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一共兄弟妹6人，除一个妹妹（史雪芹）外，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史金鳌，三弟史金相，四弟史金龙（力群），五弟史金钊。抗战期间，父亲的这几位兄弟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最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这里笔者想在继续叙述父亲离开武汉以后的抗日生涯之前，先将父亲的这几位弟妹，也就是我的叔叔情况分叙一下。父亲在武汉期间，二叔和四叔，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史金堂，即后来当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及文革初期陈伯达办公室主任的史敬棠，都跑到武汉去找父亲，有的想去工作或学习，有的则想去参加抗日，结果也都通过父亲的引荐和介绍而走上截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抗日道路。
1938年初，祖父在老家泰州突发脑溢血中风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父亲那时正在汉口与胡绳合作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发行《救中国》周刊，且事发突然，路途上多有战事，长江客货轮都已经停航了，没有时间，而且就是想回也不可能赶得上回泰州奔丧了。好在年前伤愈找不到部队的二叔史金鳌在年前返回了家乡。二叔将祖父后事料理完也就到汉口来找父亲了。那时大约是1938年3、4月间。
在那之前一年多，即1936年底，四叔史金龙就已经到汉口来找其兄长谋生活了。那一年四叔刚满18岁，原在泰州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也会一些钳工活，时常修理破旧的印刷机器。四叔来汉后，父亲从切身体会中觉得弟弟读书少（四叔在泰州也读过中学，只是因为后来家贫，读了两年多就辍学了——作者注），就找了自己的朋友（很可能是成庆生或蓝乃真，不过父亲没有明说是哪一位朋友——作者注）将其送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一个中学——汉光中学去读书。与四叔几乎同时在那里读书的还有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那时邹承鲁年仅13岁，是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学到汉口汉光中学读初中的。抗战后期，汉光中学升格变更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不知为何1949年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强制解散了——作者注）。四叔在汉光中学在大约读了一年书，也即两个学期就毕业了。1937年秋，可能就是二叔金鳌到汉口来之前约4、5个月时间吧，在父亲的认可和何伟的帮助下，刚刚毕业的四叔金龙就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到延安学习去了。
四叔史金龙在汉光中学读书期间受父亲影响，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加上当时武汉浓厚的抗日氛围，四叔萌生了强烈的去延安学习并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念头。那时，何伟已回到了武汉。一天，何伟来找父亲，被父亲留下来吃饭，恰好四叔也来了，见到了何伟他就当场提出自己想去延安学习，态度很是坚决。何伟被打动了。
四叔年轻时身材修长挺拔，长得很英俊，也很聪明，思想积极向上，周末和假期常往父亲处跑，经常帮父亲做些印刷和张贴壁报的工作。何伟很喜欢他，也很器重他，经常交办他干一些联络交通和分发传单资料之类的工作，而四叔也每次都完成得很好。那天，听到年轻的四叔当面要求去延安，何伟就问父亲，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弟弟去延安？父亲说，当然舍得。我自己也想去呀。何伟见状便答应安排。那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地区公开招生。后者也将输送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并想参加八路军抗日的青年到延安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没几天，何伟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安排四叔到延安去了。
四叔去延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路护送高士其先生去延安。高士其是留美医学博士，有名的科普作家，因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经常发病，而一经发病就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那时，高先生刚从上海经南京来到汉口，坚持要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安排四叔等人与高士其先生一起走。路上，四叔根据办事处嘱托，对比他大十来岁且身有残疾的高先生的衣食起居尽心尽力，照顾有加。那次是八路军办事处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联系到一辆军用吉普车，由四叔等人陪同高士其一路北上，经郑州到西安，然后再在西安换卡车到延安去的。结果整个旅途也算一帆风顺。高士其先生是当年第一位到延安的留美博士，所以很受中共方面重视。在延安期间，高士其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1939年初加入中共，1988年去世，近些年被称之为中国的霍金。
