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新生(含研究生)及各年级转校生举行入学考试，国文题目由国文系命题，系主任刘文典将此事委托给了陈寅恪。陈20年代就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在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辞世之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作为清华国学的柱石，同时为历史系、国文系聘为教授，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寅恪为这次考试出的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各年级统一用此题);另有对对子(对对联)题，各年级不同，新生上联为“孙行者”，其他各年级为“人比黄花瘦”、“少小离家老大回”等。这次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对对联的题型大大出乎考生的意料。事后，他们纷纷投书报社，予以指责，斥为“复古”、“怪哉”，说这样“倒不如要求学生作八股文和各式旧文体。”(1932年8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振凯文)要求清华对出题意图及评分标准作出回答;报纸围绕这一话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一时之间，舆情沸腾。

迫于舆论压力，清华国文系安排陈寅恪以出题者的身份公开接受北京世界日报访问，作出答辩。陈寅恪关于对联答复的要点为：国文试题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对对子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系。它能测验(一)词类之分辩，(二)四声之了解，(三)生字及读书多少，(四)思想如何，即思想上对正、反、合关系的理解。关于评分标准及参考答案陈寅恪也结合阅卷情况作了答复。如大一国文题“孙行者”答卷最佳为“王引之”(按：清代经学大师，著有《经传释词》，与其父王念孙并称为“高邮二王”。此答案较偏)除此外“韩退之”、“胡适之”、“祖冲之”较好，至于“陈立夫”、“周作人”、“猪八戒”等俱不通(参见卞僧惠《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陈寅恪指出，在科学的中国语文文法形成之前，无过于对对子一法，因此“于今夏入学考试时试一用之，以测验应试者之国文程度”(《与刘叔雅伦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陈寅恪表示，希望通过这场社会性的大讨论，引发人们对中国语文文法研究的兴趣。

此次访问之后，社会舆论并未平息下来，更未形成陈寅恪所期待的关于中国语文文法研究的讨论，相反，讥弹者甚众。但陈寅恪仍坚持己见，后来并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负气地说：“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转引自王振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对于清华这次试题风波，后来有着多种解读。有人理解为是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冲突，是民间、世俗的人群不了解大师推广对联、以引发人们对中国语文法研究对话兴趣的良苦用心;也有人理解为是新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青年们早已对守旧和传统一套比较反感;陈寅恪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文化观念上仍然是守旧的。有人据浦江清(1904——1957，时任陈的助教)日记认为，当时正是“九.一八”的第二年，同年1月日军入侵上海，3月伪满洲国成立;与此同时，清华园中有一股逆欧化的潮流在弥漫，有着深厚民族文化情怀的陈寅恪理解和同情这股潮流，担心敌人入侵时国民性被无形改写。这种心态是他这次出题的重要基础(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1932年所记内容，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

透过这样的信息人们可以知道，陈寅恪之所以在出题上作出这样的选择，本意是要在民族危急、国难当头的时候，激发青年的爱国热忱，鼓励他们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信念与文化精神，就正如他曾经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大抵是陈寅恪在这次试卷风波中宁可被误解也不妥协、放弃的原因。

但对文化精神的维护与守卫，是否一定要通过对对联这样的试题才能体现出来呢?从陈寅恪设身处地考虑，有关对联的题目有着文化精神的寄托是可以理解的，那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又为何远离时代气氛，以致招人诟病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有闲阶级情调?(“于漆黑一团的现实——多难的中国，对贫无立锥的无产大众有什么利益。” 1932年8月10日北平《世界日报》春焰文)从考生和社会的激烈反应，以及陈寅恪面对试卷风波的态度来看，确实表现出他性格中不善与人沟通的狷介一面。这次风波是陈寅恪教育生涯中所遭遇的一个挫折。

在清华第二年和以后几年的招生入学考试中，有关对联的这类试题再没有出现过。对于这件事，当时同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先生回忆说：“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对联不很了解，以为对对子是复古，也有人以这次考试为笑谈，所以以后也没有沿用，没有推广。”(《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