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通常认为，GDP总量大，国家的实力就大，因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就大。简言之，一个国家GDP总量越大，就越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其世界影响力就越大。
这个看法总体来讲不能说有错，但如果从历史的维度中思考这一问题，则发现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
一、一个国家GDP总量大小与其世界影响力不成正比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GDP总量的大小同一个国家世界影响力的大小并不成正比。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GDP总量不大，并不等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大。改革开放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GDP总量还不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当然，也远远低于日本GDP的总量。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但战后的日本奉行“重经济、轻军备”路线，重点发展经济，使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在中国GDP总量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日本GDP总量曾长期雄踞世界第二位。但是，没有谁会否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高于日本。尽管日本的外援总量当时并不比中国少，但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代表。
国家甲比国家乙GDP总量大，是否意味着国家甲就比国家乙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自然而然就大，就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赢得更为有利的地位？并不尽然。日本GDP总量多年来一直比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大，但自二战以来，俄罗斯的影响力一直远远大于日本。俄罗斯现在GDP的总量和中国的一个发达省份差不多，印度GDP的总量已超过俄罗斯，但人人都知道，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远远低于俄罗斯。现在，印度的GDP总量也第一次超过了英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印度GDP总量超过前宗主国英国，成为英联邦国家中GDP总量的老大，这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印度和英国各自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仍然是英联邦国家的老大。
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不少渴望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国人来说，自是盛事一桩。成绩面前，保持理智殊为不易。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
其实，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不能过分解读。按照当代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当时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明代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
可以说，中国除了明代到前清时期是世界GDP老大以外，曾三度稳居世界GDP老二：一是明代以前，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唐时代；二是晚清到民国，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仍是GDP世界第二。1927年，中国GDP下降为世界第三位。1949年，下降为第四位。当时占世界GDP5.8%；三是2009年到现在，中国GDP一直是世界老二，且一直在追赶世界GDP老大——美国。自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同时，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GDP相当于美国的63.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高盛公司以美元为单位的预测——中国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
二、三次当世界GDP老二 影响力大不同
中国在三个不同的时代同样处在世界GDP老二的位置，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不一样。明代以前，世界GDP第一大国是印度。自古以来，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19世纪以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印度的佛教、哲学、农学、音乐、舞蹈、雕塑、医药等对中国影响很大。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印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朝代，许多印度僧人自汉朝开始来华传播佛教，法显、玄奘、义净等难以数计的中国人前往西天取经。20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依次对中国的影响最大。
就世界影响力而言，整体来说，当时世界GDP老大的印度不如世界GDP老二的中国。明代以前，中国始终在主导一种国际秩序——东亚秩序。汉兴，匈奴和汉朝为争夺对东亚的主导权争斗了几百年，汉匈争霸的结果是中国确立了朝贡体系（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朝贡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在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王朝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原王朝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对东亚秩序内的各国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王朝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周边国家或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朝鲜、并远征大宛（即大爱奥尼亚、大希腊的别词）。中国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的创始国之一，中国创立了朝贡体系，西方国家创立了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相比之下，印度在这方面不仅落在中国后面，而且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成了殖民体系的牺牲品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且其中心不断转移。前者具有一元性特点，后者具有多元性特点。到了汉唐时期，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有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圈，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南亚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国家等为代表的欧洲外交中心。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是世界上最稳定、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外交圈。这是西方外交圈难以匹敌的。南亚外交中心从印度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呈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且一度被立国于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取代。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中国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弘、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说明，世界GDP第一大国不等于世界第一影响力。中国明代以前，虽然GDP总量比不上印度，但从外交角度来看，其世界影响力却超过印度。
明代开始，中国GDP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时的中国，其世界影响力无疑远远大于曾长期是世界GDP老大时的印度。明代时，中国在外交上的许多大手笔，对印度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仅举三例：
一是明朝外交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成本最大的外交之一。郑和使团七次出访，花掉的银子是天文数字。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明朝损失至为惨重。据《中国历代战争史》详细查阅现有史料而概计：明朝第1次援朝出兵74000人，损耗25000人；第2次援朝出兵117000人，损耗58700人；运往朝鲜之军粮，有记录可查者，达675000余石。又据《再造藩邦志》载，是役明朝征南北兵达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两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实色木色银米十万石”。（《中朝关系通史》第32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是明朝是秦汉以来元首外交最成功的时代。秦汉以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一样，有那么多的外国国王来访。渤泥国（今文莱）、满剌加（今马六甲）、苏禄（今菲律宾西南部苏禄群岛）、古麻剌朗国（今属菲律宾棉兰老岛）4个国家的7位国王先后亲自率团访华。更有甚者，3位国王访问期间，不幸在中国病逝。第一位是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麻那惹加那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来中国访问的海外番国国王；第二位是苏禄国(今菲律宾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第三位则是古麻剌朗国国王斡剌义亦敦奔。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三是明朝外交具有明显的开拓性。陈诚五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显的例证。1392年，统一了南北朝的日本，在时隔900年之后，主动向明朝称臣。明成祖赐予日本国王足利义满龟钮金印和百道堪合，正式册封他为日本国王。