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上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后又接着上了第四期。四叔其时自己更名为力群，1938年在抗大学习时四叔加入中共，毕业后被分配至当时刚组建的中央军事工业局当秘书，之后到下属兵工厂做技术管理工作。延安整风时曾遭受“抢救式”甄别和审查。中共建政后，四叔一直从事军事工业管理工作，文革前是四机部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冲击，后平反，离休，2011年去世，享年95岁，去世时被有关方面誉为中国兵器工业先驱者之一。
在四叔去延安后，父亲又通过何伟介绍了他的一位堂弟，也是我的堂叔——史金堂到延安去了。史金堂是祖父兄弟的儿子，也是老五房后裔，父亲的堂弟。他在泰州也是中学肄业，但跟父亲一样之前也读过私塾，记忆力特好，为人谨慎细致，文字能力也不错，很有一股少年才气。年幼时，由于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堂叔经常到家里来找四叔玩，与大他七八岁的父亲也比较熟识。1937年夏秋之际，得知四叔到武汉去了，二十岁的史金堂也来到武汉找父亲希望参加抗日工作。何伟见其聪明能干、严谨细致，便安排他做一些宣传、交通以及保卫等外围工作。后来，堂叔得知父亲介绍四叔去了延安，也十分想去，就请父亲向何伟推荐。何伟得知后也是二话不说，即刻照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何伟在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堂叔史金堂开具介绍信时，将其姓名史金堂误写成史敬棠。堂叔看到介绍信上史敬棠字样，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也就将错就错，此后也就以史敬棠为其姓名了。
父亲对堂叔史敬棠到延安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也没有跟我们多说。我只知道堂叔在延安加入中共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因勤奋好学，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史子集等典籍颇有见地，1941年被调到位于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这个机构内分为三个研究组：政治问题研究组、经济问题研究组和国际问题研究组。陈伯达为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为经济问题组组长，国际问题组组长是张仲实。中共“七大”后该研究室由张闻天负责，后撤销。但中共建政后即予以恢复，五十年代还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与中宣部及红旗杂志社平级，还是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任副主任——作者注）。
延安整风后期，因其严谨聪慧和博闻强记，史敬棠又被选派到中共领袖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以代替生病的江青。四十年代末史敬棠参加渤海区中央土改工作团，与于光远、曾彦修并称土改工作团青年“三杰”。近年报载的毛岸英给史敬棠一封信中所说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淮海战役后，史敬棠曾南下短期任徐州市委宣传部长（其助手副部长则是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先生——作者注），五十年代初即又被调回北京，到刚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因受陈伯达、林彪事件影响，坐了几年牢，后平反，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后离休，2010年去世。
堂叔史敬棠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就一直在中共领导权力核心处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其经历极为独特，耳闻目濡的政治事件很多，也极有才华。但遗憾的是，他没写回忆录，自己署名的著述也不多，多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或陈伯达等中共领袖撰文提供文献检索及资料性服务。不过，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署名编撰出版的数千页版面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下册），数千页，确是一部记录中国那段毁誉参半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历史的很有价值的大型文献性图书（不知道堂叔文革后被平反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愿？但由此可见堂叔直到晚年其内心里居然还有一个试图解决积弊已深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情结。真值得钦敬——作者注）。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部鸿篇巨作也是堂叔帮助编撰的，但最后却没有署名。
