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文史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尚未见中衰，书商出版有关胡适的资料，热忱犹高。海峡两岸先后编印胡适日记全编或全集，足以为证。
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书，数量之多，诚为近、现代学人中所罕见。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以及”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顾其题目思其义，乃是对胡适生平与思想所作新的评估，并提出在学术研究上的全新见解，亦必然是读者的期待。然展卷之后，才发现“重寻”的“胡适历程“并不很完整；”再认识“的”胡适生平与思想“也不全面。事实上，这本”专书“，主要由三篇序文、外加三篇短文所组合而成的文集，但并没有组合这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所写文字的导论。除了第一篇序文为《胡适日记全集》而写，是新作品之外，其余都是旧作，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不仅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作，而且单行本问世已久。喜买余书的朋友不计重复，新旧一起买进，固然值得；只是二十年以上的旧文似乎难以与”重寻”或”再认识”的题旨相称。
此书中具有新内容的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所谓疑点，就是胡适一生中值得质疑或可议之处；而余氏的澄清，即要消弭这些疑点，虽自称“没有为他『辨冤白谤』的意思”，但是若果能“澄清事实”，就有“辨冤白谤”的效果。胡适考证《水经注》终生不懈，岂非就是为了澄清事实，以达到辨冤白谤之目的吗？不过，事实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澄清。
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诸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0, 331,332）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
本书作者极力要澄清的几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余氏旧事重提，颇责备唐德刚对胡适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之质疑，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它可疑之处“（页12），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其实，胡适在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刚亦如是说；问题出在从1917年到1927十年之间，胡适并未拥有博士学位，就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不过后来各种版本的封面已不见了”胡适博士著“字样）。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仍表示有学位而不炫耀，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1919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如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以便尽快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页8）；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1917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1917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起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再说，即使”论文缓缴“是唯一原因，论文乃完成学位之所必需，那十年间胡适最多只是”博士候选人“，就自称博士获得者，当然会衍生出诚实的问题。这些小事虽系白璧之瑕，固然不足深论，自亦无需掩盖；然而余氏重新提出，就不得不论，自有助于对胡适及其性格的理解。无独有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有言：”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不是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之后，才说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
余氏另一个要澄清的疑点是“胡适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金岳霖曾批评过胡适的哲学修养。余氏基本上同意金岳霖所说，胡适“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页13）。此一澄清，反倒令人有点迷糊。胡适先后在康乃尔、哥伦比亚大学读得是哲学系，拿得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学位，又拜哲学大家杜威为师（不过，专门研究杜威逻辑理论的吴森发现，胡适与杜威实“有师而无承”，甚至对乃师学说严重误解），回北大又教哲学，其结果不能获致哲学之专业，而只取得一点基本训练，不免启学位并不那么顺利的疑窦。
不过，本书作者绝不是要贬低胡适的哲学修养只是“基本训练”，实欲褒之，所以借重哲学权威罗素的话来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页14）。罗素乃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有时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赵元任早就领教过了。罗素自传中有云：他曾出示赵元任一文曰：“今日动乱之故”（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语言学家赵元任立即回答说：“我想今日动乱之故乃昔日之赵氏也”（Well, I suppose, the present causes of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用赵氏的英文拼音开玩笑，但是赵元任看到后，特别写文章说明没有这回事，显然是罗素一时兴起的神来之笔。然则，罗素的赞美也不能完全引为依据。再说，胡适若果然精熟西方哲学如欧洲人，则其哲学素养又何止于“合格“或一点”基本训练“而已呢？基本与精熟之间的差距应该是很大的。罗素赞美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很可能是在开大多数美国教授的玩笑，因为罗素向来瞧不起美国文化。至于说，胡适翻译古代中国文本之精确，罗素既然不通汉文，如何知之？不过是想当然耳罢了。事实上，胡适的学问虽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但以严格的标准而言，都不甚精熟，他最在行、兴趣最浓的还是考据，这正是胡适在学术上博而不精的特色。胡适一生外务太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治学；刻意求其学术上的专精，反而把这位历史人物看小了。
在胡适既广且多的”外务”之中，余氏书中着墨较多而又值得评论的有二事。其一、关于胡适战时驻美的贡献，本书对其推动美、日交恶，”把美国带进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页65）,备至赞扬。日本侵华，中国的遭遇颇得美国人的同情，胡适辩才无碍，到处演讲，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礼遇，自有其宣传的效果，他的大量荣誉博士学位即于此时获得。但是如果照余氏所说，胡适能改变美国的政策，把美国带入太平洋战争，显与史实不符。胡适最敬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于欧战后周游美国大陆，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犹不能改变美国拒绝国联与和约的政策，何况是外国人如胡适者。美国自欧战结束后，孤立主义弥漫一时；罗斯福总统虽非孤立主者，然于经济大恐慌爆发后上任，仍不得不俯从孤立主义的民意，不敢卷入战争，故于德、义、日之侵略行为虽谴责、防堵有之，但雅不愿参与战争。胡适的宣传引起美国人的共鸣是一回事，美国人因而愿意帮中国人打日本鬼子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对日宣战，进入太平洋战争；包括胡适在内的一切“宣导”犹如蜉蝣并撼动不了那颗孤立主义的大树，珍珠港的炸弹才撼动了大树；大树撼动了，总不能说是蜉蝣之功吧。