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帝逊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般称为民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但思想、学术、文化却殊为活跃、异彩纷呈。主编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刘梦溪先生就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后‘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3—124页）

的确，民国学人撰写的学术论著，虽然限于物质条件和学科发展水平，有些知识需要更新，有些观点有待商榷，有些论述还要深化……但仍然接续、充盈着中国固有学术的人文义脉和精魂，更具有为国家民族谋求出路、积极参与当前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更具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打通文史哲、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的开阔视野和博通气象，更具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的传世期许和实事求是、惜墨如金的朴茂之风。这在人文学术研究显现出“技术化”“边缘化”“碎片化”“泡沫化”等不良倾向的今天，颇有借鉴意义。而且，那时的不少论著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本框架，不管就论析之精辟还是与史实之契合而言，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主编蒋寅先生即深有感触地说：“最近为撰写关于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史的论文，我读了一批民国年间的学术著作。我很惊异，在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已将某些领域（比如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做到那么深的境地。虽然著作不太多，却很充实。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实际的成果积累与文献的数量远不成比例。满目充斥的商业性写作和哗众取宠的、投机取巧的著作，就不必谈了，即使是真诚的研究——姑且称之研究吧，也存在着极其庸滥的情形。从浅的层次说，是无规则操作，无视他人的研究，自说自话，造成大量的低层次重复。从深层次说，是完全缺乏知识积累的基本学术理念……许多论著不是要研究问题，增加知识，而是没有问题，卖弄常识。”（蒋寅：《热闹过后的审视》，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陈寅恪先生曾将佛学刺激、影响下新儒学之产生、传衍看作秦以后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近代以来的大事因缘，无疑是在西学的刺激、影响下发展本土学术。中国传统学术需要外来学说、理论的刺激与拓展，既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惠赐的绝佳良机。中华民族一向不善于推理思辨，更看重文学的实用价值、追求纵情直观的欣赏。中国语文亦单体独文，组词成句时颇富颠倒错综之美。而且，古代书写、版刻相对比较困难，文人往往集评论者、研究者、作者、读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彼此间具有“共同的阅读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方式、感受联想”等等。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11页）。反映在著述形态中，便是多从经验、印象出发，以诗话、序跋、评点、笔记、札记等相对零碎的形式呈现，带有笼统性和随意性，缺乏实证性和系统性。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在西学的熏沐、刺激下憬然而醒，积极汲取西方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旋律鼓动下，掀起蓬蓬勃勃的“新文化运动”，更加全面地引入西方理论、观念、方法、话语等等，按照各自的理解和方式应用在“整理国故”实践中，在西学的参照下重建起现代学术。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大体是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拓展、深化。民国学人的开辟、奠基之功，可谓大矣！

中华民族素来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郭象注《庄子·天运》语）的观点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关系。我们生逢今日之世，接续传统、回应西学，实为需要承担的一体两面之重任，缺一不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继承，就没有东西和别人交流，永远趴在地上拾人遗穗，甚或没有鉴别力，将“洋垃圾”当“珍宝”供奉；而固步自封、无视西学，又会错失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良机，治学难以“预流”。相对而言，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冲刷和众所周知的劫难之后，如何接续传统越来越成了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携手，大量译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和海外汉学研究论著，如影响颇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海外中国研究”等，皆有数百种之多。这些论著的译介，于本土人文学术研究开拓视域、更新方法等功不可没，但同时，一味模仿海外汉学风格的不良倾向也见诸学界，所谓“只要西方思想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人“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种模仿或套用，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论题选择上，有时甚或反映在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中。有学者将这称为“汉学心态”，提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高度予以批判。在此背景下，自言“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的费孝通先生，晚年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前辈的著作，敏锐思考和回应信息交流愈来愈便捷的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转型的挑战，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获得广泛共鸣的议题，呼吁当下最紧迫的是培养“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是文化的核心，“学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近年哲学界“中国哲学合法性”、文学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美术界“构建中国美术观”等讨论颇热的话题，皆可看作本土“学术自觉”的表征，共同汇聚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时代命题。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民国学人的论著无疑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西思想文化、旧学新知碰撞、交融发生的“化合”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家数者，也有采用新观念、新方法者，还有似新却旧、似旧还新、新旧间杂者……只不过长期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回顾往往彰显、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学类似的论著及面相。然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理论创新能力成为时代命题的崭新历史条件下，恰恰是那些被遮蔽的论著及面相，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治学如积薪，以对西学的理解、借用而言，我们已后来居上，倒是这些论著在古今中西的通观视域中，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汲取西方学术优长，进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尝试和努力，长期以来被以“保守”、“落后”的判词给予了冷眼、否定，今天值得换副眼光、花点工夫好好提炼、总结，因为这正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能萌蘖。诗学研究因为与创作体验、母语特性、民族心理、文化基因等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的借鉴意义显得尤其迫切、凸出。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年，喜欢欣赏、创作诗词的朋友在逐渐增多，中小学加大了诗词教学比重，国家亦强调“做好古籍整理、经典出版、义理阐释、社会普及工作”，加强对中华诗词出版物的扶持。全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诗词之于陶冶情操、净化风气、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诗词传承面临的严峻形势。毋庸讳言，当下诗词氛围已十分稀薄，能够切理餍心、鞭辟入里地解说诗词或将诗词写得地道的人非常罕见。大多数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已不再创作，现行评价、考核体系要求于他们的，不过是从外部审视、抽绎出种种文学史知识，这很难说能触及中华诗词的真血脉、真精魂。在此情势下，与其组织人马“炮制”一些隔靴搔痒、搬来搬去的“新著”，不如将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诗词仍以“活态”传承着的民国时期诞生的有价值的论著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使饱含着先辈心血的精金美玉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也使当下喜欢诗词的朋友得识门径，由此解悟。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艺术都有一定的规则、法度，中华诗词的欣赏、创作亦然。初学者尤其需要通过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入门书籍指引，掌握规则、法度。然而，又没有万能之法，“在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中，任何‘法’都会有失灵的时候；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任何‘法’都会有反例存在”（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由“法”达到对“法”的超越，进而“以无法为法”（纪昀《唐人试律说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无用法之迹，而法自行乎其中”（李锳《诗法易简录》），才是中华诗词欣赏、创作的向上之路，希望大家于此措意焉。