史敬棠妻子张凛，我的堂婶，也曾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为数不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中共党内有名的才女，后为红旗杂志社某部主任编辑并曾在文革初期短时担任红旗杂志主要负责人。1962年大饥荒后，毛曾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湘潭地区进行农村调查。张凛当时是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调查组副组长。调查后她们形成了一个报告，提出可以参照安徽部分地区的做法，以包产到户方式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农民的困难。此报告经刘少奇阅批赞成后送毛泽东阅处，但最终却被毛否决。毛与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裂隙也就在此之后产生的。当时，包产到户虽说在有些地方，如安徽，都已经不宣而做了，因为这确实是当时能让中国很多地区大饥荒中的农民活命的最佳途径。但将包产到户这一实践最初形成具体的文字建议并直接呈递最高领导人，在当时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做法，特别是该调查的发起者以及该报告的建议对象都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这种行为弄不好显然是要掉脑袋的。虽说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让堂婶承担责任，躲过了一劫，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堂婶政治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亮点。
文革初期，即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堂婶张凛还曾任 《红旗》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随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政治上的倒台，堂叔史敬棠作为其办公室主任也被抓，堂婶当然也在劫难逃，屡经批斗。文革后，堂婶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却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后因病去世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堂叔和堂婶他俩都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之人，尤其是堂叔史敬棠，他能够在数十年时间里，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代，几乎一直工作生活在距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其群体最近的政治研究机构之中，虽然始终仅仅从事各种秘书性工作，未能得到迅速升迁或外放，但其学识和才智显然是极高的，而且他那谨慎细微的处人之道亦非常人可比。不过即便如此，敬终慎始的堂叔最后居然也未能躲过中共高层之间的权斗，成为了政治倾轧的牺牲品。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整个中国参与过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政治研究枢密性很强的机构中工作的人本来就不多，先后最多不过二三十个人吧，但其中与父亲有过密切交集的却不止堂叔和堂婶这两个人。抗战初期与父亲在汉口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的老搭档——胡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在重建起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那时政治研究室主任是陈伯达，胡绳是副主任，还有一个副主任是田家英，胡绳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总编仍然是陈伯达——作者注）。尽管如此，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经历也历尽了坎坷与屈辱。
父亲二弟史金鳌来汉时，四弟史金龙（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史敬棠）刚先后去了延安。父亲那时心里产生的那种孤寂感可能是很浓厚的——也许，父亲想到延安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念头正是此时产生的吧？为此，二叔的到来着实让父亲喜出望外。其实，二叔早在五年前父亲第二次离开泰州赴武汉之前就单独离家出走到北方去当兵抗日了。这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人近六年都没有见过面了。所以，当父亲看到自己二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的那种惊喜交加是可以想见的。父亲说，那天见面，他们兄弟抱成一团。孔武有力的二叔将他大哥抱起来转了一圈，一是表达一种亲兄弟久别重逢后的激动，还有可能就是想以此告诉大哥，他自己的身体早已痊愈无碍了。
