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约在1890年已成为西半球的霸权，当时尚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极其自豪地宣称下一个一百年将是美国世纪。在欧战爆发之前，美国已经“解放”古巴，并以武力威胁英国与德国接受有关委内瑞拉与加拿大争议的美国立场，更支持哥伦比亚叛军的分裂行动，制造巴拿马国，该国立即授权美国兴建巴拿马运河，又试图推翻英国银行团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在此后的半世纪内，美军干预中南美洲不下三十余次，不是为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或领土纠纷，就是驱逐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当地领导人，后来又以武力夺取夏威夷与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完全是欧洲老帝国主义的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联合国谴责帝国主义为侵略、剥削、高压，以及侵犯人权的代名词。然而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 在二十世纪之初盛行之时，所有富强之国，几无不崇奉帝国主义，全力向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以获取资源、市场、劳力，并于激烈竞争之余，以胜出者为荣。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来自欧洲，如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
帝国的扩张和帝国之间的竞争与爆发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两帝国相继灭亡，英法等国可谓惨胜，也无力维持帝国，西班牙、荷兰诸国更无论矣！帝国主义几乎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阴魂不散。
二战后的冷战局势形成两极世界，美苏争霸，虽不再争夺殖民地，却各拥有附庸国或盟国，视之为“超强”（superpower），称之为两大帝国，也未尝不可。双方在冷战意识形态高涨时期，各以帝国主义相诋毁。美国一直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自豪，并以此标榜，似乎不符合帝国主义的作为。但美国无疑是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崛起的后起之秀，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向海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
二战之后世局换新，帝国主义之名虽遭唾弃，实则美国与苏联各成为超级霸权，主宰全球。苏联崩解之后，美国更独霸世界，原可凭其实力重整正义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环球同享和平红利，可惜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依然一意孤行，强加其价值于别国，而且在行动上仍然拉帮结派，围堵遏止，仍不脱帝国主义的霸权传统，以致介入诸多地区的动乱，代理战争不歇，战祸未稍逊于冷战时期。美国既然以世界的领袖自居，亦不讳言霸权，是不是自称的“无害的霸权”（benign hegemony），值得我们检讨。
美国全球策略及其国家行为之所以值得检讨，因其有碍世界和平，而其有害之举又往往自负具有道德的高度，故不惜强推其国家意志，只顾及本国之利益，而不自觉地漠视他国的利益，对别国之威胁过度敏感而对自己威吓别国往往无感，政策失误而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国建国元老原本反对欧洲王权，原有反霸的传统；但于百余年间从美东蕞尔小国成为世界强权，却不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思维与行为不脱霸道本质。
美国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国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剧因素。”他认为美国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动用武力，却无法达到施展武力的初衷，其结果反而造成冲突、危机与战争。威廉斯所关注的是1959-1961年的古巴问题，但他已觉察到古巴危机足以象征美国在二十世纪整个外交的悲剧。威廉斯之见在当年被认为是左派观点、过激的论调，颇引起争议；但从半世纪以后的今日看来，美国在东亚、中亚、中东不时动用武力，几乎都以损人不利己的悲剧收场。我重读威廉斯旧作，反观当前世界大势，深感他确有敏锐的远见。
所谓帝国主义是一种国家政策、行动，主张直接以武力扩张领土或以政治与经济实力控制其他地区。二战后美国以其超强的实力在全球贯彻其所信奉的理念与制度，即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干预别国的理由。学者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是二战后著名的冷战理论之父，甚至想要以美国无敌的武力来改变苏联的制度。事实上，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连许多弱小国家的现实都改变不了，反而制造更多的乱源，所谓治丝益棼者也。
诚如威廉斯所说，美国的崇高目标未达，反而增加动乱、仇恨、战争与苦难，最后果然引火上身，饱受恐怖攻击之祸，确实颇具悲剧效果。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公开说过：“美国像是一只在小房间内的友善大狗，每当它摇动尾巴，就会弄倒一张椅子。”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庞然大物的美国，在整个世界里，当它不友善时，很可能会弄垮整个世界。
二十世纪果如老罗斯福总统所料，是美国的世纪，但美国世纪对全球的影响如何？如何说明美国霸权的悲剧性格对全世界已产生许多负面的后果？美国以公平正义自许，是否不自觉产生并不公平正义的结果？美国以其自身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而欲强加于别国，是否可以接受？美国若以世界警察自居，执法是否公平？归根结底，美国刻意贯彻其自以为崇高的意志，称霸世界，本质上是否也属于帝国主义？走过必留下痕迹，答案不妨求诸历史。
