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十几分之一到去年美国现价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63%，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回归世界规模第一的轨道，而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心理准备和预见。当是之时，不妨回顾2010年中国现价GDP首次超越日本的2010年，当时国内外反响巨大，我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中国GDP超越日本的意义，本文是其中比较系统的一篇，以“《GDP超越日本向中国提出新考验》”为题刊发于《中国金融》2010年第17期。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原稿全文。
时隔7年，回顾此文，我认为其主要价值在于前瞻性，不仅在于提出了几个已被证实的预言，更在于提出了几个重要命题。文中已被证实的主要预言：
一，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
二，提高劳动收入和人口红利枯竭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降低城市中产阶层相对收入水平与享受。这几年，家政等项服务价格暴涨，“天价保姆”涌现，……相关舆论层出不穷，基本上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而最近几年我也发过几篇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成本变动的文章，如本公号中发出的《贸易、劳动力市场与通货膨胀》一文（公号文章链接：梅新育：贸易、劳动力市场与通货膨胀）有些文章转发甚广。
本文提出的主要命题：
一，“无论是个人、机构还是民族、国家，没有成就和自豪感就难以生存，遑论发展了。”这一认识和判断，应该是后来我与“公知”在很多问题上分歧的根源，也是我率先站出来保卫高铁、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等等行动的观念根源。
二，提出中国不仅要继续聚焦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且要越来越重视防范“被赶超”，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赶超。——时至今日，由于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超过了西方国家，我们在这些方面还需要防范被西方国家“赶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后来数年中，我就“防范被赶超”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评论，也是我《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的重要内容。而我这几年对“起飞夭折”风险的关注、对我认为是中国潜在“起飞夭折”风险最大来源——民族宗教问题的关注，相当程度上可说与“防范被赶超”主题是一体两面。
三，依托国内大市场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文中提到，“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GDP世界第二的成就又为我们实现上述目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而且强调“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扮演事后诸葛亮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失误评头品足，而是用冷静到冷酷程度的理智来超前思考、探索如何充分运用这些条件。”围绕这一思路，我已经发过一些文章，还有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写作修订数年，尚未定稿。
四，城市中产阶层要正视他们所向往、主张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中的调整代价。——这一判断很逆耳，但我还是愿意直言。
2017.8.25
GDP超越日本向中国提出新考验
从易纲接受采访时随口一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第二季度GDP果真首次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的每一步总能在海内外舆论中激起一阵波澜。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季度的数据，但依靠中国的广大国土以及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我们对国家经济规模上升至全世界数一数二有着充分的信心，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无论GDP指标本身有多少缺陷，无论我们的经济构成中还存在多少不如人意之处，无论我们如何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势力“捧杀”中国的图谋，我国经济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伟大成就，过度鄙薄这一成就不仅不公正，而且潜藏着危险。无论是个人、机构还是民族、国家，没有成就和自豪感就难以生存，遑论发展了。
在更长历史跨度上考察，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农业、制造业便持续领先世界两千年之久，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均长期占据世界榜首。甚至到满清入关后中国逐渐丧失科技优势时，中国仍然继续保持GDP总量优势近两百年，中国在某些制成品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所述，鸦片战争之前20年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高30%；西方入侵中的政治军事瓦解、掠夺摧毁了中国自主经济体系，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经济持续衰败。到解放战争已大体结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尚不足1820年水平的3/4，仅相当于同时期西方及其衍生国人均GDP的1/12。[1]但这仅仅是历史偏离正常轨道，而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正常状态回归；当志愿军将士将美军赶到三八线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经受住了最严峻的军事考验，当新中国在西方、东方集团重重封锁下独立自主建立起了大体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尽管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够将中国经济推下回归历史常态的轨道了。
中国第二季度GDP确认超越日本后，我国舆论占压倒多数的声音是“降温”；面对西方某些势力“捧杀”中国的图谋，我们一部分人、一部分机构致力于此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精力不能过多地用于辩解、批驳，我们应当抛开形形色色可能是别有用心舆论的干扰，用大部分精力冷静思考如何充分利用GDP世界第二的成就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如何应对这一成就所不可避免会带来的某些新挑战，新问题。国际竞争中“伐谋”的需要不等于我们就该否认自己的成就，我们对前途的信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忽视面临的问题，对困难障碍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是应当、也完全可以统一的，热烈的心与冷静的头脑并不矛盾。面对日益扩大的国家经济规模，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非常巨大，东部大中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是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需要继续赶超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来越难乎为继的模式，至少是超越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则，我们的命运将不可能是成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是“被赶超”，即被西方霸权刻意扶植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赶超。回顾历史，“赶超”者“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这样的悲剧屡见不鲜，我们不要扮演类似悲剧的主角，赶超大业，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正在努力“赶超”的日本。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确立赶超欧美、富国强兵的目标，虽然历经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联邦德国，跃居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地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但1991年5月，日本开始滑入“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泥潭，程度之深、历时之久，均创战后之最，迄今未见根本起色。日本奇迹之所以黯然失色，从人口老龄化、战术能力高强而战略决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体掣肘到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处心积虑压制，所有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细心体味。