在得知二弟也想参加八路军抗战的想法后，父亲很高兴，便立即向何伟引荐了他。父亲知道二弟参加过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干的是炮兵，还参加过罗文峪战役浴血抗日，而且负伤前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团级校官（父亲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二弟的具体军衔——作者注）。他了解自己的这个二弟，性格刚烈豪迈，同时也能坚忍无畏，所以他对曾经身为国民党军队校官的二弟决心改换门庭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的想法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对其为何要这么做的深层次原因却并不了解。不过，父亲当时也没有多问，很快就将二叔介绍给何伟认识了。何伟对二叔史金鳌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一事非常重视。与开张介绍信就让四叔和堂叔自己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的做法不同，那次何伟是亲自领着二叔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的。
过了两三天二叔才回来。他对父亲说，他们同意接受我参加共产革命了，我要搬到他们那里去住，谈工作方便。于是，二叔很快便从父亲住的公益会楼上的宿舍里搬走了。但是二叔具体搬到哪里了？父亲没去过，也没问过。总之，二叔到汉口来以后，父亲对这个弟弟的了解似乎并不多。在父亲的回忆中，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弄清楚自己这个二弟的真实政治身份和最后的下落。父亲说，后来几天他们兄弟俩在汉口还见过一次面，但二叔在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哪些人？如何谈的？以及他这个弟弟最后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父亲说他并不知道。父亲说，二叔只对他说过，他是被中共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工作的，而且还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去，要兄长放心。
父亲也曾对我们说过，二叔是被中共派遣返回国民党军队内部做地下工作去了。我们还问过：二叔去的是哪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干什么职务？还是干炮兵吗？在那以前二叔就是中共党员吗？对这些问题父亲说他一概不知道。而且，自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二弟。再以后父亲得知二叔下落的消息就是他死了。父亲曾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他是从姑妈处得知二叔抗战胜利前夕可能死了，但怎么死的姑妈却说不清楚。姑妈还说，那些年二叔还曾在苏州作了大官，有太太，还有孩子。据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于兄弟情谊，父亲还曾有过去寻找二弟媳及其孩子的想法，但后来因没有任何头绪，力所不逮，最后只好作罢。不仅如此，二叔是怎么死的？以及何时死的？父亲更是一个问题也说不清楚。
我曾问父亲，何伟叔叔是怎么说二叔的？他说，何伟好像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将二叔领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有关部门介绍了二叔情况后就走了，他也不了解组织上具体是如何分配其工作的，但二叔干得肯定是很重要的工作（经查，1937年底至1938年，一直负责中共特科工作的李克农到达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分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何伟那次领着二叔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许就是见的李克农先生？——作者注）何伟对二叔的具体去向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总应该知道二叔当时是不是中共党员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是这么想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没问，何伟也没说。结果历史告诉我：二叔始终是个谜。
记得1989年3月下旬父亲去世时，五叔曾来合肥参与治丧并帮助料理后事。那次，我曾问过五叔关于二叔史金鳌的情况。五叔说，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家乡有人看到二叔好像在苏州当了“大官”， 可能还是少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位，而且得到的这个消息的最后却是：二叔死了。但二叔究竟是怎么死的以及有无遗孀和孩子等问题他也是一头雾水。这个说法与姑妈说给父亲听的相似。五叔还说，抗战那些年二叔从无与泰州家里联系过，就是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二叔不仅没有回去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寄回去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得而知。倘五叔此言属实，这就表明抗战时期二叔确实在苏州干过，而且还当过“大官”。然而，在那个时期，苏州甚至整个苏南地区都是在汪伪国民政府的控制下。这么说，二叔当年还当过“汉奸”？