美国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张时，有句响亮的口号：“明摆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使命感，认为领土扩张是命定的命运，一种充满自信与野心的教条，认为并吞所有邻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国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词广泛地应用，始于期刊编者欧沙利文（John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称包括英属俄勒冈在内的整个北美大地是属于“我们的”（此文刊载于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义早于殖民地时代即已有之。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选民，命定拥有新大陆广大的土地，并将民主自由与基督福音在辽阔的荒原传播，最后遍布全世界。
美国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于1801年就职演说中就提到，美国需要让千万年后子孙有足够居住的空间。诚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很像以色列古国，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弥赛亚国家’（messianic nation），独立宣言与我们的宪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们生来就要推行民主、扩张疆域，将自主政府原则向全世界，作为示范。”美国的“弥赛亚自觉”（messianic consciousness）极具活力，其能量除来自杰斐逊所标举的“天选之国”（chosen country）之外，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表达的“新英格兰清教主义”（NewEngland Puritanism）同样有推波助澜之功。认为新大陆将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国，点亮独立、革命、民主的热情。
所以“明摆着的命运”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热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选民只能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显然也具有“种族主义”(racism)的内容，我族优于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为民主的典范形成强烈的美国“国族主义”（nationalism），扩张主义的动力来自情绪性的国族主义，而落实于美国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势必走上帝国主义之途。
坚信自己的制度极其优越，而且自以为善意地要别人采用，就涉及“明摆着的命运”是不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国著名史家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边疆理论的影响，认为西进运动是民主向边疆的扩张，并无额外的领土要求，所以与帝国主义无关。
牟克作此论断时，因未能生见十九世纪末美国向海外的扩张，以及星条旗飘扬到菲律宾的情况，足见边疆可以从陆地再扩张到海洋的。“明摆着的命运”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优越感的民族情绪，到了1890年代就成为扩张行动的精神后盾。耶鲁教授亚当斯（EphraimD. Adams）在1913年面对美国在海外扩张的事实时，特别为“明摆着的命运”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释，说是要与世界分享美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与快乐。但另一位美国学者弗莱明（DennaF. Fleming）不以为然，断言“明摆着的命运”根本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厌恶并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觉地成为一丘之貉。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批评欧洲帝国主义最为严厉，却在任内扩充领土最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901年高唱门户开放，实际上是要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威尔逊总统出兵欧洲是要为确保世界的民主而战，已见到美国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美国霸权以道德自诩，自认为具有至高的社会价值、与众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运用其道德原则的特殊权力。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假议题，因道德是个人的品德与行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国际上美国最重其本国的利益，要求扩大其本国利益而损及他国利益，正与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国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几个思想渊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赋人权”之说，所谓“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赋予的包括道德与真理在内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据自然律诉求诸如财产权、民权、民主权、主权之合法性。自然权利后来发展到国族主义的诉求，十八世纪的革命运动就是受到国族主义的启发。更奇特的发展是“天赋权利”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道德依据”（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权作为在新大陆扩张的依据，更露骨的是“天赋的安全权”（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这是自我免于任何祸害的权利，却不顾践踏到别国的安全。
