自由、民主”问题打了4个问号（第334至335页），这些问题，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如何迷惑人、愚弄人，是值得省思的。细想起来，这些年来，我一直琢磨的一些问题，如，和谐、人权、德性、新民本、根本法则、宪法之法、儒家法治理念以及用西方学术立场和方法端详中国本土等，无疑得到杨老的精神感召和灵通冥启。
其实，坚毅、刚强也是杨老人生的一个基调。杨老早年是川东地下党，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做过西南区某情报机构负责人，后来到大学工作，经历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尤其是党内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事情。杨老挨整20多年，他曾坦承：“我的经历中与潘汉年相似，”只是比潘汉年幸运（第414页）。这次读到杨老研究孔子的笔记和劳改日记，我才理解，杨老何以有强大的内心，历经磨难、横遭冤屈而没有倒下；何以有从道不从君的胆气，无畏得失、宠辱不惊；何以在诬服自贬、屈辱困顿时依然书生意气、孜孜不倦，做到忍辱负重，为周围的人、为这个世界，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曾任西政院长的高绍先老师深情回忆，在文革后期，面对省革委会宣布撤销西南政法学院的荒唐决定，杨老不顾“思想问题”、“历史问题”、“阶级异己分子”等受谤蒙垢之身，当仁不让、奋袂而起，为“护校斗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535页至536页）。
读到这些，让我对前文提到的“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教师群体”、“自然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有了深一步的感悟。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悲悯恻隐性之所然，大话高调也是谁都会讲几句的，问题是在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能否体现出来，这就需要顽强的意志品质。特别是在关乎个人得失荣辱的时候敢于豁出去，坚守信念，多替周围的人、多替天下苍生着想，至少不去害别人，或者追求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功业。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意亦此。近些年来，昔日的同窗们总是深情回忆西政流年时光，我想，这并非老之将至的恋旧情怀，而是在阅人历事的长期比较中形成的对某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和生活环境的看重，就像宋词里写的，“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从文化学、社会学角度看，当时的西政氛围里，确实有一种既仁善又严肃、既传统又现代、既奋发又干净的精神品质，一种在礼崩乐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化和人性善、师生谊、朋友义、苍生念、家国情以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品性、知识分子的良知、“文革”劫后余生的松绑解放等多种复杂因素而顽强生长出来的求仁行仁的自然秩序。细细体会，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其实又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因为它扎根普通人的人心，扎根常情常理常识，如同松柏扎根沃土，涉青阳不增其华，历玄英不减其翠。也因此，它既不限于西政一隅，当然也不限于那个年代。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群体、一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形成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关键在我们自己。
1978年我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时未满17岁，一共呆了8年。在那里成年、成长，在那里苦读、清修，在那里遇到良师益友，乃人生之幸。这几夜奉读《景凡文存》，又使我受到教育。读书既是读别人、读圣贤，也是读世界、读自己。杨老经历坎坷、思想丰富，我读到的很有限，只能就眼下所读所思，写一点初步的心得体会。
夜阑静，望苍穹，我想借此机会，谨向歌乐山以杨老为代表的故去的、健在的老师们致敬并感恩！2014年冬我去重庆出差期间，匆匆回校祭奠老师，还有幸拜见了年至耄耋的田师母、杨和钰老师、黄焘老师。回来写一小诗《母校祭师访友》，后蒙“七八级歌乐台”转发，里面有两句：“学堂蜀道中，士子幸开蒙。”“师德高五岳，友义远三公。”这是我的心里话。
（2017年5月25日夜于北京）
该文载于俞荣根等编《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先生诞生百年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