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经查，苏州在抗战时期是汪伪政权的重点管辖区域之一。汪伪国民政府在江浙地区设有两个绥靖公署，一是苏州绥靖主任公署，管治苏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主任是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且手中下有7个师兵力的任道援。另一个则是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则由汪精卫亲自兼任。
任道援此人是江苏宜兴人，发迹于1937年底南京失守之后。据史载，任道援当时收编了数以万计的散失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投靠到大汉奸梁鸿志于1938年春组织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门下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1941年后又转为前一年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手握兵权的要员之一。这个任道援还时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和伪江苏省保安司令。抗战后期他似乎还曾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海军部长。1945年后，任道援居然又率军投诚重庆国民政府，获委先遣军总司令，负责南京和苏州一带治安。待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后，任道援主动交出所有兵权并自请当了上海寓公以避祸。1949年在其儿子遭通缉时此公用数百根大黄鱼（金砖）成功贿赂有关关防全家潜逃至香港，无几又迁徙至加拿大终老，1980年去世，享年90岁。
如果1938年春二叔在汉口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入到任道援的队伍里，那么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比如，二叔打入国民党部队时改换名字了吗？如更名，那么更名后的二叔又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当了“大官”，还是“少将”（？），那二叔担任的是何具体职务？他又是如何死的？二叔如在苏州，为何不与近在咫尺的泰州老家联系？更让人疑惑的是，二叔既然是受中共派遣而打入敌人内部的，为何死后却迄今未见被哪一级组织上追认为烈士？是中共组织上忽略了还是二叔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甚或叛变了？（根据已知二叔的性格，这后一可能性显然不大——作者注）这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不被外人所知的事情？另外，如果二叔死于抗战后期，他那时也应有三十三、四岁了，如果有孩子，那么他的孩子应该也至少有5、6岁了。可是，二婶和孩子现在那里？可惜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情况均已不可考。而现在，因与之有关的当事人均已故去，史金鳌，我们的二叔，他自汉口与父亲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后的经历，无论悲壮或卑鄙与否，也就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不过在写此文时，我突发一想：也许当年说二叔在苏州当了大官并死去了的事儿会不会就是一个道听途说？但二叔与父亲在武汉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之后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不得而知。为此，我也只能相信那个传言了。
除了二弟和四弟，父亲还有三弟和五弟。对于三叔，父亲生前几乎没有跟我们说过他的任何事情。遍查父亲遗物和亲笔写的资料，提到三叔的仅是在一张父亲亲笔写的有关自己简介的纸上写到的“我有兄弟妹六人，……三弟金相（已死）”这么六个字。
关于三叔，父亲没跟我们说过，但四叔和五叔生前也曾跟我们三言两语谈论过三叔史金相。透过这些零碎的讲述，我们只知道三叔年轻时长得十分帅气，肤白体健，也很聪明，只是性格优柔，说话低声细语，与其桀骜不驯、孔武有力的二哥金鳌形成鲜明对比。三叔小时候也读过几年私塾，古文底子和文笔都很好，年少时就很想有番作为。于是，中学毕业后三叔就过江南下到苏州一家报馆当校对去了。那年大约是1932年底，三叔18岁，父亲那时则刚从武昌分监辞职回到泰州。后来三叔又去了上海，也是在各家报馆干，后来还曾在上海当时某个很有名的报纸的副刊（不知是不是《申报》？——作者注）做过编辑和记者，还曾以笔名发表过一些报道和文章，据说在当地业内小有名气，但很少回家，与家里联系也很少。
大约是1940年初秋，在外面闯荡了七八年的三叔突然从外地回到了泰州家里，而且再也没有出走。可是，过了不久家里人就感觉到他可能有病了，而且精神状态也有点不正常了：有时不分场合，甚至在大街上就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些话题宽泛但语无伦次、谁也听不懂的话语，或者他开始不想见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两天，或一声不响，或自言自语，不吃不喝也不洗澡（据大姐说，三叔回家后那些年一直单独住在史家大院最北边的一个小院子的三间房里，与祖母等其他家人不在一起住——作者注）。但他的这种发病状况为时不长，没几天就会好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又会再次发作，时好时坏。听在老家度过童年见过三叔的大姐说，她印象中的三叔长相儒雅，文质彬彬，就是有这个疯病，发病时疯癫谵语，邋遢肮脏，病好时又衣着整洁，随和文雅，言行举止仍像一个正常的饱读诗书之人。