类似双重标准对上帝选民来说就是他们享有的命运，他们标榜政府必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大块土地时未必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美国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证不会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著有计划地被强迫迁走，清空而后夺其地。连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都承认“我们”对待印第安人极大部分的记录包括毁约、不公义战争与残酷剥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他们被认为是“堕落的民族”，必须征讨而后夺其地。
但美国扩张主义者的道德天性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暴行，反而认为疆界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自由民主的扩张。美国总统杰克逊在离职演说中有句名言：“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使全人类获益。”
另一个渊源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论，成为强者胜出的理论依据。扩张主义者很容易将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用之于国家的存亡，唯强国才能生存。此又是“种族优越论”的依据，所谓“种族优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之优越性，特别表现在所谓“公众自由”（civil liberty）和“基督精神”（Christianity）上。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被视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垦者加以“消毒”（fumigated）而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不过美国化的重点并不在提升“劣等民族”，而在发展“优秀民族”。美国著名史家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自认“（我们）美国人对劣等民族根本无感”。史家费斯克（John Fiske）更公开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优于其他文化，英国人殖民北美，注定要将地球上旧文明尚未覆盖的土地用英国语文、行英国宗教、遵行英国政治习惯与传统。有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公开说，白人知上帝的意志，所以是最有权力利用土地者。连讲人道主义的大诗人惠特曼（Walter Whitman）也说“美国领土增加的意义是人类幸福与自由的增加”。
优秀的民族必然要控制整个世界，就与美国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有关，美国的传教士也带有向世界传播“优秀文明”的使命感。伯吉斯（JohnBurgess）曾把希腊、罗马、斯拉夫、条顿等各族文化加以比较后，也得出强者有权干涉弱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地球表面大多尚未建立有文明的国家，故世界应由盎格鲁撒克逊与条顿民族来掌控。其意无非是征服者有利于被征服者之接受文明，“种族优越论”之偏见昭然若揭。
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这种优越论越来越得到宣扬。马汉（A.T. Mahan）宣扬著名的“海权论”，强调霸权扎根于海军实力。他于1890年发表一本论述海权史的专书，极具影响力，指出海上交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要保护海外势力，建立霸权，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认为海权决定国家的兴亡，即所谓“海权至上论”。马汉的海权至上论在西方得到很大的重视，当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时，西方大国果然大力发展海上实力，无论海军或商船队伍都有很大的增长。
海上贸易得到海军的保护，亦因而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军基地、补给站、船坞等等，作为一步步向海外扩张的基地，美国自不例外。
从扩张到帝国
美国有所谓“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传统，源自其先民离乡背井，渡海到新大陆垦荒，因不满故国的政治动乱与宗教迫害，所以刻意要脱离旧世界的羁绊而追求新生活，既不愿受外来的牵扯，也不愿干预外国事务，以维持行动上的自由。独立建国之后，开国元勋亦尽量避免卷入欧洲政治，首任总统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就规劝国人最好不要与任何外国签订永久的盟约。但这并不表示当时小国寡民的美国闭关自守，观诸其早期的外交政策，重点仍在“行动自由”，绝非完全孤立。
美国也有所谓“反武主义”（anti-militarism）传统，建国以后一直没有建立正规武装部队，只有民兵，到1903年国会才通过“迪克法案”（Dick Act），结束了历时百余年的“民兵法”（Military Law），正式建立了“常备国防军队”（National Guard）和预备役，并建立了军事院校和“参谋系统”（General-Staff System）。这也不是真正轻视武备，一方面开国之初没有维持大军的必要，另一方面受到英国传统的影响，恐惧正规军会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故强调军人必须控制在文人的手中，并严格限制在职军人干预政治，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出现。