而且，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社会稳定又越来越有赖于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兄所说：“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2]在收入分配失衡已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地步的时候，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对我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时，重新审视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适度纠偏，势在必行。无论改革的成就多么巨大，当改革积累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漠视之时，我们必须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其次，随着中国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跃升，我们对上述目标的追求需要适度调整。就GDP指标而言，一个发达的大国人均GDP应当是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那只能是小国追求的目标。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西欧人均GDP在14世纪（即中国元末明初）已经超过此前连续领先上千年的中国，[3]但考虑到价格差异等因素，彼时西欧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显然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轨后的中国居民，以至于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及末期（明朝中后期），从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到西班牙人拉达（MarDin de Rada）《出使中国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4]在当时几乎所有代表性来华欧人的中国见闻录中，仍都不难读出作者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艳羡感慨，更不用说当时中国人作为和平稳定大国国民比动荡小国国民享受到了不可比拟的荣耀与影响力了。在今天，相信也不会有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列支敦士登之辈是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重要的国家，虽然前者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后者。
就整个社会而言，作为人，在具备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我们又需要适度超越对GDP/GNP的狂热追求，对环境、家庭、社会等给予更多的关注。从一国国民真实所得而言，GNP显然是比GDP更为恰当的衡量指标，因为前者从GDP中剔除了国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国外要素收入；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了中国的GDP，却不属于中国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诟病，何况一味追求GDP？1968年肯尼迪第一天发表总统竞选演说时就曾说过：“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和救援车辆都纳入了GNP。GNP的计算甚至包括监狱和门锁，汽油弹、核弹头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乱的装甲车，以及砍伐红杉林木、破坏自然景观的开发项目等等。但是，GNP的计算没有包括儿童的健康、教育及娱乐，也没有考虑生活是否美满、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员是否清正廉洁。GNP无法衡量我们的趣味和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总之，GNP可以衡量许多东西，但是惟独无法衡量美好的东西。”[5]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还赶不上40多年前？
第三，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GDP世界第二的成就又为我们实现上述目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扮演事后诸葛亮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失误评头品足，而是用冷静到冷酷程度的理智来超前思考、探索如何充分运用这些条件。一方面，人均收入等其它条件相同，小国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等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为本国经济赢得较强稳定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内经济规模、换言之就是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展，我们越来越有条件超越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越来越多地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标准和规则的主导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持续地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赢得稳固的主动权。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这种调整将波及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在这场调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会有所失，我们对此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高收入阶层固然不应指望永久维持对自己绝大多数同胞的惊人的收入倍数，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也不要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调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居民雇佣钟点工服务和外出就餐司空见惯，成本也不很高，但这种“司空见惯”的背后是劳动收入过低；当我们提高劳动收入以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因计划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渐耗竭之时，请我们的中产阶层不要不切实际地企图维持这种目前“司空见惯”的便利与享受。
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把调整中要付出的代价说清楚是必要的；特别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阶层，不要自以为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声”，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还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权利同样不可漠视。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中产阶层的认识问题，是因为这个阶层因人数不少且不位于财富金字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张貌似拥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因为这个阶层聚集于中心城市而拥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潜在和现实政治影响力，是因为这个阶层由于其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而往往对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疾苦、情感所知无几，也是因为必然会有人认识到上述几点和这个阶层的弱点并企图加以利用。在实践中，一些明显荒谬的主张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过是投合了这个阶层相当一部分成员的某些自私动机，但这些他们追捧的流行主张却有悖全局利益，最终也可能反过来伤及这个阶层自身。古人云，爱之深而责之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愿诸君思之！
收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样也在考验我国国民观察、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与智慧。我们亟待超越亦步亦趋“与国际惯例接轨”以至于走火入魔丧失自我判断分析能力的心态，冷静全面总结此前发展的经验教训开辟我们自己的持续发展之路；也需要防止富贵骄人，以至于看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力量所在。在这两个方面上，日本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我们铭记的教训。
日本崛起的脚步曾经震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激荡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的心灵；“日本奇迹”不仅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还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奋发进取、赶超欧美日的凌云壮志，为人类经济发展史写就了“东亚奇迹”的光辉篇章。然而，由于长于学习赶超而拙于独立开创，日本在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在国际体系中每况愈下。更糟糕的是，帝国主义时代崭露头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满侵略压迫邻国的原罪，在掠夺基础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日本又以此对亚洲邻邦满怀鄙视，正是这种心态使得日本对外关系缺乏朋友，在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上屡屡丧失先机。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作《别了，亚洲！》一书风靡日本，而此书在宣扬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悬殊差距时用了这样不堪的比喻——日本是高耸于梦之岛（东京的垃圾场）上的霞关大厦（日本政府机关的高层建筑），给彼时的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也不希望我的同胞在富裕之后如此骄人，某些主张自外于第三世界的舆论兴起，也表明我国某些人没有充分理解我国的根本利益何在。
（2010.8.24，修订2010.8.25，仅代表个人意见）
[1]【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09—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第14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3]【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这三本书作者来华时间为西元1549—1575年间（明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三年），职业分别为贵族高官出身的走私商（伯来拉）和高级修士，在其国内均非穷困潦倒、孤陋寡闻之辈。三本书后由英国人C·R·博克舍（C.R. Boxer）编成合集《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中文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5]转引自【美】凯瑟琳·考菲尔德：《世界银行的幻想大师》，21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