我们曾问过五叔，三叔是什么原因导致神经失常的，但先后几次得到的答复不同。五叔曾跟我们说三叔可能是因为生病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后来再问又说他也不大清楚，三叔病好时也不愿意说，可能是他在上海报纸任职期间时因写什么文章得罪了什么人而受到帮会或日伪政权官方的恐吓？或因婚姻爱情之类的事情受挫精神受到刺激造成的？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从小聪明异常的三叔的精神失常给祖母的打击非常大。还有一个对祖母的沉重打击就是长媳（即父亲前妻孙岫云——作者注）在三叔回家前不久居然丢下两个女儿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了。这两件事先后发生，祖母的身体与精神很快就垮掉了。
再加上过去那几年里，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如父亲、二叔、四叔等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故土，都是先到武汉然后去延安或不知去向，但都是离家出走去参加抗日救国和共产革命了。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展开的胶着状态，国共之间也龃龉丛生，各地战事频仍、死人无算。自己外出的三个儿子又多年没有回音，也不知生死如何？穷困不堪的生活现实也让祖母愈发地思念自己的儿子们，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了。结果在1942年春，也就是三叔从上海因病回到泰州老家一年多后，两位姐姐的妈妈离家出走近两年后，整天唠叨着“都走了，都给缄儿带走了。缄儿怎么也不回来看我”（父亲原名史金缄——作者注）的祖母史陈氏怀着对儿子们的怀念和忧伤以及对两个小孙女（即我的两个被其父母丢在家中几同孤儿的姐姐——作者注）的怜惜和不忍因病去世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祖母去世后，发病时生活不能自理的三叔先是由年轻的五叔和姑妈帮助照料生活。1949年五叔离开泰州到海安工作，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由其前妻的三伯父，一位名叫佩瑶的长辈，代为收租，以供三叔生活费开支。就这样一直到1952年，三叔在疯魔了10多年后死了，年仅38岁。但是我记得五叔曾肯定地说过，三叔金相不是死于疯症而是吃刀鱼不慎被卡死的（那年头刺多的刀鱼很便宜——作者注）。也不知真假？不过，可怜的三叔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留下孩子倒是真的。
在父亲兄弟五人中，五叔史金钊年岁最小，1919年生人，比父亲小10岁，2009年在泰州老家去世，享年90岁。五叔一生谨小慎微，承袭祖父账房先生职业，当了一辈子会计。退休前先后在泰州一家蔬菜合作社和一家菜场当会计。五叔年轻时在乡下油坊学生意（学做账），抗战时期给汪伪政权办的一家企业当会计。1949年，经父亲同事介绍五叔到泰州专区干校学习了一年，后被分配到泰州附近的海安县粮食局工作，也是当会计。几年后，因那段汪伪时期的历史被精简遣送回乡，以后就一直待在泰州，先后在泰州一家蔬菜合作社和菜场当会计。五叔结过两次婚，无后，收养一女，比笔者大月份，我称之为敏姐。敏姐让其大儿子姓史，以承继五叔香火。2009年春五叔去世时我曾开车赶回泰州老家为其送终，见到了敏姐一家。敏姐夫妻恩爱和睦，子女懂事孝顺，让人欣慰。
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叔曾为在泰州的祖屋打过官司也向当地政府申诉过。但结果却让人无可奈何。现将此案例简述此处，也好让后人多了解一些这几十年来所颁行的一些能体现城镇住宅及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变迁的制度和政策。
据五叔生前所述，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泰州史家大院先后有十多间祖屋被祖父和祖母租给他人居住，在家的家人则靠此租金生活。但这些租约不知为何都只约定了租金数额而未约定明确的租期。祖父和祖母于抗战期间先后去世时，家中均无钱安葬，五叔和姑妈便向此时某位租房最多且已富裕起来的承租人先后两次借款若干，算作租金预支。而此时这位承租人早就当起二房东，将所租房屋转租多间予他人以赚取价差牟利了。
1957年五叔为此打官司向这位承租人拟索回其非自住的厢房四间和堂屋三间的祖产，法院最后裁判五叔（原告）分三年归还承租人预支款的仍欠部分（看来当年预支的房租金额不小，后因家贫始终未能还清——作者注），被告（承租人）在收讫欠款后返还所租房屋。这个判决本很公道，但无想第二年大跃进时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史家老宅房屋，包括官司申诉中的承租人非自住房屋以及其自住的两间半房屋在内，史家大院几乎所有祖宅，包括自住及祖父母租出去的房屋均被改造了（当时所谓私房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房产没收，即将私房性质改为公房，由公家代为收租并支付给私房主一定的定息。该定息一般为原租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实际上更低——作者注）。
根据当年这一私房改造政策，父亲一家祖传的十几间房屋外带两个独门小院子的偌大物业就由政府一纸文书改为公房了，此时房主五叔就只能从政府处而不是承租人处拿定息了。这样一来，那场诉讼及其判决也就不作数了。就这样，政府公房的定息也只给了七八年。到文革期间，五叔不仅连定息也拿不到，所有祖宅房子也成了国家的财产。据五叔说，政府那些年给的所谓定息，十几间房屋外带两个小院落的大宅，五叔每月拿到手的定息只有区区5块钱，后来居然又减为3块钱（不知道五叔说的这点儿定息可能是仅指家里租出去的部分抑或仅是指官司诉讼中所指的房屋？——作者注）。再后来到了文革，政府代收房租并转付的定息被当作剥削全部取消了，五叔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这就是说，政府将私房改为公房，说是代收房租，几年后却拒付房租于原房主而将房租连同房产一并划归自己的收入了。