但这也并不表示真正的轻视军事，1792年的民兵法规定，各州的白人男性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1802年著名的西点军校成立，后来内战爆发，许多将校多出自西点。诚如一位英国史家所说，美国不是安详的瑞士，即使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上，骚乱与战争并不少见，美利坚合众国根本就是在战争中诞生的。美国的独立革命不仅是要独立，也要扩张，扩张被认为是自由与文明的扩张，在战略上也有了惊人的改变，连旧日“反战”与“轻武”的陈腔滥调也完全抛弃，积极整军经武，即使二战胜利之后仍然维持庞大的军备，冷战以后也未稍歇，继续庞大的军事开支。
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早在五十年代就曾警告庞大的“军工业结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危害性，但美国身不由己，不仅无法改变，而且有增无减。
美国独立建国后的领土不到九万平方哩，然而在短短百年之间增加到三百五十万平方哩，成为横跨两洋的大国。美国人跨越密西西比河西进，并不是进入无主之地，而是刻意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号称“命定的疆域”（geographical pre-destination），迫使英、法、俄、西班牙诸国让出殖民地，以及以推广文明为由从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那里用不同方式取得大块土地。
这种“扩张主义”（expansionism）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美国成长法则”（the irresistible law of America’s growth）,甚至有“政治吸引说”（political gravitation）,凡邻近的陆地与岛屿都须美国来吸收，要为后代子孙保障足够的自由土壤，大有并吞整个北美之势，只是最后仅兼并了加州与新墨西哥州而没有达到鲸吞墨西哥与加拿大全境的企图而已。所以所谓国土的“自然增长”一点都不自然，实在是人为的夺取。
拓荒运动表现个人追求自由的精神，但个人的自由与各州以及全美国的自由都结合在自由随领土扩张的信念之下。不断扩张的美国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尤其在内战之后能够在一个较安定的环境下发展国内经济，加快工业化生产的步伐，生产的发展刺激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经济遂得到蓬勃的提升，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也起了极大的变化，为向海外扩张与竞争打下稳固的物质基础。到取得俄勒冈（Oregon）与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后，前进太平洋更是势所必然，边疆已非限于陆地，也包括大洋，向海外扩张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又以“自然增长”与“经济需要”为由走上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Hubson）的经典名著《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内容涉及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国家。他的研究发现，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应大财团与出口商的要求，以保障海外市场与投资利润。工业的成长需要进口大量原料，工业的成品又需要广大的市场，资金的大量累积更需要有利可图的投资。资本主义牟利之本质必定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为了保障国外市场，在压力下势必争夺殖民地。
此说近似马克思主义所谓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不能适应其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对外扩张的需求。列宁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些观点，也认为经济发展是扩张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界资本家要求市场，要求投资场所，要求扩大通商和对外竞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保护，政府则对此承担了义务而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甚至连美国宪法也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
比尔德强调的经济决定论毕竟只是一个方面，而作为历史研究，则还必须从多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扩张主义的兴起还有心理上的因素，美国的本土开拓于十九世纪末，已经到达了太平洋沿岸，没有太多新的廉价土地可以开拓了，于是在心理上造成恐慌，产生挫折感（frustration）和苦闷（agony）。这些心理因素刺激了扩张主义的冲动，以便释放挫折感与苦闷，其结果就是具有侵略性政策和行动（aggressiveness）的扩张主义。扩张主义不管如何解释，至十九世纪末已是笼罩美国社会的“思潮”（Zeitgeist）。就此而言，美国的知识界，包括史家、记者、政客成为向海外扩张的代言人，有功于张大扩张的“意见气候”（the climate of opinion），形成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他们看到海外殖民市场的重要性，还早于资本家与商人。疆界已不限于陆地，海洋才是无限的疆域。
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共和国