余氏说：”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氏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页65），显然是言过其实。日本终止与美和谈的通知书，迟至炸弹于12月8日在珍珠港爆炸后才收到，而日本的谈判代表仍在华府，所以美日最后谈判绝不可能于11月26日就破裂。至于相信”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页65），何止于”过于夸张“而已。日本为什么偷袭珍珠港，论者已多，毋庸在此赘言，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乃是美国坚持其“门户开放“政策，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承认改变满洲现状之政策，并坚持要求日本回到九一八以前的中国现状，所以只能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中国而非胡适有关。事实上，胡适不仅无力导致美日的公开决裂，而且如张忠栋的研究所示：“格于美国的形势，胡适在有关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任务上，成绩都很有限，甚至根本交了白卷“（《胡适五论》页126）。可惜本书作者未能参阅前人（张忠栋已成古人）的研究。
其二、关于雷案。余氏于此书中，长篇引用了《胡适日记》所记与蒋介石“交锋“的一段（页149-155）。此段日记早已有人引证而公诸于世。余氏的解读更能体现出胡适的义正词严，以及蒋介石的”套人情“、”不讲原则“的独裁者性格，以至于对胡适之”无奈“备致同情与好感：
他对想组织反对党者的实际建议和劝告，他对蒋的“雅量“的期待，今天看来，都不免太过于一厢情愿，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an incurable optimist）。但是正在这种地方，他那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也展现了一缕值得回味的”落日余晖“（页155）。
值得注意的是，余氏对蒋氏的看法与其在蒋氏生前死后的言论已经大相径庭，终于指斥其为“独裁者“。不过，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殷海光在内，并不如余氏之谅解胡适。他们不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带头人，却在压力下退却，对雷案的态度与行动都不够明朗与坚定，对胡适不愿或不敢去探雷震之监，尤致不满。诗人周弃子的《忆雷儆寰》长句就是明忆雷震，暗讽胡适：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书生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雕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时贤忘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诗人感叹雷震一意崇拜胡适，未必如北海孔融之知刘备，复将胡适比作美仪貌而稳重的褚渊，《南史》有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彦回即褚渊，当时之世人颇以名节讥之。胡适于1952年年底首度自美返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周年庆的酒会上当众宣称：台湾人民应该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雷震立铜像；雷案发生后，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向记者说：”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胡适曾于1951年因《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闯了祸，遭遇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扰与监视，坚决辞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名义发行人，以示抗议；然而雷震冤案发生了，比”干扰“与“监控”更严重的军法审判开审了，十年重刑判决了，却未见胡适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以示抗议；亦使前次之抗议有为了避祸而脱身“闲差”之嫌（殊不知他的“名义发行人“此一闲差，不仅可以鼓舞提倡言论自由者的士气，而且多少可以提供一点”保护伞“的作用）。能辞闲差而不能辞尊荣的院长高位，诗人说”途穷未必官能弃“，出言固重，却令人感慨无限。胡适尝言：犹如过河卒子，唯有拼命向前；然而，他虽鼓励别人拼命向前组党，而自己绝不作党魁，事到临头，亦未拼命向前，连探监的一步，都跨不出去。诗人评述本事的秉笔直书，史家应于心有愧啊。
日记无疑是很好的史料，胡适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如此大量的日记，诚研究者之福，因日记应该是私密的空间，尽可真情道白，无所掩饰讳言。然而胡适成名既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诸于世的作品，所以写得“官冕堂皇“，于紧要处则隐隐约约，甚至用框框叉叉掩盖人名或事实，即使儿女私情，如1938年胡适与Roberta Lowitz那段 ”短暂的感情“，亦必须要劳余氏排比、爬疏而后显露（页77-92）；不过，胡适与这位洋小姐兼未来师母的”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语焉未详。余氏的判断：“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胡适即使不任大使，也会很快结束它“，乃出于爱护胡适的善意猜测与解读，可惜真相由于胡适日记的欲盖而弥不彰。所以，就胡适日记的”质“而言，比诸近年出土的《郭嵩焘日记》或《吴宓日记》未免逊色太多，至少后者两位生前并没有出版自己日记的计画，甚至想法，所以想掩盖的事情较少。因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其一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日记里的胡适是胡适要我们知道的胡适，”胡适历程“之全貌，尚需由其它资料来补充。
余氏此书中的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原是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之长序；序中颇遗憾此谱“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材料“，但理解”颂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为也』」（页174）。二十年后余氏虽得见胡适日记之全部，然而二十年前所论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既不必大修，也无须小修，甚至一字不易重新出炉，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不知大量未刊日记对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无足轻重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呢？
作者于旧文新刊之际既不曾修订，因而若干误谬不实之处，也就留下未改。例如说：“冯桂芬和郑观应所谓『西学』完全是指科学与技术而言，张之洞的『西学』则同时包括了『西艺』和『西政』”（页181）。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代表作分别是《校邠庐抗议》与《盛世危言》；两书都谈到一些技术，并无科学，倒有不少“西政”：冯桂芬提到美国的“大统领”（总统）与“小统领”（州长）之制，郑观应讨论到的开议院当然是“西政”，除了“西政“之外，还有更多的“商政”如贸易、保险业等等。余氏说“1932年上海八一三战争”（页36），应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误。日本于九一八事件后，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攻击在闸北的十九路军，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我国抗日的自卫事件，尚未引发全面战争。“八一三”是七七全面抗战后，于1937年8月13日发生在淞沪的大战役。至于说：胡适“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对于今天许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中的人而言，胡适不失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榜样”（页251）。说这样的话，难道是要求大家不要深入西学，应该因噎废食？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