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和文革，这十多间房产以及带有两个院子的祖宅连同十来亩宅基地也就与我们史家没有任何关系了。后来这片老祖宅院落被当地政府交给卫生部门办起了一家公立医院。最后，五叔一家无奈搬到原建于老宅大院墙外所附的一个菜园子中的一爿仅有两间房的厨房去居住了。五叔去世前几年，又逢拆迁，这间位于泰州老城西门处的由老宅厨房改装的面积约50平方米、周围还有至少一亩地菜园子的住房，最终又被置换成了位于泰州市西北郊新建的一个动迁安置小区里一栋简易楼房底层的一套约70-80平方米且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子了。
1985年改革开放最宽松时期，国家似乎感觉到二十多年前城市居民住房社会主义改造中存有的错误做法和失误，曾颁发了文件对1958年的所谓私房改造中的蛮干和错误试图予以纠正，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实际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坚决。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五叔心中燃起了索回部分祖产的希望，也曾努力向当地政府申诉过。刚开始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如果是台湾人或是海外华侨就好办了。五叔不为所动，坚持申索，于是当地政府就出了一个难题，要求五叔的那两个仍健在的但离开家乡已快五十年的哥哥（即我父亲和四叔——作者注）与五叔一同提出申诉才受理，否则申诉无效（我纳闷，要回房屋产权就需要产权所有人共同声索，那当年将史家祖宅改造成公房时咋不征求五叔的两个哥哥，即父亲和四叔的意见呢？——作者注）。五叔无奈只好向当时在合肥的大哥和在上海的四哥分别提出了兄弟联名申诉的要求，结果却在他大哥面前碰了壁。
那一年，同样身为中共老资格党员且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父亲和四叔均不约而同地对祖宅维权一事表示了沉默：他们回绝了与五叔联名向当地政府提出索回祖产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几经努力的五叔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索回祖宅的奢望。我不知三十年前父亲和四叔他们兄弟俩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革让他们心有余悸？或许是另有他因？但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也一并消灭了很多老共产党人心中的私有财产权概念和维权意识。（那年，在上海的四叔力群曾专门写信给在合肥的父亲问及他大哥对此事的态度并表示他将以兄长的意见为准——作者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叔养女敏姐结婚了，有了孩子，前妻去世已多年的五叔此时也要再婚了，再在那两间厨房改装的房子住下去显然也不合适了。五叔便搬了出去，住进了五婶原住的公房。三十多年前我去过五叔的住处。此房位于一条老巷子口处，门朝北无窗，面积最多八、九平方米，除放有一张大床和在角落上放置的一个木柜和一张书桌外，只能容两人站在过道那里了。由于没有窗户，白天只靠铺着小瓦房顶上的一片玻璃瓦采光。那间房内阴暗潮湿，人待在里面一会儿就感到凉阴阴、冷飕飕的。可以想见，此屋冬天将是如何的寒气逼人？不幸的是，五叔也遗传了史家老五房后裔呼吸系统不好的体质，住在这样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对他的病只能是雪上加霜。他果然很快就得了哮喘病，然后是肺气肿，再就是肺心病，最后也是死于这个让他痛苦了后半辈子的病症上。五叔的整个晚年，包括那么多个寒冷的冬天，都是在这么一个恶劣的居住环境中度过的。
1984年春，我借去扬州参与主持一个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学术会议之机顺便到泰州老家去了一趟，也看了一下史家老五房的祖宅——史家大院。当时，那一大片祖宅中原属于祖父母的那近乎四分之一的地方正经营着一家医院，白墙、绿门、红十字标志，病人和医护人员不少，院子里和回廊上人来人往，各诊室进进出出的，但很是静谧肃穆。敏姐一家则住在离原祖宅大院墙外十多米远的那两间厨房改装的住房里，虽说狭小，倒也还朝阳干燥。而患有气喘病的五叔五婶却只能挤住在数百米外的一条巷子口边的一小间阴冷潮湿的房屋里。
那是我第一次回泰州老家，目睹那一切后产生了如下想法：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宪法第十二条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遗憾的是，这些庄严的宪法原则在其颁布之后推行的城市居民私有房产社会主义改造上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和贯彻，而且在21年后的1975年重新制订颁行的文革宪法上却被彻底地否定掉了。这意味着，文革期间及其以前，政府否定了1954年宪法，而国家则不再保护国人的私有财产权了。
我必须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纠正了很多历史上的政策错误，但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私房改造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