美国夺取海外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之后，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夏威夷早在1850年代已由美国白人所控制，美国的商人、海员、传教士已经立足于夏威夷，从事各种活动。当地的商会已由美国人掌握，当地的糖业也由美国的路易斯安那糖业公司所独占。夏威夷不但有糖业资源，而且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资利用，更何况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ua）完全听命于美国，使白人在岛上拥有五分之四的财产。
夏威夷成为经济殖民地后，正式并吞夏威夷只是时机的问题。兼并没有迫切性主要是因为一旦并入美国，就必须执行所有的美国立法，根据美国的劳工法，就不能再获得廉价的劳动力。1869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Seward）要求把夏威夷并入美国，至1893年公开宣称：“天赋此岛为防御北美大陆的一部分。”国会虽然没有通过，但仍将珍珠港作为海军基地。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夏威夷国王去世后，由其姐利留卡拉尼（Queen Liliuokalani）接替王位，情况发生了变化。女王不仅厌恶当地美国人的控制，而且还要争取独立。
她在1893年1月14日颁布了新的夏威夷宪法，要使夏威夷重新归于当地人统治，这就与在地的美国人发生了利害冲突。美国人赶紧组织临时政府发动革命，美国驻檀香山领事斯蒂文斯（John Stevens）调动了海军陆战队一百五十人登陆，强迫女王退位，宣布夏威夷受美国保护。斯蒂文斯建议华府尽快兼并夏威夷，认为果子已熟，若不撷取，恐入他国之手。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anjamin Harrison)遂将兼并案付国会讨论，但继任的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取保守谨慎态度，并下令撤出海军陆战队，夏威夷的白人遂于1894年7月4日宣布独立，并建立共和国。
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取得了菲律宾，夏威夷作为通往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日本也开始觊觎夏威夷，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再由于扩张主义的激荡，美国终于在1898年7月7日做出决策，正式并吞了夏威夷。对美国人来说，此乃无可抗拒的宿命，如马汉所言，“美国之扩张既自然，又有必要，更无可抗拒。”
高涨的扩张主义也是美西战争的大背景，导火线是古巴问题，使美西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早有意以“命定疆域”为由并吞隔海的古巴。当古巴的叛军以焦土政策来对付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美国在古巴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因利益所在，对古巴局势极为关注。当时美国的舆论同情古巴，所以古巴的叛军乘机在美国境内建立基地，并从美国得到部分武器装备，当然会引起西班牙的抗议，难免不把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之中。
西班牙于1896年派韦勒将军到古巴镇压，并将许多古巴人关进集中营，引起美国报刊的注意，引发传统的使命感，大肆宣传西班牙“惨无人道”的做法，使美国舆论哗然，引发要求美国为古巴而战，为民主自由而战，实行人道主义等等。毫无疑问，美西战争的爆发与舆论的鼓噪有极大的关系，刻意渲染、“耸人听闻的报道”（Yellow Journalism）和“好战的宣传”（Jingoism）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为好战。1893年2月15日发生一件突发事件，便如火上浇油，战争一触即发。当美国军舰梅恩号（S.S. Maine）抵达古巴执行护侨任务时，突然在港内爆炸，造成两百五十多个美国官兵死亡。此一事件使群情激愤，报刊更煽风点火，虽毫无实据，却直指是西班牙所策划，老罗斯福乘此立即指控是“西班牙人肮脏的诡计”。美国国会遂决定拨款五千万美元建造兵舰，此事又激怒西班牙人，西班牙报纸指责美国人以此进行讹诈，骂美国人是“洋基猪”（Yankee Pigs）。
平心而论，梅恩号爆炸事件至今仍是一个谜，最可能的是锅炉爆炸事故，但不管正确与否，一般认为绝非西班牙人所为。美国人岂会不知？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发动对西战争，夺取菲律宾，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
早期杰斐逊总统自称征服别国不是美国政府的原则，工商界也并不希望战争，因有碍商业利益，但十九世纪末扩张主义声势浩大，竭力主张交战，如老罗斯福更力言：“我们宁可牺牲商业利益也要为古巴的自由而战。”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政府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向西班牙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在10月1日以前给古巴叛军以特赦；（二）停止关押集中营里的古巴人。这两点要求是美国的最低要求，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无异最后通牒，甚至是一种侮辱，无法接受。
而麦金莱正在争取竞选连任总统，更不敢违背舆情，终于决定对西作战。美国国会也于4月11日通过以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并于19日又通过四点决议：（一）西班牙必须让古巴自由；（二）西班牙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古巴；（三）国会授予美国总统以武力实现上述两点的权力；（四）美国无意兼并古巴。这实际上就是正式对西班牙宣战了。对于这项决议的第四点在国会中是有争论的，老罗斯福就力主要吞并邻近美国的古巴，以免留下后患，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美西战争首次展示帝国主义的肌肉，在群情激愤下，一战而胜后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获得了菲律宾，使美国的势力伸张到远东。然而却有美国人认为将菲律宾从残暴的西班牙解放出来是他们的“责任”，那责任是美国命定要使可怜的菲律宾人接受文明与基督教。事实上美国于二十世纪之初在外交方面高度推崇“海权论”，并向太平洋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据有夏威夷与菲律宾两个殖民地之后，无疑已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虽于美西战争后成为西太平洋的新兴强权，但欧洲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对华北、东北与朝鲜兴趣较大，不免与占有先机的俄、日有矛盾，同时也关心如何保障八千里外的菲律宾殖民地，遂想在亚洲复制对中南美行之有效的“大棒”政策，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两度宣布“门户开放说帖”（OpenDoor note），要求维持中国领土完整，貌似正义，但其主要目的实在“利益均沾”。