至此，中国皇帝与日本国王之间正式结成了君臣关系，日本再次成为中国朝贡体系的一员。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它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四是敢于亮剑，震慑国际反明势力。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陈诚出使中亚回国时，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明成祖。明成祖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大的军事外交行动。明朝政府考虑到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弃仇明政策，遣使与明朝通好，但是那里的人“反明复元”的思想还在，而且整个中亚各国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反明势力。同时，当时郑和下西洋到达印度洋后不得不返回，因为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就算是明朝的“皇家船队”，埃及也不给面子。明成祖决定举行一场大阅兵，秀一秀肌肉，让陈诚使团邀请有关藩属国，尤其是中亚和西亚那些动摇怀疑的国家前来观礼。明朝派出6000人的精锐部队，护送着这个使团，从嘉峪关开始，依次前往明朝的“九边军镇”参观。参观完后，明成祖在全国各地调集了10万人马，在北京举行了气势磅礴的阅兵仪式。阅兵之前，明成祖接见各国使臣，各使臣都行了跪拜礼，但帖木儿的使臣却说他们国家没有这样的风俗，并不屈膝，只行鞠躬。然而临归国前再次觐见时，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埃及国王因此解除了不准明朝船队通过红海的禁令，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红海沿岸。
三、GDP总量与世界影响力之关系：历史维度的启示
思考历史维度中GDP总量与世界影响力的关系，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首先，经济总量越大，越要奉行和平主义。
明代时，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并不谋求称霸。明朝外交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的特征。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听从大臣刘伯温等的建议对明代外交定下奉行和睦的基调。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不征之国”的宣布，标志着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15个不征之国从地缘环境看都是当时与明朝交往较为密切的国家，明朝统治者将其作为不征伐的国家，奠定了明朝和平外交的战略基调，其体现的和平外交理念也非常鲜明。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并不等于外交状况自然就好，有钱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能办好外交，还必须精心谋划，打造出既有利于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对方利益的公共产品。
古代印度尽管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GDP老大，但其世界影响力却次于中国，根本原因是印度未能提供朝贡体系这样的公共产品。没有朝贡体系，就没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没有华夏主导下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天下秩序部具有排他性，并且在古代的国际关系中具有相当的竞争性，这种公共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共用资源。”（李扬帆：《被误读的天下秩序》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再次，GDP老大或老二的时期，是最容易透支国力的时期。
例如，隋唐盛世时的隋朝，是当之无愧的世界GDP老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隋朝鼎盛时期，其富裕程度并不亚于贞观盛世，但隋朝外交透支国力，其世界影响力后来呈断崖式下降趋势。隋朝外交好面子，体现了不计成本的铺张性。西域已经平定，隋炀帝就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在他们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大量赏赐。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他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前后达一个月之久，音乐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费用无算。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也始于这一年。而且，隋炀帝还特地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盛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诸国商贾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于是“胡客皆惊叹”。但隋炀帝这般苦心造就“面子工程”，终究还是被人看出破绽来。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可见隋炀帝此举，无非是想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而已。但“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如此滥赐横赏，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高句丽是隋朝东边最强盛的邻国，隋炀帝即位，命令高句丽王前来朝见，高句丽王没有答应，于是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便以此为由，出兵高句丽。三征高句丽，最终还是无果而终，隋炀帝为面子三征高丽，隋朝因此被拖垮，隋炀帝也成了亡国之君。
最后，古代中国处在GDP老二的时期时，特别是汉唐时期，在外交上既韬光养晦，更积极有为。
汉唐时代是有史以来国人引以自豪、最津津乐道的时代，也是最能韬光养晦、外交上精彩纷呈的时代。汉代外交战略、具体外交路径和实践都离不开韬光养晦。 西汉初年，刘邦对匈奴推行和亲政策，派刘敬前去匈奴缔结联姻和约，奉送皇族女儿冒称公主去做单于的阏氏，此外，每年必须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绸、粮食等物资，汉匈结约为兄弟之国，汉为兄，匈为弟。这是典型的韬光养晦，与此同时积极作为，开启了汉匈两极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争霸的时代。
匈奴有兄死弟继、兄嫂再嫁给弟弟的习惯，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名将季布急谏吕后，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幡然醒悟，改为以和亲求和，并对此特别回了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脱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意思是我老的不行了，您单于不知误听了什么人的话，（要我来陪您睡觉），这会让你弄脏自己，有失身份。我们也没有罪，饶了我们吧。吕后决定延续向匈奴朝贡基础上的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照今天观点看，吕后回书怕是最有损国格的外交公文吧。
汉武帝时，汉匈关系发生逆转，汉朝取得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匈奴对汉朝战略威胁被解除。尽管如此，汉武帝的接班人仍坚持和亲政策，继续韬光养晦，昭君出塞就是一个铁证。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还是，继续以韬光养晦之道应对匈奴，哪怕是朝贡式的和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唐朝的缔造者李世民是韬光养晦的高手。松赞干布率军进犯唐朝，要挟唐朝和亲，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第261页）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应战。尽管松赞干布被打败，唐太宗仍感有必要予以安抚，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强大的唐朝，先后把一个个公主嫁到突厥、吐蕃、契丹、回纥、南诏等国。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
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甚至向突厥称臣12年！据《旧唐书》记载，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韬光养晦方面下了几步妙棋：一是起兵时，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厚礼，派刘文静打通突厥这一关，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二是突厥使者每至长安，态度骄横。“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三是突厥君主始毕可汗去世后，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见《旧唐书•突厥传》）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有的隆重礼节；四是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直到贞观三年（629年），才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李世民命李靖率唐军主动出击，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
四、结语
从2009年开始，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约2000年之久。中国第二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即中国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被边缘化，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图谋瓜分的对象。中国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维护者、贡献者，中国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在外交上奋发有为，好棋不断。例如，当中国的身躯日益长大，便要求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屡屡受阻。比如在亚行，美国与日本是最大的股东，出资份额各占15.65%，各自投票权重为12.82%。中国1986年才加入亚行，目前是第三大出资国，出资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不及美日两国各自的一半，这与中国全球GDP总量第二和外汇储备第一的地位不相称。中国只好另起炉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就是最近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