近年来，随着逐渐升温的“国学热”、“民国热”，诸家出版社纷纷重版民国国学研究著作，我们在此简单梳理，以反映概况。陆续推出的不少丛书，如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北斗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师国学馆”、岳麓书社的“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民国文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丛书”等等，皆有助于读者一窥民国学术的面貌。然而，这些丛书虽然也涉及了诗学论著，但往往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吴梅《词学通论》等少数几部。其实，还有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普及价值的民国诗学论著，建国后从来没有点校重版过。最近几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丛书”、“民国诗歌史著集成”、“民国诗词作法丛书”、“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等丛刊，虽然较为集中地收录了民国诗学研究某一体式或某一领域的论著，但或影印或繁体重排，都没有校勘记，且大多不零售，定价普遍较高，虽有功学界，然不便普及。

有鉴于此，我们拟选编整理一套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诗学专题文献库——“民国诗学论著丛刊”，以推动中华诗词的研究、创作和普及。我们这次整理，抱着“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以通途”的宗旨，在扎实、详尽书目调查的基础上，主要选刊民国时期成书的、学术价值或普及价值较高的、与诗词曲等广义的古典诗歌相关的论著，少数与诗歌密切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或成书于晚清的有价值的此类著作，亦适当收录。在理论、观念、方法、话语乃至撰著形态、体例等方面，则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古今中西兼收并蓄，以较为全面地呈现民国诗学研究的多元气象和立体景观。在实际操作中，大致按照撰著内容和体例，分为“史论编”、“法度编”、“选注编”等编，分辑滚动推出，每编每辑约十种左右，优先选刊建国后没有点校整理过的著作，以节约出版资源。“史论编”主要选刊诗学史论著作，如梁昆《宋诗派别论》、宛敏灏《二晏及其词》等；“法度编”主要选刊谈论、介绍诗词创作法度、门径的书籍，如顾佛影《填词百法》、顾实《诗法捷要》等；“选注编”重刊有价值的诗歌选本或注本，重要者加以校注、赏析。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分类。民国学人往往能够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他们撰写的不少史论著作亦有介绍作法的内容，不少讲解法度的书籍亦会涉及史论，我们不过根据内容偏重及著作题名权宜区分罢了。诗话、词话及新诗研究论著等，因为已有“民国诗话丛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等大型文献资料集出版或列入出版计划，故暂且不予收录。

每部拟刊的论著，我们都约请在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功底扎实、学风谨严的中青年学者担任整理，并在前面撰写一篇“导读”，介绍该著的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学术背景、诗学价值、理论贡献、社会影响等等，以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整理时，我们征询专家意见，制定了详密的工作细则，以该著内容最全、文字最精的版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如手稿本、期刊连载版等）和相关书籍，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加以新式标点，修订原版讹误，参照古籍整理规范出严格的校勘记，争取形成可以传世的、雅俗共赏的“新定本”。版式、用纸、装帧等方面，则发扬讲究细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提高阅读率为目的，切实为读者考虑。这些看似小事，实则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素养的提升。资深出版人、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就曾指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现在很多出版社和书店都喜欢出版、销售大部头、豪华版的书，这些书定价高，消耗的纸浆和能源也多，但手里拿不动，不便于阅读和随身携带，对阅读率有负面影响（李小龙：《丹铅绚烂焕文章——程毅中编审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读者朋友在节奏紧张、时间零碎的现代社会里的阅读需求，所收论著从内容到装帧都是性价比高、便于携带的“贵金属”，人们地铁上、候车时、临睡前、旅途之中、工作之余、休闲之刻……都可以顺手翻上几页，随时接受中华诗词的浸润，从而切切实实地提高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接续诗词命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营建“书香社会”略尽绵薄。

总之，精到稀见的选目、中肯解颐的导读、专业严谨的整理、美观大方的装帧、低廉亲民的价格，是我们的“民国诗学论著丛刊”为坊间类似丛书不可替代的鲜明特色及“核心竞争力”所在。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杨斌、郝庆军、陶玮等领导、编辑的大力支持，让我们酝酿多年的设想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得到近乎理想的实现。从偶遇交谈出版设想到正式签订出版合同，不到一周时间，这种一拍即合的灵犀相通亦堪称一段佳话。此外，也感谢众多专家、学者的耐心指导和辛勤耕耘。正是共同的发扬、传承中华诗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这套丛刊，由此领略中华诗词之美；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我们出谋划策或加入我们的整理团队，一起呵护好这项功德无量的出版工程，让千载不磨之诗心在我们和后辈的生命中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