假如列强瓜分中国，关闭其势力范围，美国便无利益可沾。但美国的主张孤掌难鸣，中国又无力配合，只能与列强玩合纵连横的帝国主义游戏。威廉斯称之为“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OpenDoor Imperialism），目标就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在尽量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使美国的政经权力推向全球，获得广阔的世界市场。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先后打败中国与俄国，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还偏袒日本，之后由于利益冲突，美日关系逐渐变坏。日本利用欧战在亚洲大举扩充实力，先提出《二十一条》，欲在中国取得特殊的地位，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违反1929年的非战公约，更关闭了整个东三省的门户，美国仅以消极的“不承认”应之，接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美国也未因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而对日强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祸及自身，才全力反击，才有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并不能真正将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诸实施，必要时并看不到自命的道德与正义，最实在的还是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
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美国于二战结束时，可称环球一哥，独领风骚，军备固然首屈一指，经济产量也高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主导战后新秩序势所必然。美国的使命感也随所负责任之大增而强化，欲将战后世界变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此一弥赛亚情怀一方面要终结公然以侵略与剥削为目的的老牌帝国主义，不仅德、日法西斯帝国灭亡，战胜的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帝国也难以继续，大英帝国变成“大英国协”，法国海外殖民地也丧失殆尽。但美国却以其战后经济实力，缔造掌控全球的金融帝国，以美元与军力为后盾，称霸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战时盟友反目，将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邪恶势力，导致美、苏长期的冷战。美国深度介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尽管都是他国内战，美国却认为必须要遏止由苏联幕后主导的共产主义扩张。结果朝鲜战争成为美国第一个打不赢的战争，徒劳无功。越战更成为历时最久而输得最惨的战争，除了给越南造成无尽的苦难，美国也死了近五万人，花费五千亿美元，既损人又不利己，毫无正当性可言。
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成为独步环球的唯一超强，当年的老布什总统曾说，人类将同享和平红利，何等美好。但美国所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并不和平。美国居然又深度介入中东与中亚的战争，不再是反共产的“正义”之战，而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之战”，其根源则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立国。犹太人历经沧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六百万人，有其刻骨铭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并非无主之地，岂能据为己有而后在此复国？
当地人反对，即以武力与驱逐的方式处理，造成无数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长年居住于难民营中，难民营遂成为仇恨的渊薮，在那里成长的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参与恐怖主义的候选人。美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的盟友与基地，大力军援与经援之外，无论在安理会或以巴战争，都刻意偏袒。在阿拉伯人眼里，以色列无异于美帝的鹰犬，所以除了与犹太人长期斗争之外，不惜用恐怖手段攻击美国。最怵目惊心的是纽约双塔遇袭，伤亡数千人之多。
事后美国对阿拉伯人为何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基本上未做反省与深思，而以人道主义与打倒专制为名，积极采取赶尽杀绝的报复手段。报复之余，问题并未解决，恐怖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东问题本已无解，却又制造新的问题。伊朗革命推翻亲美政权，美国仍然不惜保护被推翻的伊朗国王，导致使馆被侵占，两国绝交，又在两伊战争中偏袒伊拉克，导致百万人以上的伤亡。
战后伊拉克借故攻占科威特，美国组联军驱走伊拉克，师出有名，但数年后小布什总统当政，却又借故攻占伊拉克，自认为推翻萨达姆(Saddam Hussein)独裁后，自由民主的高尚目的便可以在伊拉克实现，其结果使伊拉克分崩离析，动乱不已，最后不负责任地铩羽而归。更有甚者，又煽动中东“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想一举使中东国家民主化、自由化，结果更是一团糟，不仅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更加穷凶极恶的恐怖集团“爱杀师”（ISIS），不仅滥杀无辜，而且手段残忍。岂不是天大的悲剧？今日犹目睹二战以后欧洲未见之大难民潮，孰令致之？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moral pretension），反而造成极不道德的后果，眼见中东人民的苦难，谁能无动于衷？
美国赢得冷战，已无敌国，原可按自诩的高尚使命感，领导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让人类共享由和平带来的红利。孰料美国没有敌国，却要制造敌国。冷战期间，“北约”与“华沙公约”（WarsawPact)，紧张万分；紧张关系于冷战后结束，“华沙公约”解除，然而北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东扩，甚至要乌克兰加入，直逼俄罗斯边境，导致俄国总统普京强力反制，借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帝俄时代原属俄国，苏联时代始划入乌克兰）并介入乌东内战。美国又自认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并制裁俄国，全不理会谁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断相互军演威吓，天下得不到太平。
美国于冷战时期，借中苏交恶联中制苏，加速苏联的解体。中美建交后，关系并不顺遂，要因美国又以其“道德的自负”，以人权干预内政，欲以民主自由来改变政权。即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于三十年间经济快速成长，亿万人生活得到改善。以道德自负的美国，少见其喜，多见其忧，虽说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实则处处遏止，甚至不惜挑衅中国主权的红线，以及鼓励日本极右翼势力，默许废止和平宪法，更加强美日军事同盟，明言对付中国，激化东海、南海问题。号称“亚洲再平衡”的军事战略，其实又在制造地区动乱与冲突。
最令人难以索解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还要搞军事同盟。略读史书便知军事结盟，相互对峙，乃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要因。美国拉帮结派，不断提升军备，难道还在准备大战？略有常识者皆知，核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古巴危机一触即发的战争，最后化解于无形，即因双方皆知核战无赢家。美国要在亚洲再平衡，又如何跨越核武“恐怖平衡”的雷池？既然不可能，又一再要与俄、中等核大国为敌，除了虚张声势、制造事端之外，只能图利军火商，将和平红利移作巨大的军火红利。
美国耶鲁大学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于上世纪末叶研究五百年来帝国的兴衰，认为经济与军力关涉到兴亡。国家须按其经济资源发展军事，但发展军力的花费，即使再雄厚的经济体，也难以无限制地供给。尤其当新兴经济强权兴起时，势必取代旧的经济与军事霸权。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近又提出一带一路宏伟的经济计划，积极欲与美国建立双赢的大国关系，而美国却要增强军备来遏制中国，并以日本为马前卒，张其声势，来刺激中国，然当今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安能不考虑投鼠忌器？
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记忆犹新，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时，印象必更为深刻，历史与现实相遇，旧仇新恨，情何以堪？难免不会引发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情绪。美国感受威胁之余，必然更加整军经武，又回头走军备竞赛的老路。按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之说，美国经济已难荷负军费的开支，中国又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霸权走上不归路，岂能久乎？
结语
早在1903年欧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将美国化”之预言。美国化确已相当普遍，美国至今仍认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彻底美国化才是使命的完成。美国化固然有异于古典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与政治统治别国，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激荡下，借由思想、文学、音乐、电影、饮食、科技等文化渗透，以及间谍监听、操弄外国政府与干预别国内政，以便达到美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此而言，美国化可以说是一种“隐性帝国主义”（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显性帝国主义”（overt imperialism）高明得多。君不见当今许多国家与地区望风向慕而浑然不知，不知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产生莫名的“政治褊狭”，以其强势，炫耀武力，挥舞大棒，却自认是为了执行普世价值的正义行为，如在中东以推翻独裁，推行自由民主为己任，却造成无可否认的事实：失控的混乱与人道灾难。美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洞悉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可称之为悲剧。更有学者指出，美国于二战后五位总统持续的错误政策使得一连串的错失成为无可避免的希腊式悲剧。
（原文刊载“经略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